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清之际的社会与政治动荡多变，士人生活世界伴随辉煌而持久的王朝更替而呈现出了复杂的面貌。士人的生死往事，生活经历与社会体验、权力关系和文化网络等建构起当时最值得关注的日常生活形态。而由明入清的漫长进程中，旧王朝在士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如何逝去，新王朝如何稳固，秩序的维护与重建过程又有怎样的体验与感受，都有不同的表达，但核心议题仍在明清两代士人生活的差异，特别是对地方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统治的因应的言说，更多地透露出这个大变局时代士人生活中的寥落况味与精神世界的转向。
关 键 词：明清时期 士人 生活世界 社会重心 王朝更替
要进入明清之际那个已逝的世界，窥探士人的生死往事，挖掘其经历和体验，甚至是在历史上留下的一道轻轻划痕①，当然仍需要从基本的叙事出发。明末世家子张岱所撰的《隔浦菱歌》中，有这样一段：“画舫笙歌顷刻过，只有菱歌，不拾人间唾。口既如簧眼似簸，几回看得兴亡破”[1]卷六，305。经历了王朝更替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像张岱这种最多只能归入“士人”阶层的纨绔子弟，在劳碌半生后，表达出他生活中的寥落况味与精神世界。
生活世界的表达，可以包括日常生活的总和，关注经验与记忆，也包括权力关系和文化网络。特别是在由明入清的进程中，旧王朝在士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如何逝去，新王朝如何稳固，秩序的维护与重建过程又有怎样的体验与感受，则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这对于深入探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地方政治，掌握繁复的社会活动与面貌，呈现鲜明而具体的文人生活，藉此建立起一个有机的社会图像[2]38-39，意义重大。站在经历明清两代漫长更替进程中的所有个人与群体的立场上，来观察一个复杂多样而又变幻莫测的历史节点，在研究上，或许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向内走向。[3]84
笔者不再以学界讨论甚夥的遗民史论述，包括个体生命史、遗民们的出处与选择等方面的考察为主②，而是着重从士人生活史的叙述出发，重探王朝更替的若干侧面。据不同身份的士人及其论域所需，而有士人、知识人、乡绅或秀才等指称。所谓“士人”，当取最宽泛的士、农、工、商这一传统社会分层中的“士”之意。它包括了官僚、士大夫、绅士与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一体的。士大夫与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官僚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呼，绅士则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4]60
一、士人与文人的论说
传统中国社会的重心，自然是在“士”这个阶层。依照“士农工商”的阶层论说，“士”为四民之首，与农、工、商一样，皆属“国之本”。[5]卷二《乘马第五·经言五》钱穆指出：“宋、明以下之社会，与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门第消灭，社会间日趋于平等，而散漫无组织。社会一切公共事业，均须有主持领导之人。若读书人不管社会事，专务应科举、做官、谋身家富贵，则政治社会事业，势必日趋腐败。其所以犹能支撑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赖此辈讲学之人来做一个中坚。”[6]812实际上，读书人是不能不管社会事的，如苏州府吴县人伍袁萃所谓：“君子不持公论，将使小人持之乎？荐绅先生不持公论，将使市井细民持之乎？”[7]190社会的重心在“君子”，在“荐绅先生”。只有这个绅士阶层能真正主持公论，社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小民才能获得更多的依靠，是王朝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在精神与价值方面，“海内士人共为一家”，是个共同体，当然晚至明代万历年间，已有“纲维之务破，不顾主之孤立于上”[8]卷八的不良情形的批评，且已非一日。不过，严格地来说，在明清时期文献的记述中，占据着知识阶层大多数的“士人”，是尚未进阶至进士的知识人群体，与传统所谓四民之首的“士”，在意涵上存在差异。
明清士人在奋身举业仕途的道路上，有“士人立身，莫高于无求”的言说，就像在仕途中，“当官尤先于风节”[9]卷四《时务·书俭训示浙江戊午新科》，都有很高的期许。所谓“求”，无非是为求捷径或便利而四处关说请托，一如被欲望驱使的当官者一样，缺乏节操。在正人君子看来，这是不可取的。
在士人们眼中，“乡科”是进身的第一步。有了举人的资格，才有进一步攀升至进士或者转入理想宦途的可能。但实际上，在士人生活中，“或作气势于乡里，或借居间为生活”的各种表现[9]卷四，都有泛滥之态。
不论是否有在乡里装气势还是为生活帮人搞关系，主流士人的生活核心，仍在举业的讲习训练。查铎指出，“今世士人，惟以词章日督其子，为青紫计，闻讲学之名，辄訾以为迂。”[10]卷七《文类·贺杜孺人八十寿叙》或者如明末清初昆山人陈瑚所讲的那样：“有明当隆、万之季，天下治平，其时之文人墨士习帖括之陈言，以博科名而肥妻子，孔、孟之书委诸口耳而已。”[11]第184册，350在以举业学习为正常心态或者只是利用科举为进身之途的人看来，热衷于讲学论道，是迂腐的表现。毕竟身处晚明太平盛世的所谓文人墨士，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博取科第而使妻、子生活优渥。
