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型的重大历史时期，这不仅表现在技术革命上，还包括整个世界的组织形式与秩序体系的构建上。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旧的世界体系被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体系逐渐替代的过程。传统上，旧的工业文明的世界体系集中表现为人类的分治竞合的特点，而新的时代将呈现出整体聚合、分散协同的特点。新的秩序体系有很多侧面，包括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侧面。就整个体系而言，将改变传统上自工业时代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严密的世界等级体系，形成多元领导、协同聚合、表达各样的特点。人类将发觉了一条在充分保存多样性下的共治形态。
关键词：人类；未来；世界体系
[基金项目]国家行政学院院级重点课题“面向未来的世界治理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8ZDXM001)。
何哲，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网络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战略等。
当前人类正在进入新的时代，这一时代转型，不亚于人类从渔猎时代进入到农业时代，或者从农业时代进入到工业时代。人类的历史显示了，每当巨大的时代转型时，人类的各方面活动，小到生产生活，大到国家组织，都会产生极为深刻的转变[①]。最早是技术，其后是产品，再后是个人生活与经济社会组织，最后是国家形式，每一时代转型，人类的变革都沿着这样的路径进行。而在今天，新一轮的时代转型，在不断产生新技术变革并推动个人生活、经济、社会乃至政府治理变革的同时，最终会对人类最大的社会组织形态——全球秩序体系产生深刻的冲击。
所谓秩序，就是指的社会构成所需要的核心要件与社会主体间形成的联系。任何社会都有秩序，只是秩序多少的问题，否则不构成社会。因此，秩序往往也就意味着社会本身。
就社会秩序构成总体而言，包括若干大的部分，首先是对暴力的系统的控制体系，即社会形成何种机制来抑制破坏社会运行的暴力活动；其次是经济协作体系，社会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大范围大组织规模的劳动协作与产出；第三是政治法律体系，即社会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大规模的公共决策、秩序形成、利益保护与分配；第四是科技知识体系，即社会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大规模的知识传承与科技创新；第五是文化体系，即社会通过何种方式和态度来对待不同的文化和形成社会文化的协同。在当一个巨大的历史时代转型时，以上的各种形态的秩序体系，都会产生深刻的变革与重构。
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试图回答三个层面的问题：1）传统人类世界秩序体系的核心要点是什么？2）当今社会的巨大转型对传统的人类秩序体系产生了何种冲击和变革？3）未来人类秩序体系将形成何种的结构？这三个问题回答后，谁将领导世界的问题，也就相应一目了然了。
一、传统时代（旧）的人类秩序体系
人类的进步是一个几千年以来持续不断的过程，所以每一重大转型时代，人们面对过去的时代，都可以用传统时代来称呼。因此，传统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里，有不同的意味。
对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的启蒙思想家而言，传统时代是指思想上受宗教裁判所压制，政治上受封建王权制约，经济上以自然小农与农业庄园制为核心的封建时代。因此，那个时代的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型，是形成思想上更加自由，政治上保护新兴阶层利益，经济上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的转型。
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马克思等革命思想家而言，传统时代是一个思想上以资产阶级自由思想，政治上以资产阶级有限选举制，经济上以自由丛林竞争的资本主义中早期的时代。因此，那个时代从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转型，是思想上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政治上建立更加平等，以劳动者主权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国家，经济上确立以保障所有劳动者利益的公有制和公正分配制度。
而对于今天的时代转型而言，传统时代则又具有了新的内涵。就今天而言，旧时代是指的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以及相应的网络知识创新与分享体系以及增材制造、3D打印等一系列先进制造技术出现之前的，人类自工业时代长期形成的，建立在专业化、科层化与地域化基础上的分工竞合，独立治理的，并由此形成跨国治理联盟，最终形成在世界范围内相对稳定的分治竞合的人类秩序体系时代。从时间意义上，发达国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逐渐进入到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于九十年代逐渐进入到万维网时代，从21世纪开始，各项相关技术实现了相继的突破与飞速发展，并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后果。可以说，人类从21世纪开始，逐渐进入到新的时代。
