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如果说发展社会学的主要目标是探索和提炼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经验模式，那么新发展社会学最具核心实体性意义的任务则可表述为，在初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寻求城乡间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凸显发展的秩序性、社会性、生态性和文化性。而上述目标实现的关键则在于新发展理论对“城乡向度”的把握。在建构新发展社会学学科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应基于新发展理论的新取向，对发展主义“传统—现代”两分法和“内生—外发”理论预设展开系统的清理批判，揭示传统与现代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注意寻找发展中国家“内发力量”，超越城乡结构分析框架，以生态文明调适城乡关系，努力实现城乡构型上的结构性突破，由此形成由“理论—模式—政策”构成的新的发展研究分析框架。
关 键 词：新发展社会学 城乡向度 学科形态 城乡结构
如果用一个核心概念来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社会变迁的本质性特征，那么，最无争议的选项应首推“发展”。而以发展研究为核心的发展哲学、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发展分支学科亦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显学。但正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一样，发展学科本身也时刻经历着频繁的变动，各种发展理论及流派依次登场，又匆匆谢幕。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在新发展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发展学科开始面临着全面更新的重要任务。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发展经济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率先尝试建立“新发展经济学”学科，引起了较大的学术反响。近年来，建立“新发展社会学”的呼声也逐渐高涨。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社会学研究者尚未围绕新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构建做出正面的阐述和论证，为此领域的研究留出了较为充分的研讨空间。故本文试图在学界以往研究界定的基础之上，对新发展社会学的建立及其所面临的核心主题展开初步的论证。毫无疑问，建构起新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庞大的任务，限于篇幅，笔者在本文中仅就新发展社会学体系构建中的“城乡向度”展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理论的阶段演进及学科形态对应
理解新发展社会学的发生，必须将其置于发展理论起源、发展的具体阶段中加以研究审视。众所周知，学界一般将发展理论划分为古典发展理论、发展主义和新发展理论三个前后相续的演进阶段，而基于不同阶段发展理论亦产生出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发展社会学学科形态。
(一)发展理论演进的三个阶段
其一，古典发展理论产生于欧洲工业革命前后，以欧洲剧烈的社会变迁为背景，包括孔德、迪尔凯姆、韦伯等在内的古典社会学家，基于欧洲社会变迁的经验提炼抽象出工业社会早期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提出了“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共同体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命题，奠定了早期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格局。因此时期西欧以外的地区尚未启动现代化的步履，无法建立起以后发现代化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社会学，故此时期的古典社会发展理论几乎可以全部汇入社会学早期的理论体系和脉络之中。
其二，发展主义阶段。所谓发展主义，主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依托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而形成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一整套发展理论及体系。学术界公认的观点是，以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为标志，发展社会学宣告诞生。现代化理论主要以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模仿和复制，“阐明非西方国家得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条件，并就由此产生的社会变动的性质做出提示”(尹保华编，2018：322)，导致现代化理论体系内部始终存在着深刻矛盾，主要表现在：那些基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概括出来的概念、理论体系，是否可以推广到非西方社会(布莱克，1996：97)，是否需要经过发展实践的验证和考验。因此，虽然发展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曾盛极一时，影响巨大，但其理论的局限性也颇为突出，不断遭到各方面的激烈批评。人们认为发展主义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作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到20世纪60年代时，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关于进步的幻象，它预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非革命化的。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现代化理论似乎也成为一篇‘非共产党宣言’”(雷迅马，2003：序言IV)。同时，其关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武断预设往往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社会震荡，使得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表现为由现代化引发的“这些变化能维持多长的时间，可以容忍到什么程度”(布莱克，1996：1)。
