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任务。由此产生一个新的热门话题, 产生一系列的追问, 如: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人类社会一般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体系是什么关系?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应处于何种地位? 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它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又怎样? 等等。本文初步认为, 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作多重解析, 可分以下四个层次: 即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一种历史类型;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在我国社会转型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社会价值体系并存中应处于核心地位; 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应处于核心地位; 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是以社会为本位及以人为本位。
一、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一种历史类型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不同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前者是相对于“ 非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而言的,后者则是更加强调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自身更加突显的价值部分。从字面上看,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是由两个部分构成: 即“社会主义”与“价值体系”或“核心价值体系”。其中“社会主义” 是价值体系或核心价值体系的共同的限制词、 修饰语, 我们只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之后, 才能进一步解析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联性及其区别。因此, 进一步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是什么, 比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或核心价值体系问题更有价值。那么, 什么是社会主义呢? 这是我数十年来一直思考与追问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形成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社会就是由社会的生产系统、经济系统、 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构成的总体社会系统,发挥着总体社会功能。由此, 社会价值就由社会的经济价值、 政治价值、 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这四个子系统构成总体性社会价值体系或总体性社会价值系统。
社会因人而产生, 人因社会而存在。作为社会的人无时无处不生活在“ 主义丛林” 之中。“主义”本指对于自然、 社会以及学术等问题所持有的一种系统理论或主张。这种“主义”和“ 社会”的有机结合, 构成“社会主义”, 本指人们对社会所持有的较系统的思想、 理论和主张, 就是泛指坚守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导向、 信仰和理念、 理想, 等等。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 社会主义及其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概念, 是同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 并且同人类社会共始终的。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 就有相应的社会主义思想、 理论和主张, 如“原始社会的社会主义” , “ 奴隶社会的社会主义” ， “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 ，“ 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 。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直接对应面或对立面的概念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个人主义”( 应当明确指出的是, 一般社会主义也不同个人主义相对立, 也有社会主义的个人主义, 没有一定度的个人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 只是个人主义失度到了极端化、 绝对化了的程度和时候就成为社会主义的对应面、 对立面的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主义及其问题, 要比资本主义古老而久远得多, 与社会主义相比, 资本主义不能不显示出它的历史暂时性。人类社会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 如同人类社会并不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然而, 由于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 只有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阶段, 人们对社会所持有的思想、 理论和主张才能比较系统, 而且这种对社会比较系统的思想、 理论和主张, 自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创立以后, 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分, 科学与不科学之别。
马克思主义认为,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主义要以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前提, 从整体或总体上说, 人类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 2]由此可见, 社会主义是一种多义性概念, 它既指一种思想理论又指一种社会实践, 还指一种社会制度和一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首先和主要的是一种思想理论。社会主义就是关于社会的理论学说。社会主义以社会为本位, 把整个社会价值的实现或者说把全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 以区别以资本为本位的资本主义。正是从这个意义, 恩格斯曾经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研究社会的学说, “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今天, 我们建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社会主义”首先和主要的是指作为思想理论的社会主义。作为思想理论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是由社会主义经济价值, 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和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构成的。它是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一种历史类型, 它应当产生于并历史性地高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 它既来源于社会主义的实践, 又积极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一种“人类社会主义” 、 “ 全球社会主义” 、 “ 世界社会主义”学说, 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二、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在多种社会价值体系并存中应处于核心地位
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这个哲学命题学界早有基本定论, 这两个“决定”情形在不同的时空论域中客观存在着。从唯物主义认识论视角看问题, 第一个“决定”具有先在性, 即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而不是相反。同样道理, 在“社会”与“主义” 的关系问题上, 是“社会” 决对“主义” ,而不是要反。人们选择什么样的“主义”, 确认何种“价值体系”不是由其主观意志决定的, 归根结蒂是由现实的“社会”状况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价值体系乃至核心价值体系归根结蒂是由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决定的。那么,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 或中国特色社会现实是什么或怎样呢? 对此, 我认为有以下三个相关问题要进行再认识。
