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体制的一个要害是自上而下广泛的任命制。离开公平、正义、民主和民生的改善，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在2011年9月24日至25日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召开的“苏东剧变2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黄宗良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90年来真正违背社会主义的常常是执政者，而起来纠正的是民众。中国民众现在追求的就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反对的是违背社会主义的那些东西。”黄宗良说。

研究了一辈子社会主义理论的黄宗良，自称“书生论政”。他“论政”的最高讲堂是2004年6月2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讲执政能力建设，课堂由胡锦涛主持，七十多名中央政治局成员和部委负责人集体听课。他因此也被称为“中共智囊”。

黄宗良在那次讲课中，认为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存在三个方面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抓紧解决的问题：“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执政理念亟须转变，决策能力有待提高；贪污腐化、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暴露出权力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还很薄弱，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着某些不相适应的问题；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如何寻求社会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点面临严峻挑战。”

黄宗良认为，如果离开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宗旨，成为特权利益的代表，执政就会失去基础。如果以为强压就能长治久安，只会酿成灾难性后果。

黄宗良举苏联剧变前夕对苏联公民的民意调查为例，只有7％到8％的人认为苏共代表人民，70％到80％的人认为它只代表它自己。“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丧权亡党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出自一个模式，必须引以为戒。”黄宗良告诉台下的政治精英们。

2011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一位俄罗斯女人从窗口挥舞一块红布，欢迎共产主义支持者。黄宗良认为，民众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对违背社会主义。 （东方IC/图）

苏联体制的要害是广泛的任命制

南方周末：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学界对苏东剧变的原因有不同看法，你怎样评价这些看法？

黄宗良：其实苏东学界真正有长期研究的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对苏东剧变的原因探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强调体制问题，一种强调是戈尔巴乔夫的叛变。如果讲到体制，我说这个体制的最要害的问题是自上而下的广泛的任命制，这样就把民主选举变成了形式了，你这个党跟民众的联系就割断了。你执政者整个阶层从上到中到下，不管什么民众的愿望、甘苦和呼声。这样的话，你怎么去反映群众呼声？

1991年苏共倒台时中共就开了一次中央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说明高层不少人对这个要害看得非常清楚。

有的人强调戈尔巴乔夫背叛，什么叫背叛？如果从他当时独自决定停止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说是背叛；说他上台以前就是想要出卖共产主义，后来的事实都不支持这个观点，而且也不符合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看待问题的方法。

苏联解体起直接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但这个体制从斯大林时期就已经这样了，后来有不少改良，但基本框架没变。说领导权应该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话没错，但是空话，问题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又怎么能让全党把他推到最高领导岗位？这就有一系列的制度、体制和观念问题在里头。

在胡锦涛总书记建党90周年讲话之后，我谈理论创新问题时，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理论创新根本上还是体制问题，如果报纸杂志的头头都是上级任命的，都只考虑自己的乌纱帽，一个提法略有不同都不能被允许，理论怎么创新啊？

苏联剧变是社会主义失败，还是苏联模式失败？当然是苏联模式的失败。我们千军万马论证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事情很清楚，离开公平正义，离开民主，离开民生的改善，你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啊？

南方周末：苏联体制走向崩溃是必然的吗？

黄宗良：苏联刚解体时，我就有一个看法，苏联解体、剧变有“两个必然”和“两个不是必然”：第一个必然就是这个体制要改革要转型是必然的，挡不住，它已经是没有活力了，走下坡路了，赫鲁晓夫开始也搞改革，后来勃列日涅夫不让提“改革”，只让提“完善”，这一“完善”其实是把斯大林体制和制度框架的漏洞补得非常精致，没有什么改革的空间，所以这样的体制的改革、社会的转型是必然挡不住的；但是，苏联发生剧变，把整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吹了，这个不是必然的。如果搞得好，领导者水平比较高，改革方针和步骤比较对头，不至于这样，或者说从理论来讲不是必然的。