其三，新发展理论阶段。大约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内容的发展主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严重挫折，使得学术界和思想界掀起了对发展主义的激烈批判。由此，以城乡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为主题的新发展理论成为发展研究的新主题，发展领域的研究者试图建构起新发展理论的体系。一般说来，新发展理论的构成非常复杂，既包括欧美左翼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发展主义理论和观念的批评，也包括非西方国家知识界对“发展主义”的反思；既包括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也包括民族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田毅鹏，2010)。此外，在现代化理论体系和阵营中分化出来的被称之为“新现代化理论”的一些代表性学者，其某些观点也与新发展理论相近似。概括起来说，新发展理论的主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在发展观念上，强调“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即以“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为特征的综合发展观。所谓整体性，主要是不仅考虑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其内在的关系中，突出文化价值在发展中的作用，新发展是基于文化价值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的统一。所谓内生性，主要是基于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强调人力资源的开发，即社会经济发展中动态的、主体力量的发动，而不仅仅是物质的发展、客观经济体系的发展。所谓“综合的”，主要是“表示各种单位和因素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整体”(佩鲁，1987：180)。
2.在发展主题上，由单纯关注经济发展，转为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间的协调发展。强调不能单纯依据经济发展来评价发展状况，“是否属于经济发展，必须要回答：贫困情况的变化、失业情况的变化和不平等情况的变化三个问题，只要这些问题在变糟，就不能称之为发展”(威尔伯，1984：11)。由此出发，发展的核心追问和反思在于，“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的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又如何？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轨道，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许宝强、汪晖编，2003：1)此外，伴随着全球化、数字化、生态发展、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可持续发展等新的复杂的发展背景变迁，学界开始探讨发展中诸多复杂现象演化趋势及其影响。
3.在现代化发展模式选择的问题上，批评现代化理论渗透了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是“首先从西方社会的一般形象中获得‘现代性’的属性”(布莱克，1996：103-104)，不视西方模式为唯一的发展途径，而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二)新发展理论的学科形态对应
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体系中，发展理论占据着异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说古典发展理论孕育了以欧洲工业社会为模板的早期社会发展理论，以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主义为主体，加上一些与其相对立的发展理论流派，建构起发展社会学的学科理论体系。那么，基于新发展理论，我们有必要建构起系统的新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近年来，基于新发展理论对发展社会学实施更新的学术倡议不绝于耳，一些发展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尝试建构新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如有的学者提出，新发展理论的“新意”，就在于其对发展中国家21世纪以来快速发展的真实经验有了比较真切的把握，使其理论体系建构开始拥有丰富的经验基础，认为“从国际社会学的理论构建来看，‘新发展社会学’是一个具有学术积累传统、丰富实践基础和理论构建的选择。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中国基于自身的新发展经验，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认识，为构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奠定了基础”(李培林，2021)。也有学者从理论模式更新的角度来理解新发展社会学，提出“新发展社会学应该是时空视角的发展社会学”(景天魁等，2011：339)。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到目前为止已有学者提出了建构新发展社会学的学术倡议，但尚未得到学界的正面回应，亦未加以充分展开。笔者认为，新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已迫在眉睫，但我们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学科基本理论向度的预设问题，因为与其他发展学科相比，发展社会学自其诞生之时起，便是以发展理论体系和发展模式提炼为宗旨的，在发展社会学产生的初期，便是以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为其学科理论框架而展开的，并通过上述理论诉求表现出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关注发展问题的不同切入点。