曾任刑科左给事中、山西参议、广西副使等职的查铎，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已是“讲学”盛行的时代，他本人也好“讲学”，所以士人生活中对于讲学的排斥与批评，他保持了不同的看法。毕竟，晚明地方上的讲学活动，已成盛行之势。对于士人的文化活动存在不同的看法，也属正常。有人认为：“今人说学，不必讲学，何可不讲？只如今士人习举业，终日诵读作文，乃场中时艺论策，何尝不是讲学论道，必称孔孟诸子而下不屑也。”[12]卷一《理学》讲学活动与士人举业的习学，其实并不矛盾，科考的核心内容“时艺论策”，也属一般而言的“讲学论道”的范畴。
很多人又清楚地意识到，年轻的士人好为诗文，文人气太重，必然对举业有所妨害。对普通人来说，“作诗须称地位”[13]40。所谓要有相称的“地位”，在注重科举的人士看来，就是在举业上成功并获得仕途的机会后，作诗或好为古文辞，才会被认为是当然之事。
洪武时期担任过户部尚书的赵世卿，曾指出：“士人操行廉耻为先，国家劝惩风节是重。”[14]卷十三《奏辩人言疏》后来，乌程县南浔镇人朱国祯(1558-1632)进一步表示，“士人自束发呫哔以来”，就应懂得“以直言敢谏为贤”。[15]卷十六，370他们所论的，都是士人立身处世的品格，有较高的要求。
实际上，据万历时期陈师的观察：“今士人结交，促膝相与，日酒食征逐，指水旌信，以为平生金石交，一旦临利害，远避不睱，甚或挤而排之，朝欢暮仇者不少也。”[12]卷四《交与》士人生活中趋利避害等不良风习，其实具有广泛性。当然稍好的情形，就如隆庆五年进士、曾因弹劾张居正而被削籍的常熟人赵用贤(1535-1596)所言：“今世士人，一或坎壈于时，往往矫迹栖遁，希恬退之名，一旦徼时之幸，遂不胜其酣豢沉湎，昔山林之托，惟恐其影响之，或及视以为不祥而去之矣。”[16]卷八《灵洞山房诗集叙》运气不好时就比较矫情，就想在社会上博得“恬退”的美誉，可一旦获得荣升的机会，昔日故作姿态而表现的隐逸孤傲，就显得不合时宜，而且生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士人荣辱感受的这类表现，又多少有些不堪。
士人作为社会中坚，本应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与担纲者。但社会处境与活动毕竟会因时代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明代中期以来，仕途壅塞情形变得相当严重，大多数士人已成了在仕途上完全没有机会的游士，人生的很多时光都浪掷于无尽的科考途中。汹涌的商业化浪潮对社会的全面促动，影响了士人尝试转趋不同场域，纵身城市繁华，另创生命的意义。[17]210-211
士人在完成基本的知识训练，即具备阅读与写作能力后，知识活动或文化认同开始出现了歧异，在举业范围外，崇尚“博古”“古文词”等，包蕴文人意识的由来，是文人文化的发展根源。[18]其实，文人的概念相对宽泛，可以泛指知识分子，重点在诗赋或古文辞方面的修养与追求，当然也兼重艺术技能。
“好古文词”被文人们视为“不朽之业”。在皇甫汸为中山武宁王七世孙徐京所撰的墓志铭中，所述徐京的经历，就是一个放弃科考后专力于“古文词”等文人能事的典型。[19]卷五十四《志铭·徐隐君基志铭》
再如，出身于嘉善名族的曹庭栋(1700-1785)，从有志于显扬、屡败屡考的少年时代，到中年以后绝意仕进，日常醉心于弹琴赋诗、写兰石、摹古篆隶，以抒发闲寂之抱，“得失两忘，荣辱弗及”，成了比较纯粹的文人。[20]卷三，383
生活于康熙至乾隆时期的昆山名士龚炜，少时即能诗，比较得意的赋雪景的诗中，有“收纶渔父归舟晚，迷径樵人行路斜”一句，被誉为“仙才”。但他这种学诗之好，因举业的压力而被迫抑制，“未敢露此意”。[21]22
纯粹追求文人能事的，会被认为脱离社会，不是迂就是庸，是无用之人。或者如顾炎武引宋人刘挚教训子孙的名言，所谓“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这样的文人，是为顾炎武所厌恶的。顾氏还指出：“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22]849
总的来说，文人的生活世界中，多与科举道路的取舍相关联。有“身份”的文人，其威权的获得，主要来自文化、社会与政治，而非经济。
二、士人本色及意义
包世臣(1775-1855)所谓“士人治生至急，而居官为尤甚”的说法，在士人生活中是很具代表性的，那种“经理私事与勾当公事并重而常相待”的态度，就因存了点“治生”为急的私念而来。[23]卷九而“士人一入宦途，便失本色”的现象[24]卷十二，就成了有识之士的共同感受。未仕之时，支持士人长期的寒窗苦读，溺于科举之学，完全出于高功名的渴望。一旦正式进入仕途为官，又将饱受刑名、法术、簿书、钱谷之类工作的困缚[25]卷首，读书时代的理想将大打折扣。
至于士人中可称作“君子”的，应当能够很好地平衡“不必仕”与“不必不仕”的问题，“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是极有分量和哲理的认识。[21]224地方社会较好的状态，或如钱士升(1575-1652)所谓的“君子循礼而矜名，小人勤力而节啬”这样的社会风貌。[26]470-471社会整体的注意力，其实在“君子”这一侧。下层“小人”社会的安定，要仰赖这个基本以理学为持身准则的阶层。
但总体上士人在整个知识阶层中的地位并不高，主要是所有以“进士”为目标的读书人，包括举人和州县学的生员，也包括医者。[27]卷十一《文集·答周北诸书》被认为是士人的，虽然连知县这样的小父母官，有时也不大肯“屈己去见”，否则会被认为是件“异事”[28]628，但在身份法层面，依然享有减免刑罚的优待。在社会上，士人与乡绅一样，属于领导性质的阶层。[29]141，144
所以论及士人或文人，自然要关乎绅士概念的论说。一般的绅士概念，意涵比较笼统。按照清人的定义，就是包括了举、监、生员及告休家居之大小官员，也是地方官员最应熟悉的社会有力阶层。其中公正廉明的，可称“公正绅士”。[30]卷四《到任事宜》
