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昭帝崩”后，霍光等决策迎昌邑王刘贺即位。《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昌邑哀王髆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贺嗣。立十三年，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征王贺典丧。玺书曰：“制诏昌邑王：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
“典丧”，颜师古注：“令为丧主。”“玺书”，颜师古注：“太后玺书。”“乐成” 即“行大鸿胪事少府史乐成”，“光禄大夫吉”即“丙吉”。“宗正德”应为刘德。
“中郎将利汉”则“不知姓”。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也记载，在帝王继承者人选否决广陵王刘胥后，“即日承皇太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
所谓“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确定为刘贺往长安提供最高等级的交通条件保障。《资治通鉴》卷二四“汉昭帝元平元年”：“迎昌邑王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胡三省注：“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传；今乘七乘传。”
“乘七乘传”，应当体现出对“征”“迎”对象的尊重，也反映了对“征”“迎” 行速的要求。
“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征王”，使者包括级别甚高的多个部门的长官。而“乘七乘传诣长安邸”，体现出史籍所见规格最高的交通等级。
有关“乘传”的记录，已见于秦史。《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秦二世立，“而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子婴进谏，“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蒙毅说：“……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君者，皆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为不明，以是籍于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于无辜’。唯大夫留心！”然而，“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 所谓“御史曲宫乘传之代”，因其使命之急迫且机密。《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布所幸姬疾，请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如医家，贲赫自以为侍中，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姬侍王，从容语次，誉赫长者也。王怒曰：‘汝安从知之？’ 具说状。王疑其与乱。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
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 所谓“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也说“乘传”是非常的交通方式。而“布使人追，不及”，从黥布属下“剽疾”的节奏风格考虑 ，可知“乘传”疾行迅捷。汉代“乘传奏事”，应是行政惯例。《汉书》卷七五《京房传》记载：“京房罢出”，“为魏郡太守”，“不欲远离左右”，“自请”“岁竟乘传奏事”。 除急速且保密的特殊要求外，“乘传”优先保证安全的特点也十分突出。《史记》卷九四《田儋列传》：“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 即其例也。《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 霍去病“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与田横故事类同，有保障安全同时又有监护之意。
“乘传”交通，多见于迅速推行政令之需要。如《史记》卷三〇《平准书》：“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 类似情形又有《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牺和置酒士，郡一人，乘传督酒利。” 紧急情况下落实行政，稳定地方，也采用“乘传”方式。如《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至邯郸，遣异与铫期乘传抚循属县，录囚徒，存鳏寡，亡命自诣者除其罪，阴条二千石长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
司法史信息可见“乘传案治”、“乘传逐捕”形式。《汉书》卷八六《何武传》： “遣使者乘传案治党与。” 又《后汉书》卷二八上《冯衍传》李贤注引《华峤书》曰：“丹死，衍西归，吏以亡军，下司命乘传逐捕，故亡命。” 当然，因“兵之情主速” 、“凡兵欲急疾捷先” 、“兵贵神速” ，以及“发动必亟”、“以疾掩迟” 等军事学理念的作用，具有特殊交通效率的“乘传”用于战事，有颇多史例。如“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 ，又杨仆“请乘传行塞” ，以及《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莽遣司命大将军孔仁部豫州，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击荆州，各从吏士百余人，乘船从渭入河，至华阴乃出乘传，到部募士。” 《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元和三年，卢水胡反畔，以训为谒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 又《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会武陵蛮反，围武威将军刘尚，诏使均乘传发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
汉代曾有“矫伪”“乘传”或说“诈乘传”情形。贾谊曾经批评疯狂“逐利”世风：“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颜师古注：“服虔曰：‘吏矫伪征发，盈出十万石粟。’师古曰：‘服说非也。几，近也。言诈为文书，以出仓粟近十万石耳。非谓征发于下也。’”“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钱谷，得高爵，或乃为使者，乘传车循行郡国，以为荣也。’师古曰：‘如说亦非也。此又言矫伪之人诈为诏令，妄作赋敛，其数甚多，又诈乘传而行郡国也。’”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菑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 直接说“乘传求利”，即利用高效率的交通条件牟取经济利益。《汉书》卷九〇《酷吏传·杨仆》载录对他“造佞巧，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的指责 ，揭露了另一种“诈乘传”的情形。