基于新发展理论建立起来的新发展社会学将要直面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主要包括新发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城乡发展理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理论、生态文明与社会发展、网络社会相关理论、发展的未来性等。其中，关于城乡领域研究的相关理论应该是新发展社会学所应特别关注的带有实体性特色的核心问题。新发展社会学体系中的“城乡向度”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有如下原因。1.无论是早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其步入现代社会的进程，都必然首先涉及城乡发展问题。而且，相比之下，后发现代化国家步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城乡问题更加复杂，更具有典型性。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具有较为漫长的前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以村落社会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深深地积淀于其社会发展现实的进程之中，持续地产生着社会影响。因此，其城市化不是以城市简单地替代和覆盖乡镇村庄，而是一个城市与乡村相互衔接的复杂过程。2.由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启动发轫的过程中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鸿沟加深，城乡发展陷于严重失衡状态。随着社会发展的演进，如何通过政策干预促使二元结构走向消解，并建立起新型的城乡关系，亦成为影响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元素。3.进入21世纪后，在生态文明建设、数字技术、全球化等因素的直接影响下，城乡发展被赋予一系列全新的内涵。如全球化往往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吉登斯，2000：56)。全球化虽然使得世界渐趋一体，但并未吞噬地方，相反却使素来作为社会边缘的乡村获得了全新的发展契机，“通过对乡村的缠绕、切入和诱惑，全球化改变了乡村地区。但未能抹杀乡村特性。相反，全球化所带来的网络、资源和行动者融入乡村。形成了新的杂合形式，如此形成的‘全球乡村’，保持了地方特性。但也与此前有所不同了”(叶敬忠编，2016：65)。可见，“全球化不是在世界范围内使文明社会达到同一水平，相反，它是以不同方式结合地方条件，强调差异”(米特尔曼，2002：141)。再如数字技术使得人类的远程互动成为一种日常行为，“两地居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吴海琳，2021)。所有这些都使得城乡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样态。正是在上述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发展社会学体系构建中“城乡向度”的研究，以确定新发展社会学最具核心意义的理论向度，为其学科体系构建奠定理论基础。
二、新发展社会学的城乡向度
如果说发展社会学的主要目标是探索和提炼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经验和模式，那么，新发展社会学的核心任务则可表述为，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寻求城乡间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凸显发展的秩序性、社会性、生态性、文化性。而上述目标实现的关键则在于对发展理论“城乡向度”的把握。由此，新发展社会学要想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发展研究领域，就必须首先在城乡发展理论建构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应在模式和政策实践方面有所作为，形成一个由“理论—模式—政策”构成的分析框架。
(一)关于“城乡结构”的理论构型
结构是社会学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具深刻蕴涵的概念，也是社会学家分析观察社会最为重要的研究视角。从结构视角审视城乡关系，我们会发现，早在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早期便出现了城市，并在城乡之间建立起特定意义上的互动关系。只不过在前工业社会时期，农村是文明的中心，而城乡则基本上是一种浑然一体的存在。现代意义上城乡结构的形成始于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人类步入现代工业社会，一种新的现代意义上的城乡互动形态开始生发出来。受西方古典发展理论及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在城乡理论构型的问题上，发展社会学的城乡研究范式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研究误区，亟待加以破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对“传统—现代”两分法的破解
