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代江南进士人数众多，仕途辉煌，在决策和执政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在朝廷安危、国家治乱、民族兴亡之际，力挽狂澜砥柱中流者有之，识大局持大体者有之，奔走呼号于残山剩水者有之，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沉重的使命感。江南进士居乡则大多滥用特权，干预行政，把持乡里，鱼肉百姓，侵吞小民财产，追求荒淫糜烂生活，加速了地方政权的溃烂，江南进士也以其博学多闻和经济实力，从事文化、学术和艺术创作，成为丰富灿烂的江南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与杰出贡献者，使得富庶的江南充满着人文气息。
明代江南进士以其数量多、名次前、仕宦显而成为著名的地域人文集团。“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竞视巍科乃我家故物”〔1〕，这种天下独盛的壮观，这种志在必得的自期，明清以来一直倍受人们瞩目。然而单论其某一层次如状元者有之，某一方面如史学、如戏剧者有之，某一些人物如焦竑、徐阶者有之，但将江南进士这一突出的地域人文现象作总体考察者，似乎尚不多见。笔者曾经撰文探讨过明代江南进士辈出的盛况及其原因〔2〕，现在再拟考察江南进士的主要作为，以赋予其适当的历史地位。
林深鸟杂。江南进士彬彬可观，作为大小，人品高下，自是鱼龙混杂；即使同一个人，政绩与人望，学问与操行，在任与致仕，早岁与晚年，也可能判若两人，自难一概而论。要对每一个江南进士作出客观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笔者只求对他们在科第人仕直至致仕后的主要作为能够在总体上予以把握。
一
在明代，进士是步人仕途最为重要的阶梯，一旦高中，便声名鹊起，安享尊荣，成为统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仕途基点高，不少人因此而荣登宰辅要位，所谓“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3〕，“进而卿贰，又进而公孤，率由进士始”〔4〕。明代江南的3800余位进士，文献载明任职情形的至少有3400余位，占总数的90%。如果以其最后官职为准，分为京卿与地方官两类，则前者为1600余人，占48%，后者近1800人，占52%，大体持平〔5〕。也就是说，明代江南进士布列朝野，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分布是较为均衡的，其中位至宰辅、六部长贰、台谏高官的京中大老约占23%；位至督抚、布按二司及其主要僚属的地方中高级官员约占30%，说明江南进士的仕途是辉煌的，在中央和地方，不但人数多，而且品阶高，发挥着较为突出的作用。尤其是执掌朝政的大学士，由江南进士出任者多达31人，在明朝政坛中有着重要意义的六部尚书，江南进士出身者更多达百余人，风宪官直接关系到吏治，江南进土任职台谏者多达400余人。很明显，明朝政治的清明或窳败，甚至明朝的兴衰隆替，都与江南进士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成弘时的常熟举人桑悦说进士登第“不过借其门而出以为行道”〔6〕嘉靖时的苏州举人黄省曾说“书生惟籍进身为殖生阶梯，鲜与国家效忠”，既入仕，又“莫不以仕为贾”〔7〕。万历时进士出身的陈邦瞻说当时人读书“皆以博科第、肥妻子而已”〔8〕。这些看法从根本上指出了科举考试的弊端和应试入仕者普遍的功利动机。但平心而论，明代江南进士入仕后身系朝廷国家，心念黎民百姓，建功立业者也有不少。有功于社稷，最著者莫过于景泰时的钱塘人于谦。当英宗当了俘虏，社稷存亡之秋，于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如中流砥柱，撑持危局，化解了明朝统治的第一次危机。《明史》颂扬他“与日月争光”〔9〕，于谦是当之无愧的。明代江南进士位至首辅，施政可以称道者莫过于弘治时的宜兴人徐溥和嘉靖后期的华亭人徐阶。徐溥任相十余年，“承刘吉恣威福报私怨之后，溥一以安靖，调和中外，海内宁平，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于已，惟其贤，时称休休有大臣之度”〔10〕。一时众正盈朝，被人誉为明代相业最为“博大”，相业为第一者〔11〕。徐阶任相15年，承严嵩政以贿成、狼吞虎噬之后，昭告天下，“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在任之日，与吏部尚书常熟进士严讷一起，省减缇骑，清理诏狱，保全善类，节制糜费，匡救时政，卓然称名相〔12〕。