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代每年额定征解江南官布31万余匹，其中苏州府占近45％，松江府占42％强，常州府占近13％。江南官布解运京师，特别是松江府解运三梭细布，后来成为江南最苦的差役，解户负担极为沉重。其征解方式前后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不同的方式给解户造成的实际负担大不一样。清代康熙中后期起，官布采办的地域集中在苏州吴县一地，责成布铺轮值承办，掯勒铺户。其数量，康熙中后期多至30万匹，后来因实际使用量减少，乾隆中后期减至每年五千匹，而嘉庆中期有时会增至10万余匹，但通常在一二万匹，至多六七万匹，道光初年则增至10万余匹，年年如此。明清时期无论官布的数量及其解运方式如何发生变化，其承值应差的性质未曾改变。

关 键 词：明清时期  江南地区  解户  官布  差役

明代江南，既是全国棉花种植、棉布织作最为发达的商品生产地，又是全国最为繁重的赋税区。为减轻民间的实际赋税负担和保证赋税的足额征收，宣德年间，应天巡抚周忱对赋税徭役实施大规模改革，在棉布生产区，因地制宜，将赋税米粮部分折征棉布，以平衡各地的赋税负担。据说弘治皇帝的内衣，都是由“松江三梭布所制”①。到正德时期，“内府甲字库收贮阔白三梭布”成为赏赐“内官内使”的专用品[1]卷41《正德三年八月戊辰》。从此以后，明朝直至清朝宫廷所需棉布，基本上均由江南提供，唐人吕温所说安史之乱后朝廷“辇越而衣，漕吴而食”[2]，至此或可改称为“辇吴而衣，漕吴而食”。

官布的解运，江南地方简称为布解，视为大役重役，今人也曾有所关注，有所成果②。但既有研究仅着眼于松江一府，因而未能叙明明代江南每年布解总数及其各地分配数；明代江南布匹解运方式的前后变迁也不清晰；清代官布采办的数量及其运作过程全然未曾涉及，明清官布征解的变迁更是论而未明。至于不明白当时官布征收情形，认为嘉定棉布市场、市镇由此兴起，更是想当然的推论，并不符合实际③。

一、明代江南官布折征及其数量

明代江南官布的征解量，并非如人所说不甚清楚，而是令典规定，有数可查。正德《明会典》和万历《明会典》均载明，弘治十五年(1502)，山东布政司夏税京库棉布20000匹，准小麦24000石；河南布政司京库棉布81837匹；苏州府秋粮征京库阔白布19万匹，准米19万石；松江府秋粮京库布175000匹；常州府秋粮京库阔白布米5万石，每石折布1匹④。计其总数，为516837匹，其中江南苏、松、常三府进贡各色棉布为415000匹，占总数的80％稍强，而其中常州府的5万匹布已改征米粮。

张学颜《万历会计录》记录万历初年的赋税征收量，载明内承运库甲子库阔白三梭布33000匹，阔白棉布360411匹，共为393411匹。其中河南布政司征解阔白棉布60637匹，山东布政司阔白棉布20000匹，苏州府阔白棉布14万匹，松江府阔白棉布99774匹，阔白三梭布33000匹，常州府阔白棉布4万匹，计其总数，正好相符[3]pp996-998。江南苏、松、常三府所贡各色棉布为312774匹，占总数393411匹的近80％，较之弘治后期未有明显增减。前后对照，又可知明后期苏州府征布量减少了5万匹⑤，松江府折征了阔白棉布42226匹，折银数是每匹银3钱[4]卷9《田赋二·赋额》，p24。

每年额定征解的这31万余匹江南棉布，据天启元年(1621)应天巡抚王象恒疏称，嘉定县派布95050匹，太仓、昆山二县派布44950匹，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派布107849匹，青浦县派布24925匹，常州府的武进、宜兴二县派布各2万匹[5]p49。若单论数量，苏州府最多，为14万匹，占近44.76％；松江府其次，为132774匹，占42.45％稍强；常州府最少，为4万匹，占近12.79％。其中松江府所征棉布，万历六年(1578)起，京库阔白三梭布33000匹，阔白棉布折征后减为99774匹。万历四十五年起，三梭布33000匹中，改织黄丝三线布5000匹，每匹加垫贴银2钱5分；黄丝二线布28000匹，每匹加垫贴银1钱5分，两项共计加垫贴银5450两[4]卷8《赋额下》，p24。

在时人将布解负担呼吁得最为激烈的松江一府中，明末贡布的派征情形是：华亭县细布16185匹，粗布48935匹；上海县细布10620匹，粗布32109匹；青浦县细布6195匹，粗布18730匹[4]卷11《役法上》，p24，总计为132774匹。据万历后期直隶巡按房壮丽奏称，苏州府岁额阔白棉布14万匹，每匹价扛银3钱；松江府岁额细布33000匹，每匹扛价银6钱1分，粗布97774匹，每匹扛价银3钱。可知细布即阔白三线布，或称阔白三梭布，粗布即阔白棉布。而据明后期苏松道的呈文，用于御用的只是松江府所贡三梭细布，数量为5000匹，其余均是供宫廷及赏赐之用的[6]p338。因此，松江一府进贡的棉布总数虽然略少于苏州，但因御用棉布全由该府进贡，实际负担可能最高，是以松江人一直呼吁布解之累最重，应役最苦。

此30万余匹棉布，其实渊源有自。太祖洪武三年(1370)，户部奏：“赏军用布其数甚多，请令浙西四府秋粮内收布三十万匹。上曰：‘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以便其民，余征米如故。’”[7]可见，苏、松、常三府进解棉布，起始含有任土作贡性质，从民简便起见，而限定在松江一府，后来才扩大到生产棉布的江南三府。

从明代江南棉布的征解运作来看，额定数往往不能如期足额解交，拖欠累累，但其中的御用棉布，随着皇帝生活的日益奢靡，同绸缎一样，往往临时加派，从而加重地方人户负担。如万历初年，专门进贡御用三梭布的松江府，即“忽加御用三线细布八千匹，岁又费金五六千”[8]。