古典社会发展理论在阐述现代社会起源发展的问题上，往往做出一种二分式的“结构转型”概括，一极是传统，另一极是现代，学术界常称之为“传统—现代”两分法，如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斯宾塞的“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梅因的“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源自古典社会学的“传统—现代”两分法后来被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主义思潮全盘继承，并被纳入从传统到现代的理论范式之下加以固化。“所有这些社会类型二分法学说最终得到一种经典的概括，社会结构被归结为‘传统’和‘现代’这样两种类型，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门槛，只有一朝跨过才能进入现代社会”(李培林，1995：18)。虽然在现实中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确表现出一些质的差别，体现出各自鲜明的特性，但通过二分的模式将其加以固化，却直接导致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分析模式的倾斜和固化。基于上述理论预设，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城市中心和工业主义取向的城乡理论构型。事实上，对于早发现代化而言，伴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城市自然而然地被置于中心地位，而乡村则开始被纳入从属性的边缘位置，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农村问题本身的关注是附属性的”(祖田修，2003：185)。而且，作为传统因素汇集最为密集的地域，乡村自然被贴上落后的“传统”标签，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从社会学来看，以都市及其郊区为城市对象和以星罗棋布的村庄为农村对象，两者有很大差别。这种两分法表现在科学园地是相对立地建立了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似乎农村和城市是数轴上的两极，表现了两种社会生活空间的‘理想模式’。社会学还直截了当地将农村社会作为自然场所，与作为技术场所的城市社会相对立”(胡伟等编，1988：47)。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传统—现代”两分法还具有超强的“延展性”，可以差序地推及“世界体系”层面。在世界体系格局中，发达国家为“现代”，而发展中国家则为传统，“‘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是新兴国家的常用代名词。这个术语总是会使人感到一种下等的味道。它甚至还称不上退而求其次，只能算第三流。人们认为不发达总是低劣的。在英语国家，‘第三世界’几乎相当于‘经济落后’的同义词”(刘佐、章俗，1992：10)。
鉴于此，我们在建构新发展社会学学科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应基于新发展理论对发展主义“传统—现代”两分法提出质疑，努力实现城乡构型上的结构性突破。其一，揭示传统—现代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置身现代社会转型发展变迁之中，我们必须对传统和现代关系展开理论辨析，区分二者的相异性，但同时更要意识到传统—现代间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某些传统可能构成对现代化的阻滞。但某些传统因素可能是作为现代化的深层“助力”而存在的，很难用简单的命题加以概括。而且，上述情形又往往因时因势而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和转换，就传统现代关系变动的总体趋向而言，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支持作用呈现出愈发明显的演进趋向。其二，对乡村价值的重估。以“传统—现代”两分法分析框架为主体的现代化理论，其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它试图用城市覆盖乡村，通过毁灭乡村来实现工业化的路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其三，虽然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发轫的早期，出于国家民族独立的需求，其实施工业化城市化优先发展的战略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在初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应迅速通过政策调整结束二元结构状态，实现均衡发展。
2.走出“内生—外发”的困局
将“传统—现代”两分法运用于发展过程分析，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将现代化的启动运行过程概括为“内生”与“外发”两种类型。从现代化发生发展的历史时序看，的确存在着“内生”与“外发”的发展现象，但如果以“传统—现代”两分法为指导原则来审视内生与外发问题，我们便会看到一种被严重固化了的“内生—外发”的发展构型。“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主的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把英国、美国等先发国家看成是内发性的发展者，而后发国家(非西欧社会都是后发的国家)以此为样板也要达到和完成现代化的目的。这样的发展方式被西方看成是外发性发展者”(李友梅，2010：110)，由此种分析模式自然会推导出刺激—反应、冲击—回应的分析框架，将非西方国家看作是一种不具有发展内生动力且充满惰性的发展主体。因此，后发现代化国家自然成为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模仿者”，而不具有发展的内生力和创造力。依据此分析框架，现代化理论关于城乡关系、城乡结构的预设也是在排斥乡村，以城市为绝对中心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从表面上看，其关于“人口相对高度集中于城市之中，城市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孙立平，1992：3)的判断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演进趋向，从表面上看并不存在问题。但其问题存在的隐蔽性恰恰在于将广大的乡村世界视为一种毫无发展动力的僵化体，从而将乡村从城乡关系中游离出来，其对于城乡关系的认识是按照“中心—边缘”的理论加以展开的，乡村成了城市工业发展的附属物和牺牲品。