在根岸佶早期有关“耆老绅士”阶层的研究中，细心观察到清初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的定义[31]，发现笼统的“士绅”概念与“乡绅”的定义，有不少差异。黄六鸿认为，“本地乡绅”就是那些“有任京外者、有告假在籍者、有闲废家居者”[32]卷四《莅任部三·待绅士》，前提条件当然是要有功名。这个定义比较符合明清时代有关“乡绅”身份的言说。至于明清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乡官”，则与乡绅是同义词。[33]87，88，95这一群体与乡里的结合，自然是非常深的。特别是年老隐退的官僚，更以乡里生活为常。这种乡居之官，或在广大乡里所见的官僚，也称“乡宦”。[34]229-265
意涵笼统的文人士大夫群体，包容了上述各阶层，在知识、权力与社会声望三个方面，可以综合指称那些已出仕与未出仕的读书人，可以分成“大夫”与“士”两大类。在文人士大夫群体中，尤以“官僚政治精英”阶层最具影响力。[35]
以这一群体最密集的江南地区为例，他们的出身，大多是所谓的“耕读之家”，其次有少数来自都市富商阶层，第三则来自更少的都市平民家庭(可能是基层教师，小生意经营者，地方官衙的胥吏，或者依赖乡村富室的赘婿身份，获得向上攀升、立身出世的支撑点)。[36]
成化十一年进士、由翰林院进身至内阁大学士的苏州人王鏊(1450-1524)认为，社会越发展，官绅队伍越显繁杂，在这样的趋势下，“政令纷然，守令欲举其职，难矣”，因而也很难产生古代的所谓“循吏”。[37]卷上《官制》在晚明以来关于地方社会风气败坏的批评中，就涉及地方官员与居乡士大夫这两个关键性的群体。前者“食君之禄，居人之上”，本应该“顾念职守，承宣德意，为百姓分忧”，然而常有“日务送迎奔走，取办簿书，谀媚上官，以求荐举、图升迁”的情形，自然对于吏弊民隐“恬不经意”，对朝廷的政策与要求常有怠慢之举。而作为“乡邦之领袖”的后者，是属于“挂名仕籍”、受国家恩宠的一个群体，更宜表率齐民、奉公守法，却与那些贪图利禄的地方官员们一样，“瘠人肥己，效尤成风，坐享田租之利，而使无田小民代其包赔税粮”，倘遇官府清查，也敢妄行阻挠，任私情而昧天理。[38]292-293所以，如果地方绅士不持公论，对地方社会就会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上述这些评说，当然并不能涵括所有地方官员与绅士的面貌，也不否认在一个“国家化”程度很高的地域中(特别是江南)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所怀持较强的忠诚度[39]，但存在于地方官与乡居文人士大夫之间互相牵制的弹性关系，确实可以使地方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在晚明清初，士人生活中除了休闲生活的营造、闲雅逸乐的追求与文人文化的涵养外，因身处晚明社会的复杂变局，旋即遭遇明清两代的政权更替，生活中也时刻存在着某种紧张感，甚至更多的是焦虑。不同生活领域或文化处境的士人，从祖父辈到子孙的世代，感受更是不同。如何在家国大义与生活的维持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或者做有益于个人命运的抉择，在面临大朝代转换的氛围中，对地方精英分子来说，又是困难良多。
三、晚明生活论述
在历史上，明王朝被视为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明代中国出现了文化的发展、国土的开拓，在其最后阶段所具有的内部相对稳定和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越来越成熟，人口有稳步的增长，识字人数大量增加，社会的整个精英以下各层次的学识有了增长，同时精英的和精英以下的文化形式也繁荣了起来，城市水陆交通体系逐渐充实，东南沿海诸省日益变得重要。这个时代的明代社会，有着无穷的活力。[40]1-2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德朝前后，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许多变异，如董其昌所谓的，有时文之变与理学之变，都是时代变化的趋势所致。[41]5这种分水岭式的变化感觉，到嘉靖朝就更为明晰，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政治，都有着明显转折的感觉。[42]11就官绅队伍的风节而论，总体上在嘉靖以前，崇尚循良，重视名节，几有两汉遗风；嘉靖以后，文人士大夫在为官之际，公然比较官缺的肥瘠，假使为官一任而垂囊而返，会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43]14-15因此，也就有万历八年进士、吴县人伍袁萃所感叹的：“今天下人惟利是趋，视仁义若土芥，不复顾惜。”[7]165而以当时社会的变迁与风俗的奢化为例，时人更有深刻的体察：
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趍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挎。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焉弗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滥觞至此极哉！然且务本者日消，逐末者日盛，游食者不事生产。呼卢者相率成风，乐放肆而寡积蓄，营目前而忘身后。是以温饱之户，产无百金，奇羡之家，延不再世。此民生之所以日困，而风俗之所以日偷也。[44]卷四《人道六·民风解》
明末清初长期流寓江南的唐甄(1630-1704)指出：“吴地胜天下，典籍之所聚也，显名之所出也，四方士大夫之所游也。”[45]38唐甄强调的，是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最重要的生活空间，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在这样的空间范围内，生活的奢靡化足使人惊叹。③
嘉靖十四年进士、杭州府仁和县人张瀚(1510-1593)以其生活时代的感受，表示那时的“民间风俗”，早已是“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文人雅士们推崇的精巧细玩，达到了“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耕织”的境地。[46]79
