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应该写这篇文章，但我近年来养成了写文章"学术化"的弊病，遣词造句务求无懈可击，于是提笔就想到无从起始，从"制度"概念出发吗？我已经与另两位朋友写了一本《制度经济学三人谈》，出版之后被一些读者批评为"云雾缭绕"并且"不知其终"。不从"制度"概念出发吗？这大概会好些，更由于最近目睹大众媒体以及多数专业媒体每日每期俗不可耐且自鸣得意的表演，不仅于制度改善毫无补益，而且大有扬害蔽善之倾向，于是就有了这里的这番努力。即便如此，我也不指望在一篇文章内对这一标题所求的解释求得令人满意的解释，还是先求一令人满意的开端吧。

基于常识，我和读者们大约都同意，制度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不会没有人试图改变一套坏的制度。例如，"丛林制度"特指这样一套制度，它鼓励并迫使每一个人都试图或者不得不把他人当作改善自己福利的手段来加以利用，霍布斯称之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并且他论证说，"政府"之所以被普遍接受，是因为丛林制度实在太坏，以致相比之下任何管制都显得更好些。

远比上述问题难以回答的，是"怎样判断一种政府比另一种政府坏？"这类问题难以回答，是因为"制度"必须涉及至少两人，而不能仅与一个人有关系。但在至少两人的世界里，任一人对既有世界状态的主观判断——"好"或"坏"或它们之间的某一程度，未必与另一人对同一世界状态的主观判断完全吻合。经济学家们谈论"改革"，较肤浅者往往只谈论所谓"帕累托改善"——即每一个人都同意某一世界状态比既有世界状态更好，故而社会应从既有状态改善到被全体社会成员判定为更好些的那一状态内。较深刻者，如阿罗和森之类，便知道现实世界里很少有帕累托改善可言，大多时候，他们必须谈论的是涉及广泛利益冲突的改革。所谓利益"冲突"，特指对世界状态的主观判断之间发生了难以弥合的差异。

鉴于我只能在一门被我称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里讲授阿罗和森等人对"非帕累托改善"的改革方案所提供的各种理论，我在这篇文章里只满足于讨论"健康"与"病态"的制度。也就是说，我打算以一种病理学的视角来判断制度的优劣，故而不采取上述的那种政治经济学视角。

在病理学视角下，天下没有完好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有改善的余地，关键在于，有些制度允许自身改善，有些制度则不允许自身改善，多数制度在充分允许自身改善与几乎不允许自身改善之间徘徊。

生病很正常，生，就不能不有病。不正常的，是以病为幸福。更可怕者，是以害别人生病为最大幸福。后者，很不幸，往往是病态制度的特征。

制度的病态，以不允许发自内部的寻求改善制度之努力为特征。仔细观察我们亲身经历过的病态制度，不难看到，那些不允许对既有制度加以改善的制度代言人，通常会宣讲一套曾被马克思批评性地概括为"意识形态"的话语，大约是说：既有的制度安排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任何试图改变既有制度的努力，都十分反动，如果不是必须被暴力删除的话。

制度的健康，以允许发自内部的寻求改善制度之努力为特征。仔细观察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健康制度，不难看到，"意识形态话语"虽然仍被主流媒体使用，却经常遭遇所谓"批判性话语"的挑战。更健康的现象是，批判性话语的代表人物们，通常以教书为职业，满足于校园和课堂。意识形态话语的代表人物们，则承认批判性话语来得更深刻，只是"不合时宜"而已。所谓"合时宜"，就是有利于赚钱的，而不是不利于赚钱的。在健康的社会里，人们不仅倾听那些有利于赚钱的话语，而且更注意倾听那些不利于赚钱的话语。所谓"忠言逆耳"。

人脑与其他动物脑之间有一极端显著的区分，前者具备符号想像的能力，后者则通常不具备。在符号想像的基础上，人类有了文字，又在有了文字之后，人类话语便可以保存。前辈人类所说的，典型如《易》的"系辞"，被长期保存并被后辈人类视为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久而久之，历史经验可以成为神圣不可变更的，应予誓死捍卫，不惜杀人，不惜内战，捍卫这一悠久从而被证明为带来了最大幸福的指示。僵化到如此地步的制度，便很难不导致"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呼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了。其实，汤因比所谓"文明兴衰"，基本原理在于一套导致了文明昌盛的制度，往往日益僵化导致自身改善极端艰难从而不能不从外部推翻或从内部炸毁，结果导致了文明的衰微。当然，这也已经包含在我们祖宗的遗训之内了，例如"盛极而衰"，又如"亢龙有悔"，总之，是教育后辈人类不要自鸣得意甘于肤浅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以致衰微，最终败坏了祖先的荣耀。

如果我们不幸已经生活在一种病态制度之内，那么，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提倡批判性思考，或倾听批判性话语。因为，这是恢复制度健康所必须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