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雯珎，贺敏年、黄远帆参与翻译、校对（文汇-复旦-华东师大联合采访组）
被访谈人：居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系暨科学论中心荣休教授，挪威科学艺术学院、挪威皇家科学与文学协会成员，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下文简称“希尔贝克”
访谈人：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系暨挪威科学论中心访问学者贺敏年；华东师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金雯珎。指导：华东师大哲学系郁振华教授。下文简称“文汇”
访谈时间：2018年2月挪威科学论中心面访，4-6月多次邮件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国不在大，有人则名。很多中国人因为易卜生而知道挪威。然挪威不仅有伟大的戏剧家，还有著名的哲学家，卑尔根大学荣休教授希尔贝克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不少中国同仁亲切地称他“老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老希就在“马可·波罗”框架下与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学术情谊。81岁的老希如今栖身北欧卑城弗罗伊山腰一座古朴雅致的白色庭院。这位21岁就以著作《虚无主义？》名动北欧的哲人主张哲学作为交往实践，除了读书、写作、述说、聆听，还要添上以哲学家身份旅行一事。他的《西方哲学史》自1970年出版以来，也相继以德、俄、英、乌兹别克、土耳其、阿拉伯等近20种外语版本“旅行”，2004年面世的中译本至今已出三版。
希尔贝克长期致力于对“分析－大陆”两大哲学传统的对话与互融，既深入吸收了以马尔库塞、阿佩尔、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两代法兰克福学人的工作，也批判性地考察了海德格尔哲学，同时熟谙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视域下的分析－语言哲学传统。融通各家后，他与卑尔根大学哲学系的同事发展出了一种以实例导向、分析内在于行动的前提条件的独特理论——“先验实践学”。在此基础上，他用自己独特的“合理性”概念理解现代性的“一”与“多”，并进一步将此框架应用于以挪威为代表的现代性实践的深度剖析。
如果说挪威哲学是在对不同智识范型的响应中逐渐确立了“小国”自身独特的面貌与风格，那么中国哲学界在对斯堪的纳维亚故事的不断询唤中寻求更有效、更优质的表达和理解，此乃“大国”实践的应有之义。询唤与响应， 是作为交往实践的哲学的要义，是基于合理性的现代性的要义，也是做中国哲学、创造中国的现代性需要学习的东西。
哲学之缘与轨迹
文汇：在您的《多元现代性》（最初以英文发表，随后被翻译为挪威语和中文，2017年出版了俄文版）中译本书末，专为中国读者撰写了思想自述。您在青年时代完成弃医从哲的重大转变之后，您的哲学之路是否也有一个转向，从对人类行动提供一般性解释的信念转向一种关乎我们生活的更为多元、更富弹性的态度？
二战后，挪威“实践学”试图调和分析哲学和欧陆传统
希尔贝克：这要回首六十年前，1958年我写了第一本书《虚无主义？》，它是关于存在主义的。那时，二战刚结束不久，挪威在地缘文化和政治上都处于欧洲大陆和英语（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间，在文化和哲学上我们都需要调和这种由战争引起的紧张状态。
在哲学上，如何将分析哲学的优点和欧陆哲学的洞见相结合就是一个问题，这正是卑尔根大学的哲学系主要致力的方向，也是我试图做的哲学。事实上，我们一方面从后期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哲学研究》入手，另一方面也聚焦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存在与时间》。我们所致力的是对行动先决条件的分析，即所谓的“实践学”，旨在考察是否有诸如“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和一些作为行动构成要素的能力（一种特殊的行动）。因此，（某种程度上）正是实践学把分析哲学和欧陆传统凝聚到了一起。这条进路的发展不仅针对行动也关注言语行为。我们受到了分析哲学以及当时欧陆学派的阿佩尔（Karl-Otto Apel，1922-2017）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的启发，尤其受惠于他们对于言语行为内在有效性主张的普遍先决条件的研究。
我们借以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所谓的“非形式的归谬论证”或“归谬法”来寻求这些条件。如我说过的，最后我们的进路是试图融汇分析哲学的优点与欧陆哲学的思考方式。但是相较于惯常理解之中的欧陆传统，我们的方法则更循序渐进：我们拒斥截然的两分，而是以逐级的方式考察概念和论证，像你所说的，这是采纳一种更多元化的视角。
一般而言，这是我做哲学的方式，也是许多挪威哲学家在二战后的早些年做哲学的态度。随后，其他的话题接踵而至，如现代性与现代化理论、科学和人文的理论等。然而，上述展现的正是我思想逐渐转变的历程。
