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所有已知的农耕文化中，社会性别劳动分工乃至男女分途发展似乎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众所周知，“男耕女织”曾是我国悠长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一个恒久不变的图景。然而自晚清以降，许多地区的传统经济遭遇现代工商经济的侵扰，小农家庭手工业的根基逐渐动摇并被摧毁。先是自给自足而后是商业性的妇女纺织活动纷纷被置换。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之下，一些地区失落了选择的农妇——即便是缠足者——也不得不走出家门下田劳动，而男性则被迫诉诸外迁以寻求新的收入来源，这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尤为明显。新中国成立之初，当乡村妇女尚未有自觉意识和强烈愿望迈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时，接踵而至的集体化及其他社会主义实践就以压倒之势将大部分妇女裹挟到集体大田劳动中。但从农村改革开启以来，大部分村妇又一次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下别无选择地滞留在乡野，以至于“农业的女性化”现象在越来越多地方愈演愈烈。不容否认，以往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的巨变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妇女的经济活动及其生存境况，然而比照男性，她们的边缘化地位过去如此，如今亦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经由全球化的推波助澜，势必愈加展露出发展中国家共有的一种世界性现象。
值此令人迷茫和反思之际，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2005）使我们得以走向历史的纵深处去探寻其根源及其嬗变。这部沉甸甸的著作系加拿大麦吉利尔大学人类学家宝森（Laurel Bossen）的一部力作。这份“草根叙事”揭橥的虽是囿于南国一偶的历史演进，但折射的却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些主题。该书行世之后，被欧美一些高校开列为有关社会性别与农村发展的教科书，成为了解中国乃至第三世界乡村妇女发展历程的一扇窗口。在当下“386199”部队普遍被遗落在乡土中国守望农田之际，重温20世纪30年代至今农作实践和农村就业上社会性别差异的变化与连续性以及男女村民的应对策略，理应成为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郑重予以思考的理论与政策课题。
二
中国最知名的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1938-1939年间深入西南边陲的云南禄村就土地制度和农村发展进行了一项拓荒性的田野研究。由费氏撰写的《禄村农田》会同其同事张之毅完成的《玉村农业和商业》和《易村手工业》，1945年以《乡土中国——对云南农村经济的研究》在美国结集出版后，迄今仍不失为研究乡土中国的一本经典之作，而禄村则早已因费氏的著作而扬名海内外。作为其农地制研究的附带物，费孝通对禄村社会性别关系的描述迄今还频频为研究农村妇女问题的境内外学者援引。费氏禄村调查过去半个世纪之后，宝森博士重访该社区。她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先后六次亲临现场做田野考察并进行了长达十年甘苦与共的研究。
在追溯以往60年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变迁的情境下，作者围绕妇女与农村发展这个主题，比照费氏翔实的研究，以独到的视界与方法挖掘并梳理了缠足、农地制与农作活动、农业、就业、贫困与富裕、婚姻与家庭组织、人口变迁、计划生育与性别偏好以及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社会性别方面的变化和连续性，从而再现了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妇女发展和汉人社会性别制度嬗变的微观动态。通观全书，无论其一些观点、视角、材料抑或方法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我们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妇女学等各界的证实研究应多有启迪。