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庆祝科学史所成立50周年的机会，我愿意再次表达对中国科技史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和希望。那就是，科学史学科应该由理学学科走向到史学学科。
把科技史看成是理学学科，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许在今天依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它只表达了科技史学科不成熟时期的特征，即依附于各门自然科学，尚未取得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主张科学史学科的自主性，提出只有分科史不是真正独立的科学史，唯有综合史才标志着科学史学科的出现。分科史往往是依附于自然科学，而综合史才是独立自主的史学。就此而言，就史学属性之自觉而言，就研究纲领的成熟而言，就学科建制而言，中国的科学史界与国际科学史界有半个世纪的滞后。正好在50年前，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召开过一次非常著名的会议，会后出版了会议文集《科学史中的关键问题》（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这本书中所记载的问题，特别是思想史纲领与社会史纲领的对立和互补，显示了经过此前20多年的发展西方科学史界对于本学科所达成的认识，也影响了此后科学史学科的发展走向。也许直到今天，中国科学史界提出再建制化的口号时，才对科学史学科的性质有了重新认识的可能性。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会慢慢显示它的史学学科性质：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中国近代现代科技史是另一个学术共同体，西方或世界科技史是第三个学术共同体，各个共同体有各自比较共同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甚至研究风格，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其实，将来的科学技术史学科还是要走划分二级学科的道路，只是不应该以分科史来划分，而是要以研究对象不同的时空定位来分，比如设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世界科技史，也许还可以设科技考古、科学史理论等。这是科技史学科走入正轨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要走向西方近代早期科学史研究
为什么要走向西方近代早期科学史研究？先要讲一讲走向西方科学史研究的意义。过去50年来，在中国，一说到“科学技术史”研究，指的往往就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但同行们都会承认，即使你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你都有必要学习西方科技史。反之则不然：如果你是搞西方科技史的，则不一定要学习中国古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是，科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东西：我们今天搞的科学都是西方的科学，我们今天之所以重视中国古代科技史，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搞来自西方的科学造成的。西方的科学实际上是我们的潜在参照系，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搞中国古代，或者是为了顺从，或者是为了对抗，或者是为了补充，总之，我们的潜意识里都是把西方科学作为参考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西方科学，已经被现代中国人接受为“现代”的普遍标准，也就是说，西方科学不只是西方人的事情，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事情。不了解西方科学，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构成本质和“现代”中国人的存在方式。就此而言，研究西方科学史，不只是在研究“他们”的东西，也是在研究“我们”的东西。
一门学科的发展并不完全是，或者说常常不是，按照该门学科的内在逻辑进行的，相反，往往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相关联的。有两个条件特别的决定一门学科的走向：一是社会需求，一是大师的取向。由于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由于有于光远，所以就有中国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这个学科。由于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由于有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这些大师们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热爱，于是，中国的科技史学科走上了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为主要内容的道路。今天，社会需求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中国科技兴国国策的实施，如何掌握现代科技的发展规律以及科技对社会的促进规律成为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复兴中国文化的呼声日高；随着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反省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呼声日高；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现代化，究竟什么是科学，成了今天日益强烈的社会需求。这样的社会需求，就为我们大规模的开展西方科学史的研究，准备了充分的外部条件。
大规模开展西方科学史的研究，首先要从西方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科学史的研究开始。这有两方面的理由。第一个理由，中国人所谓科学通常指西方现代科学，而西方现代科学是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诞生出来的，也就是说，近代早期即现代科学的“起源”时期。追根溯源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研究西方现代科学的起源更是西方科学史的基本任务。