在一些重要的岁时节庆狂欢活动期间，晚明地方上的生活，堪称繁盛。张岱认为，在最为繁华壮阔的苏州，四时游客从无寂寥。仅虎丘一地，除了当地人，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童走空之辈，无不鳞集。[47]46-4很多士人的休闲生活中，还有所谓“喜谈天者，放志乎乾坤之表；作小说者，游心于风月之乡”的追求[48]1，都是他们品位与情感的表达方式。
唐甄、张瀚、张岱等人所论的内容，基本上都处晚明时期，当时的社会处于相对静态的秩序中。但不管怎样，那种生活景况，仍然是令人向往的。文人雅士们的生活，很有些谢肇淛所概括的，极力追求“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宵歌舞之场，半昼床笫之上”这样一种“闲”的境界，也是世人所谓“名利不如闲”的处世态度。[49]374文人士大夫大多喜欢城居生活带来的更多逸乐。嘉兴地方的上层文人，普遍拥有两处以上居所。至于在外地建造别墅，也十分流行，像沈思孝的溪山堂就建在吴兴。嘉兴士绅最喜欢的大城市是杭州。李日华的老师冯梦祯、好友谭昌言，都寓居杭州。[50]19-20
当然明代中期以来，城市中的文艺社交已成普遍现象，更契合文人们的精神需求，甚至是以交成名的渴望与实践。繁多的城市聚会中，如崇祯十六年进士黄淳耀(1605-1645)所概括的，有文会、酒会、游会、谈会、交会五大类，并以文会最似“正业”。[51]这样的社会网络，有着塑造大部分人生活方式的意义，除了在某些特殊时期，国家也只能影响这些网络，而不可能重塑这些网络。[52]18
在这些耽于承平之世的社会交游活动中，士大夫以儒雅相尚，像评书、品画、沦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堪称无一不精。骚人墨客们，都工于鉴别、善于品题，可谓“玉敦珠盘，辉映坛坫”。[53]423
从“治生”的角度考虑，以笔砚谋食的士人，会根据市场消费情况来改变创作风格，士商关系空前密切。士商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互惠互利。士人阶层不可能漠视商人阶层在文化上压倒他们的优势地位，所以在推动奢侈消费和文化消费方面，强化品位，标榜自我，以期建立一道区分雅、俗的界限。[54]173-174虽然早在元明之际，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隐逸色彩的文人社群，但直到明代中后期，社会上才更为明确地涌现一批有别于学士大夫，而别具普遍性社会意义的“文人”，致力于美感生活的经营，形成了一套“雅”文化。这种以赏玩为主旨的文化的发展，则一直处在市场化、商品化力量的包围下，推动了社会文化的整体变化。[55]
从宏观上看，至晚从弘治朝后期的16世纪以来，与世界的大变动基本相应和。这个时期，也就是人或商品、货币流动迅速地活跃化，旧的体制趋于崩坏，新的体制尚未形成，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宗教、思想上都有重大的变化。[56]万历初期，张居正能行严厉的政治，下一纸书，使万里之外不敢不奉行惟谨，以致吏治大有起色。[57]456后人在重修万历朝历史时，说张居正“以长驾远驭之才，当主少国疑之际，卒能不顾诽誉，独揽大权，综核吏治，厘剔奸弊，十年来民安其业，吏称其职”④，不可谓评价不高。但“国势几于富强”的态势，在张居正之后已趋消退，朝廷纲纪日渐废弛，“小人”与君子们各立门派，党争不断。此后国事遂至不可为，所以有论者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⑤
清代钦定《明史》中的这个论说，几乎成了判定晚明特质的权威观点。在这样的论说中，其实也应该注意到，东北建州女真部的领袖努尔哈赤，就是在万历朝前期兴起的。到万历十七年(1589)，他成了当地的都指挥使，这等于明政府承认了他在鸭绿江流域的最高权位。在军事上，他开始了对其他部落集团的征服或吞并，最后于万历四十四年宣布建立“后金”政权，向着征服天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58]45-49
从此，“攘外”成了明末王朝的一大要务，同时因北方农民军的兴起，内忧外患之感遍布朝野。攘外与安内的问题，越益困扰着整个明王朝。陈龙正即指出，“攘外”必先“安内”，所谓“夷狄叛服不恒，虽极盛之世不能无；而中国百姓自相煽动，则土崩之祸，有识者深忧之”。[59]卷五《奴寇策》可惜的是，崇祯朝政府长期陷于“攘外”和“安内”的两难选择之中，最终错失了“安内”的良机。[60]356-425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选择讲述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海瑞、戚继光、李贽，甚至冯保、高拱、郑贵妃、俞大猷、刘綎等人，都没有一个好结果，那个时代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充满悲观色彩[61]3，也非客观全面之论。
史景迁则认为，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朝仍是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一亿二千万的人口远远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大城市，如京都、布拉格、德里、巴黎等，都无法与北京媲美。中国庞大的官僚系统已臻于成熟，千年的传统使其能协调运行，丰富而稳定的律令体系将官僚系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足以解决民众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与各种绘画、戏剧，以及宫廷生活的概貌与官僚机构的运作，无不显示出晚明帝国的辉煌和富庶。[62]6-9晚明，是中国史上文化最繁盛的时期[63]2，否则就不会有后来人对于万历朝生活无比向往的记述。⑥而且在清初，文人对万历朝多存怀恋，并形诸笔端，似乎有着普遍之态。