从旧时代的人类秩序而言，宏观来看，有几个重大的特征：
政治上，以国别为单位的世界范围内的分治竞合为核心特征。现代国家主权的体系，形成于1648年欧洲各大国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一条约在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欧陆战争的同时，确定了此后重要的国家主权体系[②]。在此之前，并没有国际法体系下的国家概念，人类大陆上只有一个一个的大的统治家族建立的王朝以及其他类型的统治集团（如小的宗教集团），在王朝之间，没有确定的地域划分，而只有势力范围的概念。而在东亚大陆，则长期形成了以中华为核心并辐射周边的天朝朝贡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形成了现代国家的秩序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各个国家以平等的权利关系相处，并负责内部国家的治理，在国与国之间，形成了相对隔离独立的治权体系。
经济上，形成了以国家竞争与跨国别贸易核心的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家逐渐形成的同时，工商业革命促进了经济的极大发展，而在现代国家制度基础上，则形成了国内经济与国外市场的两种区分。国家与国家通过不同的政策引导，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并尽力扩大出口，通过产品与服务的全球竞争，间接推动了每一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国家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而在国家构架之下，则又形成了以跨国产品与服务公司与金融体系的双重水平流动构建，在国家大的版图下，通过产品与服务的跨国贸易和相应的资本全球流动，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全球经济流动体系。如果将政治的固定国家看作一个个高山的话，那么联结不同的群山的则形成了庞大的经济水系和地下暗河。
文化上，形成了以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特点并不断小范围融合的趋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的民族国家，确定了国家是以民族为核心构成。法国大革命形成的《宪章》以及美国独立革命的《独立宣言》，都体现了民族自决的精神[③]。此后，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家们均高度肯定民族自决权。这一原则逐渐发展为民族自决原则，例如联合国宪章规定，发展国家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国际法原则宣言》规定：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尊崇之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及自决权之原则，各民族一律有权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不受外界之干涉，并追求其经济、社会及文化之发展，且每一国均有义务遵照宪章规定尊重此种权利。民族国家的特点，使得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文化，是混合了民族自我的迁移、发展历史所形成的文化信仰传承和与所生活的地域环境共同结合形成的被继承下的生活习惯与社会伦理行为。因此民族自我的历史、记忆、神话、传说、族群的特点，生活的环境等都会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性，其中地域与气候又占有重要的作用，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④]中就大量描写了由于地域不同产生的不同区域的人类民族行为特点。受制于地域的隔离，在整个文化体系，人类也形成了以地域为范围，以国家为限制，形成了不同的多样文化与相对隔离的状态。这种相对隔离，也产生了各自文化发展上的相异性。
科技上，形成了以国别为划分的科技创新与专利体系。科技的发展，即来自于生产生活中的不断创新，同时也来自于国与国之间的暴力竞争——战争。近现代以来，科技在人类发展竞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国家为界限范围的专利保护制度，成为了科技创新的有利推手。1624年，英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专利制度。这成为英国工业革命风起云涌的系列创新的有利保障。此后，德国则在两百多年形成自己的专利制度，促进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的飞速发展。此后，世界科技创新基本围绕着重大发明和专利展开。这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手段。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确立了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⑤]。进一步固化了工业时代形成的分散林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体系。
