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来剑桥前，曾从国内的中文出版物中读到，维特根斯坦是哈耶克的堂兄。当时，曾颇为困惑不解：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一个姓“哈”（H），一个姓“维”（W），何来“堂兄”之说？真可谓满头露水，不着边际。
多年来，笔者一直喜欢维特根斯坦，不但其哲学，而且其作为一个思想家追求真知的那种率真。近些年来，自己也对哈耶克社会思想做了一些粗浅的研究。刚开始进入深邃繁复的哈耶克思想迷宫时，曾颇为着迷，赞誉甚多。后来，从这一迷宫中走了出来，也反过来对其思想做过一些批评和商榷。出于对当代人类社会的这两大思想巨擘偏好，尤其是出于自己的理论思维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选择性的亲和”（selective affinity），2000年九月初初来剑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遍了留满了维特根斯坦和哈耶克无形足迹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以及“哲学院”、“经济学院”、“神学院”和大学本部的图书馆，想查清理明二人的缘亲和思想关系。
在来剑桥前，我曾推想，国内一、两个学者把哈耶克和维特根斯坦误认为“堂兄”，可能是缘由其对英文单词“cousin”不同理解所致。众所周知，英文中“堂兄”、“表兄”，通称为“cousin”。没有特别说明，单从“cousin”一词，是无法从我们伟大的“礼仪之邦”的缘亲格位关系来推断出是“堂兄”还是“表兄”来的。最近，从哈耶克于1977年发表在“Encounter”杂志八月号上的一篇“纪念我的cousin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一文中，才知道，哈耶克的曾外祖父和维特根斯坦的曾外祖母，是兄妹。由此方可确知，维特根斯坦是哈耶克的远房表兄，且按我们中华礼仪之邦的标准，差不多快出了“五服”。哈耶克的这篇纪念文章也说明，维特根斯坦出身维也纳一家书香甚浓的豪门，哈耶克自己则出身一破落寒微之家。
可能是由于这种“八杆子打不着”的表亲关系，哈耶克和维特根斯坦两人一生只见过屈指可数的几次面。据哈耶克自己说，就是在这几次见面中，二人也多是寥寥数语、话不投机者居多。即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两人同时成了英国两家著名学府（剑桥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名教授后，且二人又有一段时间同时执教鞭于剑桥，这也并没有把二人的关系拉近多少。原因可能在于，二人的性格、志趣、治学之道，以至政治观点，格格不入。哈耶克是个思想阴沉、一本正经、引经据典、按部就班做学术的“老学究”；维特根斯坦则是个横空出世、天才乖张、独辟蹊径、放浪形骸的思想“独行侠”。维特根斯坦喜欢音乐和读侦探小说；哈耶克则有收藏古籍孤本的怪癖。哈耶克自己曾揣摩，这位比他大正好十岁的远房表兄之所以和他没多少共同语言，可能是维特根斯坦认为他是个无艺术修养之人。
哈耶克和维特根斯坦不但在生活中会面时“话不投机”，在学术思想上也像是“行同陌路”。尽管哈耶克承认，早在二十年代末，他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第一批读者。但好像他却并没有真正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更没有把维氏哲学吸纳和融入他的社会理论建构中去。譬如，尽管哈耶克博览群书，在其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中所引人类思想家的名字和著作之多，可能超过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学者，但就笔者所读过的他五十年代以来的绝大部分学术著作来看，哈耶克只有在1962年所撰写的“规则、认知和可知性”一文中有提到过一次这位作为大哲学家的远房表兄。但从这一处提到维特根斯坦的地方，我们可以推知，哈耶克曾细心地研读过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巨著《哲学研究》。
不但维特根斯坦在治学之道上与哈耶克行同陌路，在生活中也对哈耶克这位远房表弟生疏和冷漠的很。譬如，有一次，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在同时从维也纳省亲回来的火车上相遇。维特根斯坦即时认出了哈耶克：“你是哈耶克教授！”但说完又沉迷于读他的侦探小说。读完之后，才开始与哈耶克搭讪几句，谈起哲学和伦理学问题来。尽管如此，哈耶克本人对这位远房表兄却颇为敬仰。从他生前在“Encounter”杂志上发表的纪念维特根斯坦的文章和《哈耶克自传》中所谈到他这位远房表兄时的那种敬畏口吻，就可以明显地体知这一点。
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似乎只有在一点上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二人均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据哈耶克自己说，他自己从来未曾认真地研读过康德的原著，但他承认，间接地受康德哲学影响甚深。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康德哲学的渊源关系，受专业（笔者的专业为理论经济学）和时间的限制，这里还无从细考。但是不管维特根斯坦这位哲学怪杰是否认真研读过康德，从他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这两大巨著来看，他以其天才的“理性直观”，直逼“康德问题”，以致于在人类思想史上，能真正与康德讨教“几招”的，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怀特海等少数大师外，看来也只有他维特根斯坦了。芬兰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著名学者Erik Stenius教授曾认为，如果说康德以其《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的批判》构筑了其哲学恢弘千古的框架，那么，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以及后来的《哲学研究》），则可被称作《纯粹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本人在二十年代末写完《逻辑哲学论》后，曾颇自负地认为，哲学中该说的和能够言说的，他已说完，因而他自信已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包括康德问题。果真如此？现在看来似乎未必。
