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清杂字以日常生活的常用字汇编而成，主要满足乡民基本读写需要，是讨论民众识字的直接材料。对杂字涉及的识字史，可从两个维度解读：其一，透过成规模数量的杂字，系统处理书籍史信息，重构杂字的生产流传与认读使用，审视明清文字下乡的历史进程。其二，从日常生活的实态，将杂字与民众书写实践产生的民间文献关联，建立语料库对民众日常认读和实际生产的文类进行计量语言学分析，此方法直接有效回应了学界对传统中国民众识字基准的长期争论，也为日后识字率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杂字;文字下乡;民众识字;书籍史;明清时期;

识字问题是探讨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线索。近年来，不论是政治史对文书行政、信息沟通的讨论，抑或文化史对阅读史、书籍史的研究，乃至建立民间历史文献学或古文书学的倡议，都无法绕开识字问题。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曾满怀期待地认为，识字领域作为基础课题，研究的人会越来越多。1诚然，有关西方识字史的论著早已汗牛充栋，然而，在中国史领域却是极富挑战的课题。自1979年罗友枝(EvelynS.Rawski)的著作问世以来，对传统中国识字问题的专门探讨，并无实质性的推进。2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欧美汉学界曾先后发生两场围绕识字研究的争论，其中第二场的导火索就是由罗氏触发，伊懋可(MarkElvin)、柯文(PaulA.Cohen)、伊维德(W.L.Idema)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在《通报》《亚洲研究学报》等顶尖刊物发表评论，论辩的焦点并非传统中国民众识字的多少，而是“识字”的标准该如何界定。直到目前，中国史识字研究面临的主要障碍，仍是如何定义识字基准，标准不同识字率结论殊异。3

纵观近40年中国史的识字研究，不同时段有过深浅不一的讨论。4遗憾的是，直接利用民众读写材料讨论识字问题，反倒是秦汉领域的研究有所涉及，并对识字进行了不同类型的区分。宋以后的研究反因材料扩充，大都依靠间接证据列举式说明民众识字水平，对充满争议的识字基准并无回应，且对识字界定不一。

因此，宋以后识字研究的突破口，关键是定位民众识字材料，并寻求界定识字能力的有效方法。所幸，近年大量明清日常习见的民间杂字的发掘5,为探讨民众识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契机。这种识字读物采辑日常生活的常用字汇编而成，民众通过识读不同的杂字，习得日用所需的多元读写能力。6然而，面对这些珍稀的一手文献所蕴含的丰富难得的民众识字信息，如何提出有新意的问题，设计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是一大棘手的问题。

本文拟在回顾以往杂字的搜集研究及其问题出路基础上，汲取书籍史、语言学的养分，探讨明清民众识字的渠道方法，进而对杂字生产流通背后孕育和催生的“文字下乡”这一重要社会文化进程进行反思。7需指出的是，本文仅是在资料利用和方法上为明清识字研究提供新思路，并非对这一研究的实证。彼得·伯克(PeterBurke)在梳理年鉴学人对识字的研究时，就意识到识字史是一个适宜集体研究与统计分析的文化史领域8,笔者期盼本文提倡的史料方法将是深入探讨明清中国识字问题的新开端。

一、杂字的搜集研究与问题出路

20世纪30、40年代，学者大致从语言学、俗文学、教育学和文献学等方面开启了对杂字的研究。刘半农在淘得道光删补本《元龙杂字》后，认为倘能获得更古的完本，对语言名物的研究尤为有用。9郑振铎则认为杂字是童蒙所用的基本书。10常镜海在分析传统蒙学时亦提及十余种杂字。11王重民则在版本目录研究中考辨《新编对相四言杂字》的版本。12

欧美学界在20世纪40年代也留意杂字，日本学者仁井田陞、酒井忠夫、田仲一成等，也利用杂字分别对中国法制史、教育史和戏剧史做了开创性研究。13

20世纪60年代，谢国桢注意到杂字中的社会经济史料价值14,瞿菊农亦利用数种杂字探讨蒙养教材。15张志公则对杂字的渊源、性质、分类及大致发展过程做了初步探索16,他最早对杂字的文献脉络有所交代，开创了杂字专门研究的先例。