全球秩序上，则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国家等级科层体系与大的联盟保护体系。人类近现代工商业革命引发的全球化扩展，将国家内部的等级科层体系逐渐传递到全球，最终形成了遍布全球的国家等级科层体系。在全球秩序中，存在少数的超级大国，从而为其联盟提供武力保护，以及一少批发展较好的中等国家，与一大批数量众多，人口土地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所谓的“三个世界”的划分。这一体系的形成，既是少数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全世界不断殖民扩张的后果，也是人类历史不平衡发展的自然结果，更是传统的人类等级化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在全球秩序的呈现。这种秩序的结果，是形成了持续不断的上层国家从下层国家不断汲取财富而下层国家越来越贫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结果。
一言以蔽之，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全球秩序上，形成了以国家为主体的等级化的严重的科层差异分布同时伴有水平方向的全球流动（图2）。这种分布，一方面，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组织与秩序，使得人类社会第一次在全球层面较为严密的统一起来，基本形成了覆盖全面的经济、文化、科技市场，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全球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并不断造成了大量包括环境、贫富差距、暴力冲突等新的矛盾。
二、人类新时代的技术与社会特点
在人类历次重大时代转型时，所产生的技术与时代突破都有所侧重，在第一次经济革命也就是农业革命，重点在于突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技术，人类由渔猎采集时代进入到农业时代。农业技术的突破使得人类能够产出超过直接劳动者消耗的剩余农产品，从而足以支持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分化[⑥]。社会分化出了专业的暴力保卫者，专业的管理阶层，专业的思想家与研究者，以及祭祀僧侣等其他分工。而由此，社会也逐渐形成了从上治下的严密的等级科层制。最低下的农民（奴）提供农产品和其他劳动，以及必要时服兵役，上层结构则逐渐分配产品和提供社会管理、秩序、保卫等公共服务。
而近代的工业革命，则着力解决了制成品的快速制造问题。制成品的快速制造，使得人类在物质方面，获得了更大自由。包括作为消费的制成品以及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的进一步发展，极大加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与转化能力。同时，作为机器革命的产物，社会机械论也成为一种社会组织思潮，通过分工，专业化，以及形成更为严密的等级社会，将人类社会也组织成类似机器一样的严密架构，可以极大的提高社会管理、决策事务的效率和质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产品由无产阶级劳动者生产，满足必要的再生产需求后，剩余价值逐级由资产阶级分享，全球则形成水平范围的金融资本网络，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搜刮剩余价值。而在垂直层面，则主要形成了资本控制的政府管理体系，进一步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个社会结构。尽管在二十世纪，各种基于电的通讯工具的发展，并没有深刻的动摇这种牢固的机械形态的严密等级社会。
与之前的两次人类在创造产品方面的重大转型不同，当前人类经历的重大转型，主要体现在自我社会的沟通方式与连接体系上。之前人类通过第一次，第二次经济革命，解决了物质产品的生产问题，这一次，终于将变革的领域，转向人类社会最根本的连接方式上。
一个重大时代的转变，是由很多连续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推动的，然而，在其中总存在最核心与最关键的，网络的出现和广泛普及渗透到人类的每一角落，成为这一重大转型时代的关键技术和社会存在基础。在网络的作用下，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相继突破，社会被密集的联系起来，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新的空间和新的连接状态重新聚合形成社会。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与知识创新的重大突破与进步，以及相应的社会变革。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类形成了更为紧致的现实社会组织状态