清初的小说中，将万历时代描绘成一个极乐世界，足令后人感叹思慕：
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那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薰薰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天乘凉，百顽耍要。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64]卷1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顾梦游(1599-1660)，生平任侠好义，喜欢结交四方名士贤豪，他对南京冶游生活的描画中，对万历朝的太平盛世之生活景象，一直怀恋不已，在其古体诗《秦淮感旧》中讲道：“游子皆言风景殊，居人倍感河山异。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一夜扁舟价十千，但恨招呼不能致。佳人向晚倾城来，只贵天然薄珠翠。不知芗泽自谁边，楼上舟中互流视。”[65]卷二《七言古体》
对于顾氏这句“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在同时代的文坛领袖吴伟业那里，也有相近的感受表达。吴伟业同样觉得万历朝的生活确实令人向往：“余生也晚，犹及见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风习最为近古。”[66]卷三七《文集十五》
清初被查禁的《明史钞略》中这样写道：“当万历朝，天下方全盛”，天下久安而长治，必须是财赡而兵强，而这样的前提就在于人主能够知人与善听言。[67]不过知人善听这一点，在万历朝后期的表现，已大不如前了，各种政治变乱接踵而至。
四、断裂与延续
从全球史的视域着眼，16至17世纪确实属于一个“大变局”的时代，类似的王朝更替也发生于其他国家，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到17世纪，可以说进入了全球性的危机时代。[68]6-15在中国，这两百年间，则契合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王朝更替的大时代，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的更迭能像这个时段一样被赋予如许浓墨重彩。
旧王朝的终结至新王朝统治秩序的稳固并赢得社会认同，其实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尤其对于地方知识阶层或精英群体而言，这个过程在其日常生活与心理容受层面，更显曲折而漫长。倘从这样的思考出发，对于17世纪中叶以来地方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统治在底层社会的渗透，就十分值得重新检讨。
17世纪中国的富庶、官僚系统的成熟与社会的复杂变化[62]9-15，使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变得十分重要，司徒琳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中，“17世纪是头等重要的时期之一”。[69]3魏斐德指出，此际明朝政治的衰败与满清政权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浓墨重彩、最富戏剧性的朝代更替。[70]36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文化诸方面都产生巨变的16与17世纪，正是因政府的腐败、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中旧的等级关系的瓦解、对正统理学的普遍怀疑，使明清之际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又充满着极大的不安。[71]1从崇祯十年(1637)开始，江南的太仓、宝山、上海、南翔、大场、昆山、嘉定、常熟、金坛、溧阳、宜兴、武进、石门等地方社会生活中，以奴仆反抗地主为主的运动，此起彼伏。[72]114-125当时有人惊呼这是“千年未有之变”。[73]卷一《风俗》崇祯末直到清初的“奴变”，发生于江南的大部分地[74]233-275，直到康熙初年才得以逐渐平息下去。[75]249
随着李自成农民军的兴起，北方社会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士绅阶层，开始倒向了农民军。[76]249北方战乱的威胁，使大量流民南逃。张岱说他亲眼看见流民饿死，曝尸杭州街头，堆积如山，等待火化。崇祯十一年他再游南京时，在长江边的破庙落脚。他观察出王朝败象已露。崇祯十五年，无能的官吏为重建南京皇陵光华，竟用古木焚烧，挖掘深达三尺的土坑，将皇陵毓秀之气破坏殆尽。而且皇家祭礼十分草率，礼品相当简陋，七月份在飨殿上供奉的牛羊牲礼，已经臭不可闻。这是王朝明显衰败的预兆。[63]133-134
崇祯十七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死难的消息，正式传到江南小县嘉善的时候，是五月初一日，令时人感觉天崩地塌一般。一个月后，即六月初一日，弘光帝在南京登极的诏书下达到地方，人心从而得以安定。[77]在北京陷落后，黄淳耀(1605-1645，崇祯十六年进士)等人本来考虑的日后生存之道，是黄氏所谓的“唯有去城而乡，虽埋名不能，而潜身必可得”，疏离新朝政治，日常生活中于“冠昏丧祭”这样的重要环节，仍可以“深衣幅巾行礼”，终身只称“前进士”，即使“绝迹忍饿”度过余生，也不与地方官府产生关系。黄氏强调说，这是他面临当前的“大关系处”才敢与朋友相告的“真语”。[78]9-10
