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与已有成果多运用“政党组织社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不同，本文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纳入“政党引领社会”的分析框架之中。特定的社会结构为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的路径和方式提供了社会基础，而党也通过其组织架构、制度安排、意识形态和行为策略对社会予以重组与再造。在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相互交融、渗透的过程中，党的引领功能得以实现。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的机制表现为政治机制、组织机制、吸纳机制和服务机制，它们分别构造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凝聚力和回应力。在新时代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应该找准党建的基本单位，吸纳积极分子参与，使党组织真正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之中。
【关键词】 政党,社会,引领,中国共产党,后单位时代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政党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在苏联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纷纷丧失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却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执政地位，其中的奥秘一直是学界关心和探讨的话题。已有研究多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共产党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原因和机制，本文则侧重从微观的视角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的关联机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是如何连接的？党组织是如何渗透、引领基层社会的？
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革命年代，“支部建在连上”是强化党对人民军队领导的宝贵经验。“党的建设”被当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密集的组织网络来动员和改造社会。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弱化，在个别地区和领域甚至出现黑恶势力渗入基层党组织的问题，党组织未能很好地发挥引领基层社会的功能。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发挥党组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引领作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①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指出：“城市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把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②
当前，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试点和创新工作。在此背景下，探索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引领社会的路径和机制，无疑显得极为迫切。加强党对社会的引领，理顺党与社会的关系，直接攸关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本文将以S市C区F街道枫林社区的党建经验为基础，阐释在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的微观机制。除引言外，本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已有研究理论观点，提出研究问题；第二部分介绍案例梗概；第三至第六部分分析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的微观机制；第七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讨论。
一、超越传统：政党如何引领社会
政党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自政党诞生以来，它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处理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政党与社会关系也成为政党研究领域的经典主题。③马克思主义经典政党理论曾经对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在锻造和领导无产阶级中的作用：“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④“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⑤。列宁曾强调：“政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使命不仅仅是反映大众的政治水平，更是引领大众。”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也论述了政党对于组织和塑造群众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政党，群众也无法独立存在。他们是需要有人集中、组织和约束的力量。如果缺少这股凝聚力，他们就会变成一盘散沙，最终一事无成。”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塑造社会的理论观点为该领域的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得到继承和深化。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政党在塑造社会过程中的自主性或能动性问题。正如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的：“政党不仅仅是阶级结构或阶级利益表达方式的反映，它们相对独立于社会结构和国家机构，并且在这两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⑧新世纪伊始，政党的自主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马那利·德赛（Manali Desai）基于1934年—1940年间印度克拉拉邦左翼政党兴起的经验研究强调政党并不仅仅只是反映社会的分裂（social cleavage），恰恰相反，政党政治实践在社会分裂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她指出政党的相对自主性，即政党所采取的战略、策略是它们兴起和获取领导权的关键因素，同时政党对社会的塑造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⑨金·威廉斯（Kim Williams）对美国各州“多元种族”立法活动的研究也表明，政党议员是否做出支持立法活动的决定并非迫于社会运动的压力，而更多地基于扩大选民基础的考虑。换言之，政党议员们主要基于政党利益来权衡是否支持立法活动。⑩
此后，德里昂（Cedric de Leon）、德赛（Manali Desai）和图戈尔（Cihan Tuğal）在葛兰西、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政治耦合”（political articulation）的概念，以揭示政党在创造和再生产社会分裂中的功能及机制。他们将“政治耦合”界定为政党通过把不同的利益和身份整合到连贯的社会政治集团中，实现阶级、民族和种族构成的自然化，并以此作为社会分裂的基础的过程。11政党对社会进行“耦合”的方式包括话语术、公共政策、暴力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或基础设施等国家和非国家（non-state）机制。同时，他们也指出，政党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对社会进行“耦合”，但离开了政党的“耦合”功能，人们将无法理解社会分裂的形成。12可以说，上述三位学者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对“政治耦合”理论的阐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有关政党自主性问题的研究。
纵观已有关于政党塑造社会的研究传统可知，学者们侧重强调政党怎样改变社会。在这一研究路径中，研究者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定位为单向度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忽略了社会对政党的反形塑作用。虽然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政党对社会的“耦合”、塑造作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制于客观的社会结构条件的制约，但他们更强调的是政党在塑造社会过程中的能动作用。13
事实上，政党与社会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任何政治行动者和社会主体的诞生，都有其社会结构前提，这种前提无法被忽视；但作为前提的社会结构本身，需要通过政党的政治行动加以转化，才能塑造出具体的政治行动者和社会主体。社会与政党之间是不断互动、相互交织的关系。”14“政党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作用力都是双向的，因为政党本身就是政治行动者和社会行动者”15。政党在不断地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目标，并需要对自身目标和策略做出适当调整。因此，探讨“政党-社会”关系时，“需要我们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辩证思想，充分考虑政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16。
同时，政党对社会的塑造并不是单纯的改变与被改变的过程。政党在塑造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将自身融入社会，植根于社会，而不能外在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理念和方法就十分形象地呈现出政党融入社会的过程。政党融入社会，并不仅仅是为了塑造社会，而在于整合、组织社会。在整合社会的过程中，政党对社会进行引领，实现政党与社会一体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现代政党的重要差异。17