网络等一大批新兴的通讯技术，构成了一个理论上人类社会任何两点都可以随时随地建立长期稳定高效的直接联系的可能。这进一步的强化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提出的小世界模型[⑦]。人类第一次改变了信息传递与交互必须严重受制于地域分布与中间组织的社会结构状态。在这种点对点直接交互的模式下，一切传统上为了解决信息传递而形成的庞大横跨地域的组织与社会内部形成的高耸的层状结构，都会因为点对点直接信息的交互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拉丁美洲的农牧民可以直接与欧洲的消费者建立联系；中国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向巴黎的定制化服装下单；日本的汽车工厂可以根据每一个消费者的偏好；生产出创造性的个性化产品；美国的金融与数据服务商可以根据每个企业的特点，提供差异化的金融与数据服务。这些都将在网络化的平台下逐一实现。在一切经济活动中，消费者与生产经销者的唯一距离，是快速物流网络的配送时间。除此以外，与厂商相邻的消费者与万里之遥的消费者，在接受产品和服务方面没有任何区别。
以上是在生产消费领域的，在政治领域，网络使得人类第一次每一个体都有在公众面前平等的表达公共意见的权利，而不受个体地位身份的限制。几十亿人共同就一个话题进行投票，在技术上与成本已经不成问题。遥远的山区民众，一样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渠道与首都的政治家进行对话与问政。这使得整个庞大人类社会如同古希腊的城邦一样，开启了直接民主的可能性渠道。
在公共管理领域，作为大的地域范围内的公共服务与公共资源提供与组织者，网络引发了公共服务资源与公民需求的直接对应，通过调动形成广泛的公共服务市场，政府作为传统上主要的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必要性角色正在降低，公共服务提供的自我组织成为一种可能。而另一方面，庞大的逐级传递的科层体系，也由于点对点连接的通讯模式，使得科层内任何两点可以直接交换信息，原有庞大的科层体系的必要性得到下降。科层逐渐变得更为短小和灵活。
以上的这些都是社会整体上越来越紧致的结果，这一紧致的状态，使得人类在原先看似庞大的分布，变得临近而交互，这将深刻改变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存在与合作形态，并最终促使新的世界体系的形成。
（二）人类形成新的虚拟空间共同体
网络的作用不仅是形成远距离人的直接通讯（这对于电话也可以实现），网络更大的作用是形成了可以容纳全球人类共同存在的新的虚拟空间共同体。这使得人类第一次营造了能够摆脱现实地域与自然禀赋约束的全人类的共同体。近二十年来，已有大量的科幻作品很多都描绘了这一点，如上世纪90年代的《异次元空间》《黑客帝国》，以及近来的《头号玩家》等。网络虚拟共同体的作用，使得人类的身体与物理空间与意识存在可以在不同程度分离，将人类的意识置于新的空间之中，最终形成了基于意识活动的共同体。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人类基于地域空间聚集的共同体状态。现有的技术如基于即时通讯形成的网络社区，由于无法实现对主要感知器官的全面覆盖，因此，只是形成了一种逻辑上的虚拟共同体，如远在亚非拉不同区域的个体，能够在一起同步的交换信息，仿佛处于一个会议室中，但其主要感知器官依然是在现实空间中的。而进一步虚拟现实技术，将逐渐实现对人类眼、耳、鼻、舌、身、意各种感知的覆盖。乃至于未来直接连接神经的脑联网，将替代来自于人类肉身感知器官的信号，创造完全替代性的时空场景感知。
而目前虚拟共同体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电子游戏、电子商务领域，如高度虚拟仿真的游戏场景和虚拟商场，但这种不断发展的技术，为在其他领域的转换政治社会领域的虚拟共同体的出现，打下了技术支持。人类可能将在未来几十年中，逐渐完成从主要以线下活动转为线上浸入与线下混合的生存状态，乃至以线上浸入为主的状态。这种浸入状态，将使得人类可以任意的切换自己所处的虚拟场景之中，自由穿行于所有个体所共同创造出虚拟共同体中，和任意个体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联系、交换信息乃至共同生活。人类成为虚拟宇宙的完全主宰。
（三）人类更为整体的相互认同和共同的价值体系逐渐形成
人类本来是一个整体，人类终将回到一个整体，这是人类的历史性宿命和判断。从已有的历史与文化研究而言，对于世界各地的民族之所以有着迥异的生活习性和价值判断，有着各种原因的分析，如地缘、历史、资源禀赋、制度演化、宗教，乃至人种本身。但是随着人类平等的价值观念的不断普及，以及基因生物学的不断进步，可以认为，无论世界各地何种外表的人类种族，本质上没有区别。不存在某种种族天然的高贵或者善于提高智慧，而某些种族天然的智力低下适合劳作竞技战争等。这无论是生物上的发现，还是平等的价值观，都不应该产生这样的判断。因此，决定不同区域人类发展程度差异的更多因素则是外在的，特别是地缘、资源禀赋以及制度演化与文化传承脉络等，从而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强者愈强的发展上的马太效应。而对于同一社区内，不同族群发展，则更多的是后天教育和长期形成的歧视性政策导致的差异。因此，人类在整体上，是一个种群，并不是因为外在的肤色、生存的地域、信仰等，形成不同的种群。从人类演化的历史来看，人类最早从东非大峡谷穿越尼罗河流域，渡过红海，抵达西亚，随后向各方向扩散，向东穿过葱岭，进入东亚，向北，进入欧洲大陆并向东西北欧扩展，东亚一支在冰河期沿着白令海峡进入北美大陆，并最终扩展到整个美洲，太平洋诸岛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则由东亚一脉由印尼逐渐渗入。因此，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本质上是单一种群在不同区域演化形成的。不同种群没有本质上区别，都属于一个人类。