20世纪80年代起，杂字研究大体围绕语言文字、教育和史学领域展开。在语言文字方面，主要是对各民族曾流通的杂字进行相关的语言、文字、语音研究。17在教育领域，主要是利用杂字讨论蒙学、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教育，希冀对当下教材改革、职业教育提供借鉴。18在史学领域，山东地区杂字首先被注意，并用于探讨当地民俗生活19,各地杂字也相继出版。20近年以来，在山西、山东、四川、广西等地又发现大量新杂字21,学者还将之与系统的地域资料相结合，探讨区域日常生活史。22

大致而言，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杂字的发掘整理与杂字中史实的利用。除此以外，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罗友枝、吴蕙芳和包筠雅(CynthiaJ.Brokaw)三位学者的研究。罗友枝对清代识字率的估计，既被学者广泛征引，又遭到不少质疑。值得注意的是，罗氏将几种绘图杂字与“三百千”的单字进行比较，强调杂字教授的文字与日常生活所需的用字更具关联性。惜因罗氏从教育机会聚焦识字率的整体估算，而没有对明清杂字更多着墨。23

吴蕙芳在对万宝全书研究的基础上，透过民间日用类书与杂字的渊源、发展及其内容、功能，说明原属不同性质的书籍，因大众需要而彼此调整、互相汇合，最终发展成民间所需获取知识的便利管道。但她立论的主要方向是杂字的生活知识，尤其与日用类书的联系，对杂字所触及的民众识字，只略作说明。此外，只涉及不到100种杂字，限制了讨论的深度。24

包筠雅旨在论述书籍交易而关注到杂字出版，从文本生产流通考察帝国晚期乡村底层的出版销售活动，注意到四堡地区流通的几种杂字促进了民众功能性识字能力的扩散，但研究对象囿于客家方言编辑的几种杂字。25

总体而言，由于视角不同，以往触及杂字与识字的讨论，无论史料收集广度，抑或讨论深度上均显不足：罗氏重点讨论的是教育机会，包氏侧重的是文本制造，而吴氏则强调与日用类书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讨论都突出从日常生活的语境理解识字的功用和意义。当前各地发掘出丰富多元的杂字，不但要求对这种文类在明清时期井喷式涌现给出历史解释，而且大量杂字的生产流通也为探讨识字问题至少提供了两个相当独特的视角：从历时性层面以杂字的书籍史为起点，重构杂字的生产流传，把握明清文字下乡的基本历史过程；在共时性角度分析杂字对民众识字能力的影响。

二、杂字流传与“文字下乡”

费孝通从功能性角度论述乡民生活中的文字既有缺陷又无必要26,这在一个有文字文明的社会复制了无文字部落社会的形象。27如今回顾当时的各种言论，或需重新考虑乡土中国的“无文字性”。同在江苏，与费孝通调查时间也相近的教育研究者傅葆琛就认为，文字是民众生活必需的工具，不识字将处处受苦：“就我们日常生活说，看报、写信、记账、签名，以及处理一切应用文件，如收条、发票、请帖、对联、合同、契约等，哪一样不需要文字?”28社会学学者还批评《乡土中国》全然不看历史演化，仅以一个时点上的文字难下乡，定格无年代区分的乡土中国。29历史学者则认为，民间文献就是民众与文字联系的产物，应重新解释文字下乡。30

明初，杨士奇就批判乡间塾师教授童子诵读李贺的《梦天诗》,理由是既为田舍学童，“读此汝无所用，曷如读杂字书得用也”。31万历时，何士晋亦将子弟教授划分层次：“上者，教之作文，取科第功名。……次者，教之杂字柬笺，以便商贾书计。”32清末民初，刘愚生更提示富厚子弟先教“三百千”,再授四书，而贫穷儿童“所教为千字文及四言杂字之类，父兄所求者，不过能识日用字，写柴米油盐账而已。”33以上虽略举数例，但足以表明传统民众并非不需识字，获取日用读写比科举取士更紧要，为达致这一诉求，由来已久的读写实践则是认读杂字。