然而，不管维特根斯坦哲学就是哲学的终结，不管他是否真正回答了康德问题，但有一点却似乎无人能置否，那就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对当代人类理论思维各界的影响之广、之深，可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思想家能比。这里且不说维氏哲学对当代各主要哲学流派如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影响巨大，就连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甚至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神学，也曾被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巨大“穿透力”所波及。譬如，细读当代文化人类学大师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著作，从其语言风格、思想进路以及学术观点中，可以处处体感出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子。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传人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之所以有一定的解释力和理论深度，显然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那里体悟出了点什么。最近，在剑桥的书店中买到曾任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二十五年院长之久的当代神学哲学家、思想怪杰Don Cupitt的新著《上帝之后》。翻开读来，拍案叫绝！读完之后，我在以马内利学院接待室里Cupitt的“鸽子洞”中留了一个便条，大意说：“大作拜读，收益良多。但您的宗教神学也未免太维特根斯坦化了！把所有的宗教问题，甚至把上帝的存在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当否？”Cupitt刚从香港回来，即回复。后来，我们交流甚多。但对我这一判断，他似置之一笑。即不承认，也不否认。
但是，出于笔者的专业所好，这里自然有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当代经济学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的关系若何？
众所周知，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当代经济学在推进人类对经济现象的认识上，已取得了巨大的积累性进展。然而，对建立数学模型着了迷的新古典主义主流学派，好像到目前还没有看到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子。自六十年代初美国政治学家托马斯•塞林（Thomas Shelling）的《冲突的策略》一书出版以来，现代博弈论理论家方开始注意到维特根斯坦思想。尤其是九十年代后才逐步成型的演进博弈和学习博弈理论，目前已开始接近维特根斯坦。然而，与新古典主流学派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维特根斯坦哲学在经济学中的意义。譬如，人类诸种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的型构、生发、演进与变迁，与人类社会的语言有何关系？这么重要的问题，迄今为止，好像连一个制度经济学家想过都没想过（这里并不否认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道格拉斯•诺思在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说中曾在一句话中提到语言和心理模式在型构人类交往的非正式约束中的作用）！其实，话说回来，就连与维特根斯坦有着远亲关系又曾同时生活与执教鞭于剑桥一段时间的哈耶克，在生前也并未能真正把维氏哲学思想融入到自己深邃繁复的社会理论中去，从而使其苦费了几十年的努力，也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什么是“社会秩序”，什么是“自发秩序”，什么是“扩展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与维氏哲学思想的“格格不入”，甚至某些程度上的“逆反”（比如，维特根斯坦曾在一段时期曾深迷于“苏联式计划体制”，而哈耶克则一生对此深恶痛绝），也曾害得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格雷（John Gray）教授“一厢情愿”地在此二人之间乱点了“鸳鸯谱”，说维氏思想对哈耶克的影响“至深”（runs deep）。
就经济学本质上来说是一门致用的学问来说， 它与维特根斯坦哲学也许干系甚远。但从此理论深度和认识层面来说，或者说从理论经济学作为认识人们社会活动所构成的极其复杂的“合作—扩展制度”的一门社会科学来说，尤其是当思考纷纷纭纭的人世间的诸种社会制度在原初是如何生发出来的，又有什么理由使其驻存和变迁诸如此类的深层问题时，也许只有在当代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制度分析，与维特根斯坦哲学真正建立了对话的时候，才会有其跻入人类思想探索最前沿而“大彻大悟”的真正开始。
（2000年12月17日于剑桥）
本文原载剑桥大学中文杂志《剑河风》2001年第1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