另一个必然，苏联的国家结构名义上是联邦制，实际是中央高度集权制，这个改变是必然的、挡不住的。中央和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肯定要调整，因为积累了一系列问题，到1960、1970年代民族问题比较尖锐，都是从斯大林时期积累起来的。戈尔巴乔夫也搞了很多方案，到底怎么调整这个关系？这个改革挡不住。但是苏联一分为十五不是必然的。

批判，对社会往前走非常必要

南方周末：你怎样评价失败了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

黄宗良：我认为社会主义这个尺度要宽泛一点。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会纯之又纯。即使苏联解体了，还有70年这一段怎么算呢？

这70年包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也包括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我认为它也是社会主义。但是我也不同意动不动就说科学社会主义，没有那么多科学，人类历史不是我们所设想的那么理想和完美，总是磕磕碰碰。也许这些国家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走这段路有它一定的必然性，斯大林搞的那一套有很多我们是应该否定的，但是，它之所以搞了一国社会主义也有它的根据和客观条件，不要那么机械地看待。

另一种看法把它所有东西都说成好的，连杀几百万人也似乎是必要的代价，这是荒唐的。必须批判以往那些不能允许的很荒唐的东西。这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也不应该因此否定他们对历史的功绩。但是这个批判对社会往前走是非常必要的，人类文明就这么积累起来的。

南方周末：你说的宽泛地来理解社会主义，是指什么？

黄宗良：比如说有人觉得毛泽东搞的这套完全是封建社会主义，但是这个时期，中国搞了公有制、互助合作，搞了工业化，人民当家作主。有的做得不好，后来出了一大堆问题，但新中国和旧中国老百姓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要求它十全十美，要允许它犯错误。

社会主义不能违背民主，社会主义要逐步地很好地发展民主，但是也不能说民主受到破坏就是封建主义。苏联我们一方面说它确实有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另一方面广大劳动者跟沙皇时期还是不一样，很多事情是非常矛盾。有些人就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这个样、干部腐败那么厉害，还叫社会主义吗？你要看到社会主义它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你可以多包涵一点，可以多看看。什么时候你看到几十个资本主义国家来攻击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说你不是资本主义，不允许你叫资本主义？没有这个事。

南方周末：你说的宽泛是不是也包括了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

黄宗良：没错。社会民主党曾经执政的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它们从基本制度上不能说是社会主义，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里，但是要承认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它们的一些政策措施，是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民主党也应该算是社会主义的流派。这一点国内以前分歧比较大，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被看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才算，就不存在流派这个概念了。我们现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建设、社会保险等这一套不少是借鉴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政策的。承认不承认人家是社会主义流派？还是要承认。

邓小平说，我们没有资格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叫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跟欧洲一些共产主义者看法有所不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理念是存在的，但作为制度不可能存在。如果不成为制度，光是理念，那还有什么用？当然，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完善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

民众反对违背社会主义

南方周末：你说不主张滥用科学社会主义概念，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吗？

黄宗良：现在要开课，我就开社会主义学，或者叫社会主义研究。为什么呢？把经典作家说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做过的都笼统说成是“科学社会主义”，很容易搞僵化了。即使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也还需要时间来检验，由民众认可。

把科学社会主义弄了几个条条，我是很不主张的。有没有可称为“科学的”？有，科学发展观就有很高的科学性，当然还需要论证，进一步去完善它。你不用科学社会主义，这样它能够更宽泛一点，当然社会主义也不能鱼龙混杂，它还是有一定规范的。

南方周末：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

黄宗良：民众现在追求的就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反对分配太不公，反对官员贪污腐化，反对的正是违背社会主义的那些东西。我经常讲，90年来真正违背社会主义的常常是执政者，而起来纠正的是民众。