周忱在江南采用交纳棉布替代赋税田粮，本是减轻沉重的田赋税粮负担之举，而非如人所说的是为了征收逋欠的税粮。嘉靖时大学士昆山人顾鼎臣说：“金花、官布，前辈建明，本为重额官田而设，名曰‘轻赍’，以宽民力也。”[9]其具体折算，正德《松江府志》载，宣德八年(1433)，巡抚周忱奏定加耗折征例：“金花银一两一钱，准平米四石六斗，或四石四斗，每两加车脚鞘匦银八厘。阔白三梭布一匹，准平米二石五斗，或二石四斗至二石，每匹加车脚舡钱米二斗或二斗六升。布匹长四丈，阔二尺五寸。旧例匹重三斤，纳者率以纱粗验退，忱奏不拘斤重，止取长阔，两端织红纱，以防盗翦，至今行之。阔白绵布一匹准平米一石，或九斗八升，每匹加车脚船钱米一斗，或一斗二升。已上于重则官田上照粮均派，俗名‘轻赍’。”[10]pp12-13万历六年，应天巡抚张凤说：“细布一匹，准平米二石，粗布一匹，准平米一石。……先尽下户及赔疲之粮。”[11]万历《嘉定县志》编者认为，周忱见嘉定土薄民贫，而赋税与邻县等，又地产棉布，“奏令出官布二十万匹，匹当米一石，缓至明年，乃带征。盖布入内帑，中官掌之，以备赏赉，视少府水衡钱较缓，公实用以宽瘠土之民”[12]。明末苏州人陈仁锡说：“按金花旧制，京库折粮，每平米一石该折银二钱五分，周文襄、王肃庵(即应天巡抚周忱、苏州知府王仪——引者)二公，俱派于重额田上，则此项银额派于吴县、长洲、吴江三县，以其田额重，故以是宽之也。京库折布，每一匹准米一石，每匹价银二钱五分，扛银分(分前原缺一字—引者)，旧制派于太仓、昆山，嘉定三县，以其地出布，其土高阜，故以是宽之也。”[13]p287华亭人陈继儒也说：“察得细布之役，起于正统八年周文襄公念松江赋役烦重，奏将阔白三梭布一匹，准平米二石五斗，每匹加车脚船钱米二斗六升，阔白棉布一匹，准平米九斗八升，每匹加车脚船钱米一斗二升。”[14]《布解议》，p18明末清初的昆山人顾炎武也认为，江南赋税钱粮“征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宽官田”[15]。

因为在产布区改征粮为棉布以减轻业户的实际负担，所以各地如嘉定和常州武进、宜兴等地将其视为利薮，竭力争取改征额。如嘉靖末年昆山人归有光对其家乡的折布额推广到昆山全县甚至部分转移到常州府大有意见，专门致信地方官，要求维持原状[16]。而嘉靖初年宜兴知县丁谨认为，宣德间折征时，武进、宜兴二县官布为八万匹，后来被松江、嘉定二处分去三万匹，“后县虽有银布之名，殊无银布之利”，现在请求“官布为松江、嘉定分去者，照旧复还分派”[17]p14。各地人士大多站在地方利益立场，伸张利益诉求。

至于周忱实施折粮征布的时间，正德《松江府志》及明后期江南各地府县志均记为宣德八年，而陈继儒记为正统八年(1443)，由明廷于正统五年即下令将松江府折粮大梭布等免征来看，当为宣德八年，殆无疑义。

细绎上述江南地方人士的评价，应天巡抚周忱在赋税改革的宣德年间的做法，鉴于官田税重而民田税轻的情形，在出产棉布的州县，将重额官田的本色税粮，改派棉布征收，以减轻官田重则户的沉重税粮负担。其中阔白三梭布，也即细布，一匹准米二石五斗，阔白棉布，也即粗布，一匹准米一石。这样的折算率，特别是阔白棉布准米一石的比率，并非周忱始创，明廷前此已曾多次实行，但对于植棉织布的农户，当然十分合算，而且运输费用当也大为降低，实际负担大大减轻。此后，这种折算方法一直得到后任地方官的沿用。天顺二年(1458)，巡抚崔恭恢复旧例，“阔白三梭绵布一匹准平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四斗至三斗。阔白绵布一匹，准平米七斗五升，或八斗至七斗”[10]pp18-19。正德六年(1510)，巡抚张凤恢复论粮加耗并银布折征旧例，“今后派征钱粮，俱照先年巡抚周尚书所行则例，不分东西中三乡一概粮上加耗，金花银两布匹，先尽重则官田，每银一两，折米四石，粗布一匹，折米一石，细布一匹，折米二石，白银一两，随时定价”[10]p19。明后期江南税粮折征棉布，虽然时有轻重，但大体上一直在遵照周忱所创标准实行。

在明代历史上，税粮折收棉布，溯其渊源，其实并非创始于周忱。早在洪武十八年(1385)，朝廷下令，两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税粮钞，每五贯准米一石，绢每匹准米一石二斗，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棉布每匹准米一石，苎布每匹准米七斗[18]卷29《户部十六·征收》，p557。洪武三十年，朝廷又下令，各处官田粮，折收苎布等项均解京库收支[18]卷28《户部十五·会计四·京粮》，p530。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即令“各处折征粮，金每两准米三十石，阔白绵布每匹准米一石五斗”；宣德四年，又“令顺天、苏、松并浙江属县远年拖欠税粮，每绢一匹准米一石二斗，棉布一匹、丝一斤、钞五十贯，各准一石”[19]卷2《田赋二》。正统元年，令浙江、江西、湖广三布政司，直隶苏松等府县该起运南京粮米愿纳折色者折纳布绢银两[18]卷28《户部十五·会计四·京粮》，p530。天顺二年(1458)题准，湖广实征秋粮米58万石内，将20万石每石折收阔自棉布匹一匹，每年将10万匹送南京该库，其余10万匹贮本司及本府库，支与官吏旗军准作月粮[18]卷29《户部十六·征收》，p558。但这些折征，不但广及全国，而且往往因水旱灾欠税粮无着而起，与日后周忱专门在棉布产区为减轻业户实际负担而改行折征棉布的做法，有本质的不同。