然而，由于长期的地球各个区域迥异的地域环境与资源禀赋差异，与漫长人类的演化的共同作用，加之著名的制度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原理，形成了今天复杂的民族面貌格局。各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信仰、文化、伦理、法律、生活习惯等。这是一种经历过上万年演化形成的历史事实。
尽管如此，人类依然始终存在另一种融合的趋势，这就是不断交流并不断融合的趋势。在传统时代，人类受制于地域与能力的限制，交流渠道非常有限，书籍信札的传播远远不能实现社会之间充分的交流，而仅有的充分交流，则往往是悲剧性的大面积的异族入侵。例如人类传统时代的最为充分的东西方交流发生在蒙古帝国时代，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前后共计429年，极盛国土面积达3300万平方公里，包括东亚、中亚、西亚、中欧、东欧的绝大多数地区都在其疆域范围内，这是人类第一次东西方文明的大交汇 。在侵略过程中，蒙古人摧毁了欧亚大部分人口与原住区域的文明成果，但是构建了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完整的交流通道，这一过程，直接促进了当时整个人类文明的相互交流，并间接促进了后世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文明的发展。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时，在大的征伐结束后，异族的统治者为了安抚人心和恢复生产，往往采用更为宽容的民族宗教文化政策，如同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对犹太教，蒙古帝国对广泛的各种宗教的接受，这都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充分交流。
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全球制造与供应链和商业网络的形成，以及相伴的人员与投资的大量流动，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之间的交流。但是，一个基本的困扰依然存在，即工业革命之后的文化交流，更多的是以资本主义商品与金融为主体和核心，文化的交流是以服务于商业利益存在的。跨国通讯与交通的成本极为高昂，能够全球交流的只有企业家和专业研究者，普通民众之间依然是高度隔离的。这使得文化与价值交流的通路依然是有限和可以被过滤的。
网络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点，由于网络创造了跨越地域的交流空间，地球各处的人们可以不受生活场景和距离的限制无缝的交流文字、图片、视频、场景、生活、人生经历、情感、体悟、价值，几乎所有的能够被光纤网络传输的表达，都可以被充分的交流。这使得人们逐渐产生了一种感觉，人们只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但人们共同属于一个大的临近的家园。在密集的交互中，人们会改变原先所存有的巨大心理隔离和排斥感，人们会逐渐重新发现，世界各地的人们，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有同样的追求幸福生活的需求和相互的尊重与礼仪，这种逐渐融合，将共同形成基于新的共同体的价值，这一价值包含了人类所有已有的美好的价值的最大化，包括自由、平等、尊重、富裕、公平等等[⑧]。这种核心的共同价值，将会成为新的人类各民族所持有和接受的核心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人们还可以持有不违背基本价值观念的原有的不同的信仰、风俗等。
一个完整的世界范围内的共同价值体系的形成，将进一步拉近人们的心理距离，使得人们摆脱原先狭小的地域认同与民族认同，而共同从属于大的人类认同的体系之内[⑨]。这无论对于消除世界范围内的暴力，还是进一步构建全球共同体，都构建了更为重要的价值基础。
三、人类新时代的世界治理体系形态与构成
以上只探讨了基本的新时代人类社会的整体特征，也就是一个基于网络普遍存在的更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形态正在呼之欲出。从具体的这一秩序的体系的形态与构成而言，则还包括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科技、暴力控制等五大领域。
（一）全球跨国智能经济网络的形成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世界经济全球化，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国际贸易与投资为形态的传统时代的全球经济网络。然而，这一网络是构建在以产品、服务的跨国贸易为核心的。依然是建立在传统时代的大规模集中生产和全球逐级分销模式。
网络时代根本的特征是实现了信息的即时流动，从而无缝对接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并通过智能体系分辨和记录海量的差异化产品信息，并通过工业互联网，调动最近的智能生产设备进行生产，并就近及时配送。在这一时代，柔性生产技术使得生产一个高度个性化的产品并不比标准化的产品成本高多少，而智能系统使得人力无法完成的海量个性化产品特征，能够很低成本的完成。智能网络可以处理数以亿计的个性化消费信息，为每个消费者提供平等而且个性化的产品服务。