而且，满洲人入关后迅即在北京建立新政权，已使万历以后欲在中国传教而屡受不欢迎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新观念，即中华帝国是能够被摧毁的，看上去如此强大的明朝，政府组织又似乎是完美无缺，结果却被“北方的野蛮人”摧毁了。[79]22
士人的家国情怀与命运变幻，在那个时代，显得特别激荡人心。聚合文人士大夫精英的党社活动，从嘉靖到万历时期的以文会友，崇祯年间的由诗文的结合而变为政治运动，到弘光以后由政治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意味的活动了。[80]10
维时仅一年的弘光朝，在1645年上半年即骤然瓦解，使江南士绅百姓措手不及。在为殉难的绅民祝祷时，还有所谓“绝粒刎颈恨难消，堕井投缳志不挠，此日君臣同醉饱”[81]247，是当时社会情状的真切反映。在苏州，听闻清兵南下，城内士民大为惊恐，纷纷携家带口，逃往乡间避难。[82]205大难避乡，是当时的普遍情态。这种带有全社会逃难的经历，主要出现在崇祯末年北京城陷落、弘光小朝庭的灭亡以及清兵南侵下达剃发令后，这三个重要的时段。可是很多人逃离城市，还存在着较多的困难。即使能避处乡间，社会的混乱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也是他们需要时刻面对的。[83]
但总体上，如很多府县城的绅民那样，听说“清兵厉害”，都是弃城而逃。[84]58处于这样的乱世，正如归庄所言：“乱世风俗恶，凡事皆逆施，臣则卖其君，主亦受奴欺。”[85]45
上海等地乡间，在清兵南下之际都竖起了降旗，上写“大清顺治二年顺民”。但在听闻抗清明兵要来后，城乡百姓粘于门上的“大清顺民”黄纸被很快扯下，但忽然又传闻清兵复来，又被粘上。如此反反复复了很久。周浦镇的大户店铺凑出银两，买好猪羊米面等物送到县城，向已降清的总兵李成栋表示“感荷天恩”“情愿归顺”等语。⑦
关于剃发的具体要求，在嘉定三屠后侯峒曾的弟弟岐曾遗存的日记中，记载得比较清楚：官府设有“清发道”，按“五等”定罪。所谓“五等”，就是“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另外“顶大者与留发者同罪”。[84]504
尽管那些仍对隆武、绍武、永历等南明政权满怀希望的士人，如归有光的曾孙归庄那般，还存着几分“愿提一剑荡中原，再造皇明如后汉”的豪气[85]56，而且与侯岐曾暗中勾连的反清人士，散布太湖东南部城乡地区，有的还是一代名士，可是，他们短暂的抵抗活动，随着清政权的全面渗透太湖地区，已趋减退。[86]
村庄需要向新政权的衙役、讼师或者兜售士人特权的人寻求庇护，城镇需要通过秘密会社组织寻求保护，士人则向帝国特权求得保护，这样一来，地方社会就无法被真正动员起来。[39]318在1647年左右，怀着最后复明希望的江南士人，已趋于绝望，如归庄那样，发出了“宫阙山河千古壮，可怜不是旧京华”的感叹。[85]141
在夏完淳的岳父钱栴(万历四十四年状元钱士升的侄儿)被捕后，完淳也在岳父家的嘉善别业半村被抓。将被押往南京时，完淳作了《别云间》诗，十分悲怆：“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87]317-318这被海宁人、史学家谈迁误认为是完淳最后的绝笔之作。[88]145在南京狱中，完淳并未渡过人生中最后的秋天就被杀了。他最后写道：“淳固知生不如死久矣。特以国难家仇未能图报，忠臣孝子自当笑人，故饮恨吞声，苟全性命。……今生已矣，来世为期。”[87]495-496
政治上虽出现了断裂，但社会生活仍在延续。
顺治二年六月初四日，清兵进至苏州后，不少避乱于各乡的绅士们，在新朝官府的要求下陆续返城。秀才顾公燮在此际正流寓乡镇，有终焉之志。面对新政权的严令，母亲命他回城免祸。几经周折，终于十四日坐船到水仓，晚上住在王培兰庄内。几天后，官府又出告示，要求回城，并开放齐、阊二门，士民们相率赴领旗号，各携家眷入城，人心渐安。顾公燮一家直到七月初七才坐船回城，居于葑溪。这时，顾公燮才三十三岁，已决定放弃科举。[89]146-147
理学家、桐乡文人张履祥(1611-1674)在明亡后隐居不仕，生活寒素，却曾想在湖州府首县乌程县邻近太湖的地方，建造一座“别墅”。康熙元年(1662)，向友人展示了他绘制的设计图及其旨趣：“筑室五间，七架者二进二过，过各二间，前场圃，后竹木，旁树桑。池之北为牧室三小间，圃丁居之。沟之东，旁室穿井。如此规置，置产凿池，约需百金矣。少亦需六、七十金。”[90]卷五《与何商隱书》然而，即使是这样不过100两白银的造价，非张履祥这样的贫困文人力所能及。贫穷长期笼罩着他的日常生活，终身未能摆脱。
由于天灾人祸的影响，城乡社会的景况仍然令人感到不安。康熙元年(1662)春天，因旧年大小熟全荒，米价暴涨，饥民被迫四处流离就食。在“明史案”发生后不到五个月，江南开始流行疫痢。据当时人云“十家九病”，民间“献神化纸并送鬼神者满路”，景象凄惨。⑧康熙二年春天，气候显得有些反常，几十天都在下雨。九月间，松江府地方发生大疫。除府城之外，从浦西起直到浦东，疫病流传极快，几乎没有一家得以幸免，由此导致棺铺业的兴盛。据说这些店家的生意极好，棺椁供不应求，制棺工匠忙得夜不成寐。有人死后六七日，因没有棺材而不能下葬。⑨
当然，清初政府比较注重吸取明末衰时弊政的教训，调整赋役政策，以减缓民困。明末清初人陈俶在崇祯十五年拟的《蠲赋清狱群臣谢表》中，提出“民穷则盗起，为民清盗，而驱民于盗者多”的观点，就颇受时人重视。[91]303-304在施行乡村教化、整顿秩序的过程中，城市乡村皆严行保甲之法，遇有“不务恒业、群饮聚博、斗鸡走狗、夜集晓散，以及履历不明、踪迹可疑者”，都要立即纠举，不许暂容甲内。⑩
如何解决“穷”的问题，可能是关键所在。这对安定士民的日常生活、慰藉其紧张的精神世界、维持惯常的耕读传统，意义重大。
康熙六年间，经过朝廷讨论批准，松江府地区也按嘉兴、湖州等地的做法，都将原来的北运白粮改为官收官解，细布改官买官解，漕粮改官收官兑，总催白银改为自封投椇，总甲、分催、公正、图书、塘长、排年等项也一并被革除。(11)同时，政府通过“顺庄法”在乡村的推行，期望从基层体系的层面，永除保甲之弊、里书之弊、吏蠹需索之弊、重耗之弊等社会问题。(12)而“摊丁入地”制度的实施，则确定了民间“富民为贫民出身赋，贫民为富民供耕作”。清人认为，这对输纳赋税来说，是“两利相资，益昭简便”的重要举措。[92]卷一