这种折征税粮的布匹，并不是江南棉布产区民间所织的普通布匹，而有着规定的门幅尺寸。明代后期畅销于华北各地的是标布，较标布稍狭而长者称中机布，最狭而短者称小布，阔不过尺余，长不过16尺；青浦县朱家角镇所出布匹，小号布阔8寸3分，长18尺，大号门面阔9寸5分，长19尺[20]。看来江南民间通行的棉布长不过2丈左右，阔不过1尺左右。而江南进贡朝廷的官布，洪武二十六年规定：“白绵布每匹长三丈二尺，阔一尺八寸，重三斤。”[18]卷30《户部十七·库藏一·内府库》，p573。早在实施折征之初，周忱似乎就考虑到布匹规格长阔合式又斤重达标难以做到，乃规定“不拘斤重，止取长阔，两端织红纱，以防盗翦”。无如收布部门仍以此原定标准刁难解户。到弘治六年，内库甲子库以“布匹不登原样拣出，奸人恐吓，解户揭借贿嘱，至费银八九千两”。弘治十六年四月，户部议奏，“苏松布精细而斤数不足，北方布粗厚而斤数有余。自今苏松等处解布至部，拣中送库，不得再拣，以免解户借银贿嘱之弊”[21]。到万历六年，应天巡抚胡执礼题定京库布式，并将苏、松、常三府织成样布三匹咨送到户部，尚书张学颜验得：“每布壹匹，长叁丈贰尺，阔壹尺捌寸，每匹重贰斤肆两，视旧例叁斤之数，虽少不足，但布匹细密，委与他处不同，合将样布两头用印钤盖，行验粮委官会同科道检视堪用，即将壹匹送内库收贮，壹匹存留本部，壹匹咨送巡抚，严行各府州县照式织造，永为遵守。”[3]p1015官布较之民间一般布匹，长阔门幅多出将近一倍，更加细密，质量非同一般，原来对长阔尺寸及重量均有要求，但周忱始行之初似即考虑到这一点，因而规定只论长阔而不论斤重，但收布的内廷仍以此刁难解户，到万历初年，再次重申只论尺寸而不论斤重，稍从实际出发。贡纳折征的官布门幅要求远大于民间普通布匹，因而需要专门织作，所以地方文献称“又有阔大者为官布，不常织，惟官买时为之”[22]。

二、明代江南官布的解运方式

明代江南官布解运京师，特别是松江府解运三梭细布，后来成为江南最苦的差役，解户负担极为沉重。其征解方式前后又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而不同的方式，对于解户本身，实际负担大不一样。

1.计里编役解运布匹。明初在完备的里甲制下，官布因为由赋税米粮改折，同田赋漕粮一样，责成粮长解送漕粮时搭运。解送之前，也按里甲应役的办法实行，里甲户十年轮役一次。布解与北运漕粮和南北运白粮均是里甲“大役”，十年轮役，邑里骚扰，不胜其烦，改为在粮区范围内五年一编审充役。在松江府，如康熙《松江府志》编者解释：“成、弘以前计里编役，其布解北运、南运及解淮等差，俱于解户内点充，后诸解不胜其困，因于每区五年一编大役，充布解、北运、南运、收兑、收银等差。”[23]p3在常州府，嘉、万时人唐鹤徵说：当地金花银、本折布匹等征于秋粮的赋税，“自隆庆以前，各以分数派之粮长，十分为率，如金花居十之几，各项各居十之几，则亦无论粮长所收之多寡，而各十分之几为金花，几为各项也”[24]卷4《钱谷志一·额赋》，p34，也是通过里甲编役的办法完成布解任务的。由里甲户直接交纳布匹，同交纳米粮一样，不但成为民间的极重负担，而且经过层层索诈勒卡，额定棉布量也往往逋欠难完。正德元年(1506)十一月，东厂太监丘聚即称，“苏州等府纳户解折粮大布三十余万匹，赴甲字库交代，自三月至今，仅收二万五千匹，余尚未完，必该库有留难之弊”[1]卷19《正德元年十一月丙戌》。八个月下来，交纳量不到定额的十分之一，里甲差役制下官布解运的窘境可以想象。

后来遇有水旱灾害，为减轻地方百姓负担，朝廷也往往采用减征办法。正统五年，“命直隶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今年折粮大三梭布五万九千七百三十二匹免征，但征中等三梭布二万匹，每匹折粮二石，其余折征阔白绵布，以其民困于水灾故也”[25]。弘治十七年，“令苏州、松江、常州三府阔白绵布以十分为率，除六分仍解本色，暂将四分每匹折银三钱五分，解部转发太仓收贮。如遇官员折俸及赏赐军士冬衣不敷，照例每匹给银二钱五分，自行买用，积余银两候解边之用。”[18]卷28《户部十五·会计四·京粮》，pp530-531朝廷只有在征收无望的情形下，才下令减征。

2.试行点佥布行解布。官布由解运漕粮时搭运，也许数额并不大，但涉及几乎全体田粮户，“人甚苦之”。成化二十二年(1486)，松江知府樊茔以松江赋重役烦，体会周忱立法初意，谋求通融之策，采用“取布行人代粮输布，而听其赍持私贷以赡不足”，据说“皆有惠利及于民，而公事又沛然以集，巡抚使下其法于他府，俾悉遵之”[5]p69。松江府改变成法，得到巡抚的支持和推广，但延宕了一些时日。常州府武进县仿行此法，已在嘉靖初年。万历《武进县志》记载，该县京库阔白棉布25000匹，准米25000石，内中本外布二万匹，此项官布，“嘉靖初招商买纳”[17]p40。大约客商不熟悉当地市场行情，就有地方光棍串通保结，充当大商，揽纳解交布匹。包揽之人“银一入手，视为己物”，“浪费不经，化为乌有”[14]《布解议》，p18-19。因为多为市井光棍包揽，所解布匹“稀松纰薄，不堪实用”[17]p40，额定之布解任务落空。直到明末，还有人提出，用标布客解运布匹。此法实即以前点佥大户的做法。陈继儒认为，布商非土著，既难托银，又无田土，势难签役，如果将布解之役签派客商，则“客商之布标散而乡镇之布庄亦散”[14]《布解议》，p20，只会对棉布生产和销售带来灾难性后果。

3.编佥殷实大户充任解户。嘉靖四十一年(1562)，松江知府臧继芳议以细布附北运漕船带解，贴以扛垫银，据说“行之一年，仍编民运”[23]卷13，《徭役》，p14。仍编民运，说明废止布行解布，恢复为里甲户五年一编役的做法。其时在册里甲人丁、田地与实际出入很大，再行此法，自然难以完成繁难的布解任务。

里甲编役难以维持，大约万历初年。万历《武进县志》记：官布，“万历七年，知府穆炜议以殷实人户充之”[17]p40。地方官府收缩范围，编佥殷实大户，将解布任务责任指定大户承担，用富户的财力转移地方的责任。其具体做法是，五年编审一次，指定赋税大户充当解户，官府发给布价及铺垫扛贴银，解户承包解运布匹，验印解京。在松江府，布解五年编定40名，其中华亭县20名，上海县15名，青浦县5名，每年则华亭县4名，上海县3名，青浦县1名[4]卷11《役法一》，p1[23]卷13，《徭役》，p13。充当解户者，“大概有田千亩以上”[26]。大户领银解布，布银如能照价及时发放，此差未尝不可。但实施过程中，实际上弊窦百出，不胜缕举。