第二个理由，西方近代早期恰恰也是西方科学史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取得成就最大的研究领域。这个所谓“科学革命”时期，吸引了西方科学史界一批最杰出的科学史家，围绕这个时期，构建了几大最有影响力的编史纲领，产出了一批经典研究著作。如果我们今天要大规模开展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研究西方近代早期开始，因为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西方科学史界最优秀的成就。
西方科学史界关于近代早期的研究概述
“近代早期”并非从来就是热门领域。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乔治?萨顿就没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这上面来。他的煌煌巨著《科学史导论》只写到了14世纪。近代早期成为热门领域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特别是二战之后，科学史家更多的把眼光移到了这个被称为“科学革命”的时期。由于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无法详尽描述，这里只简要地提一下两大研究纲领和三个亚纲领。两大研究纲领是社会史（social history）和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三个亚纲领是化学论史（chemical history）、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t history)、女性主义史（femalist history）。
科学社会史纲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个是默顿传统。1931年在伦敦召开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苏联科学史家赫森（Boris Hessen, 1893-1938）在会上宣读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文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这篇现在看来比较粗糙而教条的文章，却给国际科学史界带来了新鲜的东西，让人眼睛为之一亮。赫森的文章以及苏联代表团的其它文章结集为《十字路口的科学》（Science at the crossroads），由代表团团长布哈林主编，在科学史界括起了一阵马克思主义的旋风，对剑桥的左派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以极大的影响。受影响的科学家中的比较有名的有大家最熟悉的李约瑟，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就是贝尔纳（John Bernal, 1901-1971）。他的《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广为人知。默顿传统是由默顿（Robert Merton, 1910-2003）本人开创的对科学家群体和科学制度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传统，以他在萨顿指导下做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5）在《奥斯瑞斯》（Osiris）上的出版为标志。总起来说，科学社会史纲领主张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构成了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恩格斯的名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因此，他们比较重视研究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和经济背景，重视研究技术史和工业史；在研究方法方面，重视运用自然科学的数据统计方法以及社会学分析的方法。贝尔纳及其同道者后来与苏联东欧学者一起创立了科学学，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数理统计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默顿学派则创立了科学社会学。这个学派的科学社会学放弃了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重点研究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运作模式。总的来讲，科学社会史纲领的中兴之地就是近代早期。
科学思想史纲领，国内也有人译成科学智识史，意思不错，但念起来有点别扭。还有人译成科学智力史，这肯定有问题。Intellectual是相对于social而言的，前者指的是科学的知识内容、理念理路、思想脉络，后者指的是科学的制度构架、社会运作、外部互动。过去也分别称为内史和外史，其实并不准确。科学思想史学派的科学史家，并非只研究专科史中的科学内容，相反，他们越出了学科范围，寻找科学概念的发展与同时代的哲学史、宗教思想史和社会思想史的关联。如果说他们是内史，那也指的是他们坚守住科学观念的内在发展这个线索，而不是指狭隘地专科内容史。
科学思想史纲领的出现与科学史学科成长过程中大量哲学家、哲学史家的介入有关，特别与法国的科学史传统有关。它的主要开创者是柯瓦雷（A. Koyre,1892-1964）。柯瓦雷本人的学术背景更多是哲学史、宗教史，他曾经师从希尔伯特、胡塞尔、柏格森、布伦舒维克，在俄罗斯思想史和宗教思想史领域以及现象学领域都有所建树，但后来成了科学思想史纲领的旗手。1939年，他出版了《伽利略研究》（Etudes galileennes），以对原始文献的条分缕析和对概念演变的深刻洞察，抓住了二战后一代科学史家的注意力。科学思想史纲领，大体说来，主张观念的内在变革而非技术革新或经济发展的需求才是科学革命的主要动力；把力学、光学、天文学、数学等数理科学作为科学革命的主线和主战场；以概念分析与原始文本分析作为主要的编史方法；注重对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等伟人的研究。柯瓦雷二战时被戴高乐派到美国进行游说，战后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在美国科学史界有很大的影响。