立足独特的合理性观念理解现代性的“一”与“多”
文汇：您追问，什么是现代？如何评价现代？现代化过程是一种抑或多种？您认为，可以通过合理性（rationality）的各种形式理解现代性（modernity），而合理性不仅仅是逻辑的、语言的，而是基于行动的，坐落在历史行动者与制度之中的合理性。您的“多元现代性”主张，一方面是指现化化进程（包括西方内部的现代化进程）是多元的；另一方面强调，无论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现代性，都要求在一种开明且自我批评的论辩的基础上，兼容并蓄地囊括理性和合理性的各种形式，就此而言，便惟有一种现代性。
现代性问题无疑是当下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您正在撰写的著作是否仍在关注该话题？
希尔贝克：的确，从二战后的情况来说，多元现代性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仅是调和分析与欧陆哲学的尝试，而且与现代社会的多元性问题有关。例如，对于在斯堪的纳维亚小国的我们来说，我们不得不与所有人打交道，用所有这些语言——德语、英语和法语。在学校里，除了我们自己的母语，我们用所有这些语言说话和写作。另外，许多我提到的人至今都是用德语写作，当论及现代化问题时，我们的传统是来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和哈贝马斯，他们关注诸多种类的建制，并将它们关系到合理性的多种形式之中。
进而我们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传统。顺带一提的是，在越南战争期间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的研究助理，他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成员。在此，一方面我们基本上通过工具理性来界定合理性，另一方面我们以美学理念和艺术作为解放的力量。
随后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哈贝马斯等人，他们关注社会科学，以及合理性的解释和论辩形式，故而对诸多科学和人文科学做出了一种更为多元化的理论阐述。因此，我们需要用德语中的“Wissenschaften”（或是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vitskap”/“vitenskap”），而不是英语中的“science”，来描绘这幅图景。立足“Wissenschaften”，这幅图景的范围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神学、法学以及在一所综合性大学里的所有学科。所以，根据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的概念包括各种学科（Wissenschaften）的发展及其与各种建制的关系，并且强调不同建制与诸形式的合理性之间的关系。
所以针对你的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将继续从多元性和普遍性两个角度，推进合理性和现代性这两个论题的探讨，并关注来自现代世界的诸多挑战。
哲学特色与贡献
文汇：挪威卑尔根大学科学论中心刚刚搬了新家，一幢非常古朴雅致的庭院。您能否简要地对“vitenskapsteori”这一挪威语概念做一解释？它在何种意义上与实践学的基本原则相连？
“vitenskapsteori”，挪威特有术语，意指沟通科学与人文
希尔贝克：是的，这是挪威语中特有的术语。
它于1975年由挪威研究委员会首次提出，在德文中可叫做“Wissenschaftstheorie”，它没有直接对应的英文。如我前面提到的“Wissenschaften”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神学以及在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所有其他学科，所以在大学，尤其在现代社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确实在专业知识和其他种类的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认清它们的角色以及它们的优点和不足颇为重要。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有诸多不同的学科，而有两件事是学生应该学习的：其一，学习一门学科或模型；其二，学会认清该学科或模式不是实在。例如，对于同一个主题，经济学给了我们一种视角，而社会人类学则提供了另一种。因此，这种多元化的视角是现代社会催生合理性的一种方式。研究委员会看到了这点：我们需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给予通盘的考察。
具备科学与人文理论的学者需意识到行动的先决条件和界限