全球智能经济网络也改变了就业的模式，传统基于定点工作的长期雇佣关系，将逐渐被全球布局，临时性合作性的关系所替代。由于智能生产网络的发展，人们已经越来越摆脱物质的生产依赖，主要的工作则在于管理性、知识性和协调性的工作。工作的强度和必要时间越来越少，同时整个经济网络创造的财富则越来越多。
全球智能经济网络的第三个特征，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则是改变了传统经济体系的国别与地域属性。传统经济体系受制于旧的工业生产方式，与国家与地域是高度相连的，二十世纪末全球化生产与投资的浪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点，全球网络化经济体系，则进一步使得经济单元从属于整个网络，而不是某个具体地域。以现有的产业为例，越来越多的复杂产业呈现出严密的全球化配置，如芯片产业，光刻机由荷兰生产，芯片核心设计由美国欧洲亚洲各国所开发，代工同样分布在全球，封装成品后的设备生产则主要由东亚生产，最终销售往全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很难存在某一关键环节被个别国家所严密垄断。经济信息网络化，也导致了核心经济知识的不断扩散延展，整个经济最终会摆脱政治的束缚，成为为全人类共同参与并为全人类提供财富的共有体系。
（二）全球连通的社会文化网络的构建与形成
经济网络的延续，必将延续形成统一的社会文化网络。原先基于一国境内的网络通讯社交平台，也必然因为全球化形成的国民旅行和散居逐渐扩散到世界范围内。如中文世界的微信微博平台，英文世界的脸书等平台。现有的服务范围的限制更多是是基于语言鸿沟而不是国家与地域分隔。随着全球性语言包括中文、英文、西班牙语等的不断普及，以及基于人工智能的高效率翻译系统的不断发展，来自于语言的平台分隔也将最终消失。
全球最终会形成若干大的文化交流平台，这些平台各有侧重，每一全球个体，可以注册在不同平台上。这些网络平台，最终促进了整个全球不同民族之间的深入交流。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价值，都能够充分的交流。这种交流最终会帮助形成全球统一的人类共同体认识，并促进融合诞生出全球共同价值，并对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事务产生影响。
（三）国家间的合作与治理效果趋同化
传统时代，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结构和治理导向，并且这种差异化由于遥远的地域分别，而可以长时间的保留。上世纪中晚期经济全球化已经带来了经济对于各国治理的冲击，如不断推进的世界统一市场的努力，要求各国采用平等无差异的经济政策。这已经深刻改变了传统国家治理手段和思维，使得国家在出台差异化的政策时，必须考虑他国的影响。
全球经济网络与社会网络的不断推进的，同样也将深刻的改变国家之间的治理差异，这是来自于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全球网络经济不断要求打破国家地域制约性的制度壁垒。越来越快的全球经济信息商贸人员流动，使得差异化的治理越来越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如果一个国家区域因为制度壁垒产生高昂的制度成本，必然导致经济投资的流失。因此，无论从外部的投资，还是内部经济向外伸张的动力，都要求原有的各国不断改变各自为政的制度基础，降低制度壁垒。
其次，不断形成的共同性的价值取向，要求各国形成更完善的治理服务。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信任等价值观念不分政治制度差别，逐渐成为全人类范围的共同的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景。这种内在的价值，将不断渗透在所在国家的政府与政治之中，从而在内部改变原有相对封闭、僵化的政府治理。在外部经济推动与内在价值的共同作用下，最终会促使各国沿着共同的良善的方向提升治理水平。
第三，全球化共同体的形成，也间接促成全球化共同的治理水平达成。由于网络形成了全球化的虚拟共同体，在大量的虚拟共同体之中，逐渐会形成跨越国家、民族的虚拟统一治理。共同的治理标准，将会被习惯了的网络居民在返回到现实生活中，自然的带回现实。如果现实治理差异远远超过网络理想的治理水平，人们将很难以忍受。
总之，世界将会在共同的网络基础上，先是网络社会治理的逐渐靠拢，然后是现实社会的治理的逐渐靠拢。
（四）世界科技的协同创新与知识分享网络逐渐形成
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基于国别的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制度与相应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科研体系模式，极大促进了人类从农业时代转向工业时代时候的科技进步与整个生产力的提高。然而，这一制度，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不断显示出其局限的一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越来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断阻碍知识在全球的扩散与分享。