对此，新发展理论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应努力打破发展主义“内生—外发”的理论预设，注意寻找发展中国家“内发的力量”，认为非西方国家也存在内源性发展的可能性。较早对内源性发展概念做出界定的是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她认为内发性发展并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在目标上是人类共通的，对于这个目标达成的途径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社会模式，是富有多样性的社会变化的过程”。“各个地域的人们及集体在适应于固有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文化遗产(传统)，以及结合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的基础上，进行自律地创造”(李友梅，2010：111)。在鹤见和子的笔下，江苏小城镇工业化便是典型的内发型发展案例。后来又有一些学者对内发型发展的内涵做进一步概括，日本学者西川润认为，内发型发展就是“后发社会不只是模仿先进社会，而是立足于自身社会的传统，改造外来模式，谋求与自身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路线”(三石善吉，1999：2)。吴重庆(2016)则将内发型发展概括为“小地区范围、当地人群的主体性、当地人群基于传统开拓出发展的途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必要的外部资源以及政策支持”，其核心特征为强调“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协调性以及可持续性”。可见，内发型发展理论所表现出来的与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区别在于，“现代化论是把整个社会(把国民、国家和疆界视为一体)作为单位而创立的一种社会变动论。与此相反，内发型发展论则是以地区作为调查单位的。无论是费孝通还是柳田，都是以地区作为单位进行调查。两人都把村和街镇看成是个纽带，这一点他们是共同的”(朱通华、宇野重昭编，1991：46)。
3.超越城乡结构分析框架，以生态文明理论调适城乡关系
20世纪晚期以来勃兴的新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重大的不同在于，开始将生态要素提升到文明论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并将其运用于城乡关系的理解和分析的过程中。“在西方文明体系中乡村是依附于城市的，而中国乡村则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温铁军、张孝德，2018：28)。“西方式工业文明是高能耗、高福利的高成本文明，属于少数国家享受，且患有诸多文明病的文明。而中国乡村文明不仅可以为中国走向低成本生态文明找到答案，而且也包含了医治工业文明病的解药。逢生态文明勃兴的中国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将具有城市无法替代的功能”(朱启臻，2019：293)。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新旧世纪交替以来的新发展理论试图超越城乡结构分析框架，以生态文明理论调适城乡关系。日本在1999年颁布的“新农业基本法”中，将农产品、农业、农村三者结合在一起，摒弃了以往乡村发展中单一产业论的观点，强调现代社会条件下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阐释了农业的特殊地位及社会功能，认为农业不仅具有产业功能，而且还有国土保护、水源涵养、自然环境保护、景观维护、文化传承等功能。在这一意义上，农业的功能是全方位的，应该将其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田毅鹏，2021)。而步入新时代的中国也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生态文明实现途径之一，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克服工业化农业的问题，建立与自然禀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乡村产业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王晓毅，2019)。由此，新发展社会学应将城乡纳入一个统一的结构体系内，通过资源的倾斜以及二者平等的互动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城乡交流体系，乡村在这一体系内可以获得其特色性发展。
(二)关于城乡发展“联结模式”
新发展社会学对城乡结构的关注，绝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念式的追问，而是以具体的空间作为承载和依托，探索出新的城乡发展联结模式。与早期发展理论将城市和乡村相分离的观点不同，新发展社会学试图努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建立起一种具体的新联结。这在城乡接合部的空间联结功能和流动社会构建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1.城乡接合部的空间联结功能