明代江南进士体现群体力量、影响士习民风最著者莫过于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并不是地域集团，但江南进士最多〔13〕。东林党人同任何政治派别一样，良莠不齐，周延儒、吴昌时辈更令人切齿痛恨，但从总体上说，东林党人较之同时期的浙党、宣党、齐党、阉党，思想要开明，见解要高明，节操要可贵，也比较得民心。特别是顾宪成兄弟、高攀龙、安希范、李应升、周顺昌等早期东林党人的领袖和骨干，关心国事、立足经世、体恤民艰的言行，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节概，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在残山剩水间苦苦撑持南明政局的也多是东林余脉，虽未成功，但瞿式耜、堵胤锡等人的民族爱国正气总是值得颂扬的。这种关心国家兴亡，寄身民族安危的激烈壮怀，在清朝的江南进士群中几乎再也看不到了〔14〕。其他如南京吏部尚书昆山朱希周之不徇执政私情，太仓毛澄之澹泊禄位坚辞吏部尚书要位，御史上海人王沂之刚直不阿，吏部侍郎松江张悦之端重严毅，左都御史乌程张永明之弹劾不避权贵，大学士太仓王锡爵之持身廉洁、嫉恶如仇，工部尚书乌程潘季驯之治理黄河，大学土上海徐光启之笃好经济、热心科技，编集《农政全书》等，都是江南进士中的佼佼者，显示了江南籍朝中官员对国家的贡献。至于巴结严嵩、日进长生药的无锡顾可学，成为魏忠贤“门生宰相”的昆山顾秉谦，忝列“十狗”之首，号为“煨蹄总宪”的金坛应秋，助纣为虐、祸国殃民，边警日急而未建一策，“日与善类为仇”的乌程温体仁辈，无疑是江南进士中的败类，士林的耻辱，又另当别论。
江南进士履职地方者，虽不乏“敏于政事”、所在著称”的嘉兴项忠，“动中事机”的长洲韩雍，“清亮端介”的归安蒋瑶，“务持大体”的仁和胡世宁，勤政爱民的仁和钟化民等，但似乎始终未见筹划地方经久之策、厘定地方财政措制如周忱和勇于搏强豪强、平反冤狱如海瑞式的人物，也殊少力行赋税制度改革如王仪、欧阳铎、庞尚鹏式的人物。看来，相对于他们端居庙堂，秉持朝政，居中调停，江南进士践土亲民、造福一方却要逊色得多。这一点，清代江南进士更加突出。
二
江南进士出身于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繁庶之区，入仕和卸任后，往往置“罕言利”的先圣教训而不顾，无视（四品官）不得经商的祖训，经之营之，与民争利，甚者重利盘剥，吸民脂膏。经营谋利，构成明代江南进士活动的重要内容。何良俊说。成化弘治以前，“士大夫尚无积聚”，到正德问“诸公兢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并说，“盖吾松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于平日同堂之友，谢去恐不速。里中虽有谈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亦且恶闻其名，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15〕。黄省曾则说，“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16〕。实际上整个江南都是如此。如无锡秦耀，官至湖广巡抚，令“家奴开设典当，在无锡、苏、常各处者十余铺”〔17〕。富冠三吴的礼部尚书董份，除广有田产外，还有“质舍百余处”，文史大家王世贞，开有众多典铺，在取利平常的年头，每年典利也多达30万两〔18〕，都是典型的大官商。
难得的是，江南缙绅在经营牟利、捉笔乱写颂谀商家文字获取丰厚润笔费的同时，也表露下了不少正确认识商业和肯定商人作用的思想，商人的豪言壮语大多也是借他们之口说出来的。归有光、顾宪成、高攀龙、申时行、钱谦益、陈继儒等达官显要，都曾肯定过商人的重要作用，有的还为商人争取过好处。
江南仕宦的商业活动，既扰乱了商品流通的秩序，也扩大了商品流通的总体规模，客观上也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江南士人之所以较有经济头脑，经济思想较为进步，与他们在商业大潮中的经济活动是分不开的。
明代江南进士致仕乡居时，虽然也有人约束检点，自重自爱，但绝大部分人，特别是嘉隆以后的江南士大夫，则是暴横霸道，为害一方。原来抗州人自诩，“仕者咸以清慎相饬励，多无田园宅第”，“士夫居乡者，往往以名节自励”，可万历时府志的编纂者陈善颇不以为然，说，“今士大夫居乡者，高爵厚禄，身占朝籍，抗礼公府，风雷由其片言，或垄断罔利，莫之敢争，煦之则生，嘘之则枯，侵官浸讼，纳赂千金，少亦足抵数吏之入，剥众肥家，岂其微哉”〔19〕。明清时人论到江南缙绅，几乎众口一词，深恶痛绝，顾炎武将其列为天下病民的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人，清人慨而言之，“前明缙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林，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总之，“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齿”〔20〕，江南缙绅居乡行径，归纳起来，约有如下数端。