因此，在vitskapsteori框架下做研究的学者需具备两项素质，vitskapsteori在英文中可以表达为“theor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理论）”——“theory”（理论）一词并不贴切，“study or research”（研究）更好——也就是说，这需要一种双重能力。比如，如果你研究物理学，你就应足够了解物理学以便能够与该领域的人交谈，所以它不仅是一种从外部考察的社会学或历史研究（这也是需要的），而且如果你进入这个领域，你也应该从内部理解这个领域，无论是从哲学、历史还是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
你不仅需要具备相关领域的知识，同时也需要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当下所涉及领域的先决条件具有反思性的洞察。这里再一次强调了实践学，即对（行动）先决条件和构成性前提的意识，比如那些业已使用的概念以及那些原本应该用但并未使用的概念。因此，我们需意识到（行动的）先决条件和界限。
某种程度上，这一系思想的灵感可以追溯到阿恩·内斯（Arne N?ss，1912-2009）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的全面拓展。内斯对于同事们在其他领域所做的工作深感好奇，并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但与此同时他又极具批判性。好奇和批判的眼光——这就与“成人”有关，尤其在学术氛围中：在大学里，我们应该重视其他人，对他们所说怀有兴趣，试图了解他们正在做的，同时也要乐于接受严肃的批评并做出自我批评。
坚持可错性和多元性，避免“半现代态度”
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可错性和多元性息息相关，它们是现代合理性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于是，有两件事情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其一，只坚持一种理性、一种科学，比如自然科学，从而忽视了解释的和论辩的科学。这是一种“半现代”的态度。看看周围，你会发现人们在有些地方相当“半现代”，他们固执于自然科学和技术，忽视了解释的和论辩的科学。
相反，为了应对现代世界的复杂性，我们需要考虑各个学科的整体谱系，意识到这些学科的认知多元性和局限性。在大学里，这意味着学术人员应意识到这些局限性，不仅在他们的研究中，同时也在对学生的教学中，同样也体现于作为政府顾问或参与公共领域事务时。在整个社会中，学术建制内的成员，包括所有在这些建制内受教育的人以及各种专家和专业人员，都需要那种自我反省。
进而这一点又与对“假新闻”和“后真相”的讨论以及对于是否相信科学的争论直接相关，因为这意味着，如今我们为了信任科学，不得不把各种科学的界限、不确定性和视角面相都考虑在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接受逐级的改进，并寻求更好的论证。这里再次提到了“更好的论证”，即寻求更好的论证，摒弃欠佳的论证。诚如我们所知，这一概念在先验语用学和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极为重要。
开放地面对反面论证，避免“论辩恐惧”
这是一种注重启蒙观念的方式：讨论并开放地面对反面论证。具有提醒作用的是，看看大学里的人们都在做什么。他们做着非常不同的事情，有些人在实验室，有些人在图书馆和档案馆，有些人做着田野调查，有些人外出在海上进行渔业研究等。但最终，在所有学科中，我们都有争论。我们讨论，试图找到好的论证以取代不那么好的论证。因此，接纳反面论证的开放心态是启蒙事业的一部分。我认为，这对于各种现代性及其建制（包括大学在内）都是共通的。
因此，第二要避免的事情是任何武断地忽视理性开放的讨论以及任何对反面论证的顾忌。简言之，我们应避免产生“论辩恐惧”。在此，我赞同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一些哲学家，当然，也包括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和诸多分析哲学家。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也是vitskapsteori有发言权的地方。
但接下来，自然地，对于建制和学习过程如何形成和拓展，世界各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也正因如此，不但有许多中国的好朋友和同事很重要，更一般地说，学着去了解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和不同学习过程的人也同样重要。同时，也有很多东西对于现代性而言很普遍，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也是普遍的。比方说，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技术、生态学以及科学，它们构成的外部挑战都需要被纳入考虑。
是的，确实有很多差异，不同的学习过程和建制发展，这是现代性的另一维度，可以用“多元现代性”这一与我的书同名的概念加以刻画，其灵感也是来自和中国的朋友、同事们的讨论。
我看世界哲学大会和中国哲学
文汇：当我们聚焦于哲学时，我们如何从“哲学与其时代的关系”这一古老的话题中发展出新的内容？也就是如何理解哲学与世界的关系？
哲学关乎对自己观点进行论证
