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直生活在西北山区，1993年我到北京工作后，把父母从陇东老家接出来，父亲才在山外的世界里生活了几年。
父亲是1999年7月6日去世的。父亲走得很突然。前一天我有事没有在家吃晚饭，晚上回来父母已经休息了。事后听母亲说，那夜父亲还在看电视《还珠格格》，还和孙子在抢频道。半夜，突然听见母亲急促的叫声，过去看时，我惊呆了，地上有大滩的血，父亲已经昏迷，正在从床上滑向地下，母亲用全力抱着他。我帮母亲把父亲扶上床。父亲从昏迷中醒来了，他对眼前的一切很清楚，他让我和妻子快去休息，不要影响了明天的工作，他说自己没事，不要紧的。我们请他不要说话，请他安静，他依然反复地说，反复地催促让我们离开。妻子给急救中心打了电话，救护车很快来了，大夫做了处理，让我们马上送医院。父亲说什么也不走，他说没有事，我知道没有事，要走也等天亮再说。我们边说服边强制地将父亲抬上担架，抬上救护车。上车时听父亲说了一句：“又要动一次手术。”救护车呼啸着开往医院，我和母亲坐在父亲身边，天上下着雨，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到了医院之后是抢救，医生一张一张的开处方，我一遍一遍的奔跑着去交费、取药、取血浆……没有停下来喘息的时候，无法观察父亲的病情。在奔跑中看见母亲给父亲在喂水，看见大夫在抢救，看见父亲又大口地吐血了，看见母亲在擦父亲脸上的血迹，我不能停止，只是在一次次奔跑，希望尽快的取得药，取得血浆，挽救父亲的生命。突然看见父亲在大口的咽气，马上叫来大夫，父亲的心跳已经停止了。父亲去了！父亲走完了他艰辛的平凡的一生。走出病房，站在暴雨中，任凭雨水冲刷着满头大汗、满脸泪水的我。母亲事后说，在医院父亲只说了一句话：“给我一点水。”父亲也没有料到自己会走得这么急，父亲什么话也没有留下。
父亲出生在苦甲天下的甘肃静宁，家境贫寒。在父亲很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带着父亲搬迁到了奶奶娘家的村庄，那是在一个山顶上的小村寨。父亲兄弟姐妹很多，除了父亲活到73岁，二叔活到了50岁，我的几个姑姑都因病后缺医少药而死得很早。爷爷从小就在给人扛长工打短工。父亲11岁就离开了老家，背井离乡，去了宁夏西吉的大山里，给地主家当了小长工。到了1949年，父亲20岁出头，他依赖自己的勤劳在小镇上做小本生意。他边做生意，边供给二叔上小学上中学，后来二叔考取了大学，成为我们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公私联营时，父亲成了“公家人”。和他同时联营的有30多位，后来实行大精简，只剩下了两三个人，一位就是父亲。父亲没有被精简，完全是由于他为人的正直和对待工作的认真。他晚年说起自己那时每天骑自行车去县城调货，要走近20公里山路，清晨出发，下午负载货物回来，到家时经常是半夜。一次遇见了狼，差点丧命。一次狂风大作，连人带车吹下了悬崖，几乎被摔死。父亲任劳任怨的工作着，先后被调动了几个公社，一个最艰苦的地方没有井水，只能喝点窖水。五十岁左右时，父亲被调到了县土产公司，直到退休。父亲得我时，已经36岁了。我2岁时跟随母亲离开宁夏西吉，回到了甘肃老家，上学后，只有在假期的时候可以去看望父亲，但也不是每个假期都去。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不是很深，对父亲的工作也不太了解。那时家中很穷，如果没有父亲送来的粮食就会挨饿。父亲有时也带些肉，所谓的肉大多是一堆猪肠子，父亲有一段时间住在食品公司院内，所以能走后门买到这些东西。父亲到了县城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做保管员，他看管着几个仓库，每天要收货（从西安、兰州、银川等外地进的货），要发货（有许多乡镇的商店又来他这里调货，改革开放后有许多个体户也来调货，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他和那些调货的人大声说笑着，似乎很开心。他宿舍的墙上永远挂满着五颜六色的票据。