一是干预行政，把持乡里。江南缙绅以其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影响力，请托干谒，干预地方行政，时时事事无不要体现其意志，维护其利益。张汉儒就曾疏参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畏明论，不畏清议，吸人膏血，啖国正供，把持朝政，浊乱官评”，劣迹多达58款〔21〕。言虽不无过激之处，所论却多系事实，所以刘宗周愤愤地说：“江南冠盖辐辏之地，无一事无绅衿孝廉把持，无一时无绅衿孝廉把持，有司惟力是视”〔22〕。顾公燮甚至认为，明季江南乡绅“尤重师生年谊，平昔稍有睚眦，即嘱抚按访拿。甚至门下之人，遇有司对簿将刑，豪奴上禀主人呼唤，立即扶出，有司无可如何，其他细事，虽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23〕视公堂如私室，乡绅势焰可想而知。因此，所谓士论民心，实皆士论而已，乡绅视见而已，明后期的江南地方政治，一定程度上是操在这些有财有势的乡绅之手的。
二是侵夺小民田产。江南缙绅仗势欺人，指使纵容家人子弟奴仆侵夺田产，刁钻残暴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万历中期，常热县令谭嗣昌的评价是：“吴中士大夫，田连阡陌，受请寄，避徭投，贻累闾里。”〔24〕清常州人赵翼说，明代“乡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拆也”〔25〕。如富阳俞克明，“既宦而贪，家有田，与分塍相连，每岁令人侵其畔，乡民苦之”〔26〕。如常熟徐凤竹，官至工部尚书，其孙荫为部郎，“居乡恣横不法甚”，被县官逮治〔27〕。如淮扬巡扶太仓凌云翼，“家居骄纵，给事、御史连章劾之”〔28〕。如无锡俞宪，仕至按察使，居乡“抉取民膏甚厚”〔29〕。较之那些势力更为显赫的缙绅的巧取豪夺，这些都不过是小意思。如徐阶，“子弟家奴暴横闾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30〕。如董其昌，三个儿子。“素不加检束，而仲尤甚。有干仆陈明父子，更倚势煽虐，乡里侧目久矣”〔31〕。如苏州徐廷禄，“其所任用家僮，皆能致厚产，豪于乡，乡人畏之如虎”〔32〕。如御史钱岱，有人形容他“日管一事”，“月杀一人”〔33〕。更有甚者，无锡秦梁之子秦灯，与太仓王世贞之于王士骕，华亭乔敬懋之子乔相，自负贵介，挖空心思，诈人钱财，“或与百金，或数十金，不则目慑之曰：尔为我守金，不久我且提笔剿汝矣”〔34〕。这批恶少，凶神恶煞，实乃社会黑势力。缙绅侵夺田产最常见的手法是逼迫或勒令小民投献，有的投献虽然出于自愿，但都是缙绅豪横欺隐的结果，徐阶、董其昌、董份、申时行等缙绅占有的动辄数万亩、数十万亩膏腴田产，就是不择手段从小民那儿劫夺过去的。
三是肆意奴役乡民。缙绅贱视乡间小民，颐指气使，任意役使。有材料载，“松江钱尚书治第，多役乡人，而砖瓦亦取给于役。一日有佣后到，钱责其慢，对曰：‘某担自黄瀚坟，坟远故迟耳。’钱益怒，老佣徐曰：‘黄家坟故某所筑，其砖亦多取自旧冢中，无足怪者。’”〔35〕可见缙绅工程兴筑，随意役使乡民已成习惯。
四是蓄奴成风，顾炎武说，“人奴之多，吴中为甚，其专恣暴横，亦惟吴中为甚。”又说，“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今吴中士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36〕。徐阶、董份，董其昌家，投靠家人皆达上千。这种投靠，表面上出于自愿，实际是因为江南缙绅大户独多，享受优免特权，繁重的赋役全部落在小民头上，小民出于无奈而不得不投靠势家，如董其昌就是“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游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37〕。也有的投靠纯粹出于一些奸黠辈的借机图害。势家对投靠为奴的小民予取予夺，鞭扑责罚，致残致死，毫无人性，奴仆忍受不了百般虐待，一有机会，即反抗主家。松江董传策，“性气刚戾，待下严酷”，被家奴杀死〔38〕。华亭董其昌，宅第被乡民焚毁。明末太仓、上海、嘉定、昆山、石门、金坛、溧阳等地纷纷发生奴变，索契杀主，实在是缙绅地主长期作威作福的结果，咎由自取。明末江南奴变最为激烈，与当地豪门朱第最为集中、缙绅蓄奴虐下是有着必然联系的。