进言之，日用所识的字与意欲科举所应识的字未必吻合。塾师邵彬儒称子弟分两等，一为取功名，二为习生理、工艺或务农，但“在经书字为作文章用，未必尽合时宜，世上当行之字，至粗至俗为至紧要，不尽载于四书五经，所以别有杂字相传也”。34这虽是一家之言，却捕捉到识字的脉动，与上文士人看法相互印证：乡民子弟读经书无所助益，反而收录生活常用字的杂字更切适用。杂字流传之广，以致时人虽批评其用途，但亦不得不承认“今之欲识字者，率习四、七言对句杂字诸本”。35然而，杂字类书籍被视为粗陋低俗，甚至连其编者也感慨：“夫杂字者，不敢称书，无非集其所用之字，以备无力多学者取其捷径耳。”36

明清大量杂字的刊、抄流通，既是用以交换和流通的文本，也是传递文化的载体，具有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两个面向。换言之，笔者倡导将物质形态的杂字与精神层次的识字联系起来，探究杂字的生命历程(文本特征、物质形态、认读实践)和社会环境如何生成识字意义。37然而，这种读物在书籍秩序中，为儒者所不齿，故而带有颇多局限，大都只是杂字内容，序跋罕见，编者佚名，刊印不标属地等，从而导致杂字往往是孤立的文本，罕有线索知晓详尽的书史信息。鉴于上述缺憾，在具体讨论时需借助如地方志、社会调查、回忆资料等相关的只言片语，以使杂字流动起来，通过各种寻踪探迹以勾画书籍传播循环圈，由此呈现杂字生产流传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后果。38

对杂字的生产而言，要充分利用保留的序跋，这些有限信息直接呈现文本的编者简介，成立过程(其字汇如何选择、参照用书)和创作意图(预期受众、读法教法和编纂目的等)。此外，一些有出版信息的杂字，一般标识刊刻堂号却不具地方，就要利用版刻工具书确定地点，但也需要注意发现其谬误，因不同地域的机构使用相同名号或存在跨地域分号等。因此，要返回杂字本身找寻相关的地方性知识，综合两种信息确认其地点。

对杂字的流通而言，难以寻觅直接的书商材料，只能采取间接的办法。首先定位受众的构成，这在不同杂字的书名、序跋或相关人物的回忆性叙述中有所呈现。其次追问传播途径和流通数量，从部分杂字后附经销广告，辅之以历代出版史材料，发现其销售途径和模式。至于流通量主要考虑印次情况、手抄流通情形，可反映杂字流通的地域特征和普遍性状况。再次考虑的是受众购买能力，既要利用杂字的形态——大小、字体、用纸、篇幅等，从侧面讨论价格问题，又要利用直接的书单和其他类型的书价(特别是区分定价与实际售价),乃至相关的米价、物价进行比较。

通过这些讨论，可以对收集到的成规模数量的杂字进行流传时空的分析：探讨杂字的编写纂述、受众群体和流通情形，重点是呈现不同地域杂字的刊印传抄状况、市场流通层级、价格区间和销售方式，以期揭示杂字主要受众的面貌。这些杂字的扩展，尤其是数量、种类大增和出版地点的变动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下层民众文字知识的图景。

不过，书史研究最棘手的是如何检验最具关键性的提问——书籍对社会的文化作用与影响。为了回应这个核心议题，罗杰·夏蒂埃(RogerChartier)从“文本社会学”中找到交集并从中汲取养分：书籍印刷形式本身就是直接的、有意义的——不同的版本、字体和排版都会导致不同的阅读感受。39杂字受众往往是历史中的失语群体，他们不会留下认读的描述，最多只在杂字的封面用稚嫩笔法写下名字，抑或名字+号(置、书、备)等以示对书籍的拥有，或名字+买(记、抄)表达书籍之获取，或名字+习字(读书、习读、诵读、诵记、念)等表示使用方式。这些条目虽短得可怜，却表明书籍真正被使用过。当然，要是足够幸运，社会调查或民族志偶有蛛丝马迹。杨懋春对山东台头村的观察指出，孩童除了明白杂字外，几乎不能理解其他读物，在开封相国寺对流动民众的随机调查也发现，民众乐意读杂字，而不愿使用民众教科书。40