譬如，作者放宽历史的视界，对一个村落做了具体而微而极富现场感的深度描述，并在流变的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下探究了妇女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她突显了国内学者少人问津或忽略了的诸如女巫和缠足等主题；既阐释了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又不乏对个体能动性的张扬。除此而外，作者还通过探讨计划生育和性别偏好等主题致力于人类学与人口学之间的沟通。其论述精当、平实，匠心独具且颇见功底。宝森教授从1980年代开始执迷于中国农村妇女的研究。作为一个境外学者，她能以学者本色的严谨捧出如此贴近中国乡村生活的佳作，真可谓用心良苦，实属难能可贵。这种学术路向也是值得称道的。
三
作为译者，本人最为该书打动的莫若它对社会性别与农业系统之关联性尤其是对禄村日常生活中农田劳作和农村就业中的社会性别差异的深度挖掘。宝森对村妇农业和非农劳动之变动图景的历时性梳理，让我们得以重返“历史现场”洞悉一个村庄几十年的变化。在这里我们看到，妇女固守农田就像一条割不断的链条贯穿了这个南国村落的发展历程。
在费氏做调查的20世纪30年代，禄村男女村民在农业生产上存在着很明确的性别劳动分工。在稻米和蚕豆双熟制的轮作实践中，妇女总的来说在这两种主食作物的种植上比男性承担了更多劳动。此外，她们还负责种植供家庭消费之用的各种辅助性作物和蔬菜。宝森在书中引述了费氏对禄村稻农中男女不公平现象的观察：裹脚并没有使禄村妇女和女童免于定期参加农田劳动。不管其家庭财富如何，所有妇女都必须参加田间劳动，而富裕之家年长的甚至是年幼的男性则可以享有不下田劳动的特权。据费氏估计，约有1/3家庭的男人脱离了农业劳动。特别是当贫苦人家的男人外出从事采矿、建筑或长途买卖时，村妇们就得走出去种地、背运庄稼甚至煤到市场上去卖，以寻找对家庭经济做出贡献的各种替代性方法。还在那时，农业劳动力的“女性化”就已多少在像禄村这样的村庄初露端倪。不过在那个时代，尽管妇女是农田劳动者，但土地却被认为是属于男人的。费氏1938年从其被调查者口中得知，禄村妇女干一天农活得到的现金收入通常是男人的一半。尽管这个标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妇女所获的报酬少于男人是可以肯定的。
从不同村落的角度来关照，农业劳动中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其实是在特定时空延续并发生变异的，呈现出并非铁板一块和凝固不变的多元化区域差异。时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的美国学者卜凯（John Buck）1929-1933年开展了一项覆盖了22个省份、3.8万多农户的全国农业调查。该研究表明，妇女在华南依赖灌溉的稻作区承担了少量农田劳动，而在北方旱作的小麦种植区则似乎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卜凯大规模定量调查得出的结论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再加上男人是养家活口者的刻板定型观念一向那么根深蒂固，以至于学者多半没有考虑过妇女曾有可能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农活。费孝通对禄村妇女劳动的刻画有力地反驳了卜凯对南方妇女农业劳动的低估。
几乎同期社会学家西德尼 • 甘博1926-1933年在河北定县的一项研究也揭示，这里的缠足妇女除了从事某种形式的家庭手工业外还得务农。笔者在内蒙古一个村落（解放前属于辽宁省）的调查表明，满洲国时期该村周边妇女参与大田劳动的情况主要同其家庭的阶级、民族背景有关。那时无论种庄稼还是养牲口都被建构为男人的活路。汉族和蒙族地主家的妇女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汉族雇工家的妇女往往在农忙时节参加大田劳动。小自耕农人家的妇女则有可能终年都参与一些生产劳动。较之汉族，不缠足的蒙族妇女的劳动参与情况则更显多样化。一个出身富农的老年蒙族妇女回忆，她出嫁前除田里的劳动外，还挤过奶，放过牛，割过鸦片。宝森的不凡之处在于，依据费氏对农作物生产周期家庭劳力配置的信息，她从关注女性能动性、妇女作为农夫的重要性、妇女的户外劳动特别是在换工和雇工中的活动以及妇女在庭院经济和养猪中的贡献四个方面对禄村妇女承担的农业劳动量及其重大贡献做了令人信服的重新解释。