“乘传”的形式，史籍中可以看到相关说明。《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横惧，乘传诣洛阳。”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 《汉书》卷一二《平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律，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传参封之。参，三也。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也。乘置驰传五封也，两端各二，中央一也。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颜师古说：“以一马驾轺车而乘传。” 关于“一乘传”，又有《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每见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传驰诣行在所，以为福祥。” 《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 此“乘传”应当就是“乘驷马车”，可能即前引所谓“四马下足为乘传”。《汉书》卷六《武帝纪》颜师古注：“《汉旧仪》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绶，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为驾四封乘传。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条。” 参考前引“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的说法，或许“四封乘传”也与“驷马车”有关。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记载，代王刘恒往长安“乘六乘传”：“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后乘六乘传。”裴骃《集解》：“张晏曰：‘备汉朝有变，欲驰还也。或曰传车六乘。’”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
“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 袁盎对汉文帝说：“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 所谓“乘六乘传”、“传车六乘” 与“六人乘传”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晰。因而所谓“乘六乘传”的具体情形并不明朗，但这是极高等级的交通方式，却是确凿无疑的。另一著名的“乘六乘传” 的史例，即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故事。《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雒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 刘贺事迹所见“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乘七乘传”，明显超越了刘恒往长安及周亚夫“乘传东”的交通规格。
“乘传”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象征。汉宣帝时，龚遂为渤海太守，设想安民措施得宜，“上闻遂对，甚说。”又提出“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发，得一切便宜从事”的请求，“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 “乘传”成为恩宠的标志。而鲍宣“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颜师古注：“言其单率不依典制也。” “典制”规范显然有关于“乘传”的级别限定。“乘传”这种特殊的交通形式，有时会导致严重扰民的社会危害。《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所记载新莽时期“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的情形，成为行政史的特异风景。当时民众暴动，竟然以“乘传”官员作为目标：“盗发不辄得，至成群党，遮略乘传宰士。”比较清醒的地方官员提出挽回颓局的建议，即包括：“宜尽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
这只是一般的“乘传”，而刘贺往长安“乘七乘传”，等级是最高的。他对行进速度的特别追求，尤其体现出这一交通行为对所“经历郡国”原有社会秩序的惊扰。
刘贺行程据《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记载，经历地方有：昌邑—定陶—济阳—弘农—湖。而自昌邑至定陶的行程，刘贺有比较特别的表现： ……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
“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资治通鉴》卷二四“汉昭帝元平元年”的记述形式是：“及征书至，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 说“玺书”传达到昌邑后刘贺反应的紧迫。而“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亦体现刘贺的急切心情。这与代王刘恒往长安时的精神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笔者曾经在讨论驰道即“区别于普通道路的高速道路”的通行效率时，说到刘贺“日中”自昌邑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的行进速度：“昌邑王刘贺入长安，日中出发，晡时已达定陶，行一百三十五里（《汉书·武五子传·昌邑哀王刘髆》），这在当时确是罕见的高速。刘贺幸方舆 ，亦‘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汉书·王吉传》），也可以说明驰道的通行速度。” 这是两例有关汉代交通速度的明确的文献记载。关于刘贺昌邑至定陶行程，据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引西汉简牍资料，“日中为正午一段时间”，相当于 13 时，“餔时在日昳之后”，相当于 15 时至 16 时左右。 我们曾经分析，“从前引昌邑王刘贺日中至晡时行百三十五里的记载看，汉代乘车的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 45 至 67.5 里。所谓‘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汉书·武五子传·昌邑哀王刘髆》） ，也说驰车速度可以超过骑者。《汉书·王吉传》说，刘贺幸方舆，‘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也是可以说明秦汉车速的例证。《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传车自河内发，‘必数日而后及绛’。 传车为通信用高速车，河内至绛约四五百里，两相比较，可以看到秦汉车速的明显提高。”
依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中汉制一里相当于 414 米的比率折算 ，“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约合 56 公里。则刘贺时速为 18.6 公里或至 28 公里。依陈梦家根据对居延地区汉代邮程的考证，认为“一汉里相当于 325 米的直线距离”，“用 400 或 414 米折合则太大”的意见 ，“百三十五里”大致相当于 44 公里。则刘贺时速为 14.7 公里或至 22 公里。昌邑在今山东金乡西，定陶在今山东定陶北。 据现今公路营运线路里程计，相距大约 67 公里。 如此计算，“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时速也达到 22.3 至 33.5 公里。《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畮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 一里为 300 步，1800 尺。以西汉一尺 23.1 厘米计 ，一里应为 415.8 米。则刘贺“行百三十五里”为 56.1 公里，“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时速应为 18.7 公里或至 28.1 公里。