因此，试图还原杂字的接受史，颇令人无奈，但绝不因史料构成的屏障而搁浅。我们可以迂回前进，采用上文梳理的路径，依靠书籍物质形态，也可参照序跋中生产者预设的理想读法。这种根据“副文本”和物质形态推断阅读和读者对文本阐释的进路有理论体系作为支撑，但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基本规矩。41因此，要真正在历史框架内展开讨论，就应特别注意杂字中留下的真实读者，尤其留有名字组合杂字内页的认读字迹、时间标记或其他涂鸦。这些在认读过程中随手、即时产生的零碎信息，是真实读者的认读记录。

跳出将杂字视为承载史实的取向，切换到书籍史视角解析杂字的生产刊行、认读利用，进而关注杂字的生产传播与文本流通的文化影响。这些地方性识字读物的流通，折射出文字与民众打交道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杂字的生产编纂，还是乡民获取文字的能力，明清乡村都和文字密切关联。可以预见，杂字在生产流传上的“量”和“质”的历时性改变以及对杂字认读实践的勾勒，不仅呈现明清乡民识字的时空序列，还能追溯获取读写能力的方法。正因如此，从书籍的生产流通，透过规模数量的杂字在时间维度、空间层次的变动和社会层面的拓展研究，把握明清文字下乡的发展动向，从而对这一重要的社会文化史议题进行再思考。

三、杂字读写与民众识字能力

循着杂字的发展线索，不仅可从历时性呈现明清文化发展的某些基本过程，而且在共时性层面为日常生活情境下的识字提供了诠释的直接证据。目前，明清识字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争议就是如何理解民众识字的门槛。职此之故，对识字的讨论不能仅停留于定性描述，还需借助定量分析，而援用语料库的计量方法，可望为民众识字提供有效的解释。语料库计量为识字研究的论辩提供了突破口，与其在主观经验认定的(罗友枝受社会经济史影响，而文学史是伊维德的关怀)识字数量上争论不休，不如计量确定明清民众日常认读和实际使用的字汇，从静态上探测识字教材里的文字，在动态中统计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用字。

20世纪中叶，出现了计量语言学，以语料为基础，用计量方法研究语言的结构和发展规律。早在平教运动中，为追求民众所学的每个字都是有用的字，陈鹤琴、敖弘德等人凭借手工操作，将民众日常接触的各类材料汇集，从中筛选出高频字，选定平教运动的基本字。42晏阳初认为，当时“读了四书、五经、古文，而不能写一封通顺的买卖信的，十居八九。……所以我们如要为他们求教育普及，非制造一种特别的工具，使他们于最少的时间，识得最多的文字不可。……由此数千字中，复选出最通用的一千字，作为‘基础字’,这样使所学即是所用，所用即是所学。”43傅葆琛也总结：“识字教育最为重要，最难解决，也是全部的中心问题是，不识字的人要识多少字和这些字是什么字。”44平教工作者的实践虽对明清民众常用字的基本面貌并不关心，但却为识字研究提供了重要启迪，即识字的质(什么字)与量(多少字)是问题的核心。

近年来，语料库成为语言文字研究的主流，而“识字”被认定为多重甚至是多层次的。45著名语言学者詹姆斯·保罗·吉(JamesPaulGee)阐发了复数识字(multiliteracies)理念：识字是一种社会文化模型，其种类千差万别，人们是用不同的方式读或写着不同的“文本”(texts)。46在这种研究思路下，语言学家强调微观社会语境，倡导将多元复数识字应用于实际教学，发展出读写能力的多模态培养。47

平教工作者的实践和语言学家的语料方法及其对识字内涵的丰富阐释，不仅将文字的所学与所用联贯，同时强调识字能力的多元复杂过程。这些成果与人类学和欧洲史对识字研究揭示的道理相通：读写实践是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多元识字(literacies)。48回到明清日常生活的语境，一册徽州杂字寥寥数语就列出写据、立约、记账、誊簿、算账、写对联、写牌匾、书信、写帖、号冥袋、写条等十余种读写活动。49可见，明清民众接触的文书类型繁复，而在杂字中亦有培养记账、文约、礼仪等诸多不同类型的读写能力。由此，借鉴语言学的理路，探查明清乡村识字“学”与“用”的关联是妥帖的。