在发展主义的研究框架下，城乡接合部一般是作为城市的问题区域和阴影地带而存在的，这种问题和阴影主要来源于城乡接合部中的“乡村要素”，这实际上是在运用传统与现代的理论来解释城乡接合部问题发生的缘由。很显然，上述基于发展主义而生成的城乡接合部问题的解释范式，不是出于城乡接合的立场，而是从问题和对立的角度，将乡村视为被重组、被合并、被宰割的对象而纳入社会体系之中的。但从20世纪晚期开始，很多持新发展观点的学者则开始比较理性地看待城乡接合部的问题，如加拿大学者麦基在研究亚洲的许多核心城市边缘地带时发现，这种“城市与乡村界限日渐模糊，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紧密联系，城市用地与乡村用地相互混杂，其着重点不在于城乡差别，而在于空间经济的相互作用及其对聚居形式和经济行为的影响”(杨三省编，2016：12)。同时期，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也从城乡相互依赖角度提出乡村的结构变化和发展通过一系列的“流”与城市的功能和作用相联系，主要包括五种“流”，即人、生产、商品、资金和信息，每一种都有多重要素和效果，它们还体现出不同的空间联系模式和多样的利益趋向特点。为确保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流”必须导向一种城乡联系的良性循环(杨三省编，2016：13)。而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也提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城乡接合部看作是城市的阴影地带，而要充分地重视这一空间的复杂性，认为“从构成要素看，城乡接合部绝不是‘城’‘乡’要素的简单相加。从外在的要素看，城乡接合部虽然已基本上作为城市的一部分被列入城市体制之中，但事实上，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城乡接合部视为城市的一部分，而应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社会来加以研究认识。由此，将城乡接合部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域社会样态来展开研究，便成为深入理解城乡接合部问题的关键”(田毅鹏、齐苗苗，2014)。
2.关于“流动社会”
与此前的城乡构造论不同，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流动社会”和城乡连续体的观点，引发了对城乡流动性变化的深入思考。早在工业化、城市化发轫之初，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便大胆提出“磁铁理论”，断言对于农民来说，城市犹如一块磁铁，注定要将其吸附到城市之中。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由‘城乡分立’到‘城乡一体’的演化逻辑，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推进，而是一个复杂的、长时间的‘双向互动’过程。对于游走于城乡之间、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村流动人口来说，以城—乡空间为依托所建构的公共性难以满足其需要。因此，城乡一体化问题研究的视域应该是‘动态’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公共性构造的转换需要一种‘流动的公共性’相伴生”(田毅鹏，2009b)。而近年来关于流动社会的表达则更为激进，认为长期以来被我们确定为传统社会的典型构造——地域社会，实际上已走向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流动社会”，这种流动性在多重意义上不断冲击着关于地域的传统理论假定：其一，动摇了以原生地理性为根基的地域观，网络正在重新阐释地域空间的基础构成；其二，极大地解除了人与特定地理场所和社会位置之间的依附和捆绑关系；其三，在根本上冲击了地域社会与政治领域单元之间的天然匹配性(吴越菲，2019)。
(三)关于以城乡关系为核心的发展政策
在发展社会学传统的理论体系中，基本上是将“政策”排除在理论之外的，认为政策主要是政府行政决策的延伸而不具有理论蕴涵。但在发展的问题上，政策与理论的关联却极为密切，二者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互动关系。在一般的情况下，理论往往来源于发展经验，是对政策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提炼。而很多政策的制定也往往需要某种发展理论流派的支持，如在发展主义的理论视域下，其发展政策注定是将发展主义灌输于政策制定及实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而新发展社会学视域下的发展政策则注定是对发展主义的纠正和反动。因此，新发展社会学应将发展政策纳入发展理论分析的研究框架内，通过政策干预来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政策在城乡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以下表现。
1.对基于现代化理论而生发出来的发展政策偏执性的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研究，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从经济角度研究社会发展与不发展的原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以及如何弥补这种差异的努力上，但是，很快人们发现社会的落后是多种因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社会中个人的价值观念以及国际环境等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共同构成社会真正的发展。同时认识到，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动态过程，现代化并非西方化，现代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循，发展中国家只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依照本国的特点走自己的道路。”(胡格韦尔特，1987：6)
2.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和压力，必然要通过政府政策来调整和推行其社会发展战略，做出应急性的回应。因此，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先城后乡”的选择性战略，导致城乡社会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衡。在发展社会学此前的研究中，往往对此种倾斜战略的实施做出一定的合理性解释，认为这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做出的无奈选择，是一种“命定的现代化”(金耀基，1996)。为了在激烈竞争的国际条件下率先实现工业化，就必须选择此种战略。
