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前数日我应湖北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戴茂堂教授之邀请,在湖北大学哲学学院作了题为《道-德的存在论区分与法律的概念》的讲演,讲演稿由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陈诗钰同学整理出来后刊于我的博客,引起了一些朋友的兴趣。当我将它放在“武汉大学广西法学校友群”中时,引来几个朋友的讨论。其中西南政法大学杨丽艳教授的追问促进了我的思考,此外还有炜衡律师事务所著名律师陈云肖和广西梧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刘中华的议论也开我心智。我随手写出一些个人感想。今天突然想到,何不将我们的讨论收集起来,至少是一分思想的备忘录。此念一出,便找出前日的帖子,将它们集中于此。此乃此小文之由来。特在此向杨丽艳教授、陈云肖大律师和刘中华检察官深致谢意!
魏敦友
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2019-06-19
杨丽艳:魏教授,能否解释一下您的题目?何为道?德的存在论区分?
魏敦友:谢谢丽艳教授!道德一词在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中,已混成一团,道?德的存在论区分即将道从德之中分离开来,恢复道和本真内容,即创生性、历史性、圜圆性,从而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我称之为法学世界的出场,做准备!
陈云肖:圜圆性怎么理解呢?
魏敦友:原为“圜道”,源于《吕氏春秋》,我为了避免语词上重复,改为“圜圆”,即不断的循环之意。著名学者季卫东教授特别重视这种循环的世界观,并以之作为中国的太极式的秩序构成与西方人如凯尔森的金字塔式结构相对比,表明两种不同的秩序观。
陈云肖:受教了!
杨丽艳:道?德的存在论区分:这是一个句子,还是一个从国外引进的英文翻译过来的?还是国内某学者创造的概念,or term?
杨丽艳:实际是论道与德的区分?
杨丽艳:道是中国的传统概念之一,何谓创新性?
杨丽艳:道德也是固定的术语和概念,它们二字合用也是有固定含义啊!仍然不明白你的解释!
魏敦友:道?德的存在论区分,是我的一个“创造”!是受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之存在?存在者存在论区分或本体论区分(ontologicaldifference)启发而创造出来的!
魏敦友:创造性∕创新性非就道这个概念说,而是就道所内蕴的行动性而言,如文史大家钱穆先生爱引用庄子的话,道行之而成。道是走出来的,非道弘人,乃人弘道。
魏敦友:不错,道德今天是一个固定的术语和概念,已内化到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之中。有人,比如说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指责中国文化之弊在于有道德,无法制。此论有一定道理,但似是而非,未从知识论∕存在论上洞见到中国文化本身内蕴的道论世界观所具有的主体性与历史性,因此无法看到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其实需要分梳式的理解。德乃道在创生过程之中凝聚而成的品质,不可固化之,宜随时而迁变己身,即以当下论,德已非古进之德,乃今天之德,如守法为德,拟之古代,大不同矣!
魏敦友:钱穆先生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一书中首论道与理的区分,我受钱穆先生启发极大,非只受海德格尔启发!与道德一样,道理在汉语上也已混成一个名词∕概念,但钱先生分析道与理其实有绝大的不同!钱先生考察先秦汉语多言道,此后方多言理,至东汉思想家王弼始将理作为一明晰概念固定下来,于是进而构造出道理一词,引发了中国思想史上一次绝大的内在革命。我沿钱先生之路,依照钱先生将道与理拆开,进而将道与德拆开,分解,于是提出所谓道?德的存在论区分这一概念。其实,道路一词也可作如是观,如果我们将道路拆分,于是有道?路的存在论区分。我这里提出所谓道?德的存在论区分也可如海德格尔所说,就象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是一种亲密的区分一样,道?德的存在论区分也是一种亲密的区分,作此区分,意在重启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能力,从而形成不同于我之所谓的理学世界观的法学世界观。
刘中华:个人觉得道德一词虽然很早就出现,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分开的概念,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格物致知,道是万事万物都应遵循的法则,是应然的,不以群体个人意志转移变化,而德是人认识道,实践道,是实然,对个人德行的评价是以群体对道的认识实践来评价个人对道的认识实践,德是需要修的,通过修身不断拉近道,最终道与德统一,天人合一。
魏敦友:这种对道的理解主要是一种实体化的理解,或派生性理解,即从规律、准则上理解道,而原生意义上的道,主要是创生,行动,犹如邕江水,从西往东流,流动本身即为道,而在流动过程之中形成的物事,可称之为理、路、德。所以《易经》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理、路、德均为器层面上而言之。我最喜欢引用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戴震在《孟子字义疏正》一书中的一段话:“一阴一阳,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主其流行言,则曰道,主其生生言,则曰德。道其实体也,德即于道见之者也。”我认为他把握到了事物的根本,而现代学者,如陈鼓应等人多从科学主义视角看待道,其实错失了本真性的意义。
刘中华:嗯,学习了。最近在读《道德经》和《论语》,有些许领悟,更多的是半知半解,现在学者对经典的解读也有很多种。《易经》就更难了,云里雾里。中国古代哲学博大精深,向你们这些解读重构经典,让其焕发新的生命力的学者致敬!
魏敦友:谢谢鼓励!
杨丽艳:我以为引用是可以的,但是要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进行,似乎你的这一术语嫁接很多哎……
魏敦友:我觉得读书不能将文句实体化,宜依循中华文化自生的创生逻辑而展开,比如冯友兰先生在1930年代著《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标举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概念,他认为子学时代始于孔子,终于淮南子,而经学时代始于董仲舒,到他还处于经学时代的未期。当今中国著名学者高瑞泉教授著有《中国现代性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显然继承冯友兰先生衣钵,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后经学时代”,并声称“后经学时代的来临”。我的观点是融合性的,首先在中西比较文化史意义上,结合金岳霖、钱穆、余英时等人的论述,将中国文化看成是区别于古希腊理念论世界观意义上的道论世界观,勘验道的创生性特性,外加历史性、圜圆性,然后以之观察道在不同时代的结晶,将子学时代(先秦),经学时代(汉至北宋),理学时代(北宋至晚清)看成是历史的结晶体,这个框架显然不同于冯友兰?高瑞泉架构,多出了一个理学时代,第三,我进一步勘验当下中国历史的踪迹,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自从晚清以来是一个新的时代,我称之为理学时代之后法学时代。关于这一点,我在《历史转进、人性生成和知识类型》中提供了论证,可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