五是奢侈荒淫，醉生梦死。江南缙绅，宦囊既丰，又兼营市利，鲸吞小民脂膏，百般役使细户弱民，积累起了巨额财富，身处繁庶之区，又见过世面，因而讲排场，摆阔气，蓄优童，拥丽姬，精赌术，已属寻常，甚者荒淫糜烂，追求畸形生活方式，了无读书入仕人的气味。如无锡俞宪，与谈恺、安如山，秦瀚、王瑛 结五老会，“楼船、鼓吹、园池、声妓、服玩，使令之丽，甲于江南”，“沈酣声色，广取艳妓妖童”。秦瀚交结严世蕃，“极多奇味”。俞宪、安如山“皆有龙阳癖，既富且贵，以重资购得者，不可胜计”。如山孙绍芳也“大有祖癖”〔39〕。缙绅居乡放荡，使得江南奢糜之风日甚一日。所以松江范濂说，“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40〕。无锡尤伯升也说，“吾邑本尚俭，始奢于冯龙泉、顾东岩，至嘉靖中，俞谈诸老争以奢侈相尚，而风俗益靡矣。”〔41〕湖州李乐则说，风俗之陋，“作俑于大宦家”〔42〕。说到底，哪里缙绅多，哪里风俗就奢，可以说，江南风俗奢糜正是由缙绅辈一手导演出来的，其程度也正与缙绅势力的发展相一致。
三
江南进士位高财厚，在追求舒适享受的同时，也热衷于文化事业，或者这种生活享受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
杏花春雨，秀水灵山，涵育着一代又一代诗文才艺之士。明代江南，驰骋疆场的赳赳武夫百不见一，而峨冠博带的饱学之士却如积薪，陈陈相因，后来居上，文史成就远超其文治武功。
诗文似乎是江南文士的看家本领。吴县进士徐祯卿是反对三杨台阁体的“前七子”之一，又与著名画家、书法家祝允明、唐寅和文征明合称“吴中四才子”，其诗“熔炼精警，为吴中诗人之冠”。〔43〕有“娄东三凤”之称的张泰、陆和陆容，都为进土，诗名仅次于当时最负盛名的李东阳。王韦、顾膦璘与陈沂，雅称“金陵三俊”，都是进士，与稍后的宝应朱应登又称“四大家”。顾璘自少负才名，也为“前七子”之一，其诗“矩矱唐人，以风调胜”，陈、王之诗则“婉丽多致”〔44〕。长洲皇甫涍兄弟四人，三进士一举人，好学工诗，称“皇甫四杰”〔45〕。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显位的唐宋派，领袖人物都是江南进士。如苏州吴宽、王鏊倡导于前，钱塘田汝成、武进唐顺之、归安茅坤、昆山归有光、德清胡友信、江宁焦竑、娄东二张（张采张溥）、太仓王世贞、常熟钱谦益等前后不绝，堪为盛事。《明史》称明代古文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归有光、胡友信〔46〕。这些人，清士色是江南进士。王世贞、钱谦益更是文史大家，前者主文坛20年，“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47〕，钱谦益赞他“世家既仕，主盟文坛，海内望走如玉帛、职贡之会，惟恐后时”〔48〕；后者则高举诗文大旗，俨然一代诗宗，领袖东南文坛数十年。江南进士作京官者，也大多是文学之士〔49〕。凡此可以概见诗文最为江南进士之长。
文史不分家。明代中后期起，私人修史蔚然成风，在杰出的史家中，郑晓、王世贞、焦竑、王圻、陈仁锡、陈子龙等，都是江南进士出身。这些史家，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注重当代，立足现实，谨严考订，强调直笔，开当代人修当代史的一代风气。他们广泛搜集材料，评论人物得失，探讨明代治乱的经验教训。日后由思想大家顾炎武振臂高呼的经世致用思想，早就体现在他们的史学理论和丰富的史著中了。
明代的戏曲作家，进士居多，江南进士如王世贞、梁辰鱼、沈璟、李玉辈，皆堪为一代戏曲高手，在他们领袖下的昆山派、吴江派，在艺苑占有重要的席位。更突出的是，明后期的江南缙绅，似乎多数人妙解音律，工于审音度曲，致仕后，以其聪明，寄之剩技”〔50〕，将其资财，浪掷于丝作之场，家蓄戏班，广坐命伎，成为一时方尚。他们以其财富、地位、嗜好，及其影响力，使得“四方歌曲，必宗吴门”〔51〕，江南成为戏曲制作和表演、戏子云集的最重要的中心。
论到书画，自然不能不提及明中期的吴门派和明后期的华亭派。吴门派沈周、唐寅、祝允明、文征明辈虽非进士，但或出身仕宦世家，或子、孙为进士，本人也大多举于乡。华亭一派，出身仕宦层次更高，其大擘董其昌更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董氏“以自然刚健之姿、雄浑超逸之态，左右明末乃至清代近三百年的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居有开一代风气的显著地位〔52〕。董氏之画也集宋元诸家之长，出神入化，与顺天米万钟南北辉映，时人即有“南董北米”盛誉〔53〕。