此外，海外学术界在探讨政党塑造社会这一问题时，大多将其放置于“政党-阶级”的分析框架中展开，着重讨论政党在促进社会群体的阶级阶层意识，形成阶级阶层结构中的作用。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葛兰西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当中，还是在德里昂、德赛和图戈尔等新马克思主义者当中都体现得非常明显。
然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塑造实践表明，它并未仅仅将重点放在促进工人阶级意识形成上面，而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纳入动员和改造范围之内。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没有囿于自身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属性，而是始终着眼于组织，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18中国共产党处理其与社会的关系，遵循的并不是“政党-阶级”的逻辑框架，而是“政党-群众”的逻辑框架。“群众”的范畴并不限于无产阶级，而是包括无产阶级、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在内的群体。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宣传和组织群众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19随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动员人民群众参与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比如他在论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也强调了共产党组织群众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20在《论持久战》中他讲道：“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21
此外，刘少奇曾在《论党》一文中论述道：“我们完全懂得：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全部过程中所起的决定的作用。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中国人民只有在我们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之下，只有依照我们党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22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处理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逻辑框架并没有改变，而是延循了“政党-群众”的逻辑框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将其代表性扩展至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2012年，党的十八大通过新修订的党章也明确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并不局限于政党自身的利益，而是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谋划全局。因此，在中国经验场域中，研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塑造、统合问题，就不能简单照搬海外学者有关政党塑造社会的相关理论框架，而必须超越“政党-阶级”分析的视野。
此外，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定位、功能和目标都与之前有着巨大差异。在革命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夺取革命胜利和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赶超型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任，党需要对社会进行高度组织化，汲取有限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在那些时期，党需要解决的是社会的组织化问题，使整个社会都整合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23鉴于上述特征，一些学者运用了“政党组织社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4“党治国家”“党政体制”“政党国家”等也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国政党政治时常用的概念。25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单位制的解体，执政党对社会治理的环境、任务、目标和方式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执政党不再将社会捆绑起来，不再对社会进行高度整合。换言之，新时代的执政党的主要任务不是解决社会的组织化问题，而是要解决如何引领社会的问题。即在确保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发挥党组织引领、凝聚和服务基层社会的功能。党引领社会并不追求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而是赋予社会较强的自主性。尽管政党引领社会也涉及政党对社会的组织问题，需要以提升党的组织力为重点，但其目标不在于对社会进行严密控制。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跟改革开放前政党与基层社会关系逻辑的巨大差异。因此，新时代的基层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再组织化”26的问题，而是基层党组织如何引领社会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从改革开放前的“政党组织社会”的逻辑到“政党引领社会”逻辑的转变。在此，笔者将“政党引领社会”与“政党组织社会”的特征做一简单比较：
首先，环境的差异。“政党组织社会”发生在一个综合国力较弱，需要尽快实现工业化，奋力赶超西方国家的时代环境中。“政党引领社会”则发生在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新时代。
其次，目标的差异。“政党组织社会”的模式追求对社会的严密控制。政党对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同时，政党要通过组织社会的途径来加强对社会资源的汲取。在“政党引领社会”的模式中，虽然政党也需要对社会进行组织，但组织控制的程度降低。同时，政党越来越强调服务群众，改善民生。
再次，方式的差异。“政党组织社会”模式强调政党对社会的单向度控制，而“政党引领社会”模式强调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更注重发挥群众的自主性。
本文主要从政治、组织、吸纳和服务等四个维度来分析“政党引领社会”的机制。其中，政治引领涉及政党的领导力建设，主要目的是增强党的领导功能；组织引领涉及政党的组织力提升，主要目的是增强党的组织功能；吸纳机制涉及政党的凝聚力建设，主要目的是增强党的社会动员功能；服务机制涉及政党的回应力建设，主要目的是增强党的社会回馈功能。本文之所以集中探讨这四种机制，理由如下：
首先，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政党理论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政党的中心任务是进行政治方面的斗争。27同时，他们还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对阶级和群众运动的领导权。28可见，保持领导权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具有高度重要性。当前我们加强基层党建，首要着眼点就是如何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而政治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力。此外，经典作家们还强调组织和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斗力的保证。29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先进性，30而保持先进性的重要途径就是有效吸纳社会中优秀分子加入无产阶级政党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论述很好地体现了本文概括的政治、组织、吸纳和服务四个维度。
其次，对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政治、组织、队伍等方面的建设。党的十九大要求“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31。党的十九大还提出，党的基层组织“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32。本文讨论的政治、组织、吸纳和服务等四大机制较好地体现了党中央有关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
再次，基于实地田野调查的发现。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当地基层党组织之所以能够较好地引领和融入社会，跟地方党组织高度重视政治、组织、队伍和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密不可分。这些构成了当地基层党建实践经验的主要维度。
总之，政治、组织、吸纳和服务等四大机制共同支撑了本文的“政党引领社会”分析框架。在这四大机制中，政治机制居于首位，它有利于巩固党组织的领导地位。组织机制是载体，吸纳机制是保障，服务机制是途径。
本文将以笔者及其研究团队在S市C区F街道开展田野调研所获取的经验材料为基础，探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引领社会的微观机制。33在分析中，我们将以F街道枫林社区的经验材料为主，兼而使用F街道其他社区的经验材料。
二、后单位时代的基层社区
F街道原为城关镇，下辖13个社区、9个行政村。辖区常住人口有20.9万人，现有83个党支部，3个机关支部，16个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5784名党员，其中农村党员为609名，城市党员为5175名。F街道属于C区的老城区，也是该区大部分传统工业企业所在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大量的传统工业企业破产倒闭，F街道面临着从单位社会向后单位社会整体转型的新挑战。2018年年初，为应对基层社会治理难题，F街道确定3个社区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示范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城市基层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发挥党组织引领支撑作用，统筹协调辖区内的党建工作和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工作。
