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北海公园湖泊北岸，坐落着一个幽静的院落。它原名“快雪堂”，是乾隆皇帝以《快雪时晴帖》为名修建的，院中有王羲之著名的《快雪时晴帖》碑刻。民国初，这个院子命名为“松坡图书馆”。它的建立不仅见证了梁启超与蔡锷深厚的师生情谊，更记载了一段笔杆子与枪杆子共同倒袁的悲壮历史。
蔡锷其人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后改名“锷”。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1897年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蔡是向梁执弟子礼的学生，那时他就显得才华出众。1899年他与时务学堂的一些同学东渡日本留学，住在梁家约一年。1901年12月经梁启超等人多方设法，蔡锷获得湖广总督张之洞资助，作为自费生进入日本成城学校学军；1903年又获得湖南抚院奖励，转为江南官费生，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深造；1904年10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 云南建立新军，开办陆军学堂。1911年10月30日蔡锷与革命党人李根源在昆明率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从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并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击败优势袁军，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袁去世后蔡锷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11月8日病逝于日本福冈。
朱德同志回忆蔡锷
据1909年时曾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的朱德同志回忆，蔡锷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毅。为人沉静，态度庄重，对待自己及所有学员都要求很严。时间证明这个瘦弱的人乃是当时最出色，最富有潜力的领导人之一，他拥有与生俱来的组织和行政才能，而且是一个令哪怕是最狡黠善变的官员也会中他计谋的领导人。
蔡锷每晚办公到深夜，朱德有时去看他，谈些有关自己进修的问题。他的办公室里四周堆满了中文和日文书籍，有些书朱德可以借出去看。蔡锷还订有报纸，有些是共和派的秘密报纸；有些来自香港和东京。这些报纸大声疾呼猛烈攻击各式各样的帝制派，主张武力推翻清廷。蔡锷虽准许朱德在他的办公室里阅读这些报纸，却从不表露自己的意见，对清廷也从不表露不满之意。他同其他教官不同，在任何讲义中从不注入革命思想。他白天像个驱策苦干的人，使自己和学员忙碌不堪，其他时间便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头脑中充满了天才和智慧的蔡锷深得云贵总督李经羲的信任。1911年10月30日云南起义前夕，有人将起义消息密告给李经羲，李经羲立即给蔡锷打电话询问，蔡答一切平静，各指挥官和参谋都吃饭去了。其实这些军官和参谋早已被蔡锷抓起来了。李经羲下令要蔡锷把新军里的革命派嫌疑分子一网打尽，铐起来见他，蔡答“一个钟头内全部抓住带到”。李深信不疑。
当晚蔡锷和其他同盟会的领导到起义士兵集合点，坐上最高指挥官席位，朱德吃了一惊。蔡用他那特有的冷静，高亢的声音，发表简短的演说，说明他已被同盟会推举为总督，新军要立即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统治，同宣布脱离北京而独立13个省站在一起。其后的战斗证明蔡锷不愧为辛亥革命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蔡梁联手 历尽艰险 共同倒袁
1913年12月，有人警告袁世凯，说是有个名叫蔡锷的“危险的天才”还远在云南，以他的声望和谋略来讲，最好还是调到北京来严加看管。袁因此没有采取暗杀蔡锷的办法，而是命令他入京，出任经界督办和将军府将军。
在是否进京这个问题上，云南的所有共和派开了无数次会议进行讨论。蔡锷明白，如果拒绝，将给袁世凯以口实，云南就要被袁的军队夷平，自己今后也只能在被暗杀或逃亡之间选择一条路了。而此时蔡的老师梁启超在北京政府任司法总长，也许能保住他的性命。蔡锷的目的是只要能维持住云南的革命政权，把全省置于国民党控制下，共和派今后便能重整旗鼓。因此他不顾个人安危，电告北京即将动身北上。
1915年初，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宴请梁启超，隐露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的企图，求梁赞同。语既格格不入，梁知祸之将至，遂移家至天津意租界。其后曾多次致函规劝袁世凯。
同年8月14日，旨在恢复帝制的筹安会成立。次日蔡锷来天津，与梁启超同到汤觉顿家商议了一夜，决心共同讨袁。梁即草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袁世凯得知后托人以二十万元贿梁请勿发表，遭婉拒后，袁派人来威胁：“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自苦”。此后梁被侦探日夜包围。