3.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政府必须迅速做出及时的政策转换，应该通过乡村振兴、乡村再生等扶持政策，实现发展的均衡。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体制下无论是早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城乡关系及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政策的调整，但相比之下，后发国家政策的作用更为突出。
三、新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的进一步拓展
进入21世纪，依托新发展理论，以发展为主题的诸多发展分支学科逐渐开始更新和转换其学科形态，形成了发展研究更新转换的浪潮。“在反思‘发展主义’的基础上，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均衡发展，成为社会发展模式研究的主题”(田毅鹏，2009a：31)。本文在对发展主义“传统—现代”两分法和“内生—外发”理论预设展开系统清理批判的基础上，以“城乡向度”为切入点，探讨了新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所应持有的内源式发展的理论进路。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围绕着新发展理论体系的历史性和思辨性，以及新发展社会学的“内发性”和经验基础所展开的探讨，理应成为新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进一步拓展的核心主题。
(一)新发展理论体系的历史性和思辨性
迄今为止，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发展是一个看似简易实则极为复杂的概念。正如有的学者所界定的那样，发展一词“拉丁文之字根乃舒展、展开之意。一般说来，发展指生物演变、成长的阶段，没有好坏之分。到了18-19世纪，‘发展’在西方开始被用来解释社会历史之变化，其演进犹如大自然定律，而且意思包含由简单变为复杂、低等变为高等、差劣变为优越”(许宝强、汪晖编，2003：389)。可见，自发展概念从生物学移植到社会科学之时起，便彰显出其特殊的复杂性。其中，发展的“内生性”机理及发展转换的阶段性变化是其复杂性最为集中的体现。首先，在新发展理论体系历史性和思辨性提升的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加强对各发展理论流派思想主张的梳理、反思和评价，意识到发展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我们关于发展的概念是简单化的、歪曲事实的、机械的、线性的，把事实都归于合理化，让人盲目乐观。然而，与生物发展所不同的是，一切社会发展本身都必然包含着倒退、损失、破坏”(莫兰，2001：462)。另一方面，要注重从真实的历史发展经验中提炼出“新概念”“新命题”，以把握新发展阶段真实的发展逻辑。其次，注意发现发展中国家压缩式发展推进的过程中，其发展的内生性是如何丢失的，以及如何找回其复杂机理。从历史上看，前工业化时代下的人类社会发展虽然也存在着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互动，但大体上是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完成的。而从步入近代工业社会的那一刻开始，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孤立到整体的发展进程，几乎所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被裹挟到工业社会发展的浪潮之中，进入到“被发展”的结构体系。同时，后发国家在急剧的变迁中，其社会也开始走向消解，从而逐渐丧失了“发展主体性”，失去了内源式发展的能力。鉴于此，新发展理论视域下后发国家的发展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重新找回内源发展的自信，以获得发展的主体性和可持续性。最后，处理好新发展社会学与发展社会学之间的学术关联。由此出发，虽然新发展社会学学科的诞生似乎已表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但我们还是要清醒地看到，建立新发展社会学的主要学术目标在于学科更新意义上的提升，而不是极端否定式地另起炉灶。具体言之，就是要把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积累起来的诸多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和模式探索直接纳入新发展社会学的学科领域内，以实现一种连续性的学科发展。应该看到，发展社会学是一个复杂的理论结构体，这个结构体中基于发展主义理论给出的发展方案，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但发展社会学体系中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新现代化理论中一些合理的理论模式分析，则应加以批判性继承。
(二)关于新发展社会学的发展“内发性”及其经验基础
在此前的研究中，笔者曾提出学界应关注植根于地域基础之上新发展的“内发性”，而“努力使发展社会学由一般性的‘原理描述’，转变为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经验研究，建立起植根于本土的经验案例系统”(田毅鹏，2016)，实现发展研究的升级和转向，主要有以下表现。
1.确立带有突出“内发性”特色的新发展社会学的经验分析框架。20世纪晚期前的发展理论，基本上将其研究触角放到民族国家层面，认为“正是在民族这个中观的层次上，现代化过程的各个方面才被看作是集合在一起的。……现代化在理论方面基本上是属于民族国家转变的理论(民族国家的疆域含蓄地被视作为与整个社会的疆域是相同的”(布莱克，1996：97)。但实际上这一设计具有明显的偏颇性，因为它遮蔽了地域社会和微观社会的发展面相，看不到社会行动者的身影，导致到目前为止，发展社会学更多地关注以国家为单元的宏观发展战略问题，而对于中观和微观的社会发展则关注不够。在这一意义上，新发展社会学研究“必须从检查地方结构开始，因为它们是人民的生活和历史，也就是变革的历史前提”(德赛、波特，2014：200)。日本发展社会学家鹤见和子也较早地注意到“地区”“地方”发展的重要性。荷兰发展社会学家诺曼·龙更是引入“行动者”概念，探索新发展研究的微观范式，并注意积累案例基础，以拓展发展社会学的经验基础。