枫林社区是F街道的3个党建示范点之一。该社区于2004年成立。下辖居民组22个，户籍人口为14629人，常住人口为18139人。社区共有党员737人，分为10个党支部（含1个流动党支部）。枫林社区所在地原属C区的下罗老工业园区。这里曾经聚集了14家企业，其中中央企业1家，市属企业1家，其余为区属国有或集体企业。目前，11家企业已经破产倒闭，剩下3家企业也濒临破产边缘。2004年，枫林社区成立后，那些破产企业的退休工人、公共服务渐渐移交到社区管理。因此，最近十余年，当地经历了从单位向社区转型的过程。原先的产业工人不再依附于单位，而是依托于社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
当然，进入后单位时代之后，尽管原先的单位体制解体了，但单位的诸多制度遗产和社会结构仍然得以延续。单位的组织传统、文化惯习和权威体系，依然“隐形在场”。“单位的‘隐形在场’一般表现为‘权力资本’的潜在运行，‘文化资本’的历史积淀和‘关系资本’的内在延续三种主要形态”34。从结构上看，单位时期所形塑的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并没有立即解散，原先共处同一单位的人们依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往来，维系着“熟人社会”35的特质。从行为方式来看，“传统单位社会时期所形成的单位惯习深深植根于‘单位人’的意识、情感和行为之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36。这样的社会结构特征既为当前党组织引领社会提供了社会基础，又深刻影响着党组织处理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路径、方式和效果。
三、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的政治机制
“政党是特殊的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政党的根本属性”37。党组织引领社会的政治机制关乎党的领导力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政党理论高度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取得革命领导权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他们（指工人）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38“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39列宁也强调：“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40“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41
党的十九大也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42在新时代，我们尤其要重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党的政治建设引领党的建设，是党建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前提”。43在基层治理中，党组织通过政治引领机制来加强其对社会的领导能力。在F街道，基层党组织对社会进行政治引领的渠道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权威。社区党委要增强其在社区中的权威，必须加强政治领导。支部书记是支部负责人，同时也是党组织的一员。社区党委可以通过党的系统对支部书记进行政治领导。支部书记必须服从社区党委的领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原则。社区党委控制了各支部书记，就有利于控制各个支部。
其次，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动员。这主要通过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得以实现。社区党建联席会议是由社区或上级党组织领导牵头、辖区各单位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党建制度。党建联席会议不仅有利于聚集和利用基层党建资源，而且有助于增强社区党委的政治领导功能。在F街道枫林社区，分布有医院、中小学等各种单位。社区党委每年定期召集辖区各单位、各党支部召开联席会议。社区党委通过联席会议的形式，加强社区与各单位、支部之间的沟通，获得各单位和支部的支持。同时，社区向各单位、支部传达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的方针、政策精神。
再次，开展制度化的政治学习。在枫林社区，社区党委每月定期举行“三会一课”学习活动。每逢重要节日，举行支部书记会议，学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支部书记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各支部书记再向其他党员、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从而使党中央的精神逐渐扩散到社会。
最后，掌握党员的政治思想动态。在F街道枫林社区，社区党委还通过党员干部谈心谈话的方式来加强其与党员干部的交流与沟通，掌握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动态。社区党委书记谈话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围绕平时工作与各支部书记或其他党员干部谈话；二是在社区党委发现某些党员干部存在工作不力等问题时，召集他们谈心谈话。如此，社区党委通过谈心谈话制度加强与党员干部特别是支部书记的交流沟通。社区党委督促支部书记和其他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培养政治担当意识。
四、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的组织机制
组织建设关涉政党的组织力问题。“任何政党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44组织建设对于政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其他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家都曾对此作了重要阐述。列宁曾说过：“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45德国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讲道：“对于任何阶级来说，一旦当它在社会上公开提出某种明确的要求，并渴望实现与本阶级经济地位相一致的一整套理想目标，它就需要建立组织。不论这种要求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组织看来是形成集体意志的惟一途径……组织是大众进行政治斗争必不可少的条件。”46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也论述道：“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47“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组织一事摆在优先地位”48。
列宁、米歇尔斯和亨廷顿等人的论述非常精辟地道出了组织的重要性。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都高度重视组织建设。这已为众多研究者所探讨。49可以说，健全且有效的组织网络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重要秘诀。
进入后单位时代，组织建设对于基层党建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单位解体后，社区面临着如何重新整合社会的问题。换言之，社区必须将挣脱单位社会的原子化个体重新组织起来。其中，至为关键的就是如何利用党的组织系统来整合社会。F街道的党建工作正是在从单位社会向后单位社会转型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下文将主要以F街道枫林社区的党组织建设经验为例阐述党通过组织体系整合社会的过程。
（一）支部建在单位上
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支部建在哪一层级，直接决定了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程度。支部的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时，首次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随后，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再次论及了军队中的党组织建设问题。他强调：“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50“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51。在革命年代，党之所以将支部建在连上，就是因为从管理规模、管理成本方面而言，“连”是一个最佳的单位。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必须权衡支部在社会当中建立的层级和规模，以更为便捷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
在F街道枫林社区，支部建设的特色是以“单位”为基本载体。枫林社区下辖的10个支部中，除了上枫林支部、下枫林支部和流动支部等3个支部外，其余7个支部均是以破产企业单位为基础建立（见表1）。
支部建在单位上，不仅解决了支部管理的规模问题，而且契合了单位社会的性质。单位如同村庄一样，具有“熟人社会”的特性。在企业破产之前，单位不仅是一个生产共同体，而且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单位在建构生活共同体以及培育共同体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52在同一个单位中，工人们一起劳动，互相交往和熟识。单位也通过各种竞赛、娱乐活动等增强职工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此外，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家属区，工人们居住格局相对集中。共同的劳动体验、生活场景锻造了工人们较强的单位认同。同时，不少职工都是数代人共同在一个单位就业，世代交替形成了较为深厚的历史记忆。这些都使得单位真正成为一个熟人社会。单位解体后，尽管人员流动加大，特别是年轻人流动到外地务工经商等，但单位的整体轮廓仍然保留。许多职工家属仍然居住在单位家属区。大家仍然共享着之前的单位历史记忆和认同。因此，单位的熟人社会特性得以绵延。
单位的熟人社会特质为社区以单位为依托开展党建工作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党支部负责人可以利用之前建立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来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单位解体后，单位行政体系解散了，但是单位中的党员的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他们仍然是党组织的成员。相较于一般群众而言，社区通过党组织系统来动员党员积极分子要容易得多。“单位融入社区的时候，单位管退休的职工事务，首先抓的是书记，叫书记开会，向来都是给书记传达。”53可见，单位解体后，社区以党组织为载体和抓手来推动工作，相对而言是较为简便易行的路径。