首先是官府点佥大户即存在买富差贫的严重不公。万历三十八年，华亭知县聂绍昌提出，每五年编定此役，以第一殷实巨富田二千余亩家累巨万金者承役，必不容势家营脱，必不使中户滥充，一旦编定，每年验系大户正身，决无包揽，先给银若干，验收布若干，“印贮库中，随即发银再买，验收既足，给文发行，即时并铺垫银给之，定勒限期，解京批回”[4]卷11《役法二》，p27。但实施时，编定巨富承包买解布匹后，却是由衙门皂快赴户房书手处催买布匹，“一佥到手，即为原差”[4]卷11《役法上这》，p27，勒索诈骗，无所不用其极。天启二年，华亭署理知县孙应昆分析，布解一役，若编定者是真正大户，银必先时足给，解必依期起质，批必刻限掣销，自可一直实行。松江三线细布，一匹价银6钱1分，外加铺垫扛解盘用银2钱5分，已达银8钱6分；二线细布，一匹价银6钱1分，加上铺垫扛解盘用银1钱5分，已达7钱6分；阔白棉布，一匹价银3钱，外加铺垫扛解盘用银7分4厘，已达3钱7分4厘。如是领解之人亲自正身前去，分毫无耗，留作盘缠、到京使费，实用则何尝有亏。然而因为大户之纨绔子弟，多惮远行，往往雇请亲识之人包揽代解，而包揽之人往往克扣肥家，导致解户正身破家荡产。因此，孙应昆提出，应该实行官收官解[4]卷11《役法二》，p28。明末陈继儒论道：“华亭赋烦役重，皆为役法不均，花分者多逃于囤户之外，诡寄者多藏于官甲之中，如南北两运、细布收银、兑军二六轻赍、光禄公侯等差解，大户不点，点及中户，中户不点，点及朋户，或罄家产赔补，或鬻子女赔偿，或称贷京师，流落不返，或监禁狱底，控诉无门。”[14]《清诡寄议》，p10繁重的布解差役，实际往往落到贫困小户头上。

其次是布价不按规定提前或及时发放，而往往迟发、短发甚至不发。陈继儒揭露，布价往往在验布甚至解布后再发，即使发放，“或有十不得六七者，或有干请求给仅许对支者”。解送布匹，则赁房、听验、印解有费，置办布袱油纸包索有费，解运途中舟车关闸挂号有费，抵京交纳则门单、税钞、内官、库官、吏书、司房、保识、库夫、长随、厨役有费，甚至还有摆饭茶果、土仪雇夫交纳第费，每匹除铺垫外赔银4钱2分，“稍不遂愿，任意拣退”[14]《布解议》，pp18-19。

第三也是最为突出的，收布解布多无名之费。具体而言，犹有三端：一是解户接受、办理手续遭受各种勒索；二是解运途中关卡留难；三是京中解纳布匹需付各种费用。万历二十一年，武进县知县桑学夔称，该县官布解头十名，每年买官布二万匹，“往京上纳，程途远涉，盘剥不常，烦劳为甚。及交京库，有需索之费，守候之苦，每年佥点如数”[24]卷6《钱谷志三·征输》，p62。万历三十八年，直隶巡按房壮丽说，“布解系江南第一苦累”，松江府民沈万年、徐成以至控诉，“布价不啻赴汤蹈火”[6]p339。同年，应天巡抚徐民式疏称，解布等役，“有终岁拮据始得竣事者，有水宿风餐皲皴道路赀空产罄流落他乡，甚而血杖淋漓，公庭疲曳，盘逼狱底，羁监三年、五年尚未得息肩者”[23]卷13，《徭役》，p8[4]卷11《役法上》，p27。后来华亭知县章允儒说，“细布解户，役中最苦”，解户收布后，“验布有费，印布有费，承行吏总常例且不赀矣”，解户额外支出不计其数[4]卷11《役法上》，p27。其实际费用，明后期人黄廷鹄说：“细布之役，夫各郡县有解粗布者，而松江三县特解细布，每年佥解户八名，每名费至千金以外，虽巨室大姓，往往立破，中间惨情，不可殚述。”[27]张鼐也称，松江一府最苦者，“尤在细布一役……此解纳内府，每年解役赔费不啻万金，他郡未有也”[8]。直到清初，华亭人董含还有深刻印象，说：“前明编审大役，有细布、北运、南运种种名色，赔累者不少。”[28]同时期上海人叶梦珠也说：“吾乡之甲于天下者，非独赋税也。徭役亦然，为他省他郡所无，而役之最重者，莫如布解、北运。即以吾邑论，布解每年一名，后增至三名，俱领库银买粗细青蓝素布，雇船起运，至京交卸。”[26]

4.各种改革解交方式的动议。解户承包布匹解运，导致解户赔累不堪，破产亡家，官府只得谋求其他办法。

一是附搭袍船解进。明代苏州、松江等地均有织染局，更有苏、杭织造局，督织袍服等上用缎匹，官府配备袍船，专门解交袍服。万历三十四年，华亭知县熊剑化呈请：“布搭粮船，恐虑浅剥，欲附进表，又恐陆行。惟有织造内号外号袍缎大船，船空箱少，搭载颇便。或每匹议给坐舱银一二厘，共银若干，官商亲付船头，以为沿途顺带之费，谅亦无辞。况板坚不水发，途路不欺凌，官船不邀夺，坝闸不留难，关津不勒掯，似觉稳妥可行。候批解苏州府，会同计议可否。”[4]卷11《役法上》，pp25-26三十八年，苏松道呈请，在14万匹布匹中，“议将御用三线细布五千匹，照旧定织本色，附袍船解进[6]338。同年，巡抚徐民式也主张，鉴于布解大户赔贴不堪，不妨将二线与粗布照价改折，三线布以本色附袍船解进。但所有这些主张，“寝阁不行，朝野同惜”[23]卷13，《徭役》，p8[4]卷11《役法上》，p27，看来没有实行。