高昂的专利费用与版权费用，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从发达国家的先进研发体系中获取知识，例如一篇科技论文的下载费用高达几十美元，高昂的专利药物使得严重缺乏药物的发展中国家陷入疾病的危机，而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不断为发达国家和大企业累积高昂利润的工具。因此，越来越多的反对传统知识产权体系的声音和努力不断出现，例如欧洲以反对影视版权为主的海盗党不但不断壮大，还参与实际选举，获得了许多地方议会的席位；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无视药品专利，强制仿制抗癌药物；以及著名的sci-hub网站，几乎搜集了所有的英文科技论文无偿分享，得到了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热烈拥护。这些都反映了，传统的僵化的知识保护体系，已经不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此外，越来越多的国际科技合作，如核聚变项目、太空探索项目、人类基因组计划，都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人类的共同研发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很难限定知识的分享范围和准确厘定其知识收益。因此，跨国家的科技合作，也不断推动整个科技知识的进一步扩散。
全球网络社会的形成将更进一步的促进这种扩散。一方面，网络使得知识的分享变得更为容易和低成本。目前正规的慕课平台，使得遥远的巴基斯坦的山区也可以享受到哈佛大学的同质教育。而如前所述的海盗党，使得贫穷的非洲地区，只要有网络也可以欣赏到世界最优秀的影视节目。免费的论文分享网站则进一步扩大了科研知识的扩散。这些都使得传统的对于知识保护与封禁机制逐渐无效。
其次，网络也促使了全球分布式的科研体系的形成。互联网最早就是用于科研实验室之间的数据分享。而日益发展的网络，不但加速了数据的分享，也进一步促进了科研人员与实验设备的分享，越来越多的科研是由跨国的科研体系组织的，目前很多成果属于跨国公司，但已经不再归属于某个具体国家。实际上，知识的分散化，使得无商业目的知识传播与利用已经逐渐便利和免费。而知识获取成本的越来越低，将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第三，网络也降低了科研体系的门槛。工业时代形成了严密的专业化的科研分工体系，使得科研是极少数受过高度训练的科研精英才能够从事的顶端工作。在新的时代，由于整个全球教育水平的提高，极大改善了整体人口素质分布不均的状态，同时，由于网络使得必要的科研知识和设备很容易从网络上获取，以及很容易受到专业科研工作者远程的指导。这使得非受训的其他人员也可以从事科研工作，如近来屡见不鲜的十几岁的青少年搭建小型核反应堆等，都说明了这一点。知识的创新将由传统上的点状形态向横跨全球的网状创新形态演化。
（五）全球暴力的逐渐消解与新世界秩序的趋于形成
传统时代，国家地区和民族间的暴力，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至今。这种暴力，不仅出于对资源领土人口的争夺，也来自于民族认同方面的差异和信仰方面的差异。因此，过去的民族国家间战争无外乎就是争夺领土、消灭异族和传播信仰三类。
人类在传统时代的暴力冲突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不完全统计，蒙古帝国征伐欧洲，造成了欧洲2亿人的死亡，中国历史上异族的入侵和内乱，往往造成人口大半以上的减少。欧洲人进入美洲，则造成了数千万原住印第安人的几乎灭绝。而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则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其中第一次大战，伤亡三千万人，二次大战，伤亡约2亿。直到人类发明了核武器，创造了能够全部毁灭整个人类的终极武器，人类才最终停止了世界范围内的大战，暴力冲突从主要国家之间变成边缘国家冲突和非国家冲突。也正是出于对暴力秩序的控制，人类在二战后形成了以联合国为平台，以主要战胜国一致同意为运作逻辑的世界安全秩序架构。这一架构运作七十多年来，虽然没有解决全球暴力问题，但基本控制了大国直接的世界大战的爆发。
然而，传统的世界安全体系架构，越来越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传统的安全体系，是一个以少数国家（主要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与行动体系，其基本的出发点来自于少数大国的利益，并以此为实用主义标准，当联合国架构符合其利益时，就利用联合国架构行动，如不符合其利益，就绕开单独行动，这导致了大国一致原则只是形式，世界安全架构形同虚设。二是不断发展的非国家暴力行为，也超越了原有安全体系的覆盖能力。
今天，人类不断增长的暴力挑战，本质上同样来自于三点，对资源的争夺，对发展与待遇不公的反抗，对意识形态的争夺。这是传统社会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的，工业社会制造了不公，制造了发展中国家被剥夺的事实，并强制树立少数意识形态作为世界意识形态主流，这些只有在新的社会架构下，才能够在人类范围内解决。
新时代将最终从三方面解决这些问题，首先，网络经济体系进一步延展了经济循环和财富产出，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对接和财富与分享，这将减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次，网络形成的趋同的价值导向，将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敌意动机逐渐消解；第三，网络社会形成的跨民族的虚拟共同体，也会消除民族之间因为隔离产生的敌对状态。