他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完全凭自己的努力，自学了认字和算账，从而能够承担那琐碎而繁重的工作。不管在什么单位，父亲住的一定是最破烂的房子，在他最后工作的一个单位里，他住的是原来关兔子的棚子。单位也有楼房，听说是他自己选择了兔子棚，我不能理解父亲的选择。记忆中，如果没有人来调货，父亲就坐在阴暗的库房中戴上老花镜，缝补麻袋，那些破损的麻袋是可以报废的，没有人给父亲提出缝补麻袋的要求，他自己愿意那样做，他说补一补再用，可以给国家减少一点损失。他把一条破麻袋和“国家”联系了起来，当年的我根本无法理解。
我是独子，父亲又是中年得子，自然对我十分珍爱。但他对我要求很严，记忆中有两次挨父亲的打，都是在10岁以前，一次是我拿了他的5角钱去买了什么东西，在他看来没有说就拿自然是偷窃行为了。一次是我出于好奇偷偷抽烟，被他发现，给了一个耳光。我今年39岁了，再没有抽过烟，可能和那一耳光有关。10岁后父亲再没有打过我。他有时翻翻我的课本，当然是看不懂的，他会催促我：去写字去写字。16岁时，父亲命令我去投奔千里之外的二叔，二叔当时在河西走廊的一个农场中学任教，希望二叔能教育我。半年后我学习上没有什么长进，就又回来了。1978年12月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出版时，小县城里来的很少，父亲在冰天雪地中排队给我买了一本。有一套上海出的数理化复习材料，父亲费了很大的周折，托人从上海买来一套。我在中学学习很差，自己却满不在乎，那时的我根本没有珍惜父亲的良苦用心。考上大学后，父亲给我买了一块200多元钱的英纳格手表，买了一辆凤凰自行车，那时父亲每月的工资是30多元，除了他的生活费，其余的都得补贴全家的生活。只是这两件东西花费掉了父亲一年的储蓄，可以看出儿子上了大学父亲是多么高兴。我入学时，父亲执意送我西安报到，半道出了车祸，汽车翻下2米多深的沟中，父子二人大难不死，死里逃生。父亲每年都会借调货的机会，坐货车长途跋涉来西安看我。我在大三时，货车在移动时颠簸，把父亲从车厢上抛了下来，他坐在一捆布上，居然丝毫没有受伤，周围的工人说这个老头有气功啊。从大二开始，我的学习才变得自觉起来，父亲自然很高兴。我大学毕业后，父亲就退休了，回家务农。我每次回家，他喜欢听我给他讲讲古代的事情，他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近代的历史。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必须看新闻联播，这一习惯直保持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后来我考研究生，考博士，上博士后，他都很高兴也很支持。我读研时有了孩子，妻子独自在一个小城市教高中的毕业班，无法带孩子，父母把孩子从满月一直带到6岁，等我读完了博士才接走。农村没有牛奶，父亲买来了奶羊，和母亲一起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孙子。冬天的时候，父亲每天都得半夜起床，在火炉上烤干一片片尿布。二老同时还在耕种着家中的两亩多地，多次劝说他们也不愿放弃。这期间，父亲因胰腺炎发作做了两次手术，身体越来越衰弱了。
我到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做博士后时，把父母接到了北京。突然闲下来的父亲显得很不适应，我看见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路口数过往的汽车。他捡来许多编织带，编了大大小小许多筐子，有的送给了邻居。我到新的单位任教后，为了父母也能住下，从楼上换到平房，没有暖气，得生土暖气，这就成了父亲主要的工作。平时父亲从不闲着，他给院子安装了一个大门，在院内砌了一个水泥桌，又给家中做了许多粗笨的脸盆架、柜子之类用具。晚年的父亲很执拗，自己想做的事别人无法劝阻。怕他会伤心，他那些粗笨的用具谁也不敢扔掉。他经常去早市，买来大捆的菜，因为贪图便宜，许多菜因放置太久已无法食用，母亲只好偷偷扔掉，每次都得扔到很远的地方去，如果让父亲发现了又会大发脾气的。