在定量之外，也不能搁置定性材料的助力作用，尤其是他者眼光。明恩溥(ArthurH.Smith)在华北传教时探访当地乡村，留下了相当部分对乡村识字的见闻。他记载学堂的读写教材首先是“三百千”,接下来练习的是唐诗上的字。这种教学体制的影响：

对于一个已经呆在学堂里若干年的人来说，要写那些指称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的汉字，不可避免地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字，无论是印刷的形式还是书法的形式。这样，如果列举一份家务用品的清单，能写对的字达不到十分之一，因为这些字既不在经书中也不在唐诗中出现。50

作为外来者更能体察国人习焉不察之事。明恩溥描述了不少读书人只学习经书中的字而不管其他，一旦远离科举的场域，面对居家生活，他们掌握的字汇就无法适用。⑩5019世纪晚期，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也有相似的见解：“在中国语文中，不同的主题需要用不同的字眼。尽管一个人精通经典或小说，要他解释医药或数学的简单文章时他可能轻易被考倒，因为每一页都有许多新的或是不熟知的字。”51这些传教士的洞察证实了杂字收录的日常用字不载于四书五经，还揭示了不同教材读写培养下的识字效果。综合言之，以上诸多材料，既提供了定性评判传统中国识字所学与所用的读写关联，还从静态和动态对杂字语料库的计量提供了认识框架。

从静态来看，杂字字库的形成是知识筛选、取舍权衡和过滤组织的结果。清初以来流传的《南北通晓开蒙杂字》称：“所载全属居家日用贴近之物与夫口中常谈之语，虽妇人、稚子皆所知所晓者，而一切奇异罕见之物，及骚词妙文等事，概不收录。”52乾隆以来流传的《包举杂字》曰：“今从天地、人物及日所常用，约二千三百余字。”53又《童蒙杂字》编者自白：“于诸杂字中，选择切近锅灶耕种者，暂记二十四条，以备目前使用。至若人世所用之字尚多，以及飞潜动植之类，实是不能遍及。”54可以说，每本杂字都由不同主体审慎选择，其呈现的虽是一个有规限的字库，但其传授的字量，却是编者预设乡民所需掌握的关乎日常生活的字。明代杂字结尾处就提到，“日用急需字样，不在质诸六经。”55清代杂字亦曰：“凡四民应用等字，大约未有出乎此者。”56在这个意义上，端赖诸多杂字将其做成相应的语料库，统计每本的字种和字量，虽不能简单化约为杂字的识字效果，但却从历史行动者角度投射出日常所需的识字量和基本字。笔者曾处理过100种不同杂字(覆盖876种版本)的字量，剔除重复字，绝大部分在2000字以下，如《耕田杂字》(488)、《礼仪杂字》(1073)、《松轩杂字》(1610)、《文约杂字》(1758)等，用于务农、礼仪、诉讼、文约等不同的功能性识字诉求。

从动态上来说，每种在地的杂字关联编织了各种民间文献，近年各地各类民间文献的发掘，为确定各种文类使用的字汇及数量提供了可能。对各种民间文献(账簿、契约、书信等)的识字能力进行分析，从而对乡民识字能力基准以直接正面的解答。57甚至，还可建立民间文献和当地流行杂字的关联，从而在日常读写实践的语境中与其他读物如“三百千”启蒙识字进行用字比对。初步统计，“三百千”的单字和杂字中的共有字仅有半数，如杂字中常见的“斗、油、茶、饼、猪、肉、糖”等民众常用字，却在“三百千”中失收。58