因缺乏有案可稽的资料，宝森对漫长集体化时期禄村性别劳动分工的叙述是轻描淡写的，但我们从一些村民的生活史中仍可以窥见宏观政治与经济运动背景下村妇的生存境况。自50年代集体化之后，官方话语大力宣传社会生产给妇女带来的平等与解放。像其他农村社区一样，禄村妇女作为农民的行政地位变得更明确和正规化了。集体时期村妇的劳动具有很大的同质性。她们在“男女平等”的旗帜之下，同男性一道被束缚集体农田里从事低效率的手工劳动，并领取比男性更低的工分。特别是在“男女都一样”的极端岁月里，当村里的一些男劳力被派去参加村外的建筑项目（特别是在大跃进期间）和矿上的劳动时，更多妇女留在农田填补了空缺，有时也取得了不让须眉的成就。然而，男性作为权威和权力的代表和拥有者掌控了家庭内外的政治与经济大权。村妇不仅遭遇父权制的压迫，还受到国家错误政策的侵害。集体时期的家庭商业性活动基本上被取缔了，在“极左”泛滥之时甚至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但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之下，尽管有繁重家务劳动和养儿育女的拖累，一些妇女还得极尽所能通过养殖或其他副业让其家人挣脱物质的极度和饥饿。诚如宝森指出的，“从理论上讲，这些激进平等主义的运动应已颠覆了对妇女的古老父权制偏见，并消除了劳动模式中的社会性别差异。然而，时至今日，农业劳动中的社会性别模式显示了更多的连续性而不是激进的转变。”
到了非集体化的家庭农业时代，禄村村民有了更多维的生存空间。他们出于理性选择开始重新配置其自己可以支配的家庭劳动力。随着商业、建筑以及城镇就业机会的增多，大批精壮男劳力实现了非农转移完全脱离了农作，相当多年轻妇女也转入非农和兼农行列，而已婚妇女却还是一如既往集中小块地上从事部分时间的农作，并成为农业劳动力的中坚。1990年，63%的男人和84%的妇女以种地为主要职业。到1997年，只有20%的男人和64%的妇女以农业为主。分田单干之后，妇女公共与私人劳动、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了，禄村妇女不仅在需要大量人手的水稻和蚕豆种植上，而且在家庭副业上为满足家庭经济复杂的生存与市场需求做出了重大贡献。宝森对一村妇一个上午密集型劳动细致入微的刻画使妇女隐而不见的家务与副业劳动在满足家庭温饱和现金收入上的价值凸显出来。譬如，她很传神地描述了这个妇女给菜园子施肥和浇水的同时如何顺带地清扫厕所和给炉子添火，在料理和摘取家人吃的菜的同时如何料理和摘取猪饲料，在煮猪食之后如何紧接着为家人做饭，吃饭之后如何紧跟着忙碌着喂猪。
一方面，这种社会性别化的家庭经济使妇女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多的机会，从而销蚀了家庭内外的父权制权威，但另一方面传统上使妇女处于弱势地位的机制依旧尚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如宝森很有见指出的，长期以来被描述为男性化职业的农作活动越来越遭到农村男性的拒斥，后者正努力外出寻找更有赢利的就业机会。而曾被当作中国农村妇女解放标志的农田劳动，也越来越被年轻一代女性视为死胡同和最后的选择。回眸晚近数十年的乡村历史，这一切又何止发生在云南的禄村？
四
就像这个南国村庄一样，笔者2003-2004年居住了半年之久的一个塞外村落——内蒙古赤峰市底下的一个自然村——不仅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还昭示了21世纪肇始之际全球化冲击下的妇女发展悖论。该村距赤峰市市区约100公里、离北京市仅560多公里之遥。坐火车约10个小时，单程硬座票价为39元。这就决定了这个贫困的民族村（蒙族约占1/3）比西部更偏远地区的一些村落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始自1999年，该村所在的贫困县到我2004年回访时已连续6年遭到干旱袭击，外出务工于是成了该县域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天不作美，靠天吃饭的村民咋拼命也难以摆脱贫困。多数农户的生活陷入了入不敷出境地，拿当地人的话来说是“想好不得好”。男女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纷纷外出寻求非农职业，而漂泊在城市夹缝中求生存的失意者又不时返回故土重操旧业。