后来我出国一年，孩子也大了，不需要接送，从妻子的电话中我知道，寂寞中的父亲发现了一个“致富”的门径——捡破烂。不光他自己捡，也要求母亲帮助他。妻子多次劝阻无效，只好听之任之。我回国后发现院子快成为一个破烂场。父亲经常很早出去捡，捡回来又分类整理，他结识了许多收破烂的农民，和他们有说有笑，我似乎看见了退休前的父亲。我也劝说多次，求他不要再捡，我和妻子的工资加起来也有几千元了，并不需要靠捡破烂维持生计。母亲也劝他：儿子是博士、副教授，你捡破烂也给孩子丢人。父亲终于答应了。可我很快发现，他只是从地上转入了地下，依然偷偷摸摸地捡拾着，直到他离开人世。他去世后，我们发现了一张近千元的活期存折，每次存入一二十元，无疑是他捡破烂的所得了，存折的姓名栏上写着孙子的名字。成为博士、成为大学教师的我，与作为农民的父亲之间，在关系上有了细微的变化，我虽然从没有当面埋怨过父亲，但对父亲捡破烂始终无法理解，也很不满意，父子间似乎缺少共同的话题了。父亲也知道儿子不再是当年的儿子，他一生对有文化的人一向是尊重的。现在他的儿子也成为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一方面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一方面也感觉儿子和自己越来越疏远。住在这里，时常有硕士、博士、教授来访，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这种环境中，父亲的感觉一定是别扭的，来人之后不说话不行，父亲只会说方言，他说话别人也听不懂，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父亲变得很怕家里来客人了。
但父亲一直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关怀我。他生怕因自己的到来而影响了我的工作，他和母亲一起尽量承担一切家务，买煤打面等事从不让我插手。我出版了书，他要去了一本，说等回家时拿给亲戚们看看。他很关心我的职称，他去世前，我正在评教授，已经通过了主要的关卡，只剩下最后一关，父亲经常询问我进展如何，他私下给母亲说：“儿子要当上教授就好了。”父亲去世的第二天，我被告知通过了最后一关。我是教授了，可父亲未能等到这一天，只差了一天。
父亲去世了，我才明白，晚年生活在京城的父亲其实是寂寞的，他在思念着遥远的故乡，那贫瘠的土地上有他的童年，有他的青春，有他生命的根，他多次给母亲说他死了希望能安葬在故乡。他不停地偷偷地去捡破烂，一方面出自他长期节俭的本性，他说过：“一弯腰就可以捡一毛钱，为什么不捡呢？”一方面是他还想通过他力所能及的劳动，以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不愿意过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生活。也许，不要上这么多年的学，就会和父母生活在我们贫穷的家乡。那样，父亲的晚年不至于和儿子之间有这么一层隔膜感吧。父亲已经永远的去了，明天的我还要授课，还要写学术文章，还有许多事务需要处理。每天都有许多事情，让人忙乱，让人烦恼，只有在午夜梦回时，望着窗外昏黄的月光，会想起父亲，会默默咀嚼父亲的一生。
少年的父亲是一个长工，青年的父亲是一个商贩，中年的父亲是一个职员，晚年的父亲是一个农民。父亲没有上过学堂，自然，我不会出生在书香门第，我们家连耕读之家也算不上。父亲的一生是那么平凡，那么普通。父亲不是大款，连小款也不曾是，父亲终生清贫如洗。父亲与权力绝缘，连当小组长的经历也没有，父亲只是个治于人者。然而，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高大的，我爱我的父亲，我感谢上天给我这样的父亲。真后悔，在父亲的晚年，我没有这样对父亲说过。如果有在天之灵，我希望父亲能听到我的心声。如果有来生，父亲，我依然希望您做我的父亲。
2001年清华园旧西院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