明代江南、苏州、南京、杭州、无锡、常熟等地，都是刻书印书中心，书肆林立，册籍充栋，江南进士读书起家，对收藏书籍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著名者如王鏊父子、王世贞兄弟，以及吴宽丛书堂、邵宝春容精舍、焦竑澹生堂，何良俊清森阁、钱谦益绛云楼等，藏书富，年代久，刊本精，为保存古籍传播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江南园林，集中体现了江南人的聪颖和智慧，也是明代江南士大夫奢侈享受的典型侧面。明代中后期起，江南士大夫富厚者：兢治园亭。时人描述其盛况道：“凡家累万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54〕。一时间，园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明代江南上百处园林，考其主人，多是财大气粗、位至显要的进士出身。缙绅所置园林，其规摸，其气派，其结构，其罗致的奇峰异石、名花珍草，自非一般庶民地主所能比肩。即如留存至今的上海豫园而言，时人慨叹道：“则朱门华室，亦如栉比，崇墉不可殚述，而独称潘氏为最。如方伯公所建豫园，延袤一顷有奇……大江南绮园，无虑数千家，而此堂宜为独擅”。〔55〕其主人就是位至四川右布政使的潘允端。再如苏州葑门内一园，“广至一二百亩，奇石曲池，华堂高楼，极为崇丽。春时游人如蚁，园工各取钱方听入”〔56〕其主人则是浙江参议徐廷禄。
嘉靖时起，全国兴起文物古玩时髦物件的收藏之风，倡率者据说就是江南缙绅，所谓“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57〕，或谓“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58〕。整个江南，“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窖器、书画”〔59〕，蔚成风气。嘉靖中，华亭双鹤张氏、文石朱氏，上海研山顾氏，将“江南旧迹珍玩，收藏过半”。苏州王延哲，“家聚三代铜器万件”。对于嘉万时的收藏之风，嘉兴人沈德符评论说：“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好索。延陵则稽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资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间及王弇州兄弟，而吴越间浮慕者，皆起而称大赏鉴矣。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筐笥之藏，为时所艳”〔60〕。江南缙绅是收藏兴趣最浓，人数最众的最具法眼者。他们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搅得藏品和书画市场狼烟四起，价格一再飚升，书画市场空前繁荣，江南也成了假冒伪劣藏品的渊薮，那些著名才士、能工巧匠的社会地位也大升，甚者至列座公卿大僚之间。
综上所述，明代江南进士仕途顺畅，布列朝野，构成明朝统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决策和运转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维系和延长了明朝的统治。江南进士流品虽一，人品则杂，是一个多面体，但识大局，持大体者后先相继，为国家为民族者比比皆是。在朝廷安危之际，国家民族兴亡之秋，不少江南进士力挽狂澜，或撑持大局，或抱残守缺，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沉重的使命感。他们提倡并践行立足现实，敦尚气节，崇正实学，关心国计民生，发展社会经济，体现了明代江南进士的主流风貌，深深地激励和影响着后人。江南进士毕竟是科考制度的产物，科考为做官，做官为发财，多数江南进士干脆就是“以仕为贾”。他们在位时蝇营求利，致仕时囊橐丰满，居乡又滥用特权、把持豪横，侵吞小民财产，更凭借各种势力和社会关系，经营工商，与民争利，激化了与下层民众的矛盾。他们以其丰厚的资财，追求荒淫糜烂的生活，浪费人力物力，败坏社会风气，腐蚀统治机制，加速各级政权，特别是江南地方政权的溃烂。江南进士在追求舒适享受的同时，也充分利用江南人杰地灵的有利条件，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其博学多闻，赋诗填词，作文著史，写字画画，审音度曲，藏书藉，砌园林，收古玩，虽动机复杂，臧否难论，但毫无疑问使得富庶的江南更加多姿多彩，在利来利往的喧闹氛围中平添了几分人文气息，也使得中华文化更加博大精深，熠熠生辉。江南进士是明代统治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是江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参与者和杰出贡献者。