其一, 旧中国的新定义问题。为了便于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更加科学地认识历史的中国, 更加科学的认识现实中国与历史中国的联系,我们有必要从新的历史角度对旧中国的定义作重新界定。人们已经熟知把旧中国定义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可简称为“两个半” 。这个定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 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学说的发展, 它正确地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并取得胜利。但是, 从今天的立场来考量, 我把旧中国新定义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可简称为“三个半”。其中, “半资本主义” 包括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主义(“外资”) 、 官僚资本主义( “官资”) 和民族资本主义( “民资”) 这“三资”。这个定义既表明旧中国的国家外部特征和国际地位, 又表明旧中国完整的社会经济形态, 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深远的。它终于使人们体认到: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是扎在旧中国“三资”这块贫瘠土壤之中的。
其二, 不该忘却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着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革命的性质: 反帝反封建。反帝, 谓之民族革命, 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主权; 反封建, 谓之民主革命, 争取人民民主。反帝不能同时简单地等同于反对和拒绝外国资本主义; 反封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不反中国的资本主义, 特别是官僚资本主义。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事业, 这场革命的近期目的是在独立主权和人民民主的基础和前提上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远期目的是通过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概括,体现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我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界定为“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 犹如一对“龙凤连体胎儿”。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和根本性质不同的区别, 它们有着地位、 作用和发展前途的不同, 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它们必须相互共存, 共同发展, 构筑命运共同体。旧中国的历史选择了它们, 它们也选择着历史, 并创造着新中国的历史。
其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新民主主义社会历史性接轨问题。历史上产生的必将在历史上消失, 人为地消失的东西, 也必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质态再生。历史已经并且还将继续证明, 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是极具中国特色的。19 56 年, 它的结束带有很大的历史或然性。既然生产资料已经成为“公有”财产( 这一历史变革过程仍有再认识的很大空间) , 那末“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而且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上达到基本共识。然而, 凭心而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 它在政治、 经济、 文化及社会等方面还带有较浓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痕迹, 我们还要在许多方面去努力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应该完成而实际尚未完成的历史遗留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先应当同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历史性的接轨。历史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 仿佛使人们感到转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原来的历史起点上去了, 甚至会有“低于原来的历史起点”之感, 仿佛历史在同我们开玩笑: 我们追求和向住的东西实现不了, 而实现的东西又并非是原来我们所追求和向住的东西, 这似乎是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切都应以时间、 地点、 条件为转移。但是, 这种历史的相似现象决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而是螺旋式的上升,是事物自身的否定之否定, 是事物的不可逆性、不可超越性, 以及定向性和合规律性的变化。“我们不能两次走下同一条河流。”历史的辩证法要求我们只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做我们今天应该做而且也能够做好的事情, 去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鉴于此, 我认为: 当今中国的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大熔炉, 活的历史博物馆, 人类社会的多种社会形态及其要素, 以不同的变量共生、 共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它们不可能属于任何一种纯粹或独立的社会形态,它实质是一种过渡性( 型) 社会形态, 具有三种社会质态, 即过去的遗迹, 现实的基础和未来的萌芽[6], 亦即所谓转型社会。正如美国著名行政学家W·里格斯所分析, 过渡型社会具有异质性、 重叠性及形式主义的基本特点。正因为如此,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价值体系并不具有唯一性, 而是呈现多种社会价值体系并存局面。主要有三种价值体系或价值观, 即传统价值或封建社会价值体系, 西方价值观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体系和与革命传统相联系的革命价值观,新民主主义社会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或一定成份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 它们依一定的条件共生, 并存, 互补, 也可能依一定条件的变化而产生各种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着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我们应当努力确保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社会价值体系并存中保持基础和核心地位, 始终引领社会价值体系朝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定向性方向发展。
三、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如上所述, 总体性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分别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价值体系、政治价值体系、 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体系构成的。它们分别对应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经济和谐、 物质文明, 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政治和谐、 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文化和谐、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 社会和谐、 社会文明这四大领域。其一,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正在形成多元经济主体或市场主体, 由多种所有制集成综合经济基础。经济和谐在生产关系上主要表现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和谐, 它们决定并制约、 影响着其他领域的社会和谐。