希尔贝克：宽泛地说，一切世界观都可视为哲学；狭义而论，哲学关乎对自己观点进行论证——不仅持有一种世界观，而且为这种世界观提供论证。从狭义定义看，首先，哲学家们应该与同一学派或同一传统下的同道展开讨论，例如儒家、法家以及早期希腊哲学家等就是如此，他们常常和自己人展开讨论。随后，为了解自己的学说较之其他学派和传统的优势，在某些阶段就需要知己知彼。因此，讨论的范围同样涵盖其他领域或学派。
我们在哲学史上可以看到这种倾向——思想大有分歧的哲学家相互间进行对话，同时一些非哲学工作者如科学家也提出相关的有效主张来参与讨论，比如那些实验的、数理形式化的自然科学的拥护者。哲学各个学派间的讨论能够激起哲学回应，正如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中那样。后来康德出现了，他试图做出某种调和，于是我们就有了持续不断的讨论。
所以，我们有哲学学派内部的讨论、哲学学派之间的讨论以及与现代社会中其他建制的支持者进行的讨论，比如自然科学和人类学，也包括表达真值主张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哲学家作为专业人员自然会对诸多的有效性主张予以考察（不是所有时间内的所有主张，而是某一时段的部分主张）。
柏拉图和孔子做出榜样，为社会危机寻找方案
回到你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孔子和柏拉图，差不多生活在同时代，公元前500年，他们都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危机，也近乎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回应：社会出现危机——我们需要教育，使人们成为有德性的人！他们都以教育作出回应，需要深入教育，从乐到礼，去学习如何“成人”！简言之，他们不仅仅是被同行们所提出的论证和立场所触动，他们也被所处时代社会中发生的事所触动。
今天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例如，新的科技和生物学。从这种新的境况出发来看康德的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的确，我们今天对生物学知之甚多，因而我们不得不对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而伦理逐级主义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此外，我们拥有新的科技，也拥有所谓的超人类的科技，还有生物科技。所以，我们应当对这些情况有所思虑，它们不仅仅是理论立场，也是世界中的现实。
学以成人：提示了哲学包括听说读写，更重要的是旅行中探讨
文汇：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我们该怎样以挪威哲学的视角来理解？
希尔贝克：如果有什么是挪威哲学所特有的，我并不确定。我们有一些传统和建制，对此我们应严格评估，也应在需要的时候支持它们。所以，让我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你的问题。
首先，我认为重要的是，哲学不仅“藏于书架”，我的意思是，哲学其实包含了多种活动——读书、写作、聆听、述说。另外，旅行也是需要提及的，要四处走走，因为我们应该结识做不同事情的人，他们做的可能也是我们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要理解哲学观点，意味着不仅是一种信息的交换，更是一种生成性的活动、一种社会化的过程、一种角色承担。我们学着了解他人是如何看待问题，这是一种实践，哲学也是一种实践。这里再次谈到了教育，如孔子和柏拉图所言，他们说得很有道理！
我们可以独自做很多事情。但是向他人学习也很重要：从外部反观自我，伴随着社会化而成长，并从中习得某种自我反思意识。同时，我们应该虚怀若谷。我想，这种教育是哲学精神的一部分，它和人类社会许多其他重要的方面，从基础教育和家庭生活等都紧密相关。
因此，我认为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选择“学以成人”这个主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人们深切关注的问题，是一个与我们作为哲学家所做的事情密切相关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至少应该这样做。
自我体验：多国生活交流中感受差异中的世界有同样的危机
我想补充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面对这些紧张局势（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能看到），以及我们所有不同的背景，尤其作为哲学家，我们在此相会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其他人也应该聚在一起，彼此尊重、相互倾听，试图理解各方深刻的差异，如在体制发展、学习过程、战争和危机的经历、阶级结构和文化差异等。所有这些因素可能都迥然相异。但今天，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都面临一些同样的危机和问题，拥有一些同样的能力，同时我们又是不同的。