二是贴银助解。万历二十一年，武进县知县桑学夔议征收法，“如胖袄、茶蜡、硃漆、官布等项，势不可缺者，仍用解头十九名，俱照虎头鼠尾册，田及千亩者方为佥点，其一应挂号销号往返盘费，与夫煎销火耗，滴补鞘匣，扛索箱柜等项俱于积存羡余银内取给。至于贴役解扛银两，俱查原编款目照数当堂给发，虽有解头之名，实无解头之费”[24]卷6《钱谷志三·征输》，p62。常州府拟动用地方积存羡余银以补布解户的额外开支。地方人士助银解运。光禄寺丞顾正心，甚至创设义田706亩，以其所余租米480石专门资助华亭县布解户4名[4]卷13《徭役》，p15。

三是民收官解。天启二年(1622)，松江府华亭知县鉴于当时布解大户纷纷破产的惨状，提出应该实行官收官解[4]卷11《役法上》，p28。崇祯二年(1629)，华亭知县郑友玄提出改革官解之法。华亭一县布解4名，每年领解梭布16185匹，棉布48935匹，价扛垫贴银两共计30847两，费用已经丰赡，但“五年之内必竭数十大户之力，甚至破家而犹不得完者”。其原因在于“大户出名则人皆利之，自领银以至销批之日，在外在京等吏书而上极于内库官监无名之费，不可胜纪”。如果改为官解，则省去各种费用，解户可以无累。但向来官解不能竟其事者，在于“领买不得其人，收解不得其法，差委不得其官也”。现在改变办法，先分别二线、三线布，确定织布机户，然后分派里排，令其各买二三十匹。一二月之前即将布银交给机户，到时严限机户交布。说这样一来，里排无受勒受赔之累。里排纳县验迄，即同扛价垫贴银一并解府，仍于扛价内每年量扣银百两，以作修理本县及粮厅座船二只之费，以供运载，而官解之。至于官解之法，也应效仿苏、常各府，由佐贰官解运，委托粮厅帮解，其领买收解俱由县中料理。所备布价，“差委与领解收买，俱无可虑，则官解行而民解可免”[4]卷11《役法上》，pp32-33。同年，松江知府方岳贡议论，布解之所以受累无穷，关键在于四病，一是发价太迟，二是扣银太重，三是衙蠹纵横，四是催批太急。布由县中大富充解，于是官员和吏胥门皂无不眈眈视之为大富，先买布后给银，则每十扣一扣五，“顶区府快拴通县快，见面钱有例，催领银有例，催买布有例，催验布催印布有例，催晒布催布出境有例”，等到押布出境，而安家路费又有例，“节节需索，而布解之膏血尽矣”。即如印布一项，铺堂有例，茶房、库房有例，书门皂快各有例，“不则践踏”。出境时，催批之票相续不绝，“每一票至，非数金相酬，难禁其凌逼，层层剥削，而布解之皮骨尽矣”。有鉴于此，方岳贡提出，由官府给发串单，令解户设柜自收。说这样一来，重扣之弊可除。其余官府所发之票，一概取消，而令解户自具出状，某日有布可印，违限责之[4]卷11《役法上》，p30。这种由华亭知县郑玄友创行、知府方岳贡推行于上海、青浦二县的办法[14]p20，就是由官府向纳粮户发放串单，布解户设柜自收布价和铺垫扛解银，解户收银后，先期将布价发给织布机户，收取布匹，改民解为官解，将布匹交给县衙，委托粮厅帮解。这种办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可以确保解户获得布价等银，二是去除解户解交环节，减轻解户在解交过程中所受的抑勒之苦，两者均可规避解户破产的厄运。直到明末，崇祯十七年，应天巡抚祁彪佳还在呼吁将苏、松、常三府需交官布全部折价，委官带解[29]。

四是部分折布征银。征收本色布匹既给地方百姓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拖欠积累又不能足额解交，地方官府士民于是谋求改变之方，反复呼吁将部分布匹改折银两征收。万历三十八年，苏松道在主张三线细布附搭袍船解进的同时，就曾提出，其余布匹供赏之用者，“俱照原编银数解纳折色，庶国计民生两有裨益”[6]p338。直隶巡按房壮丽也上疏认为，如果御用三线细布照常征收本色布，而其余粗细布匹折价纳银，既不影响御用，赏赉之资也不会缺。受赏之人，得布一匹，卖出得银不过一钱半，现在一匹布折给银两三钱，实受二匹之值，被赏者应该感悦折色，“解本色官民并累，其害既如此，解折色公私两便，其益又如此”。房还现身说法，称其在京时，每遇年终，见光禄寺给放花布折银，其厨役无不踊跃欢呼，而各卫所给放本色布匹棉花，“领者什九变卖，总布与花得价尚不及贰钱之数，皆澹澹然散去”。房壮丽因而疏请：“伏乞皇上轸念苏松重地，军国攸资，财殚力竭，不堪再困，敕下户部，议覆上请，将松江二线粗布与苏州阔白布尽数改折，征银解进，其三线细布仍织本色，附袍船进御。一转移间，供用不至绌乏，百姓倒悬苦楚可以立解，讵止宽一分受一分之惠已也。”董其昌后来评论道：“此疏行，乃永赖之利也。”[6]pp339-340

天启、崇祯年间，三饷加派，民不堪命，江南赋税重地负担加重，布匹也难足额解交，积欠累累。华亭一县，岁编三梭布16185匹，粗布48935匹，每年三梭布虽系全完，“而领解者身家已尽，输纳者皮骨无余”。知县想方设法，每年带解粗布一万匹，其余民欠难追，只得将垫贴银2881两抵充辽饷，减省全县加编银。天启元年七月，应天巡抚王象恒在《东南赋役独重疏》中说，江南四府，每年解交本色三梭阔白布312774匹，其中嘉定额派布95050匹，太仓、昆山二县共44950匹，武进、宜兴各二万匹，华亭、上县二县共107849匹，青浦县24950匹，从来不能全完，“若从臣前疏，量免三分之一，改折十分之半，亦官民两便之策也”⑥。陈继儒提出，三梭细布势不容折价，而阔白粗布滥恶稀疏，北人最所厌弃，若照原价三钱七分，改折给散，北方之人“既利于得银，银又可以转买商布”，比之二线布还坚精，松江地方则可省垫贴银4200两，可以减征，实是一举两得之良法。只有御用三线布五千匹，仍然征收本色。[14]pp20-21崇祯六年，陈继儒为华亭知县代笔，向上司陈情，“粟米与布缕兼征，梭布与粗布并解，即粗布一项之中，新派与旧欠通逼全纳，追呼则饥馑载道，敲朴则哭诉满庭”。他提出，减少征收本色棉布数额，部分折征银两交纳。自崇祯八年为始，以后每年只起解粗棉布二万匹，“此外万万不能复解”，其余部分议行改折，将改折银18021两按季随金花银差官搭解。说这样一来，“既不违十分全完之圣旨，而又可宽东南力尽之小民，似亦上下通融而无碍者”，而且南方粗布稀疏，北方布匹坚阔，南布每匹算扛解铺垫银3钱7分4厘，北布仅只2钱多，若南布折价，省却各种解运使用之费，则“何如折布易银，听凭给散，自拣自买，利军利民”[14]pp25-26。陈仁锡甚至提出：“官买官解真良规，既无扣除之苦，更无使用铺垫之费。况三线细布，入贡必须买解，然一匹议价八钱三分，松江原价四钱五分，余皆充使费耳。二线可有可无，折银买解，俱可设议。一线是犒军之需，都市尽有，止须解银折给，军且快心，应当酌议者也。”[13]p320