此外，支部建在单位上，使党的基层组织边界（治理单元）与社会边界重合，为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创造了体制条件。基层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确定治理单元。54这不仅是一个治理规模的问题，而且涉及社会关系能否有效理顺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理方式和治理效果。在枫林社区，支部既是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又是一个治理单位，还是一个熟人社区。每个单位支部既是一个自洽的，具有相对明确社会关系边界的熟人社会，又是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权的治理单元。换言之，支部除了承担党组织建设的功能之外，还肩负着开展基层治理的功能。
调研还发现，枫林社区的党组织体系与网格化管理体系也具有高度重合性。在社区的16个网格中，共有14个网格是以单位支部为基础建立的。各支部书记、党小组组长和党员都被整合进入网格化管理体系中。城市网格化治理的实质也是治理单元的选择问题。网格能不能成为一个实体化的治理单元，取决于它是否具备相应的社会基础。在枫林社区，党组织体系与网格体系具有高度重合性。党组织建立在单位上，网格化管理体系也是以单位为载体。党的组织体系就是网格体系，也是单位体系。党组织得以实现对网格管理体系的渗透和引领。
总之，单位的熟人社会特性为社区通过党支部引领基层社会提供了社会基础。在F街道，枫林社区的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绩效，党支部的实体化程度要远高于其他社区。这可能跟枫林社区各种破产企业较为集中，单位熟人社会特质遗留较为浓重有着密切关系。
（二）支部的实体化
在F街道枫林社区，支部不仅是一个党的基层组织，而且是一个实体化的治理单位。这主要表现为支部具有较大的自主权，支部书记能够决定本支部范围内的事务。具体而言：
1. 社区赋权支部书记“组阁”
社区党委赋权支部书记挑选居民小组长、楼栋长，组建治理团队。在居民小组长、楼栋长的人选问题上，支部书记具有决定权。支部书记挑选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的途径主要有两条：
一是从单位的熟人中寻找。“在单位空间中，社会成员彼此熟悉、互相信任，并且接受了共同的道德和价值观念”55。因此，从原单位中挑选自己熟识和信任的人担任楼栋长或居民小组长，对于支部书记而言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枫林社区寺下塘支部书记秦玉凤挑选的几名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有不少就是原来在单位中熟识的同事。比如居民小组长朱佩和，系原S市铁合金厂退休工人，跟秦玉凤是同事。挑选自己熟识的同事进入治理团队，不仅可以节约信息搜寻成本，而且能够降低磨合成本，提高协作效率。
二是支部书记通过他人推荐，然后亲自考察把关。比如寺下塘支部居民小组长兼楼栋长彭碧玉，是该支部党小组长万世林推荐的。秦玉凤跟彭碧玉谈话考察之后，再确定由其担任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支部书记确定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人选之后，只需要向社区提交名单备案即可。只要支部所提交的人选不存在硬伤（比如政治问题、工作极不负责等），社区一般不会驳回支部书记的决定。
这样，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熟人关系，支部书记得以确定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在挑选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时，支部书记当然会倾向于他们比较了解的，配合工作的人选。在开展工作时，支部书记也可以通过私人情感关系来进行动员。有些本来不愿意做居民小组长、楼栋长的人，但碍于情面还是同意参与社区工作。“有的人跟我说，秦孃孃（阿姨），如果不是看在你的分上，哪个来给他搞那点事？才220块钱！”56在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职位待遇较低的情况下，更需要支部书记通过私人关系进行情感动员，以维系社区基层治理队伍。如果缺乏支部书记的私人关系动员，那么将难以招募到合适的志愿者人选。
此外，由支部书记“组阁”，也有利于增强党组织对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的整合，使支部真正成为一个实体化的治理单元。“我们这边（指枫林社区）支部书记要把社区全部统筹起来，这是枫林社区的特色。其他社区可能是支部管党内，居民小组长管具体行政事务。（枫林社区）多年来就是支部书记统筹。可能跟厂矿型社区有关系。居民小组长是支部书记推选出来的。在枫林社区，支部党员基本上是一个单位的，（支部书记）有号召力，比较紧密一点。”57支部书记拥有权威，可以调动支部内部的人力物力，不仅能够有效承接自上而下的各种治理事务，也能够真正实行基层社会自治，达到有效治理。
2. 树立支部书记的权威
权威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媒介，也是社会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58要使支部实体化，除了赋权之外，还要树立支部书记的权威。在枫林社区，几乎各项工作安排，比如扫黑除恶、文明C区创建等，主要都是社区直接对接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再在支部统筹安排。社区召开工作会议时，都是先通知各个支部书记，再由支部书记通知本支部需要参会的人员。会后，支部书记再下去做动员工作，统筹安排下面各居民小组长，居民小组长再通知各楼栋长。比如支部要召开“院坝会”，支部下辖各居民小组长、楼栋长要负责通知居民参加。社区直接对接各个支部，凡事都不能绕开支部书记，凸显出支部书记的重要性，使支部书记成为上联下达的重要枢纽。支部书记的权威得以树立起来。
3. 以支部为主体开展工作
社区的各项工作都是以支部为主体来推动。比如在文明C区创建过程中，社区对环境卫生的考核工作就是以支部为单位来开展。社区每个月都要对各个支部的环境卫生进行一次考核评比活动。评比总分为100分，其中自评20分，社区30分，支部书记50分。从评分权重来看，支部书记打分占比最高，达50%。这充分凸显了支部书记的重要性。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基层政权最具特色的运行方式是政治与行政的混合运作，政治过程往往要借助于行政过程，而行政过程也常常借助于政治过程”59。实际上，基层政权政治与行政的混合运作是以政治过程为统领的，即以确保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为前提。F街道枫林社区通过赋权组阁、确立权威等措施，使各个支部被做实，实现政治过程对行政过程的统领，即党组织对行政的领导。与其他某些地方的社区支部难以发挥实际作用不同，枫林社区的支部不是一个只负责党务的基层组织，而是一个切切实实渗透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利器。党组织开展的活动不是形式化的仪式，而是真正引导党员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之中。党的组织没有和居民小组、楼栋分离，而是通过党支部书记来整合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使得支部实现了对居民小组和楼栋的引领，最终达到党政一体化的目标。
（三）社区对支部的组织控制
社区赋权给支部，并不意味着社区放任支部不管。恰恰相反，社区在赋权给支部的同时，还需要对支部进行控制。社区控制支部的途径如下：
1. 分片包干制
行政包干制已在中国行政体制中得到普遍运用60。在信访维稳、重大项目实施等领域中，我们都可见到包干制的踪影。61调研发现，社区治理也同样采用了包干制。在F街道枫林社区，除党委书记和居委会主任外，其余党委委员或社区委员都有分包片区的任务分工。整个社区被划分为6个片区，每个片区包含一个或两个支部。每名委员各分管一个片区（见表2）。这样，社区与支部之间通过片区制度来予以对接。社区党委（居委会）做出决策后，两委委员可以传达、督促各个支部的落实进度和状况，及时指出和矫正支部在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失误或问题。这有利于加强社区对支部的控制。
2. 考核激励制
目标管理责任制已几乎贯彻到中国行政体制运行的方方面面，62这在基层政权运行中表现尤甚。在枫林社区，社区党委也制定了对各个支部的目标管理考核制度。每月20日，社区对各个支部的卫生状况等方面进行检查考核。考核采取支部书记打分（最高50分）、社区评分（最高30分）和自评（最高20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每月月底公布考核检查结果，按得分高低进行排序，并通报各个支部。通报考核结果能够对先进支部起激励作用。落后支部的负责人“在面子上过不去”，为了避免下次继续难堪，就要努力改进支部的工作。
枫林社区对支部工作主要采用正向激励的方式。此前，社区曾经尝试过对支部书记的负向激励办法，即扣除年度业绩排名最末的支部书记一部分补贴。但是，此举引发支部书记的强烈反对。因为支部书记工作原本就有很强的义务性质。区区每月120元的电话费补贴对于这些拥有退休工资的支部书记而言根本无足轻重。社区扣除支部书记补贴的做法不仅无法激励支部书记更加负责和投入，反而伤了支部书记的颜面和自尊，损及双方的情感。自此以后，社区不再采取负向激励的措施，而是以正向激励为主。对于先进党支部，社区有时候发放一笔奖金，或者购买小礼品。奖品虽小，但对于这些年龄较大的支部书记而言，更重要的是荣誉和面子。
在上述领导和激励制度下，社区与支部结成了紧密的“责任-利益”共同体63，尤其是确保了党的链条的相对连贯性，使党的系统居于领导地位。这样，枫林社区形成了社区党委（居委会）-片区-党支部-居民小组-楼栋为主体的五层治理体系。
五、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的吸纳机制
所谓吸纳机制，是指基层党组织将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吸收进来，将其发展成党员干部。吸纳机制关系到党组织的凝聚力的形成，也关系到党组织先进性的保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是“最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可靠的先进战士”64。列宁也强调：“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65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就必须不断吸纳社会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党组织。