首先，对我来说，我去了法国、德国、美国，我跨越边界、转换语言、在其他国家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用的学习过程。但对我影响更大的是，三十年前我结交了非常要好的中国朋友，我开始学习中国哲学并逐渐理解中国的历史。三十年过去了，很遗憾，尽管我仍不会汉语（如果我年轻些，我一定会学会），和中国友人的接触使我慢慢对中国文化、汉语产生了“具身反应”（这种身体上的快速感应力），我的意思是，对于危机的感觉要有切身经历才能理解。这与我在德国、法国感受的革命与战争的经历类似。要理解这些东西，你不能只是去参加一些会议、说说英语、读些书，然后就回来。你一定要跟人打交道并跟他们做朋友。你们不得不探讨大问题，但也要讨论小问题。
在这点上，我们彼此相会，交融与共。事实上，我很高兴能以这样的方式感受到最美好的情谊，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水到渠成。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很高兴“学以成人”被选作此次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相信它将会很成功。
后真相时代面对“超人”，生物学的人无法绕过人的尊严
文汇：如您所知，在刚刚过去的圣诞前夕，SVT为庆祝您的八十寿辰举办了以“后真相（Post-truth）”为主题的纪念会，倘若我们果真正在步入一个多元的“后真相”时代，那么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以哲学的方式重构“人”这一概念，并获得某种恰当的理解？
希尔贝克：这里面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什么是典范意义上的人”？对此，我们会说：典范意义上的人是成年的，或多或少拥有着说话和行动的能力，他们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等。这是一个深刻而又重要的论题。然后，还存在着更多实践层面的争议，比如“我们如何通过担当角色以及社会化，来学习成为人”等。
此外，还有不少触及到边界的难题，试想在医疗伦理领域中那些所谓的“疑难案例”：并非所有的人类种族，都过着典范意义上的“人类生活”——有些人永远无法成熟，有些人则在生命最终阶段，失去了自己的部分能力等。总之，许多人虽然归属于人这个物种，但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所指称的对象。我们现在面临着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生物学的面向。比如，就生物学以及人类发展的知识而言，我们远比康德要知道得多。可见，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相对于非人，成为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复杂的难题。
另一方面，则关涉到人与技术：什么事情是人能做，而机器人却做不了的？对此，我将会再一次回答——经由生物-身体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due to a bio-body），也即一个人的出生、成为孩童、学习语言、学习实践技能、步入青年、结婚生子、生病与死亡。如果除去了生物-身体，那么人就只剩下技术的身体。相应地，这个人就不会出生，不会拥有童年、步入青年、结婚生子，也不会生病、受伤或死亡。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抽离所有与生物-身体绑定在一起的观念和学习过程，那么我认为我们最终会成为另一种不同的存在物。
所以，我认为我们能够令人信服地论证一个关于人类尊严的实在概念。这正是我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里所做的工作，它收录在我去年在德国出版的书中。简而言之，虽然我在生物学方面，亦即就人作为动物而言，是一个逐级主义者，但是在人与技术的方面，我却不是一个逐级主义者。我想，拥有生物-身体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社会化过程，这对于人的尊严而言有其特殊之处。
接下来还有与“超人类主义”相关的挑战，像是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1948-）等人在硅谷讨论的“奇点”以及我们人类怎么会变得越来越像完美机器人的问题。首先，在我看来，他们缺乏一种必需的政治和社会观念。我的意思是，在“完美”的人和其他人之间谁该留在地球和谁会离开地球（去外星球），诸如此类，都可能出现紧张关系。不仅如此，还可能出现掌握强大技术的坏人，这些情形怎样才能得到控制？技术本身并不能控制这些利益冲突，亦无法管控某些个体的卑劣行为。因此，我们所需的远比技术要多。技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技术也会带来问题，而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样存在。换句话说，人和人类社会不能够仅仅从技术的角度构想。
再接下来可以考虑一个积极的问题：我们应当把什么看作理想的人，看作对人而言是最好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同样，对于“人”这个概念本身而言，一些限定性因素总是存在。
与中国合作彼此借鉴：从另一角度审视挪威和现代意味着什么