刘贺“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事，见《汉书》卷七二《王吉传》载录昌邑都尉王吉对刘贺的劝谏：
王吉字子阳，琅玡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吉上疏谏，曰：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诗》云：“匪风发兮，匪车揭兮，顾瞻周道，中心 兮。” 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 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衔 ，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棰辔 ，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 ，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匽薄。 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 ，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
王吉接着说：“夫广夏之下，细旃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欣欣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徒衔橛之间哉！休则俛仰诎信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大王诚留意如此，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轃而社稷安矣。”关于“衔橛”，颜师古注：“衔，马衔也。橛，车钩心也。张揖以橛为马之长衔，非也。” 王吉批评刘贺 “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衔，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棰辔，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匽薄”，从两个方面提出警告：1.“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2.“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前者从爱护刘贺个人角度发表有关“寿命”的告诫。而后者则自儒学政治道德原则出发，提出自王者行为准则“仁义”为出发点的对“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批判。指出这种行为严重扰民的表现：“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
刘贺“乐逸游”，“驰骋不止”喜好，与战国秦汉贵族共同的追求高速度，乐于“驰逐”的风习一致。 甚至斯文谨慎如汉文帝刘恒，也曾经有“驰下峻阪”、“驰下峻山”，享受高速“驰骋”之快感的企图。《史记》卷一〇一《袁盎晁错列传》：“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 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
汉文帝所谓“将军怯邪”，说明“驰下峻阪”、“驰下峻山”是表现勇武精神的行为。太史公笔下言及“驰下”之例，又见于项羽悲剧人生最后一幕表演“决死”“快战”故事。《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 “令四面骑驰下”，“项王大呼驰下”，太史公不惜重复使用“驰下”一语。
不过，刘贺的“驰骋不止”，与“驰逐”竞技及汉文帝欲“驰下峻阪”、“驰下峻山”行为比较，有明显的不同。刘贺确实是“驰骋不止”，是持续的长时间的“驰骋”。
刘贺乐于“驰骋”的喜好，在入主长安之后还有表现。如“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 ，“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 。所谓“驾法驾”，“召皮轩”，“驱驰北宫、桂宫”，“驱驰东西”，似乎是将“驰骋”或说“驱驰国中的贵族游戏提升到更高的皇家消费等级了。
汉王朝在吕氏之变后，汉文帝刘恒以代王身份入长安，开启了“文景之治”的新局面。帝位继承的确定，史称“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 这是汉史第一位藩王入主长安。《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嬃。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复为左丞相。戊辰，徙济川王王梁，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遣朱虚侯章以诛诸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诸大臣）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后乘六乘传。后九月晦日己酉，至长安，舍代邸。” 汉文帝执政以宽柔为原则，董份说，“太史公深服孝文治道淳厚”。 吴见思《史记论文》也指出这一点，并赞扬《孝文本纪》“文法佳胜”，“与《高后纪》另用一种笔仗”，“写得臻臻楚楚，优柔不迫”，突出表现了“汉文纯用文胜”。 有人认为，司马迁赞美汉文帝“德至盛”，有与汉武帝“不仁”表现形成比照的用心，“此盖子长之微意也”。 刘恒的“优柔不迫”，也体现于有关自代入长安行程的言行。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记载：“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啑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则判断“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建议“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未定。”又“卜之龟”，得“余为天王”之兆。卜人解释说：“所谓天王者乃天子。” “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于是，“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 此后，代王方“驰至渭桥”。“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 遂驰入代邸。”群臣拜言：“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
有学者指出，“文帝即位时，谦让五次，史无前例，超过例行的客套，戏是演给潜在的合法竞争者看的。”以为这正是他“对同姓王侯则以怀柔为主”的政治原则的体现。 “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已经“五次”，而此前有“（诸大臣）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加上渭桥“跪上天子玺符”，而“代王谢”，则刘恒“谦让”至少七次。而刘贺却绝没有此种“演”“戏”的意识。