这个村的人口因而也像西部地区无数村庄一样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变状态。村民的频繁出入和日益增多的人户分离现象，使户籍人口、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我本人的调查结果表明，营子村有564 人、161户。除却15户（共51人）举家外迁达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剩余的共计146户、513人，这其中个体或部分家庭成员外出几近一年（含春节期间回家过年等情形）或一年以上者（有的不复回流已逾多年）达101人，占全部人口的18%，其中打工至少四个月的有69人，男性50人，女性19人。2003年是个较特殊的年份。SARS的不期而至使很多人在5月初返回村里，疫情结束后有的人就不再出去了。可以料想，不然的话打工者会更多，外出逗留的时间也会更长。打工经济毕竟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人年复一年外出，但却未有一人据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其个人和家庭的贫困。
自1980年农户重新成为生产单位之后，村民的职业选择变得更多样化和异质性了。村民中有民工，也有牧民，经商者有之，个体经营亦有之。有的已城居多载不事稼穑，也不曾回流。村民之间的职业分化也使男子和妇女的农业参与本身复杂化了。在146个常住户中只有91户（占62.5%）主要靠种粮为生，这还不排除他们饲养一些牲口或偶尔从事挣取工钱的劳动。而在207位个体纯粮农中，女性130人（占62.8%），几乎是男性（77人）的两倍；但兼业的男性是58人，几乎是妇女（10人）的六倍。村妇在非农就业上的劣势地位非自今日始。改革之初，该村非农转移和外出打工的捷足先登者皆为那些在集体时期积攒了技能的男性，像拖拉机手、工匠、村干部等等。90年代以来，当越来越多女孩子开始迈出家门走四方时，已婚妇女却因文化上期望的角色、“女主内”的社会规范、受教育程度低下、缺乏城市生活的经验以及守住家庭小块地以便提供基本保障等诸多原因而被束缚在农地上。这里虽非只有“386199部队”留守故土，但多数村妇业已独自或主要承担起以往全家劳力分担的生产和生活责任，维持着农家不可或缺的生计和商业性农作实践。
与集体时代“大呼隆”的生产模式不同，一家一户分田单干之后，男女村民为自家经济付出了100%的努力。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也不在那么整齐划一了，男女之间和村妇之间的劳动强度因户而异。农户间出现了劳动力紧缺与剩余并存的现象，一些空巢家庭的中年妇女较之集体时期享有了更多的休闲，而另一些妇女则变得更劳累了。妇女的农业劳动量主要同其年龄、家庭生命周期、财富、家庭人口数、成年男人的缺席与否等密切相关。这个塞北村落人均拥有5亩口粮田，不过这里只有一熟作物（生长期为四个多月）。绝大多数家庭都没有足够的土地需要夫妻双方终年种地，他们都凭籍一家数业的多种经营来降低天灾人祸或市场带来的风险。据笔者调查，以平均三口之家的15亩口粮田来说，主要作物的生产平均每年只需要100来个全天劳动日（一天10-12小时），若夫妻两人共同投入所有阶段劳动的话，每人只消各自劳动50多天时间。这意味着即便将户内小规模的饲养业同种植蔬菜等副业等结合起来也无须一家人终日终年忙个不停。
然而，正像村民们普遍公认的，即便男人留在村里，妇女也因主要承担没有“影子”的家务劳动而比男的更为辛苦。她们往往为了家庭特别是孩子无怨无悔地实行自我剥削。该村1972-2000年间当了几十年妇女主任的一个中年妇女如是说：现在十家有九家妇女比男的更累，家务活太多了。留在家里的男人有的帮忙干家务，有的不帮。同样去地里干活，女的一回家就得烧火做饭，一边做饭还要一边喂牲口，男的回了家多数就心安里得地躺在炕上休息甚至抽烟，连收拾碗筷的都很少。假如反过来的话，风言风雨就多了，人们就会说这家妇女不会过日子，尽指望男人。男人其实也很辛苦，但相比之下妇女就更辛苦了。这里有什么大事比如缺钱缺物的只能指望男人去张罗，男人也打着这个名义走东家串西家的。当地流行这样一句话：‘妇女提高，男人打腰：柴不整，水不挑，冬天上炕头，夏天上炕梢。’扶犁杖、捋粪等过去被认为是男人的活计，现在家里的男人要是不在家的话妇女样样都得拿得起来。凭力气的活光靠妇女去干也真难，找别的男人帮忙多了，闲言碎语还受不了。要是妇女出去打工的话，人们又会说她挣来的钱不干净。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妇女就更难了！
如若没有精壮劳动力在身边干重活，一个妇女独自承担起家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则是不堪其苦的沉重负担。男子外出打工的确需要夫妇双方都做出许多牺牲。村里共有6-7户女性单亲家庭，笔者在此仅择取一个故事来表明妇女的能动性及其消隐了的经济贡献。陈芹夫妇还是比较精明强干的，按理日子应该过得不错。2003年陈芹正好40岁，有个15岁的女儿2002年初中没毕业刚辍学在家，儿子13岁还在念初中。一家人还挤在一间小屋的一张炕上。她家陷入债务的主要原因是：1990年生儿子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被罚款6000元; 1998年追风赶潮借钱买了一辆小型农用三轮车花了1万元, 本来是希望籍此摆脱贫困的，但结果几乎是血本无归，到2001年卖掉才得了3000元。2002年又借钱搭起了一个房屋架子。一般村民要想从信用社借钱几乎筹措无门，而私家的钱又都带很高的利息（当地为30%的高利贷）。“我们可真的是被带腿的利给整垮了，年年种地得来的钱还不够还利息的”。加上供两个孩子上学，这些年就一直这么守着贫困。