但文献显示，直到明亡，江南棉布改折银两征收并未实施。终明之世，布解始终是悬在苏松等地江南百姓头上的利剑，受尽折磨。

三、清代江南官布征解方式的变化

清朝定鼎后，宫廷所需布匹，仍主要由江南地区提供，但解运方式有了根本的改变，同清初的漕粮一样，改为官方采办，民间的实际负担应该大为减轻。

顺治二年(1645)，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除布解、北运、南运各色解户收银诸役，改为吏收官解，仍照田均编经费银为解官经承吏役倾销诸项公费”[30]。次年，朝廷“总计天下财赋重地，惟江南、浙江、江西三省苏、松、嘉、湖诸府尤最，巡抚黄徽请以漕、白二粮与岁贡绢布俱官兑官解，以舒民累”[31]。可见，清朝立国之初，即将江南官布的解运方式，改为官兑官解，而且由官府依照时值估办，也即吏收官解。

顺治十年，清廷下令：“改折三梭三线布银，其本色布匹，俱照时值估办，改定料价折色银，应办本色起运者，亦随时估值，申报大吏核实编征。”[32]令典规定，本色布匹，按照时值估办；已经改征折色银，而仍起运本色棉布者，也随时估值，核实编征。当年，松江府改折三梭布棉布银共7617两2钱，扛银解费共7666两。三梭三线布每匹原编价扛银6钱1分，岁用垫贴银1钱5分，现为每匹折价银1两，扛费银7分5厘，每银一两，另编解费银2分。本色布匹三线布原编每匹价扛银6钱1分，铺垫扛费各1钱2分5厘，二线布每匹价扛银6钱1分，铺垫扛费各7分5厘，棉布每匹价扛银3钱，铺垫银2分4厘，扛费银5分，现在每年俱照时值估办[23]卷7《田赋二》，p6。

康熙三年(1664)重申，江苏布政司应解五色三梭布5000匹，棉布27036匹，“采办价值，皆由部核销”。此外，原由江苏办解的三梭棉布27367匹，雍正三年(1725)改由山东布政司解送。[33]p19似乎由江苏采办解送的官布在减少。康熙五年，娄县知县李复兴详行均田均役法，见当时役法日敝，将其中原有的布解、南北运、收仓收柜诸重役，“皆贴官料理，民得息肩矣”[34]。可见其时松江府还曾由官府贴银完成布解重负。

然则估值采办或后来的按标准报销价银而采办，是如何采办的呢？据碑刻载，松江府编为小甲月首完解采办布匹，小甲月首则与官府吏书串通，向商牙布铺“滥取布匹，或几千，或几百”，“朱签逼迫，无论商贾，定下货物，立刻缴进，官价不知何时给发，牙行无从设处”。看来这种商牙采办之法，是官府并不备足货价，责任地方小甲月首包揽完成，小甲月首则向商牙铺户采取，所获布匹，或短发迟发价银，或干脆无偿攫取，严重扰累了布牙商户。顺治十七年，巡按马具题，说奉有谕旨，苏、松、常三府上传布匹，委官办解。但小甲月首滥取布匹行为未曾得到遏制。康熙三年，松江商牙控告至江宁巡抚韩世琦处，韩批令布政使查覆。布政使申令委官办解，内局布匹则由苏州织造府在苏州就相应棉布字号平买。但办解布匹时，仍是“奸蠹朋比，借影生波，上传布价，现扣地平……甚至官价朋侵，至商贾视为畏途，牙庄束手受诈”，没有多少改观。直到康熙十一年，在江宁巡抚玛祜再次批示后，松江府将布匹官办官解六款，立碑公示[35]。自后官布采办才正式官办官解，实行新的采办方式。大约官府办解布匹，每年三月奉接部文，“临期急迫，必需牙行经纪四散收买，所以价贵”[36]《请预发采办青蓝布匹价银折》，康熙三十四年九月，p6。可见清初的吏办官解布匹，由于经费无切重保障，经办官员也曾短发或不发价银，而将责任转嫁到布铺布牙头上，由其承值缴纳。

江南办解官布，具体做法后来也有所变化，主要是采办的地域范围大为收缩。同治《苏州府志》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户部回覆江苏护理巡抚李湖奏称，江苏省年额办解物料甚多，其中“年额采办三线等布，向由吴县选铺领办。此系奉部随时派办，向无定数”[37]。此记载特别重要，它至少明晰地透示两点：一是清代所需江南各色棉布，不再像明代那样征解广及苏、松、常三府，而是收缩在苏州府吴县一县；二是吴县完成征解棉布的任务，采用的是选择布铺领办。也就是说，明代直至清初征解棉布的三个府，至迟在乾隆年间，只要交纳棉布折价银及铺垫扛贴银，发生了财政转移，由吴县一地办解布匹。从实际运作来看，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康熙中期，苏州织造李煦在苏州每年采办青蓝布匹数十万匹，其法已变。就此推断，清朝集中在苏州吴县一地实施采办官布，时间当在康熙早中期。其时，江南棉布踹染加工业已向苏州城市集中，苏州又是织造衙门所在地，由苏州织造在当地采办官布，大概最为方便，也最为有效。