可以说，以上材料是民众与文字相互关联的两端：一端是文字的原料仓库(识哪些字),另一端是生产成果(用哪些字)。通过不同性质的文类分析，不仅可以探查日常生活实践语境中运用的多元复数识字能力，为民众识字基准的界定提供有力证据，还将揭示民众识字读本和日常实践用字的关联，推进对乡民识字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理解，作为日后探讨民众识字率的基础。应该提到，语料库的方法，只是对明清民众的字量、字种、高频字统计，至于识字率的研究，虽有大量签押符号作为民众识字证据，但其具体展开还需以村落为个案，配合族谱资料系统统计59,甚至借助大型数据库，尤其是近年流行的数位人文工具。60

余论

明清识字问题一直是学界认为重要，却难度较高，而缺乏系统研究的课题。杂字作为正统文献的价值不高，却为检视民众识字提供了绝佳素材。本文在以往将杂字作为史实论证的基础上，倡导铺陈文本本身的生命历程。从两个维度论述杂字对明清识字研究提供新思路：基于杂字的生产传播和认读接受，投射明清文字下乡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凭借语料库计量，配合民众生产的民间文献用字，回到日常生活实态——在历史语境中以内外(识字读本与民间文献)两种证据，对明清民众识字能力内涵及其类型予以定位。

文中提倡的书籍史路数及语料库计量，只是杂字触及的识字研究的择要举证，希冀以此将明清识字问题纳入日常生活重新定位。通过初步梳理，至少形成以下共识：其一，明清下层民众不但有识字需求，还有相应的文字实践，文字并非高居庙堂而不下乡，只不过民众日用所识的字与士人提倡所应识的字不同。其二，不同的读物造就了不同的识字能力，杂字应付日常生活比通用启蒙教材更为裕如，似无必要坚持伊维德认定的认读两千字大概是粗通文字，而知晓数百字近乎文盲，更毋需诘难罗友枝界定的功能性识字(数百字到两千字)的标准过低。其三，从明清日常生活理解读写能力，应将“识字”视为多元复数类型，不妨将民众识字标准下调，并对各层次的识字率进行微观研究。

还应指出，杂字所形成的文字知识如何与日常生活交织，从而影响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观念世界，是以往研究忽略的领域。因此，虽然诸多杂字分散零碎，但保持杂字与其他民间文献的系统性，从文献的生成流传出发将杂字和学习者后续的进阶学习、日常生活相结合，进而从不同的文本传统和具体历史情境，理解明清时代的地方文献和民间社会。如此，或能更“接地气”地解释文字的传统如何进入日常生活，从而在家族组织、宗族实践、礼仪信仰等范畴之外，从文字实践的视角为管窥明清社会文化变迁提供新路径。

注释

1[美]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2EvelynSakakida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gChina,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79.

3参见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4参见王子今:《汉代社会识字率推想》,《秦汉文化风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178页;邢义田:《秦汉平民的读写能力:史料解读篇之一》,邢义田、刘增贵主编:《古代庶民社会》,台湾“中研院”2013年版,第241—288页;邢义田:《汉代边塞隧长的文书能力与教育:对中国古代基层社会读写能力的反思》,《“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7年第88本第1分;包伟民:《中国九到十三世纪社会识字率提高的几个问题》,《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程民生:《宋代商人的文化水平》,《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4期;程民生:《宋代工匠的文化水平》,《厦门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科大卫:《论一九一〇年代新界区的识字率》,《明报月刊》1983年2月;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徐毅、范礼文:《19世纪中国大众识字率的再估算》,《清史论丛》,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247页。

5例如李国庆编:《杂字类函》,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李国庆、韩宝林编:《杂字类函(续)》,学苑出版社2018年版;王建军:《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笔者还整理出千余种杂字。

6温海波:《识字津梁:明清以来的杂字流传与民众读写》,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7刘永华:《〈乡土中国〉:一个基于社会文化史的评论》,《时间与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2—233页。

8[英]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页。

9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10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上篇)》,《文学》1936年第7卷第1期。

11常镜海:《中国私塾蒙童所用课本之研究(上)》,《新东方杂志》1940年第1卷第8期;《中国私塾童蒙所用课本之研究(续)》,《新东方杂志》1940年第1卷第9期。

12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

1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带东亚图书馆编:《新编对相四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日本学界对杂字利用散见于列举的学者论著中。