政党的吸纳能力直接关乎其生存和发展。这已为海内外诸多学者所探讨。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否保持政权稳定的关键就是该国政治体系能否有效吸纳民众日益增加的政治参与需求，而“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66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显示出强大的吸纳能力，尤其在发掘积极分子的作用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讲道：“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671945年，刘少奇在《论党》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和阐发：“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团结与组织积极分子，使积极分子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68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宝贵经验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在当前，基层党组织要引领社会，同样需要发掘社区中的积极分子充实到党员干部队伍之中。在F街道枫林社区，其非常重要的党建经验就是发掘和吸纳原单位中的积极分子。尽管单位解体了，但原单位中的党员领导干部、积极分子依然存留。这些单位骨干力量在随后的社区党组织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枫林社区表现得尤其明显。该社区党建之所以能够较好地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社区善于发掘原单位中的骨干力量。2004年枫林社区成立后，第一任社区居委会主任江媛就是原建安纸厂的党委办公室主任。仅一年之后，江媛就接替镇里下派的某干部担任社区党委书记。此后，随着基层社区干部选拔制度正规化、专业化的推进，原先破产企业单位的职工逐渐退出社区干部队伍。但是，时至今日，社区下辖各支部书记、支委委员、党小组长等绝大多数仍然是原来单位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原来在单位里面就担任领导干部职务（见表3）。
我们发现，这些社区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素质高。这些积极分子以前大多在单位中就展现了较强的工作能力，是单位中的骨干力量。他们热心公益，政治觉悟高，受过正统革命教育。“（积极分子）基本上不受益于经济方面的因素，关键是热心热爱这份工作。不管穷，条件差，他也要来。很执着，要搞这项工作，有这个精神，他都不管你这个。不谈钱，比较纯洁一点。之前原来在单位上就爱出头露面的人，爱管‘闲事’的人，要发掘这样的人”。69比如建安支部书记刘禄福，系原S市建安造纸厂伙食团团长，专门负责厂里的后勤工作。原建安纸厂党委书记（曾任枫林社区建安支部书记）去世后，就由刘禄福接任建安支部书记。原S市铁合金厂退休女工黄花秀，现担任寺下塘支部的楼栋长。她的独生女在30岁时因病去世。虽然她已成为失独老人，但她依然乐观向上，并没有表现出对国家的怨恨，反而对国家抱有感恩情怀。这些人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耳濡目染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意识形态。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他们树立了为国家为单位为社会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
二是有闲。这些积极分子能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还在于他们有较为充裕的时间。这些人大多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他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人生任务，子女大多已经结婚成家，孙辈也不再需要他们抚养。因此，他们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投身于社区事务中。
三是有威望。由于这些积极分子原来就是单位中的领导干部，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了较高的威望，深得单位职工的信赖。虽然单位已解体，但“权力的文化网络”依然存在。这些“象征性符号”还能激发人们对合法权威的认同70。这为积极分子在社区中开展群众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比如，原S市铁合金厂退休工人秦玉凤，曾经担任厂团委书记、政工处处长，还曾在知青办、人民调解委员会任职。她曾经被评为S市人民调解能手。她在社区工作中身先士卒，真正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团结了一大批职工群众。不少居民小组长、楼栋长都坦陈自己是看在秦玉凤面子的份上才投身于社区事务中。“支部书记原来就是铁合金厂的领导，他们安排得很好，大家比较了解他们，也很信服他们。他们真的是有这么高的觉悟，很热心”71。积极分子的“卡里斯玛”72气质使其在单位中获得了较强的合法性。单位解体后，这种“卡里斯玛”力量并没有随之消散，而是得以延续。
四是关系广。这些积极分子之前曾经在单位担任领导职务，较一般的职工拥有更广阔的人脉关系。在社区工作中，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关系资本”。比如，他们可以通过其人脉关系寻找安排自己比较了解，合适的人选担任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我们发现，枫林社区各支部的楼栋长和居民小组长并不是按照公开招募的原则来确定，而是由支部书记自己挑选，然后到社区报备。在挑选楼栋长和居民小组长时，支部书记往往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具备相关条件的人员。此外，这些积极分子还可以利用自身“关系资本”帮忙解决困难职工的诉求等。
社区在工作中任命这些原单位中的骨干力量担任支部书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这些积极分子就是“关键少数”。社区通过这些“关键少数”来带动其他党员、积极分子和周围邻居，由此达到党对社会的整合、引领作用。正如刘少奇所言，“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组织积极分子而去组织积极分子……而是为了要经过积极分子去吸引与推动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即是为了最广大的群众而去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73这些积极分子不仅为党组织提供了干部队伍来源，而且较好地解决了社区治理中的“行动者难题”74。在熟人社会内部，这种“关键少数”的带动作用会更明显。这样，各个支部以支部书记为带头人，形成内核-圈层-外围的扩散，对其他党员和群众起到引领示范作用，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以发挥出来（见图1）。
当然，社区需要面对的挑战是：在给予的待遇非常微薄的条件下，如何调动这些骨干力量的积极性？尤其是在世俗化的时代，仅靠革命理想支撑可能难以获得持续的参与动力。对于这些积极分子而言，不仅需要通过正式的组织体系来吸纳他们，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和地位，而且需要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来感化、激励他们。尤其是这些积极分子大多数都有退休工资，基本不愁吃穿。如果缺乏情感的润滑剂，仅让积极分子直面冰冷的科层机器，可能难以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因此，运用私人关系和情感方式来密切地与积极分子联系，就成为社区的不二选择。在日常工作中，社区善于跟支部书记等积极分子“打感情牌”，通过情感濡化他们。比如社区干部去看望、慰问生病的积极分子，关心、过问他们的家庭困难等。金玉角支部书记陈秀英曾经讲到，她的小女儿患抑郁症后，曾有一次自杀行为，送医院抢救期间，社区干部王毅、邓禾和余小花等人都去医院看望和帮忙。这令她非常感动。此外，枫林社区义务巡逻队队长，年过古稀的老党员王永芳也曾表达对社区关怀的感恩之意：“前几年我小儿子生病去世了，当时小儿子生病那时候，社区对我们很关心，所以我们要为社区服点务。”75社区干部的付出也赢得了相应的回报，积极分子的工作热情被调动起来。尽管社区通过情感濡化积极分子并不一定就是为了调动他们参与社区工作，但在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总之，单位制时代遗留的精英是后单位时期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单位解体后，这些积极分子失去了体制依托，未能充分释放其治理潜能。在发掘这些积极分子之前，他们都是游离于体制外的个体。党通过将社区积极分子吸纳进党组织系统内部，把他们重新整合进入体制内，再通过他们带动其他党员和群众，实现党组织引领社会的目标。
六、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的服务机制
服务机制关涉基层党组织对群众的回应力，即基层党组织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地回应群众的诉求。组织是政党渗透和塑造社会的载体。然而，组织是否真正发挥作用，是否能够真正密切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仍然需要在组织与社会之间建立连接通道。否则，党组织也可能脱离社会。正如米歇尔斯所言：“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在任何组织中，无论它是一个政党、工会组织，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协会，其贵族化倾向是显而易见的。”76“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代表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可能性就越高”。77在党支部成为实体化治理单位之后，支部组织的专业化分工是支部负责人权威树立的基本前提。但是，如果这种权威不能有效融入社会，也可能使基层党组织陷入“寡头统治”的境地。
因此，要实现党对基层社会的引领目标，党不仅要在基层社会建立组织，还要切实将党的权威渗透进入社会。党组织不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不能是一个距离群众非常遥远的“卡里斯玛”权威，而应该是一种具象的存在。要让居民能够切切实实感受到党，感受到组织的力量。这样，政党引领社会，不仅要有个体积极分子和支部书记的带头作用，而且还要使党的组织真正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当中。党组织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其基本载体就是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和扩张。换言之，党组织通过建立各种机制和平台，为积极分子和其他党员、群众创造施展才能的空间，从而使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事务中发挥组织、统合功能，达到党引领社会的目标。
如此，党组织不仅要实现对党内的政治整合，而且要将触角延伸到党外。对于居民的各种服务需求，无论大小，只要居民求助于党组织，党组织都不能漠然处之。即使有的居民没有主动求助于党组织，党组织也要积极回应。这样，党组织才能有效发挥引领作用，才能真正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在F街道枫林社区，党组织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包括：
（一）健全服务制度体系
要使支部发挥引领基层社会的作用，除了赋予支部权力之外，还需要为支部服务和对接基层社会提供制度化通道，使支部引领基层社会拥有切实可行的载体和依托。在F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以下的服务组织体系还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党内组织，另一是党连接社会的组织。就前者而言，为“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党小组”的服务动员体系。各支部委员兼任党小组组长。就后者来说，党支部下辖有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形成“支部-居民小组长-楼栋长”的对接机制。这样，党支部既能够在党内进行动员，调动党员服务社会的积极性。同时，又能够将党组织与基层社会对接，将党组织的触角伸向基层社会。在这一服务制度体系中，支部书记发挥着带头人作用。支部书记的功能角色发挥状况直接影响着党组织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绩效。“（支部书记）要摆正位置，要带头，不管什么事，个人带头。你去做了，支委跟着来，党小组跟着来，群众跟着来”。78这样的服务制度体系为党组织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平台，使党引领基层社会功能的发挥有了切实可行的依托。