到康熙帝开始南巡的时候，一直是全国财赋重地的江南，在他眼中已经是“市镇通衢，似觉充盈”的感受了，地方生活中又有了“粉饰奢华”的意味。(13)康熙朝晚期进入的十八世纪，可能是欧洲历史上最倾慕中国的时期，中国社会已被认为值得欧洲各国效仿，中国文化或中国产品变成了在欧洲人生活中带有装饰性的、理想化的东西，传统园林及其艺术表现，导致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基本观念，英国、法国与德国从此进入了所谓的园林时代，而想生产最佳中国式产品(如瓷器、毛毯、各式绘画作品等)的激情，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欧洲工业生产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79]45-47
五、前朝梦忆与归入新朝
大概从1600年开始，对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时弊，文人士大夫们都在寻求经久之策，培养起敏锐而严格的知识工具，以衡量政治行为的功效与道德，探求中国人如何利用知识、经济和情感来解决那些问题。晚明与清初的官府，以正统性的力量限制着人们在所有生活领域中的追求，而且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遵循着自己的道路。[63]4-5即从关系士人日常生活紧密的经济与律法规范而言，从十六至十八世纪在经济上长程贸易的开拓、区域产业分工的明晰化，经济活动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律法规范面临新的挑战。地方上大商人资本经营的兴起，土地经营中租、佃的复杂变动，雇佣工人在法律上人身自由的松动，以及海外贸易带来的大规模白银内流等，都是重要的表现。市场经济与商业活动中，触及个人、地方与国家的纠纷，在法律上也遭受较大的冲击。特别是在长江、大运河等全国性的交通主干道区域，有着较为显著的演变与发展。[93]5，281
从较为宽泛的视域，来考察“帝国”内部的“王朝”“地方”与“社会”的关联(14)，可以重探明清两代王朝更替在地方上呈现的漫长进程。
直至康熙年间，明末已确立社会、政治地位的士人们，对新朝存在的抵触情绪，情感上大多不会认同新朝。国家认同的意识，是十分强烈的。那些明末已经成为绅士的，或许在清初已有了深深的失落感，因为如果不是十分珍贵，他们不会宁可自杀或者全家一起殉难，也不愿接受清朝统治。原来的社会也一定非常富足，让他们的生活太值得去玩味。[63]1至于那些因受抗清惨祸而几至灭族的士人，却不得不为了家族命运，重新考虑出应科举与入仕的问题。明末紫隄村最鼎盛的侯氏家族的后人侯兑旸，堪称当地的“乡达”，虽然在鼎革后已杜门谢事，但应族人的恳请，为免受侯峒曾、侯岐曾等人抗清之祸过多的牵连，出来参加清朝的科考，后来只获得一个选贡的资格。[94]49
很多年高的士人，虽由明末成长而来，但在顺治朝、康熙初期方始进入仕途，已比较认同新朝。其中比较值得重视的，是在顺治十八年前后受到奏销案冲击的那些士人们，横遭鞭扑甚至毕命的不可胜数。[95]14顺治九年进士、祖籍松江干巷的曹尔堪，曾与吴伟业一起编注唐诗，到康熙二年春，据说曹尔堪因纵容家人徐宾廷拒捕官差，被判流徙，到康熙十四年才以城工赎罪(15)，或者是当地人所谓的“入京纳银起复”。(16)曹家的变故，与松江地方“奏销案”的爆发有关。[96]681-695被奏销的士人，除了那些后来通过不同途径和机缘，仍得以恢复功名，甚至捐得一官半职的之外[97]，多数人在心理上加深了王朝断裂的感受。
但无论怎样，可以说，一时入仕籍的，非必愿仕之臣，而不入仕籍者，也都非不愿仕之臣。[98]73这或许可以作为那时士人应对出处问题的复杂情态的最好反映。至于他们口中的明末故事，不过是对晚明生活的富足、士人的潇洒自在、乡绅士大夫的威权煊赫，存了几分怀恋或羡慕罢了。前朝往事，只能成为梦忆。
少时过尽风流潇洒生活的张岱，在甲申鼎革后，悠悠忽忽，既不能寻死，又无可聊生，白发婆娑，苟活人间。他这样叹道：“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虽然已是布衣蔬食的生活，但仍常有断炊的窘困。[47]199，201人生沉浮，仿佛因果轮回一般。他的《陶庵梦忆》就因这样的感慨而作，那些人生当中曾经拥有的享受与逸乐，簪履、轻暖、甘旨、温柔、香艳、舆从等，最后都归于空虚，“五十年来，总成一梦”。[47]28张岱记忆中繁华的生活空间，如西湖边那些士人的别墅园宅，已仅存瓦砾。至于从断桥望去，举凡昔日的弱柳夭桃、歌楼舞榭，都似被洪水湮没，百不存一。[99]7所剩下的，只有家园故国的伤感之情。
与张岱相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1611-1693)，退隐于家乡如皋的水绘园中，也像其他遗民一样，对前朝城市生活的声华和故国的沦丧，充满了追忆与悔恨之情，但和那些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的士人不同，他很快在水绘园中，构筑出一个极具园亭声伎之盛的“世外桃源”，履行儒生的志业，广纳宾客，纵情于声色之娱和山水诗文之乐，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恢复了明亡后江南的风雅之盛。[100]54-102
嘉善士人曹庭栋，在乾隆三十年立秋后八日，邀集同仁在其寿藏地、县城北门外的永宇溪庄小饭，饭后一起到距离不远的“遯溪”观赏盛开的荷花。“遯溪”本来是大乡绅钱士升(1574-1652)的别业，在永七区北暑圩，距城三里。四方贤士如黄道周、贺逢圣、倪元璐、颜茂猷、熊开元等人将这里作为讲学论文之处，并常在此住宿。乾隆时期，钱士升玄孙、诸生钱佳(字平衡，号临谷)常居园中，“世守勿替”，维持着生活常态。曹庭栋对于“遯溪”的今昔变化十分感慨，赋诗道：“胜国风流宛在兹，残山賸水忆栖迟。”(17)
到嘉庆年间，钱大昕的弟弟大昭(1744-1813)追述嘉定地方的荣耀历史时回溯晚明，并很自豪地说：“吾邑自有明归震川先生讲学于安亭江上，厥后四先生之诗文实宗其派。”[94]1-2过往的光辉，与清初以来地方社会的文化存在形态，其实已经产生了鲜明的断裂感。