实在无奈，2003年陈芹决计自己留在村里独揽一切，让丈夫到外头去碰碰运气。除了自家20亩口粮田外，她还租种了别人的15亩土地。在女儿的帮助下，她同本村也是独自留守的妹妹一起插伙种地。她们带着妹妹的儿子起早贪黑地连轴转，这个孩子常常就在地头睡着了。她自称这一年除了睡觉从来不得闲，连做梦都在干活。她独自打点着家里家外的事情，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当家”。除了自家留用的口粮外，她还要卖了一些粮食。此外，她还养一头肥猪、一只老母猪、一匹马和一头驴，并抓住一切机会打零工。夫妇俩这一年辛苦下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该家的债务。这些寻常生活片断折射的是弹性的家庭策略、妇女的双重劳动负担、高利贷的盛行、农业的衰败及农人的生存困境等等主题。这种鲜活的个体生命体验能使我们能以小见大窥见乡村社会结构性的宏大问题。
五
如上所述，中国农村妇女就业一直深深打了上时代的烙印。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以来，乡村与农业发展以及农民生活经历了沧桑般的巨变。特别是当刚性的城乡二元体制被冲破了缺口之后，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开始了先是“离土不离乡”、继而是“离土又离乡”的蔚为壮观的非农转移，构成为乡土中国一道独特的景观。始自1990年代，大约有8千万到1亿青壮年“洗脚”进城务工经商。市场经济再一次将男性推出社区、把妇女留在乡野。历史何其相似，仿佛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重演和轮回，但留守农妇在全球化“三农”语境下的境况毕竟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一社会性别化的非农转移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既改变了乡村从业人员的性别和年龄特征，从而改变了妇女在农业中的角色、地位及贡献，同时还对流入地“留守大军”的生活、小农经济乃至村庄发展生产至深至巨的影响。“386199”部队这一隐语几乎成了农业主劳力“女性化”和“老龄化”的代名词。小块地作为最低安全阀的国家政策看似社会性别中立，却对农村妇女就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只要平均分配小块土地的政策依旧维持，就费氏观察到的20世纪30年代禄村的情形，没有人能靠种地来发家致富的。为回应二元化户籍制和均分土地的制度，农户这个经济单位不得不理性地分配户内劳动力。如同从前，已婚妇女别无选择地留在无出路的农业门部，为留守的家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温饱、现金收入和基本生计，并为险象环生的城市打工者守住家园和农地。
如上文所述，除了家庭责任之外，难以跳出 “农门”的已婚妇女独自或主要承担起以往全家劳力分担的大田劳动。在许多地方，由主要妇女负责的农业担当起家庭就业和生活保险的双重功能。这种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劳动分工的延续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对日益凋敝的农业的贬低和对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社会价值的漠视。在云南一个彝族村庄，笔者曾惊讶地发现，由于男性劳动多半非农转移，主要由妇女负责位于澜沧江对岸坡耕地上的农作活动。跨越这条江的一座桥已被洪水冲走多年了却一直无人来过问。不管江水深浅，该村妇女经年累月趟过江去种地，有时一天来来回回好几次。一天清晨我们一行从山那边下来趟过这条江时才切身感受到江水的刺骨。就在我们坐在江边观察的半个小时里，只见妇女背粪、背庄稼的身影在不断来回穿梭，却惟独不见任何男性的踪影。这么高昂的生产成本不仅使生产水平低下，妇女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村妇中不少人因严重的关节炎和风湿病而倍受折磨，因不堪医药费和交通不便，她们相互之间自己注射青霉素。无庸置疑，农业成为越来越多农村妇女的活路并不等于妇女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与其说是农业女性化，不如说女性农业化。