（二）培育社会组织
德里昂、德赛和图戈尔在分析政党的“政治耦合”机制时曾指出，建立和平委员会（peace commission）以及其他协调不同群体利益的公民社会组织是政党进行“耦合”的重要方式之一。79近年来，执政党也高度重视基层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并希冀以此来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F街道枫林社区共成立了6个志愿者服务组织，分别为永慧志愿服务队、永乐志愿服务队、永安志愿服务队、永康志愿服务队、珠棉老年“帮帮团”和巾帼志愿服务队（详见表4）。社区干部用“乐慧安康帮巾帼”这句话将所有志愿者组织名称串联起来。
枫林社区注册的志愿者人数达4100人，其中真正能够常态化发挥作用的为388人。在这些常态化发挥作用的志愿者中，党员占比达80%以上。此外，枫林社区的6个志愿者组织都是由党员担任负责人，其中有2个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由党支部书记兼任。这些志愿者组织，都是致力于服务群众，为群众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和难题。比如，巾帼志愿服务队队长由寺下塘支部书记秦玉凤兼任，该志愿服务队全部由妇女组成，主要工作内容是帮助社区空巢老人和照顾留守儿童。支部书记秦玉凤和楼栋长钟小容等人已经照看2名留守儿童数年时间，经常给这2名留守儿童洗头，打扫卫生等。塘角堡支部书记杜芝英带领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从2015年至今一直在照顾一名80岁的空巢残疾老人，帮这位老人买菜，提东西。她说：“我是书记嘛，必须自己站出来。我老头做饭，我也没有多少事情。”80此外，2011年，社区成立了“老年帮帮团”，由10名身体较好的老人组成，支部书记孙西兼任负责人。该志愿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原珠棉七厂家属区的空巢老人购买和搬运东西。
可见，枫林社区的志愿者组织为基层党员干部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平台。党员志愿者为基层群众解决各种日常生活中的事务，让群众感受到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体会到党组织的存在。这样，党组织与群众的日常生活勾连起来，使党组织真正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当中，从而凝聚基层社会力量。
（三）锻造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公共性始终都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一个组织原则。”81公共空间是公共性的载体。公共空间是具有实体可达性和视觉可达性的空间，是面向大众开放的，供大众使用的空间，是或主动或被动的行为发生的场所。82它为人们形成认同感、凝聚力和归属感创造平台。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共同的世界，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但却阻止我们彼此争胜。”83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社区公共性的衰弱和重建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难题。84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是社区公共性建设的必要条件。85为重建社区公共性，必须锻造城市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不仅是一种物理的存在，更是一种抽象的空间场域。在这一场域中，人们通过会议、闲话、交往、活动等方式增进情感和认同。在社区公共空间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是当前基层党建面临的一大难题。在F街道，党组织参与公共空间建设的载体包括院坝会、社区活动室等。院坝会是当地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用以向居民宣传党和国家政策，安排部署工作事务的会议形式。一般在居民比较集中休闲娱乐的广场上举行。每逢重要工作事务，党支部书记通知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召集院坝会。楼栋长再负责通知本楼栋居民参加。社区干部也常常出席院坝会。为了增强院坝会的吸引力，支部常常会给前来参加院坝会的居民发放一份小小的纪念品（比如毛巾、香皂等）。支部通过院坝会向居民宣传政府和社区的政策、工作，居民也可以在院坝会上了解政府、社区和支部的动向。
如此，社区院坝会和活动室等成为党组织融入基层社会的重要平台，为在后单位社会时代重建社区“新公共性”86的过程中发挥党组织的引领功能创造了条件。
（四）构建政治沟通纽带
政治沟通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方式影响整个政治的非正式沟通过程”。87政治沟通有利于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互相了解，提升政治系统决策质量和运行效率。它还能够使公众的不满情绪得以适当宣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作用。88在F街道枫林社区，支部书记成为在居民与政府之间进行政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这与支部书记的独特身份有关。支部书记担当着“代理人”与“当家人”89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支部书记是党在基层的代理人，必须完成党交付的任务，其行为必须符合党的期望；另一方面，支部书记又是所在单位的“当家人”，他们代表着单位职工的利益。支部书记的双重身份角色，可以成为缓冲群众与政府之间矛盾的中间地带。对于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纠纷，一般可以在支部得到化解。支部如果无法解决，再上移到社区或者转移到司法系统。
此外，支部在处理大事时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大规模上访、群体性事件。在这些事件当中，一方面，支部书记等积极分子可以缓和、安抚群众情绪，另一方面，可以积极代表群众通过合法合规的体制内渠道维权。比如，2013年，S市铁合金厂退休工人数月的“菜篮子”钱被该厂财务人员贪污挪用，引起退休工人义愤，数百名退休工人聚集到寺下塘要求相关部门处理。不少退休工人情绪激动，扬言如果相关部门不处理，就去阻断公路。当时，秦玉凤、高强武等支部书记一方面给退休工人做思想工作，另一方面积极给S市国资委等部门反映。最终这个问题很快被落实，工人的菜篮子钱得以补发。
支部书记的双重角色，使其既要完成党组织交付的工作任务，尤其不能触碰政治红线，又要顾及单位退休工人的利益。比如当单位的退休工人准备上访闹事时，支部书记既要给退休工人做思想工作，劝阻他们上访闹事，同时又必须通过体制内渠道维护退休工人的利益。这样，支部书记在居民与政府之间发挥着良好的政治沟通功能，既赢得群众的拥护，又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
通过上述诸种平台，党组织得以真正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使得“小事不出支部”。在支部内部无法解决的问题，才进入社区、街道或者更高的上级组织。这能够大大降低基层社会的治理成本，并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治大国若烹小鲜”，办好小事同样体现出国家的治理能力。基层治理的主要内容就是解决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小事虽小，但影响甚巨。它直接关乎群众对党组织的感受和体验。通过对这些小事、私事的快速回应和妥当解决，党的影响得以扩散。
政党动员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是政党力量的重要体现。正如亨廷顿所言：“政党力量的第二个方面是组织的复杂性和深度，特别是体现在党与工会和农民协会这样一些社会-经济组织的联系方面。”90因此，党的功能和影响力要融入居民日常生活当中去，把党的作用与居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勾连起来。党组织要主动适应甚至超前引领居民日常生活，增强对居民群众日常生活问题的回应能力。如果党组织建设仅仅局限于管理党内事务，仅仅开展一些仪式化的表演活动，就无法真正融入基层社会。这样的党组织建设就仅仅停留在墙上。久而久之，“领导者与大众之间的鸿沟将由此而不断拉大”91。党的基层组织距离社会越来越远，更遑论引领社会了。
需要强调的是，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和扩张，并不是要将其打造成一个“利维坦”，不是回归“全能主义”。党组织的功能也是有边界，有限度的。其关键是引领基层社会，为基层党员干部积极分子服务群众搭建平台。通过党组织功能的发挥来建构和维系社区的公共性，实现党对基层社会的引领。
七、结语
前文已经对后单位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引领基层社会的机制进行了分析。本文试图进一步深化“政党-社会”关系的研究：其一，在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通过深度经验案例剖析揭示政党与社会二者间的互动机制，并特别强调社会基础在政党引领社会中的作用；其二，不局限于从政党塑造阶级或群体意识的角度探讨政党-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从政党的政治机制、组织机制、吸纳机制和服务功能等更为广阔的范围来分析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机制；其三，试图超越“政党组织社会”的分析框架，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与社会关系纳入“政党引领社会”的分析框架之中。