文汇：基于您与中国学术界紧密合作的经验，您能否谈谈，当我们面对这项共同的智性事业（intellectual project）时，我们能从彼此身上借鉴到什么？希尔贝克：好的，有三个要点，当然它们与我之前说的有关联。第一点是作为人，作为哲学家，与同道（无论他是否来自中国）交流总是有价值的。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人或者挪威人，我们还是同道中人。在我最好的朋友之中，有不少都来自中国（顺便说一下，我曾在《多元现代性》中译本的附录中提到过一些经历）。这是第一点。
我认识到的第二点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学到了许多中国的历史与哲学。在现代世界，学习他人所行所思、探索其同异，是一位专业哲学工作者的必修课。
我想着重强调的第三点是：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使我们学会了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审视自身。事实上，正如《多元现代性》中所说的，这一项目的所有灵感，都来自于我与同道们关于“中国与现代意味着什么？”的讨论。我们不断地相互讨论，也收获良多。
接着，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挪威和现代意味着什么？”于是，“西方”的概念浮现了。何谓“西方”，是指“美国或者欧洲”吗？我想，对于特朗普而言，西方与欧洲在制度、学习过程、国家是什么、国家官员、市场、文化、高贵与否的观念等问题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再看欧洲（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或许之前不是很明朗，但是今天每个人都能看清），我们有北欧和南欧、东欧和西欧。再接着，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此前我从未用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它。就我个人而言，或许有过一些粗浅的思考，但是我真的没有认真思索过诸如“有着高度信赖体系的北欧福利国家，其特点究竟是什么”等问题。
这个问题意识是怎么来的呢？是中国同道们给我带来了启发。于是，我开始在上海进行系列讲座，并最终形成了一本论述多元现代性的著作。所以，在与中国朋友的对话之中，我学到了很多。同时，受到了他们的鼓舞，我开始琢磨相关的问题。
这便是哲学的学习方式。我的意思是，通过这个例子，可以展示出我们如何开启对一些事物的思考。或许，我们已经某种程度上了解过此类知识，但是并没有与他人一起认真地研究过。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三点：与同道共事、向他人学习，以及学会更好地审视自身。总之，为了领会与认可他人，并意识到我们立场背后的特殊背景，我们必须要成为“人”。
在北京相会全球哲学家，不能拯救世界但可做贡献
文汇：您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和即将到来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有怎样的期待呢？希尔贝克：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大国，如今在诸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未来我们拭目以待。而回顾这样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有些人热切地向他人学习甚至迷失自我，另一些人则固守自己的传统不向他人学习。使我感触颇深的是，确实，这不是奉承的话，三十年前我的中国朋友们来到挪威，他们对传统和现代有很好的结合：一方面，他们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他们一定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非常乐于学习。我认为这种结合是非常可贵的，也应当被重视。
而谈到哲学，在中国，哲学各个领域都有学者。事实上，我们看到，如今在所有的国家、所有的领域都已经专业化了。我希望我们能在许多领域里进行合作，如科学理论和现代化、多元的和非多元的现代性、与实践学相关的启蒙观念、行动的先决条件、默会知识、言语行为、更好论证和注重有效性主张的内在要求等。我确信也希望这些哲学论题会被重视，我亦对此充满期待。
我想这次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确实非常好，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相会，思考、讨论基本的问题，并且学着相互了解。哲学只是诸多其他活动中的一项，我们无法拯救世界，但我们同样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并且我们也应当做出贡献。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坚持这些活动，作为哲学家和作为人类，与他人相会。我非常期待并坚信这次会议一定会非常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