新时代逐渐形成的世界安全秩序，将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由于世界整体暴力会被统一的人类网络社会逐渐消解，来自于大国的少数暴力控制的必要性相对降低，世界安全不再需要少数大国强行维持；其次，各国之间，沿着共同价值，相互合作分享的趋势，而平等自愿结成越来越复杂的跨国联合体，逐渐囊括所有国家；第三，广泛的国际社会组织将成为重要的文化传播载体，并与所在国家一起，成为实际的共同的公共服务者；第四，科技组织和基于网络的分散化科技联盟，将成为世界范围内人类科技的推动者，而逐渐摆脱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约束；第五，虚拟社会形成的共同体，同样会作为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登上实际国际政治的舞台，代表不愿意直接参与现实政治的网络公民发声。第六，人类最终逐渐消除国与国之间的敌对状态，暴力武装将主要用于社会治安、公共救灾、突发事件和面向外太空的探索与防御方面。
最后人类会发现，人类的未来，第一次将进入一个不需要少数国家领导，而是每一主体都可以在充分平等、自由、公正的环境下，互相友好的竞争合作的时代。每一人每一主体都可以成为某一领域的领导者，实现个人与组织的充分发展和自由状态。
五、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世界治理体系产生深刻的变革时，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都将产生新的转型的压力，这对于大国更是如此。对于中国而言，则在新的体系中，要致力于做好三个方面的努力：
首先，要成为全球必要责任的积极承担者。对于新的世界体系而言，不再是冷战时期那种超强争霸的格局，而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谁能够更好地在某一领域承担起必要的全球责任。谁就能够在新的全球体系中更有影响、更有道义和更有话语权。
其次，要成为关键技术的提供与领先者。技术领域将是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重要的竞争领域，也将是提供全球影响力的最重要的领域。中国必须要在大部分的关键技术环节能够自给，并在若干核心技术领域占据领先位置，并向整个人类进行技术传播。这既是经济、政治的需要和市场竞争的必然，也是大国责任的体现。
第三，要成为新的全球文明构建的积极参与者。在大的文明板块中，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具有与西方文明典型的差异，在新的文明构建形态中，则具有重要的源生性价值。需要明确的是，东方文明并不是指的儒家体系，而是包括了道法墨释儒等经过漫长历史演化形成的独特的混合体系。这种混合包容形态，对于人类未来的文明混生形态，具有明显的典型借鉴价值。
六、结语
本文分析了当前人类由于新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重大时代转型，认为基于新信息技术的广泛延伸，人类将在整体上形成新的社会架构。这包括：1）全球跨国智能经济网络的形成；2）全球连通的社会文化网络的构建与形成；3）国家间的合作与治理效果趋同化；4）世界科技的协同创新与知识分享网络逐渐形成5）全球暴力的逐渐消解与新世界秩序的趋于形成。最后，还是需要强调的是，人类当前所面临的时代是极为重大且关键的，经历上万年的文明演化，人类终于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键节点，将改变传统分治竞合的整体状态，通向一种新的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注释：
[①] 何哲：《网络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形态与秩序构建》，《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②] 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年第1期。
[③] 茹莹：《世纪民族自决原则的发展与当代国际法的困境》，《太平洋学报》 2003年第1期。
[④]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第十四——第十八章，商务印书馆，1995。
[⑤] 董涛：《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结构演进与变迁--后TRIPs时代国际知识产权格局的发展》，《中国软科学》2017年第2期。
[⑥] [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80-97页。
[⑦] 即六度空间理论，任何两个个体之间的联系不超过包括本身的六个人，参见：Milgram S. The small world problem. Psychol Today, 1967, 2(1):185-195.
[⑧]虞崇胜, 叶长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6年第2期。
[⑨] 田鹏颖：《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
原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