就入长安行程而言，我们看平定吕氏之乱之后的日程表，“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嬃。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第二天，“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复为左丞相。”此后第六天，“戊辰，徙济川王王梁，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据《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记载，“遣朱虚侯章以诛诸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以及“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而“（诸大臣）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可能就在“戊辰”日或稍后。然而，“代王使人辞谢”，又“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诸大臣使者及薄昭两度往返代与长安之间。刘恒“至高陵休止”，“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其谨慎稳重的性格有充分的表现。宋昌又有高陵至渭桥往返的行程。“然后乘六乘传。后九月晦日己酉，至长安，舍代邸。”自“戊辰”日至“后九月晦日己酉”刘恒
“至长安，舍代邸”，共历时 35 日。刘恒只是在经过薄昭和宋昌两次政情侦察，得到比较可靠的消息之后，才在最后的行程中放心地前进，“驰至渭桥”、“驰入代邸”。
《汉书》卷七《昭帝纪》：“（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宫。六月壬申，葬平陵。”颜师古注：“臣瓒曰：‘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 刘贺应当是执行了“典丧”的职任的。《汉书》卷八《宣帝纪》：“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大将军霍光请皇后征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玺绶，尊皇后曰皇太后。” 刘贺应是在“受皇帝玺绶” 之后的第 6 天主持了汉昭帝的葬礼。“夏四月癸未”汉昭帝崩后，“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擢郎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 所谓“即日”，应当是霍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当日，我们无法察知其具体日期。而“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往昌邑国的行程也无法确知。我们只知道自“夏四月癸未”“昭帝崩”至“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玺绶”即刘贺即位，计 37 日。而“群臣议所立”与霍光最后决策，应有考虑的时间，而刘贺至长安与正式即位之间，也必须有充分的礼仪准备。则刘贺的37日，以行程计，必然少于汉文帝刘恒的35日。《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记载：“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则可知刘贺自昌邑赴长安，与汉文帝刘恒自代赴长安，可以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始元元年，王贺嗣，十二年，徵为昭帝后，立二十七日，以行淫乱，废归故国，予邑三千户。” 对于刘贺“淫乱”或“行淫乱”的指责，又有《汉书》卷八《宣帝纪》：“光奏王贺淫乱，请废。” 《汉书》卷五九《张安世传》： “王行淫乱，光复与安世谋废王，尊立宣帝。”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乱。” 《汉书》卷六六《杨敞传》：“昌邑王征即位，淫乱，大将军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王更立。”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既至，即位，行淫乱。” 《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会昭帝崩，昌邑王征即位，行淫乱，定国上书谏。” 《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王既到，即位二十余日以行淫乱废。” 《汉书》卷七四《丙吉传》：“贺即位，以行淫乱废。” 《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昌邑王征即位，行淫乱，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共废王。”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王式》：“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龚遂》：“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乱废。” 《汉书》卷九〇《酷吏传·田延年》：“会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淫乱，霍将军惧，与公卿议废之。” 作为具体的典型的罪行，即《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记载的“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 刘贺在位仅 27 天，即以“淫乱”、“行淫乱”罪名被废。其实，刘贺近似表现，并非均在“既至，即位”、“既到，即位”之后，在自昌邑前往长安的行程中，已经片断见诸史籍记载。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记载了刘贺自昌邑赴长安途中的表现，有受到道德责问的情节： 贺到济阳，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至湖，使者以让相安乐。安乐告遂，遂入问贺，贺曰：“无有。”遂曰：“何爱一善以毁行义！请收属吏，以湔洒大王。”即无有，即捽善，属卫士长行法。
周寿昌说：“‘大奴’谓奴之年长者也。”“汉时人奴年长者皆谓之‘大奴’。” 王先谦则引周寿昌曰：“‘大奴’谓群奴之长也。”并赞同此说。同时指出“衣车”就是“軿车”。 是这位随行的“大奴善”为刘贺承担了罪责。发现刘贺“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并随即“以让相安乐”的“使者”，可能即受命来“迎昌邑王贺”的“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中的某位。此“使者”当然会把刘贺于丧期行途中的这一恶劣表现记忆在心，并可能传播到长安朝野舆论圈中。
刘贺至东都门及宣平门不哭，也是严重违犯礼仪的。“贺到霸上，大鸿胪郊迎，驺奉乘舆车。王使仆寿成御，郎中令遂参乘。旦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且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乡阙西面伏，哭尽哀止。’ 王曰：‘诺。’到，哭如仪。” 在未央宫东阙可以“哭如仪”，可知在东都门和宣平门所谓谓“我嗌痛，不能哭”，皆是谎言。
当然，刘贺长安行程一系列表现中，可以与“淫乱”、“行淫乱”道德谴责形成关联的，主要还是“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