“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视域下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既是一个政党来源于社会，政党以社会为基础的关系，又是一个政党服务社会，社会有赖于政党实现自身利益的关系”。92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治理，其实质就是如何处理好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缩短党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实现“政党社会化”93。政党必须融入基层社会治理，而不是悬浮于基层社会。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的机制主要表现为政治机制、组织机制、吸纳机制和服务机制。在这四大机制中，政治机制居于首位，它确保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的领导功能，引领基层党建的方向。同时，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又需要通过组织机制、吸纳机制和服务机制来更好地实现。组织机制是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的载体，它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建设，激发组织的活力。吸纳机制是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的人力资源保障，主要涉及如何调动社会中的优秀积极分子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服务机制是基层党组织融入社会的具体途径，主要涉及各种服务功能平台的建设。上述四大机制分别构造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凝聚力和回应力。党组织通过上述机制和载体重组了基层社会结构，形成以政治机制为核心，以组织机制为载体，以吸纳机制为保障，以服务机制为途径的“政党引领社会”模式。基层党组织真正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当中。基层党组织不仅反映基层社会，而且规训、塑造和引领基层社会（见图2）。
本文强调，特定的社会结构为政党引领、统合社会的方式和路径提供了社会基础，而政党组织也通过其意识形态、行为策略对社会予以重组和再造。在政党与社会相互交融、渗透的过程中，政党的引领、统合功能得以实现。本文还特别关注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与社会互动的微观机制，从而超越之前大多从宏观层面讨论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路径。
通过政治机制、组织机制、吸纳机制和服务机制的搭建，将正式治理体系与非正式治理体系相结合，使基层党组织真正融入社会治理之中。在此过程中，党组织重塑和再造了基层社会结构，实现其引领社会的目标。正式治理体系是党占领基层阵地，引领基层社会的堡垒。非正式治理体系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比如党组织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慰问、关怀等情感方式形成对社会的渗透）则是党组织有效运转的润滑剂和加速器。假如缺乏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党的基层组织可能缺乏活力，成为僵化的机器。
总之，党组织将触角融入基层社会，始终保持基层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党组织不仅能够较好地控制和动员社会，而且能够迅速响应和回馈社会。这是中国政党建设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政党体制的独特优势。同时，在处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不再局限于对社会的单向度控制，而是注重与社会展开双向互动，激发社会的活力。这是对经典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路径的超越。它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
上述结论对于新时代的基层党建实践亦有启发意义。
其一，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应该找准党建的基本单位，即党支部应该建在哪一层级，应以什么为基础开展党建等。基层党组织的规模与基层社会单元边界重合，有利于发挥党组织的引领功能。F街道枫林社区党建之所以能够较好地发挥引领基层社会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支部与基层社会单元边界基本重合。单位社会的遗产创造出熟人社会的特质，为党组织体系有效运转提供了社会基础。在“熟人社会”特质越强的情况下，党的正式治理体系（党组织体系、考核、督查制度）才越能够发挥作用。
其二，在基层党建工作中，应该吸纳积极分子参与社会治理，使这些积极分子成为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基层社会中的积极分子为党组织发挥引领功能提供了人力基础，有利于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同时，积极分子亦可利用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对基层社会进行动员。党组织应加强吸纳积极分子参与到基层治理当中，充分激发积极分子的能动性，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
其三，如何让党组织真正参与和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之中，而不是悬浮于基层社会，是新时代党建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环节。要将党的组织和党的权威渗透、融入基层社会，必须搭建相应的平台机制，使党员与广大群众拥有对接的载体。
由于党在国家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党建的过程也是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在新时代，进一步提升“党治国家”94的效率，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来说，所谓‘建立国家’，部分地意味着创建有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重要的还是建立一个能够调整新集团参与政治的有效政党体系”。95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进一步理顺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增进党对社会的引领功能，不仅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且关乎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本文只是以后单位时代的社区党建实践为研究对象，但是其主要困境，比如行动者困境、共同体建设困境等与其他类型的社区都具有相似性。而且，单位社会是改革之前中国城市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改革之后，中国城市社会整体上进入后单位时代，即从单位制向现代社区过渡。虽然单位制已解体，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城市社会都将继续面临从单位社会到后单位社会转型的阵痛。单位社会的遗产对于新时代的基层党建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治理的制度化研究”（项目编号：19BZZ072）的阶段性成果。感谢罗兴佐、邢成举、史源渊、毛一敬和张庆贺等提供的帮助和启发。
【注释】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②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载《光明日报》2019年5月9日，第3版。
③有研究者将西方有关政党与社会关系主题的研究分为两种传统：一是政党反映社会的传统，侧重分析政党与阶级、阶层之间关系，探讨社会基础及其变迁给政党的组织结构、人员构成、意识形态和战略策略等带来的影响；二是政党塑造社会的传统，强调政党对社会的领导、改造功能。参见张跃然：《反映社会还是塑造社会——国外社会学讨论“政党-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载《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
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4页。
⑥张跃然：《反映社会还是塑造社会——国外社会学讨论“政党-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
⑦［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⑧［美］亚当·普热沃斯基：《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丁韶彬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⑨Manali Desai， “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Party Practices： A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of Left Party Ascendancy in Kerala， India， 1934-194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8， No. 3 （November 2002）， pp. 616-657；马那利·德赛：《从社会运动到政党再到政府——印度喀拉拉邦与西孟加拉邦的社会政策为何如此不同》，载杰克·A·戈德斯通（主编）：《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章延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⑩金·威廉斯：《种族分类中的政党、社会运动与选民——美国诸州“多元种族”立法活动的结果》，载杰克·A·戈德斯通（主编）：《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章延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11Cedric de Leon， Manali Desai and Cihan Tuğal， “Political Articulation： Parti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Cleav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Turkey，”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7， No. 3 （Sep.， 2009）， pp. 193-219.
12Cedric de Leon， Manali Desai and Cihan Tuğal， Building Blocs： How Parties Organize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3张跃然：《反映社会还是塑造社会——国外社会学讨论“政党—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
14同上。
15张汉：《“社会中的政党”与“政党中的社会”：政党社会学的历史传统与研究路径》，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4期。
16张跃然：《反映社会还是塑造社会——国外社会学讨论“政党—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
17已有研究者指出，在西方现代政党政治中，政党扮演着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器角色，政党并未融入社会，二者没有实现一体化。参见肖存良：《政党与社会的一体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载《甘肃理论学刊》2013年第5期。