其二,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正在形成多元政治主体, 传统的个人、 阶级、 阶层、 群众、 政党、 社会团体等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由此妥善处理和解决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冲突和对抗, 从根本上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实现多元政治主体之间的和谐, 就成政治和谐的首要任务, 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其三, 随着我国思想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正形成多元文化和多元意识形态, 主要有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 它们之间共生共存, 实际形成“思想、 文化市场的搏杀”和交锋。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 构建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和谐关系, 就成为实现文化和谐的首要和根本的任务, 进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和价值引领。其四, 随着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的经济、 政治、 文化运行存在着越来越社会化的趋向。与此同时, 社会领域内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落差日益凸现, 民生问题日趋严重, 危及着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 从“大社会和谐”着眼, 从“小社会和谐”着手, 加强社会建设, 实现社会强、 弱群体之间的和谐, 既是经济和谐、 政治和谐、 文化和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关涉到我们党和国家、 社会性质的旨归。这样, 我把上述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 四位一体的和谐称之为“四个文明”建设及其和谐。其中, 每一种建设、 和谐、 文明既是相对独立的个体, 又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整体和总体。经济建设、 经济和谐、 物质文明是政治建设、 政治和谐、 政治文明和文化建设、文化和谐、 精神文明的基础; 政治建设、 政治和谐、 政治文明是经济建设、 经济和谐、 物质文明和文化建设、 文化和谐、 精神文明的保证; 文化建设、 文化和谐、 精神文明又是经济建设、 经济和谐、 物质文明和政治建设、 政台和谐、 政治文明的内在动力和价值引领；它们要以社会建设、 社会和谐、 社会文明作“底子”, 即社会建设、 社会和谐、 社会文明既是它们的基础, 又是它们的生态,既是它们的出发点, 又是它们的归宿。
由此可见, 在总体性社会价值体系中, 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起着不可忽视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辩证法的角度考量, 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建设得好坏直接制约和影响着其他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建设, 应当把它置于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根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和谐文化建设论域, 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另一种表达法和发展形式。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几个方面, 这些基本内容的终极价值指向, 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导思想, 共同理想, 民族精神, 时代精神, 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相互作用,相互贯通, 并通过一定的社会机制, 形成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有序运转。正因为如此, 和谐文化或文化价值体系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 使之融入到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建设的全过程, 融入经济、 政治、 文化、 建设的各个领域, 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谐的精神纽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四、 以人为本在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以和谐文化或文化价值体系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不仅作用于经济、 政治、 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而且也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施加着深刻的影响。我以为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归结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才算是彻底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这主要是因为, 一方面, 如上所说, 社会因人而产生, 人因社会而存在。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思想理论和主张, 归根结蒂是以人为本位的思想、 理论和主张。另一方面,价值也总是社会的价值, 总是人的价值。价值是一种人文现象、 文化现象。价值只有在具体文化系统( 体系) 中才显现为价值。价值是从“人” 观察社会、 审视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既没有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价值, 也没有离开人而存在的价值。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体系表明, 价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的生存与发展, 价值的主体、 客体以及实现价值的手段与目的, 都与人有关, 因此正确认识人、 人性、 人的本质、 人的存在形式与价值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前提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人-价值是“三位一体”的。
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源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潮, 其直接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人的本质及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以人为本的对立面不是“官本” , 也不是“民本”, 而是“神本”、“物本”、 “钱本”、 “资本”。相对于“神本”、 “物本”、“钱本”、“资本”而言, 无论是“官本”还是“民本”都是“人本”。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以人为本就是既要尊重人的历史创造者地位, 又要把人看成全部实践活动的价值目标。以人为本, 就是以人为目的, 坚持以不断满足人的全面要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根本动力。既然“官本”和“民本”都是“人本”,无论是官还是民, 他们都是人, 他们都有相同的目的、相同的需求, 这些相同的目的和需求又合成相同的目标和相同的动力。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 阶级观点、 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 “以人为本”实质上是一种阶级、阶层的超越与妥协, 一种阶级、 阶层的调和、 合作、 共存, 它打破了官与民的分野与界限, 在“人”上达成共识,以利于官民共建共享和谐社会成果。
由此可见,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本身就是构建总体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而又生动的理论体现。当然, 在价值与事实之间, 价值并不能直接从事实或经验中产生, 事实也不能以任何推理形式从价值中引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 学术构建, 还远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实现本身。为此, 我们理论工作者和实际部门的工作者还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事实层面或现实性上狠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