他本人获得了1961年的萨顿奖章。受他影响的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史家，比如柯恩（I.B.Cohen,1914-2003），萨顿的博士生，哈佛大学的科学史教授，研究科学革命特别是牛顿，是74年的萨顿奖获得者；克拉基特（M. Clagett,1916-2005），研究中世纪的力学史，威斯康星的科学史教授，是80年的萨顿奖获得者；吉利斯皮（C.Gillispie,1918-），研究地学思想史以及18世纪的科学思想，普林斯顿的科学史教授，是84年的萨奖获得者；英国的霍尔夫妇（Maria Boas Hall,1919-，A.R.Hall,1920-），妻子研究科学革命史特别是波义耳和皇家学会，丈夫研究科学革命史特别是牛顿，他们夫妇共同获得1981年的萨顿奖章。男霍尔还就科学革命的原动力问题与赫森派和默顿本人先后有过论争，坚定地捍卫柯瓦雷的立场和纲领。受柯瓦雷影响的还有库恩（T.Kuhn,1922-1996），研究哥白尼革命以及提出声名卓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他是82年的萨顿奖得主。所有这些人，都是五六十年代科学史界的重要人物，影响和代表了科学史界的最新最出色的成就。70年代后期由剑桥出版社陆续出版的由最有名的科学史家撰写、面向大学生读者的通俗本科学史读物《剑桥科学史研究丛书》，基本上都属于科学思想史纲领。
社会史和思想史两大纲领经过后学们的学习、演练和修正，那些具体的主张一部分被拒绝，一部分被采纳但渗透进了研究者的研究方式之中，消弥于无形。像“回到原始文本”、“回到历史与境”这些反辉格式的编史方法，已经成为整个科学史共同体的共识。因此，纲领慢慢变成了研究和透视近代早期科学史的两个基本平台。在这两个平台之上，新的纲领不断生成出来，但还没有脱离这两个平台，因此称为亚纲领。
化学论纲领是对柯瓦雷纲领的修正。其代表人物可以举，老一点的佩格尔（Walter Pagel,1898-1983），70年的萨顿奖得主，年轻一点的狄博斯（Allen G.Debus,1926-），94年的萨顿奖获得者。他们主要强调炼金术、化学、神秘主义文献在科学革命中的作用，以研究帕拉塞尔苏斯、赫尔蒙特、哈维、作为炼金术手稿之作者的牛顿等著称。按照柯瓦雷的纲领，科学革命的主线在数理科学。柯瓦雷本人曾经就认为牛顿的炼金术手稿对于理解牛顿是不必要的。化学论也主张要从原始文献中复原历史真相，也主张科学革命的本质在于观念革命，这些与思想史纲领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反对柯瓦雷的数理主线论，强调化学和生命科学在科学革命中的重要性。
社会建构论纲领是对社会史纲领的进一步发展。赫森等苏联科学史家冒进的主张虽有启发性，但很难结出真正的果实，后来转往科学学进行发展。默顿的主要精力也投入到科学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之中。50年代之后，社会史纲领没有出现多少杰出的编史成果。70年代以来，科学社会史平台上活跃人物日益增多，成果日益丰硕。特别是8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以其冒进的理论主张，再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且不论他们的哲学主张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被科学史家接受，他们所主张的微观研究、原始文本研究、田野人类学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的方法，确实吸引了一大批科学史的编史实践者。SSK在科学史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夏平（Steven Shapin,1943-）2004年加入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在我看来至少对中国科学史界来说具有象征意义，表明SSK在科学史界早已摆脱异端或另类的形象。从最近陆续出版的多卷本《剑桥科学史》来看，注重微观研究、回避宏大叙事的SSK风格随处可见。夏平写过一本《科学革命》，但完全是想解构“科学革命”这个历史叙事模式，这本书非常有影响。SSK的方法就是不断用高倍的放大镜去观看历史，通过不断的深入历史的细节，让宏大叙事消失，就像在放大镜底下，蒙娜丽莎的微笑不见了，只剩下一些颜色色块和画布纤维。
女性主义纲领是另一个亚纲领。它强调女性隐喻作为历史叙事的主线，强调科学革命时期的神秘主义文献和有机自然观的重要性。代表作有麦茜特（C. Merchant，约1936-）的《自然之死》。中国人对女性主义不太理解、不太重视，但在西方国家，女性主义非常有影响，几乎表现在人文学术研究的一切方面。在科学史里，除了近代早期之外，其它方面也都有影响。
国内的研究概况
国内关于西方科学史的“学习”一直都有较好的传统，特别在高校，特别在自然辩证法界，都比较自觉，但是“研究”传统比较缺乏。也许可以说，我国的绝大多数西方科学史研究文章长期达不到专业水平。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专业队伍，二是对西方的科学史研究工作翻译介绍不够。
由于以科学史所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史界主要力量都在中国古代，西方科技史方向长时期没有自己的专业队伍。80年代开始研究西方近现代，但主要力量也投在了20世纪，近代早期几乎没有专业人员。大多数西方科技史的著述由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界人士或科普写作界人士完成，他们在传播方面或许是有贡献的，但研究水平应该属业余。
本来，业余人员也可以做出专业水平，但由于对于西方科技史界的研究成果翻译介绍不够，中国的西方科学史研究无法有一个较高的起点。西方科学史的教学主要依靠丹皮尔的《科学史》（英文1948年版）和梅森的《自然科学史》（英文1970年版）两部通史，以及若干五六十年代以前出版的专科史，如斯特洛伊克的《数学简史》（英文1948年版），卡约里的《物理学史》（英文1928年版），劳厄的《物理学史》（德文1950年版），柏廷顿的《化学简史》（英文1957年版），伏古勒尔的《天文学简史》（法文1951年版）等。80年代正是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各种西学蜂涌而至，科学哲学著作翻译引进很多，库恩、波普尔、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的著作都有译介。然而，5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界的优秀成果翻译介绍得很少（也许哈佛的两位当时在世的科学史教授柯恩和霍尔顿是例外）。直到90年代，国内对柯瓦雷还没有任何译介文字。在国际科学史界声名显赫的思想史纲领在国内似乎闻所未闻，以致于中国的科学史著作只能靠自己的想像来理解思想史的含义。