14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15瞿菊农:《中国古代蒙养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16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7—167页。此书1962年初版。

17可参见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三才杂字〉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18徐梓:《中华蒙学读物通论》,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97—201页;朱凤玉:《朱凤玉敦煌俗文学与俗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341页;顾月琴:《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教育:明清时期杂字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等。

19西敬亭、于桂英:《从〈庄农日用杂字〉看鲁中的农作和民俗》,《民俗研究》1991年第2期;王加华、赵春阳:《清中叶鲁中乡村民俗生活——以〈庄农日用杂字〉为中心的探讨》,《民俗研究》2009年3期。

20喻岳衡主编:《捷径杂字·包举杂字》,岳麓书社1989年版;来新夏主编、高维国编校:《中华幼学文库·杂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

21王建军:《传统社会民间蒙学读物——杂字文献研究述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0期。

22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戴元枝:《明清徽州杂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23EvelynSakakidaRawski,EducationandPopularLiteracyinCh’ingChina,pp.129-139.

24吴蕙芳:《明清以来民间生活知识的建构与传递》,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版。

25[美]包筠雅著,刘永华、饶佳荣等译:《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242页。

2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8—20页。

27王铭铭:《文字的魔力:关于书写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8傅葆琛:《为什么我们要在训政时期努力文字教育》,《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5期。

29郑也夫:《隔代一书谈,回首百年身》,陈心想:《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7页。

30郑振满主编、饶伟新本辑主编:《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第1辑《族谱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31杨士奇:《东里续集》卷19《李长吉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16页。

32张文嘉:《重定齐家宝要·宗规·蒙养当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69页。

33刘愚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页。

34邵彬儒:《新增一串珠杂字·序》,第七甫崇德堂。除说明外,杂字均为笔者收藏。

35《识字易明录·序》,清刻本。

36《群玉杂字·序》,清同治戊辰萃文堂梓。

37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38[美]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90页。

39[法]夏蒂埃:《文本、印刷、阅读》,[美]林·亨特编,姜进译:《新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64页。

40杨懋春著、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42页;李文海、夏明方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页。

41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第16页。

42陈鹤琴:《语体文应用字汇》,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敖弘德:《语体文应用字汇研究报告》,《教育杂志》1929年第21卷第2、3号。

43晏阳初:《平民教育新运动》,《新教育》1922年第5卷第5期。

44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45KennethLevine,TheSocialContextofLiteracy,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86,p.43.

46JamesPaulGee,SocialLinguisticsandLiteracies:IdeologyinDiscourses,2ndedition,London:TaylorandFrancis,1996,pp.143-144.

47TheNewLondonGroup,“APedagogyofMultiliteracies:DesigningSocialFutures”,HarvardEducationalReview,Vol.66,No.1(Spring,1996),pp.60-92.

48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49戴元枝:《明清时期徽州杂字盛行原因探析》,《蚌埠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50[美]明恩溥著,午晴、唐军译:《中国乡村生活》,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85,94、102页。

51[美]卫三畏著,陈俱译:《中国总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页。

52《南北通晓开蒙杂字·凡例》,佛山福文堂藏板,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53《订正包举杂字·序》,清刻三让堂藏板。

54贺汝田:《童蒙杂字·序》,清刻本。

55谢荣登:《六言叶韵联珠杂字》,明崇祯庚辰建阳熊安本梓,日本内阁文库藏。

56《敦朴堂萃编杂字·叙》,清道光十七年手抄本。

57对闽西百余年的会社收支账和徽州农家记事兼记账的排日账统计,前者单字不足400,后者才700余字,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58温海波:《识字津梁:明清以来的杂字流传与民众读写》,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32—136页。

59刘永华、温海波:《签押为证:明清时期画押的源流、类型、文书形态与法律效力》,《文史》2017年第1辑。

60明清识字研究已有专门数字人文工具(TheLateImperialPrimerLiteracySieve),SarahSchneewind,“HowthePrimer-LiterateReadMingSteles:ADigitalSpeculation”,JournalofChineseHistory,No.4,(2020),pp.85-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