蔡锷回京后，伪装拥护帝制，对人说：“我的先生（指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但同时他给云贵旧部发了数十封密电为起义做准备。这些电报引起了袁世凯的警觉。10月14日袁派人搜查蔡府，希望找到电报密码，而此时密码已存放在天津梁启超的卧室中。蔡锷则躲在名妓小凤仙家里，以品茶奏曲为乐，借以迷惑袁世凯。此后又以患喉疾为由，多次请假赴津医治，并住院治疗。12月2日以到日本医病的请求获准后，离津赴日本转道越南，经滇越铁路回到昆明。
1915年12月25日起义前，蔡锷病得很厉害。朱德同志回忆道：见到蔡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只见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个眼睛还闪闪发光。” “当他向我走来时，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蔡锷将起义计划报告完毕，朱德对他说：“可是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蔡看了看朱德以后把眼光移到别处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起义后，蔡锷以一省之力搏一国之力，战斗异常艰苦。他拖着病体，坐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近四个月平均每日睡不到三小时，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沙。经过几回以少击众的战斗之后，敌人不敢和他交锋，只打算仗着人多企图困死他。到后来起义军几乎连半饱都不能了，然却没有一个人退却。而除贵州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独立外，其他西南各省暂持观望态度。蔡处境危急，曾数度急电向老师梁启超求援。
为了联络东南各省和争取国际支援，梁启超在蔡锷离津14天后（1915年12月16日）赴上海。临走前一小时去和李夫人告别，把事情大概告她。夫人说：“我早就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说我当然也不问你”。“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当为国死,毋反顾也。”以前梁出门时夫人从不送别，这回是凌晨三点钟，却送他到大门口，很像是一种可能后会无期的感觉。
梁启超一到上海就发觉有人跟踪，朋友带着他每走三、四条马路就换一次洋车，换了七次才在友人家住下。过了几天又发现有人跟踪，梁于是在英租界租了一所房子，王夫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陪住掩护。本不想让英捕房知晓，但情况危急，不得不通知他们请派遣两名巡捕来，日夜轮流看门。1916年3月4日，梁启超在日本友人帮助下，乘横滨丸号船偷渡到香港，不敢上岸，从海上转妙义山号运煤船到越南海防。在船上白天躲在锅炉旁的小屋内，闷热难耐，深夜才能到甲板上透气。到海防后，梁躲在潮湿闷热的大山里，染上当地的一种热病，四周无人，灯火尽熄，茶水俱绝。次晨来人急以一种草药施治，如拖延治疗就有生命危险。十日后广西都督陆荣廷派汽车来接，4月4日到达南宁。陆荣廷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此前梁派人给陆送去他写的《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和《广西致各省通电》促其独立。
4月6日广东龙济光宣布独立，梁启超与陆荣廷启身赴粤。途中得知4月12日发生“海珠惨案”，与梁情同骨肉的挚友汤觉顿等三人先遣队被枪杀，形势危急的情况下，梁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进行劝说。当时又有人要对梁下手，梁不为所惧，发表了声色俱厉、激昂慷慨的演说，终于说服广东各派，稳定了局势。事后有人对梁说，你演说时声如打雷，手拍桌子震得桌上玻璃杯叮当响。之后，4月12日浙江独立；5月9日陕西独立；5月22日，29日四川，湖南相继独立。6月6日袁世凯病故。6月29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反袁护国战争取得胜利。
见证蔡梁生死情谊的松坡图书馆
残酷的战争摧毁了蔡锷的健康，他患的喉结核病日益严重，最后已无法说话。1916年9月初赴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年仅34岁。噩耗传来，梁启超万分悲恸。12月3日即向17位督军和省长致电，发起在上海创办纪念松坡图书馆，以纪念蔡锷，获各省响应，并公推他为筹办主任，随即在上海成立“松社”，但因“时事多艰，集资不易，久而未成”（梁启超语）。1920年春梁赴欧洲游历返国，松社同人认为图书馆应予筹办，并认为此图书馆以设于首善之区北京为宜。1922年梁上书总统黎元洪，获准将北海公园快雪堂及石虎胡同7号官房为馆址。遂决定以快雪堂为第一馆，专藏本国图书；石虎胡同7号为第二馆，专藏外文图书。快雪堂前二进作为书库和阅览室，后一进为蔡公祠，内挂蔡锷及护国之役先烈相片，神龛供着他们的神主，玻璃橱内陈列着蔡锷的军服，军刀，望远镜等遗物。