宏观政策和经济变迁不仅对不同家庭有不同的影响，而且也对户内男女成员有不同的影响。改革之后在涉农工作中，农户是发展的目标和发展实施的场所，家庭组织与活动因而也成了农村发展计划的焦点所在。土地、宅基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分配，税款的收取，信贷资金的投放以及前些年像农资（种子、化肥、农药、薄膜）发放等都经由农户通过男性户主来落实。在户籍制之下，“农户”被建构造为所有家庭成员——妇女、男性及其子女——都具有共同利益的单位。与之相关的一个假设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将最终通过男人涓滴而下落到家中的所有成员，使户受益的项目必将使户内所有成员都受益。国家还通过户的建构，将家庭内不对称的权力带入了更广阔的社会领域。
农村社会性别不平等还远不止于此，自不必说滞留农业生产领域的妇女的劳动负担和劳动强度渐呈增加之势，来自全国各地的无数事实表明，社区内外对村妇的机构性支持，无论是推广服务、教育培训还是信息和农资的供应等都充斥着社会性别“盲点”和“偏见”，从而使妇女较之男性处于更劣势的地位。而官僚化控制连同当地干部的不端行为往往更加剧了“发展”对妇女的负面影响。她们不仅承受着一家一户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小农经济的弊端，社区共同体趋于衰败的代价，还得承受市场失灵的困境乃至不平等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遗产。就像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情形一样，官方话语中的发展，不见得就是妇女发展的福音。也许我们该检讨的是，提高妇女地位虽然高喊了几十年，但男女平等在市场驱动的发展中却越来越难以物化为现实。这些明摆着的性别不公正不仅不利于粮食保障、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而且也是追求和谐社会不容漠视的因素。
影响农村妇女乃至乡村发展不断变化命运的社会性别因素应是“三农”研究中不老的题中之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动辄以“三农”说事的学者却很少触及这个方面。例如，美籍知名学者黄宗智最近在理论化“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时高屋建瓴地指出，整个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口粮地作为保险。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他虽然谈到了男工女耕和壮工老耕现象，但基本上没有阐述这对社会性别或妇女的影响。学理上的缺陷无疑是政策和实践缺憾的根由。在当下经济全球化的胁迫下，学界中人和决策者已经到不得不正视由弱质的“386199”部队主宰的小农经济如何敌挡高科技武装的跨国公司的命题！
解读禄村及其他村落沧海桑田般的历史，令人不无感叹的是，妇女在农业中的角色伴随国家农村政策而不断发生流转，但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苍黄的发展之后，村妇深陷在“三农”窘境中难以自拔。她们滞留农田可谓无法选择的选择，历史上对女性的不公显然还在延续。中国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凸显，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格局将基本保持不变，乡村劳动力的继续转移也将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呼之即出又何尝不是这种社会性别化“三农”危机逼迫下的产物？ 这种情势也正是我们思考和实践新农村的基本底色。值此乡村发展掀开新的一页之际，也只有认清了这一现实相关改革措施才有可能有的放矢地回应农村留守人群，特别是“386199”部队的需求，从而走出一条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之路。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0期 前沿题域栏目，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