官府采办布匹，估照时值，予以报销，自然定有报销标准。原定棉布，每匹准予核销3钱多。康熙三十四年，苏州织造李煦于当年四月方奉文“采办青蓝布匹三十万匹”，“只得仍照旧规采买，以致相沿成例，不得稍减”。临期急迫，春天三四月间，又非棉布上市季节，采办之价就高。为减省采办费用，李煦奏请，来年应办之布，先于前年十月，不用牙行经纪，预将价银给与织布之家，从容办料，乘暇纺织，待至春间陆续收染。说这样一来，每匹可省银6分多，采办30万匹，可省2万余两银[36]。《请预发采办青蓝布匹价银折》，康熙三十四年九月，p6其时“每年领布政司钱粮十六万两有零”，采办青蓝布匹。从此，采办布匹大概即按李煦所说，先将银两给散机户，“所以历年起解无误”。到康熙四十四年，因内库布多，户部题请暂时停办[36]《采办布匹亏欠缘由并请仍派采办折》，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十五日，p180。乾隆中期，江苏巡抚陈弘谋在任时，物价持续上涨，奏定每匹价银5钱，“俟物价平减，即照旧额办理”。乾隆二十七年奏准，照时价每匹准销银5钱。次年奏准，苏州织造办解青蓝三梭布，每匹准销银3钱7分，水脚银2分2厘[33]p19,p6886。次年，徐鸣山额办棉布27367匹，江苏巡抚庄有恭奏称，因“去秋木棉歉收，花纱贵于往昔，现在时价核算，每匹弹纺织工杂费等项，核与奏准之数有浮，未便准给，应该仍遵恩旨，照每匹五钱之价赶办”。该批棉布需价银13683.5两，其中动用原编部价每匹三钱，该银8211.1两外，应协贴不敷银5443.4两，应解部饭银2216.727两，均应于乾隆二十八年耗羡银内动支解给[38]。由此和乾隆五十二年江苏巡抚闵鹗元奏折可知，清廷采办江南棉布，户部核定每匹3钱，在定价内开支，随着物价上涨，户部没有相应调整，超出部分则由地方耗羡银内动支，实际上转嫁了宫廷财政开支。

清代在江南采办布匹的数量，既有研究尚未涉及，其实也可大致理出头绪。康熙末年，户部尚书赵申乔上奏称，江南青蓝布匹自康熙三十四年归于苏州织造李煦领价办买，三十五年办解30万匹，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俱每年办解50万匹，其间四十三年欠解110370匹，四十四、四十五两年共应办解布100万匹，全未解到。青蓝布每匹价银3钱2分3厘，苏州织造共欠解布1110370匹，共价值银358649.51两，“今库内存贮青蓝布甚多，已于四十四年停其采办，而苏州织造十年前所办布匹至今不解，十年前所领布银至今不还”，请求皇上敕下督抚严催，将所领采办布价勒限速解户部[39]。赵申乔的奏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朝廷从江南采买的青蓝布，康熙三十四、三十五两年每年为30万匹，已与明代进贡棉布数相当；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十年间，下发采办数增为每年50万匹，实际办解为388963匹。通观清朝江南棉布的采办量，当是数量最多时期。后来停办十年。乾隆五十二年，委员苏州府知事张允毅督商领办棉布27367匹，当时每匹价格实需银5钱，共需银13683.5两，部编价银每匹3钱之外，协贴不敷银、解部饭银在耗羡银内动支[40]。嘉庆四年(1799)议准，江南布、浙江丝绵、山东布、江西苎布，库贮均足敷用，于嘉庆五年为始，停其解交[33]p20。因为采办量远远超出实际使用量，有些年份实际短解甚至完全不解，采办布匹数量大为减少。

清廷将棉布采办范围收缩为苏州一地后，自然不全然像李煦说的那样，预发银两给布户，也非如乾隆年间江苏巡抚所说，核定价值，按照市价，而是作为差务，派令布铺字号挨次承办，轮值应差，实际上是利用苏州最为丰实的布业实力。道光八年(1828)户部咨：“江苏省额解道光八年分五色三梭布五千匹，现在各工并颁赏需用甚多，应添派三梭布六万匹，又应添派本色油墩布六万匹，限十年四月内解库。如敢玩延，立即奏参。”接到户部咨文后，江苏巡抚转行布政司饬令添办，并专文上奏。陶澍的奏折提供了清代江南棉布进贡朝廷的具体运作等大量信息，极为重要。

一是责成布铺轮值承办。据布商汪益美呈称：“自乾隆四十四年以来，每年只有额办五千匹，间有不办之年，“近来逐渐加多，差多费重，以致各铺为赔贴倒歇，十不剩一。现存二十一户，复经报歇十三户，纷纷改业。此后仅剩数户，力尽难支。”苏州府督同吴县也详称：“查布差，向额之外，门有添派。溯查嘉庆二十五年以前，惟十一年及二十年派办至十一万余匹，为数较多。其余每年或一二万匹，至多不过六七万匹。从前原有布商四十五户，挨次承办，数年轮值一次。尚易领办。近年铺户接踵退歇，不敷轮做。所有道光六年各项布十八万九千余匹，甫据该商承领，尚未办解。又有派办七年分布二十万五千匹，先经咨部请减，或分年办解。”可知自乾隆四十四年以来，每年额办5000匹，间有不办之年。直到嘉庆二十五年，只有嘉庆十一年与嘉庆二十年派办至11万余匹，其余年份，每年或一二万匹，至多不过六七万匹，通年牵算，每年大约四五万匹。道光初年，因典礼备赏需用较多，派办逐渐加多，道光八年增至13万匹。由此可知，清廷派办江南布匹，原来大体沿用明代定额，多至30万匹，后来因实际使用量减少，乾隆中后期减至每年五千匹，而嘉庆中期，有些年分会增至10万余匹，但通常在一二万匹，至多六七万匹，道光初年，则增至10万余匹，年年如此。

二是视实际需要酌量解办。清宫存放布匹，同丝绸一样，“总分所存足敷三年之用为度”，多则暂停解办，少则先期行文制备。嘉庆十五年，库贮江苏布匹多达80万余匹，支放有余，因而暂停派办。而道光初年，三梭布每年约用四五万匹，库贮减少，是以增加派办量。道光年间，户部在回覆陶澍“查照嘉庆二十四年以前历年旧则，酌中定数，遇有添办，每年总以若干限度”的奏折时，并未改弦更张，而议奏道：“查现在库存三梭布八万余匹，每年约用四五万匹，例应三年库贮，今核计不敷二年支放。油墩布现存四万余匹，仅敷本年支放。所有七、八两年分派此二项布匹，断难议减。应令按照前限如数解库，毋得再迟。其六年分派办布匹，据该抚奏称业经发件领办，应令照前展期限，于本年一并解交，以备支放。至三线布、棉布二项，库贮尚可敷用，酌拟暂停解办，将七、八两年分额解江南棉布，缓至道光十年，俟油墩布、三梭布解齐后，于十一年起按春秋二季分批解交。其七年分添派三线布六万匹，缓至十一年，俟江南棉布解齐后，届期核计存贮多寡，倘不敷用，再行知该抚，于十二年起按春秋二季解交，如足敷应用，仍即停止，以恤商力。”[41]户部的议决似乎理直气壮，因而毫不退让，而只是稍微放宽时限，但对派办的布价银仍未作出任何安排。