第二馆于1923年6月1日开馆，第一个月即接待读者456人。第一馆于1923年成立，1925年10月开馆。由于第一馆设在公园内，进门须购门票，所以读者不多，但也因此吸引了一些喜好幽静的学者，来此从事研究和写作。
梁启超每周都要来第二馆住三天从事写作。他生前一直为该馆募捐基金。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助教蒋善国记载：“梁在研究室起草《中国文化史讲义》，每日三千言，并指导研究生一切功课。此外每日为松坡图书馆鬻书捐助基金，挥毫不缀，其病纯由于劳累过度所致。当时名医肖龙友为之诊治，曾谓余曰：‘梁先生不能静养，执笔不缀，如能百日不看书，余定保其痊愈也’”。梁启超为松坡图书馆所做的一切表达了他与蔡锷的生死情谊。
1929年初梁启超病故。由于经费不足，松坡图书馆两馆合并。1949年5月松坡图书馆与北平图书馆合并，继续开放了几年之后关闭。其后曾作为书库和家属院。1987年交还给北海公园，蔡锷的遗物移交到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
十分遗憾与希望
1945年秋,台儿庄战役非蒋嫡系抗日名将李宗仁,被蒋剥夺军权派任北平行营主任,来到松坡图书馆.我爹带着我和妹妹与梁家在京后人一道,站在该馆东侧门前的山坡上，只见个子不高的他，两眼炯炯有神，身披礼服呢军斗蓬，缓慢走上山坡进入松坡图书馆。李宗仁早年就读于广西陆军小学堂和广西陆军速成学校，1910年入同盟会，1913年任广西将校讲习所教官，此期间正是蔡锷在西南各省建立新军，开办陆军学堂之际。估计他是在蔡的忌日来表示悼念和敬仰的。
多年来我几度来到快雪堂前，希望看到有关松坡图书馆的标志或说明,但令我十分失望。近闻快雪堂已出租给私人开办快雪堂书法博物馆。该馆以乾隆皇帝建快雪堂与《快雪时晴帖》碑刻为主题；有关护国英烈的牌主仍锁在院内一小屋中，并不打算展示有关蔡锷等护国英雄的事迹。我认为梁启超和蔡锷不顾个人安危，奋身投入护国战役，最终阻止了袁世凯复辟帝制，这是复兴中华历史进程中无比光辉的一页。松坡图书馆凝聚着梁蔡二人爱国爱民的生死情谊和革命情怀。他们那种不惜牺牲个人为国为民奋斗到底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继承并发扬光大。松坡图书馆的存在历史，更有利于申遗。应在该院落墙壁上简介该馆和护国战争的关系。快雪堂中宽敞的三殿两院，有足够空间开办书法展览并供文人墨客活动。快雪堂及其碑刻属于人民，应常年对游客开放。
（杜光附识：本文是梁启超的侄女梁思萃写的回忆文章。全文以松坡图书馆为节点，介绍了梁启超同蔡锷的深厚情谊和他们在讨袁护国战争中的事迹，然后落笔于蔡锷去世后梁启超为纪念他而筹建松坡图书馆，最后建议在松坡图书馆原址——北海快雪堂简介该馆和护国战争的史迹，以教育后人。
自晚清洋务派开启中华民族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征途后，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而拼搏奋斗。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史迹。遗憾的是，五六十年来，许多历史事实被隐瞒、被篡改，许多历史真相被掩盖、被扭曲，直到近十几年，才有一些学者和知情者出而记述被篡改、扭曲的历史上的事实真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后人有可能从真实的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他们为社会作出贡献，值得称道。
梁思萃所记述的松坡图书馆，从1922年开馆到五十年代关闭，虽然只存在了三十来年，但由于它同梁启超和蔡锷这两位历史伟人紧密联系，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的遗迹应该有所展示。梁思萃在本文结束时提出的建议，正通过友人向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她的愿望能够完满实现。
我同梁思萃结识于65年前，她当年也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这。1948年8月19日、20日，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发布两批传讯名单，上了名单的同学仓促离校，分别隐蔽。我和两位同学（袁洪铎后改名黄诚、王金铸后改名王陶）由梁思萃带到南长安街她二伯梁启勋的家里，足不出户地住了七天。除使我们转危为安外，她还帮助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上了传讯名单的陈怀凯、刘燕驰（陈凯歌的父母）等4位同学平安脱险。
九十年代后，我和梁思萃、黄诚、王陶曾多次欢聚，畅谈当年旧事和别后遭遇，交流对几十年来的经历的反思和感悟，深为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被扭曲而遗憾，觉得应该重拾当年的理想，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为尚未实现的自由民主贡献有限的晚年。我们是被人们称为“两头真”的这个小小群体的成员。
梁思萃现在依然活跃在旧友新朋之间，为传播真理、交流思想而穿针引线。本文是她最近记述历史事实的一个尝试。 杜光写于 2013年 8月16日）
原载于《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