18唐亚林曾经对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角色进行了深入比较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独具整合、分配和引领三大新功能。唐亚林：《使命-责任体制：中国共产党新型政治形态建构论纲》，载《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141页。
20同上，第278—27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481页。
22《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344页。
23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192页；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4陈明明：《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载《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郭为桂：《组织起来：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治理变迁》，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6期；叶敏：《政党组织社会：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之道》，载《探索》2018年第4期。
25任剑涛：《以党建国：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第121页；景跃进、陈明明、肖滨（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26郭为桂：《再组织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抉择及其制度化导向》，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第1期。
27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28同上，第273页。
29同上，第264页。
30同上，第261页。
3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2同上。
33按照惯例，文中涉及的所有地名和当事人人名均为化名。
34田毅鹏、王丽丽：《单位的“隐形在场”与基层社会治理》，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
35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6田毅鹏、王丽丽：《单位的“隐形在场”与基层社会治理》。
37包心鉴：《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逻辑》，载《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1期。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4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40《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3页。
41《列宁选集》第1卷，第529页。
4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3齐卫平：《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新时代“伟大工程”》，载《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1期。
44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第264页。
45《列宁选集》第1卷，第526页。
46［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
47［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2页。
48［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34页。
49这方面有大量著述，参见应星：《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加］伊莎白·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龚厚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加］伊莎白·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安强、高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深翻》译校组译，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等。
5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4页。
5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52周建国：《单位制与共同体：一种可重拾的美德》，载《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
53笔者于2018年7月16日在社区办公室对GMZ的访谈。
54邓大才、张利明：《多单位治理：基层治理单元的演化与创设逻辑》，载《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5期。
55吕方、梅琳：《后单位时代的社会基础秩序重建》，载《学海》2016年第4期。
56笔者于2018年7月7日在下塘支部活动室对QTX的访谈。
57笔者于2018年7月10日在社区办公室对YXM的访谈。
58［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清、何俊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59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60杨华、袁松：《行政包干制：县域治理的逻辑与机制》，载《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
61田先红：《基层信访治理中的包保责任制：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载《社会》2012年第4期。
62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5页。
63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9页。
65《列宁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7页。
66［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33页。
6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页。
68《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6页。
69笔者于2018年7月16日在社区办公室对GMZ的访谈。
70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71笔者于2018年7月18日在社区办公室对YXF的访谈。
72［德］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73《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6页。
74陈伟东：《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载《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
75笔者于2018年7月11日在社区办公室对WSF的访谈。
76［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第28页。
77［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第155页。
78笔者于2018年7月16日在社区办公室对GMZ的访谈。
79Cedric de Leon， Manali Desai and Cihan Tuğal， Building Blocs： How Parties Organize Society.
80笔者于2018年7月9日在社区办公室对DZY的访谈。
8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82陈水生：《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及其平衡》，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
83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4页。
84陈水生、石龙：《失落与再造：城市公共空间的构建》，载《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2期。
85黄平、王晓毅（主编）：《公共性的重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86田毅鹏、刘博：《单位社会背景下公共性结构的形成及转换》，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87［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2页。
88郑建君：《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关系中的作用——基于6159名中国被试的中介效应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
89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8月号。
90［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42页。
91［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第28页。
92王韶兴：《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百年探索》，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93王海峰：《服务社会与政党的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的逻辑定位》，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94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第120页。
95［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35页。
【作者简介】 田先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Tian Xianhong， Institute for China Rural Studies &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olitic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