三是规定按标准报销布价。清廷派办江南布匹，户部核定每匹布价三钱银两，后来物价上涨，并不相应增加报销银两，而是由地方耗羡银两支用。苏州府暨吴县衙详称：“前据各商纷纷具禀，或请增例价，或请移产地接办，均属窒碍难行，迭经驳斥。惟查三梭布每匹例价银三钱零，油墩布每匹例价银四钱，三线布每匹例价银六钱，棉布每匹例价银五钱，均系从前部编及乾隆年间所定。”此项可以印证前述乾隆年间布匹报销银两内容。

四是由于派办布匹数量过大，掯勒铺户过甚，苏州布业铺户纷纷倒闭歇业。嘉庆、道光年间，派办之布“不能按限交纳，往往逾至半年。自道光二年后，竞迟至二三年始行交库”。出现类似明后期加派丝绸不能如期织解的拖欠现象。苏州府暨吴县衙详称，当时“生齿日繁，物力维艰，日形昂贵。应领例价，本属不敷，其解运费用，一切例无开销，添布愈多，赔贴愈重。”既是强令派办，短发少发布价，不计布匹解运费用，自是寻常之事。清廷改变明廷做法，不由富户自行解交布匹，而改由官方采买，但财政安排不足，核定价格并不到位，仍将负担转嫁到布业铺户头上。道光六年派办各项布匹189000匹，七年又派办205000匹，“屡经饬催，尚未据各商领办”。八年夏复奏咨派道光八年分布125000匹，限十年四月解库，“通计两年零四个月之内，共需办解布匹五十余万，商力实属不支”。采办官布，给苏州布业铺户带来了极为沉重的额外负担。

陶澍奏折中提到的领衔棉布字号“汪益美”，是徽州布商于明代万历年间创设于苏州的著名字号，曾在康熙三十二年、四十年和五十九年的碑文中以“程益美”字样出现，在道光十二年的碑文中又以“汪益美”字样出现，到道光时，仍然兴盛，每年销布百万匹，赢利银20万两，“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42]。官府遴选头号布商“汪益美”采办官布，显然是要借助布商的财力，转嫁财政负担，仍不脱清初肆意向商牙布铺滥取布匹的掠夺本质。直到道光时期，清廷及其苏州地方官府，仍未备足价银，按照市场价格，等价采买布匹，而是压价短价甚至不发价银，掯勒布商铺户。较之明代，清代官布的采办，只是将负担由广大业户转移收缩到了专业棉布铺户头上。清代苏州棉布字号因官府采办棉布少发迟发价银而逐渐消减，朝廷采办布匹掯勒铺户严重地影响了江南布匹市场的正常经营。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后，清廷派办布匹，据奏，“咸丰十年以前，苏商与松商分任办理，兵燹后，苏商乏人接充，历年欠解供布，奉部奏咨严催”。同治四年(1865)，苏城布业公举职员戴权充当董事，议由苏属九县布庄布店每匹提捐钱2文，作为帮贴。六年，该董事又以无锡、金匮、江阴三县毗连常、昭两县处所，不出此捐，不足以昭平允，议照常熟、昭文二县庄店派数捐办，其余不毗连乡镇概行免捐。十年认办五年分添派布8万匹，该董请饬常州三县辖境一体提捐，以资协济。三县议由无锡县捐廉钱500串，金匮县捐廉钱2000串，江阴县捐廉钱1100串，作为贴补，仍免捐办。然而此项供布终不能办齐起运，于是革退董事，改行官办官解。同治十三年以后，采用收捐之法，每匹循旧例，抽收钱2文，名曰产地捐，以作供布津贴水脚不敷之用[43]。清末，原来进解的布匹，“间数年办贡一次，无定期，亦无定数。其款捐自商户，向章由上海布捐局于征收稀套布捐时带收此捐，每匹制钱2文，按季解缴藩库储备拨用”[44]。数年办贡一次，看来数量大减。但直到清末，派办布匹的不敷脚价银等，仍责令布庄布店提捐帮贴，布户承值应差的性质主旨仍未改变。

注释：

①明中期太仓人陆容说：“尝闻尚衣缝人云：‘上近体衣俱松江三梭布所制。’本朝家法如此。‘太庙红纻丝拜裀立脚处乃红布。’其品节又如此。”见《菽园杂记》卷1，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②代表性成果如陈蕴鸾、曹幸穗：《明代松江府布解考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和《论明清松江府官布征解之变迁》，《中国农史》2012年第2期。

③如吴滔、佐藤仁史在其专著《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说：“昆山、嘉定改折官布，直接导致本来要到松江采购棉布的客商可以分流出一批到这二县进行交易，在一定意义上说，安亭和陆家浜的兴起即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在归有光时代，甚至邻近的常州府欲采买官布也要前往安亭镇”(第66页)；“本来缴纳官布的‘权利’，只由松江一府所独享，明王朝在赋役改革中将官布作为贡赋经济的‘平衡杆’，间接促发了由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转移。由于昆山、嘉定部分地区改折官布，本来要到松江采购棉布的客商，分流出一批到这二县进行交易，因而带动起一批棉布交易市场”(第76页)

④正德《明会典》卷24《户部九·会计·弘治十五年起运数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第274页；万历《明会典》卷26《户部十三·会计二·起运》，扬州广陵书社影印本，2007年，第468、469、473-474页。

⑤正德《姑苏志》载，“阔白绵布折米一十五万二千石”(卷15《田赋·起运》，第10页)，对照乾隆《苏州府志》(卷8《田赋一》第19页)所载，此为弘治十六年起运数，则其时苏州府每年额定本色棉布已减为14万匹。

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6册《苏松》(引《上海县志》，第47、49页)，其中解布总数原文作“三十二万二千七百七十四匹”，核其细数，对照其他志书所载，实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