具体到近代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编史纲领本应有相当市场。贝尔纳的著作《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先后于1959年和1982年被译成中文出版，但赫森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虽然在1936年有过一个译本，但很难找到，而且没有像其它重要的著作那样有新译本或重印本，《十字路口的科学》也没有译本。
90年代之后，科技史专业的研究生以及科技哲学专业有科学史情结的研究生毕业后，或者进入出版界，或者在出版界开始有影响力，为西方科学史的翻译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零星的单本出版不提，择几套影响较大的丛书提一下：
80－90年代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中有巴特菲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张丽萍等译）、萨顿的《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柯林武德的《自然的观念》（吴国盛等译）。
1994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科学思想文库”中有伯特的《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徐向东译）、译文集《科学思想史指南》（吴国盛编）。
9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中有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丹皮尔的《科学史》（李珩译）、沃尔夫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沃尔夫的《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
1999－2002年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三思文库?科学史经典系列”中有鲍勒的《进化思想史》（田名译）、科恩的《牛顿革命》（颜锋等译）、吉利思俾的《〈创世纪〉与地质学》（杨静一译）、夏平的《真理的社会史》（赵万里等译）、诺夫乔伊的《存在巨链》（张传有等译）、柯依列的《伽利略研究》（李艳平等译）。
200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剑桥科学史丛书”从剑桥大学出版社整体引进，全部11种，包括格兰特的《中世纪的物理科学思想》（郝刘祥译）、狄博斯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周雁翎译）、韦斯特福尔的《近代科学的建构》（彭万华译）、汉金斯的《科学与启蒙运动》（任定成等译）、科尔曼的《19世纪的生物学与人学》（严晴燕译）、哈曼的《19世纪物理学概念的发展》（龚少明译）、拜纳姆的《19世纪医学科学史》（曹珍芬译）、艾伦的《20世纪的生命科学史》（田名译）、巴萨拉的《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格雷厄姆的《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等译）、布鲁克的《科学与宗教》（苏贤贵译）。
2000年河北科技出版社的“鸟瞰科学丛书”中有普赖斯的《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狄博斯的《科学与历史》（任定成等译）。
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中有库恩的《哥白尼革命》（吴国盛等译）、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邬波涛等译）、柯瓦雷的《牛顿研究》（张卜天译）、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伯特的《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徐向东译）、克拉夫的《科学史学导论》（任定成译）。
2004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系列”中有夏平的《科学革命》（徐国强等译）、劳埃德的《早期希腊科学》（孙小淳译）、舒特的《寻求哲人石》（李文潮等译）。
在研究论文方面，任定成、袁江洋以及他们的研究生较多的译介了化学论学派的工作，刘兵及其学生较多的译介了女性主义科学史的工作，孙永平和我本人以及我们的学生较多的译介了柯瓦雷学派的工作。但总的来看，我们的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对西方科学史界已经取得的成就的翻译介绍既不全面也不深入。
我的思路和计划
走向西方近代早期科学史研究，只能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目前国家没有对西方科学史的研究进行规划和资助，只能是让那些认为此类研究有价值的人自己先干起来。我是从研究西方宇宙论思想史进入科学思想史的领域。过去20年，除了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研究之外，对一些自然科学（哲学）基本概念的历史有兴趣，比如宇宙概念、自然概念、时间概念、空间概念。这些兴趣既属于自然哲学，也属于科学思想史。我的《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1994）和《时间的观念》（1996）两本书可以算是初步的成果。1999年回到北大之后，我把科学思想史作为我招收研究生的两大方向之一。目前这个方向已经完成的博士论文有《钱伯斯与前达尔文进化思想研究》（杨海燕）、《海森堡事件及其背景研究》（邬波涛）、《亨利?摩尔的自然哲学》（田径）。近几年，我们的主攻方向逐渐向西方近代早期以及中世纪和古典希腊收缩。计划的第一步是翻译柯瓦雷和库恩等科学思想史名家的著作，在翻译中学习。译本已经陆续收入“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我们目前还在做另一件比较大的翻译工作，那就是负责正在陆续出版的8卷本《剑桥科学史》（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前三卷（古代卷、中世纪卷、近代早期卷）的翻译。这三卷正好是我们计划中的主攻方向。通过这三卷的翻译，我们可以摸清“战场”情况，熟悉地形，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