当然要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来组织领导，但民众是一个基础。民众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对违背社会主义。“四五”运动反对的是什么？支持邓小平，粉碎“四人帮”，也是要纠正毛泽东的“文革”错误，维护社会主义。苏联搞的那一套加上高度集权体制，似乎共产党就是天生正确的，其实很多正确的东西萌芽都是在群众实践里面的。最典型的是波兰，几次危机，民众都是反对当政者违背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小岗村18户贫农按手印，后来中央领导支持他们，跟他们站在一起了。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大家都能当官，大家都来做官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后来觉得不是那么简单。实际上我们先锋队代表人民去管理国家，我把它叫做代管制，后来想往前走一步，你不能老代管啊，咱们现在三个结合，三个结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民当家作主是这三个结合的基础。这样你理论和实际上就说得通了，党的领导要保证正确是不能脱离群众的。人大就是党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机构。

南方周末：资本主义有活力是不是因为重视社会主义因素呢？

黄宗良：是这样，他们讲实用，不然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很多政党提出的竞选纲领都差不多？不管你怎么讲，权力是民众投票给你的，这是最基本的。协商制度也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但不是最主要的形式。协商必须地位平等，还必须有程序，民主的程序和民主的形式是不能忽视的。其实民主程序就是规范，你必须这么做，没有程序，民主就流于空话了。民主的形式和程序是重要的，是实行民主绕不过的。

否定革命是肤浅的

南方周末：20世纪建党的历史伴随着暴力革命，今天看，革命是必然的吗？

黄宗良：现在否定革命的有三种人：一种是持“书生史观”者；一种是不怎么知道历史的青年；还有一种是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而对革命还有偏见者。革命不是突然来的。我71岁了，解放前的事儿知道一些，当时中国民众真的是水深火热，牛马不如。我请你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受苦受难的民众有没有权利起来推翻不合理的制度、争得当家作主的权利？只要你有现代人的基本素质，真正能够站在大多数受苦受难的中下层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那你就会回答清楚了；第二，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是怎么被共产党打败的？蒋介石都总结了，“颓唐腐败”，而共产党那时确实是得民心才得天下的。国民党军队没有吃的要靠空投，解放军饿了，老百姓送来，

十月革命也不能否定，错是后来的事。十月革命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是，十月革命本身不能看成偶然的，不然怎么取得政权呢？很简单的，谁都否认不了，工兵农要的是和平土地面包自由，布尔什维克就是代表了这种利益。这是最抽象最简单的东西，这是历史事实，你不能说布尔什维克它代表的是别人。至于过程中有很多错误那是另一回事。但整个革命你不能去否定它。因为苏联解体了大家就讲十月革命是胡闹，不能这么讲。

中国也是这样，建国后毛泽东搞了快三十年，到“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曾在京郊搞“四清”，北京郊区农民，过年一顿饺子都吃不上。是这个体制不对头，所以邓小平就非常明白，一下子就把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了。历史是不能坐在书斋里面去设计的。

南方周末：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的看法和我们有什么差异？

黄宗良：俄罗斯人跟中国人不太一样，现在他们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兴趣不大了。中国人反而对苏联剧变的问题感兴趣，是因为跟中国的改革很多问题有直接联系。有人不承认中国的改革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在去斯大林化或者克服苏联体制的弊端，其实，中国的改革跟苏联的剧变是应该作为一个连续的历史来看待的。还是普京那两句话，如果苏联解体你不心疼，那你没有良心；如果你觉得苏联该回到斯大林时期，说明你没有脑子。

南方周末：目前我们对中国模式还是不要先下结论，对吗？

黄宗良：对。我们自己不说有一个中国模式，这可以；但是这个议题你是回避不了的。要研究它是从哪里来的，现状怎样，将往何处去，跟西方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跟苏联模式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努力走出不同于苏联又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这将是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现在我们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可以说是十字路口。我们共产党人，既不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也不要“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我们不迷信苏联模式，也不迷信西方道路。今日之世界，我们中国人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关键是我们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