注释：
〔1〕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
〔2〕拙文《明代江南进士甲天下及其原因》，《明史研究》第五辑。
〔3〕《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4〕《皇明常熟文献志》卷六“进士题名志小序”。
〔5〕康熙《江南通志》卷三一“选举”；乾隆《逝江通志》卷一三一到一三三“选举九”至“选举十一”。
〔6〕弘治《太仓州志》卷五“科贡”。
〔7〕〔16〕〔59〕黄省曾：“吴风录”。
〔8〕陈邦瞻：《陈岩野先生全集》卷一《中兴政要书 ·励俗篇第四》。
〔9〕《明史》卷一七○“于谦传”赞。
〔10〕王鏊：“震泽纪闻”。
〔1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七“史三”
〔12〕《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13〕参见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版。
〔14〕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前鉴”称，“前明邑绅之贤者，敦气节，崇理学，今皆无之”；又卷一“备参上”称，“今科名日盛，列谏垣者有人，居九列者有人，百余年来从未有抗权幸，陈疾苦，谔谔不回如古人者，虽谨慎小心，不敢放纵，要之，保位安身之念，周其胸中，久不知有气节二字矣”。
〔15〕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
〔17〕沈铁：《劾贪婪抚臣疏》，康熙《衡州府志》卷一九“艺文志”。
〔18〕范守己：《曲洧新闻》卷二。
〔19〕万历《杭州府志》卷一九“风俗”按语。
〔20〕〔23〕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21〕《疏稿》，转引自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361-365页。
〔22〕刘宗周：《刘子文编》卷五《责成巡文职掌疏》。
〔24〕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五三《谭公墓志铭》。
〔25〕赵翼：《甘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乡官虐民之害”。
〔26〕沈周：《客座新闻》。
〔27〕李乐：《见闻杂记》卷一一，二十二条。
〔28〕《明史》卷二二二“凌去翼传”
〔29〕〔34〕〔39〕〔41〕《锡金识小录》卷一○“前鉴”
〔30〕伍袁萃：《漫录评正》
〔31〕曹家驹：《说梦》
〔32〕〔56〕沈瓒：《近事丛残》卷一
〔33〕佚名：《笔梦》
〔35〕文林：《琅琊漫抄》
〔36〕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奴仆”
〔37〕翁元升参董其昌折，转引自谢国祯《明清之限党社运动考》第215页。
〔38〕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三《记祥异》
〔40〕《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
〔42〕李乐《见闻杂记》卷一○，十三条
〔43〕《明史》卷二八六“徐祯卿传”
〔44〕《明史》卷二八六“顾璘传”
〔45〕《明史》卷二八七“皇甫涍传”
〔46〕《明史》卷二八七“胡友信传”
〔47〕《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
〔48〕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三《题归太仆文集》
〔49〕王鏊《震泽集》卷一二“式斋稿序”
〔50〕《万历野获编》卷二四“技艺”
〔51〕徐树丕：《识小录》卷四
〔52〕任道斌：《董其昌系年》前言，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53〕《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
〔54〕何良俊：《何翰林集》卷一二
〔55〕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五《记土木》
〔57〕王世贞：《觚不觚录》
〔58〕〔60〕《万历野获编》卷二六《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