从家族复兴的层面来看，新王朝对以孝治天下的统治原则的提倡，构成了对“家”的基本礼仪的尊崇，这使那些努力在基层恢复“古礼”的明遗民们，在道德自觉的行动上，更加无法逾越清初统治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的巨大控制。与晚明相比，士林的道德修为缺乏士风的相互激荡，其格局越趋狭小。进入仕途的士人们，更受新王朝的钳制。[101]61从佛教信仰的传统来说，江南地区“文化大一统”的意味更为明显，这与华南、西南的民间仪式系统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从明末转换至康熙时代，一个旧王朝影响的影子，最终消逝于地方归入新朝的漫长过程中，不到百年，确实令时人有“如浮云之变幻，俯仰改观，几同隔世”之感。[102]14复明士人的“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的言说与情绪表达[81]260，早已不再。
总之，士人的生活、文化、政治与社会活动参与，面向多样，内容复杂。即如最繁荣的江南地区，经济上发展的奇迹与城市居民消费及其生活空间的革命性变化(18)，都是由文人士大夫记录。所以，除了从思想史、政治史或学术史的角度，还需要从他们的生活空间(城市、园林、山水)、诗酒流连等层面，充实对于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构。
①这方面的思考性论述，可参见[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导论”，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②相关研究可参见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王汎森：《明末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247页；王成勉：《气节与变节——明末清初士人的处境与抉择》，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林丽月：《奢俭·本末·出处——明清社会的秩序心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87-309页；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作为一种现象的遗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
③有关明清之际奢靡生活的论析，可参见林丽月：《奢俭·本末·出处——明清社会的秩序心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4年版。
④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二，“万历十二年八月乙卯”条。
⑤参见《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纪二》。
⑥这方面的论述，参见杜车别：《明冤——毛文龙、袁崇焕与明末中国的历史走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12-319页。
⑦[明]侯岐曾：《侯岐曾日记》，丙戌二月廿九日、丙戌三月初一日，收入《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4页。
⑧参见姚廷遴：《历年记》，“历年记中”，第84-85页。
⑨参见姚廷遴：《历年记》，“历年记中”，第85页；[清]曾羽王：《乙酉笔记》，旧抄本，载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⑩参见康熙.《圣谕广训》，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辑。
(11)参见姚廷遴：《历年记》卷五《记事拾遗》，第163页。
(12)参见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湖州府《奉行顺庄条议》，收入同治《安吉县志》卷四《户口》，同治十二年刊本。
(13)乾隆：《江南通志》首卷二之一《圣祖仁皇帝诏谕》，乾隆二年重修本。
(14)虽然传统中国并非西方语境中的“帝国”(参[美]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年第1期，第29—40页)，但若以帝制国家的语义来理解，尚可一用。
(15)佚名：《武塘野史》，“康熙二年癸卯”条，清钞本。孟森曾引施闰章《曹顾庵墓志》等材料的考述，言曹尔堪因受族子逋赋事牵连，被夺级而南归。参孟森：《奏销案》，收入氏著《心史丛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页。
(16)参见佚名：《武塘野史》，“康熙十四年乙卯”条。
(17)参见曹庭栋：《魏塘纪胜》，“遯溪“条，乾隆刻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2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版，第178页；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三《区域志三·古迹》，光绪十八年重修、民国七年重印本；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六十三，“钱佳”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95页；曹庭栋：《产鹤亭诗九稿》，“立秋后八日邀同人溪庄小饭饭后偕赴宗亚遯溪观荷之集”条，乾隆刻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2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版，第259页。
(18)详参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