2.对发展“内发性”理论的内涵展开多重界定，以维系发展所应具有的持续性。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曾围绕着鹤见和子、西川润、吴重庆等学者对内发型发展的概念展开了正面的界定讨论。不过，从多重界定的角度看，我们还应将其与其他发展概念相对照，以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如20世纪晚期，日本发展研究领域提出了“地域活性化”概念，较为深刻地诠释出新发展社会学所强调的“内发性”，引起世人高度关注。从字面上看，“地域活性化”是—个很难明确定义的概念，在其概念生成的初期，主要是指“居住生活在特定地域的人们活用地域资源，创造出一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生活目标和状态”(塩見譲，1989：253)。但在具体的发展实践过程中，此概念不断被赋予诸多具体而丰富的发展内涵，强调发展的“内生性”。其一，其发展观经历了一个由“外发”走向“内发”的转变。在早期发展阶段，主要强调通过“企业诱至”，即依靠引进企业等发展外力带动乡村衰败地域的发展；但进入21世纪，则逐渐转向“内发”，即基于本地资源、基于本地人口、基于本地历史文化资源而获得的发展。其二，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内发性发展必须带有可持续性，而且，这种可持续性一定是与地域发展的实际水平相匹配的。这种发展的匹配性既包括与当地居民需求的关联性，也包括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如果其发展规划目标设计超出了当地的资源配给能力，其发展自然是不可持续的。其三，就地域活性化的目标而言，可以分为“社会的活性化”和“经济的活性化”两个方面。所谓经济的活性化，主要是通过地域企业经营和市场性活动，以提高地域居民的就业，增加收入。所谓社会的活性化，则是指地域应保持有一定数量的居民构成，同时地域居民积极参与地域社会事务，使得社会充满生气和活力。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将“社会的活性化”和“经济的活性化”并列提出，主要是因为，单一的地域经济发展并不自然促成地域活性化，如果某些进入地域的企业虽然建厂投资，但却没有为本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或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都不能实现其地域活性化的目标。因此，经济与社会二者之间必须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3.聚焦城乡社会发展的难题。在社会学研究中，最具实体性意义的研究对象便是城乡社会。因此，除了理论体系的反思和构建，还需要加强城乡均衡发展的案例研究，以丰富新发展社会学的经验基础。因此，新发展社会学应加强对中国城乡发展尤其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经验的研究总结，以丰富新发展社会学的经验基础。再如乡村衰败问题是一个世界级发展难题，人口减少的乡村社会何以能够成为可能？日本通过近半个世纪时间的过疏对策，化解了乡村因人口锐减而发生的危机，虽然并未彻底解决问题，但通过长期的政策实践而体现出来的社会韧性，使得问题没有以断崖的方式表现出来，最终以柔性解决的方式化解了问题。再如在乡村农民组织化的问题上，“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制度化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用政府扶助的农民自主化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从而完成了在小农户基础上的现代化改造，是一个将高度分散的小农户带入现代化的战略性社会政策”(张占斌，2006：274)。中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也探索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体系相结合的不同类型的经验，形成了新的发展模式。
(三)新发展社会学“发展导引”功能的拓展
与一般的社会学理论不同，发展社会学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具有极强的发展导引功能。而面对当代世界异常复杂的发展格局，新发展社会学应进一步强化其社会发展导引及预测功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在一系列危机挑战下始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发生了发展的危机，那么这一危机所产生的第一个效果，和其他危机一样，就是使本来已经确定的东西变得不确定，使本来已经清晰的东西变得混乱，而且使本来显得协调的概念内部产生了矛盾。导致发展这一概念也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神话的、贫乏的”(莫兰，2001：458)。“如果一切事物都是不确定的，那么，未来就向创造力敞开大门，这不仅是向人文创造力，而且还有全部自然的创造力。它向可能性敞开大门，从而通往更好的世界”(沃勒斯坦，2002：4)。为了增强人类危机克服的能力，就必须增强其发展预测能力。第二，进入21世纪，在以发展为主要课题的发展学科群中，似乎已很难找到未来学家的身影。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发展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使得带有预测性的社会发展的观点变得非常少见，这说明发展学科的研究者逐渐失去了对社会发展预测所应有的敏锐和自信。如在城市研究领域，学术界素来将城市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往往采用“城市更新”模式来关注城市问题，而近年来在中国的浙江出现了带有极强未来取向的“未来社区”建设的规划。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更新话语”，而代之以未来取向下的前瞻性的发展规划，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分析。第三，努力增强新发展理论的社会发展导引功能。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包括发展社会学在内的整个发展研究的学科体系开始面临全新的挑战，尤其是在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理论提出的背景之下，学界已不满足发展社会学传统话语体系，认为其旧有的发展理论已难以揭示异常复杂的发展现象，新发展社会学体系的建构呼之欲出。增强新发展理论的社会发展导引功能，既需要深刻的理论思辨，亦需要努力从发展中国家真实的发展经验中提炼出关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