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劳动》课题中的一个部分。本文所用的资料来自以下几个部分：（1）相关统计资料；（2）60、70年代的被称为党的喉舌、代表那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有关文章；（3）我自1996年以来所做的若干个案调查，包括：南京郊区2个原“铁姑娘队”的队长和3个做过“铁姑娘”的老知青、南京港务局原“三八女子搬运班”的5位成员，SL油田原女子作业队的正副指导员、队员、男“顾问”，和现油田工会主席、正副女工部长等；（4）劳动部机关杂志《劳动》与全国妇联有关文献和一些省、部门的《妇女志》；（5）报刊杂志发表的当事人回忆文章。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路丝基金会对项目的资助，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为我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
2002年我开始给大学本科生上“性别社会学”的课。第一课给学生们列举了15句有关性别的名家名言，请他（她）们发表意见。男女生观点相左最大的在对其中一句的认同上，即：“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对男生会普遍产生强烈的心理拒斥我并不感意外，倒是女生对此说的认同程度之高出乎我的意料。但当问及这句话是谁说？无论男生女生，竟无一人知道。60、70年代与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话语正在从集体记忆中迅速消失，那是一个被快速遗忘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时代。我们总要面对那一时代留下的历史遗产，对那一段历程进行梳理和评说。
一、背景与问题
六十、七十年代的劳动用工制度是五十年代政策延续的结果；劳动的性别结构，也是在五十年代形成结构基础上演变的。所以在论及六七十年代的妇女的劳动时，我们不能不把目光由文革期再向前延伸，不得不花费很多笔墨去追溯中国特色的劳动的性别结构的形成和变化。
蒋永萍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妇女就业按就业机制分为三阶段：不完全计划就业阶段、计划就业阶段和80年代后从计划就业机制向市场就业机制过渡阶段。（1）
把1949—1957称为“不完全计划就业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这一阶段妇女就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此时由国家统分统配的劳动就业机制尚未成型。以1952年为例，全民所有制女职工不过60万，登记要求就业的妇女就有58.2万（占登记就业人员的41.4%），当时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很有限，所谓国家统包统分还谈不上，妇女的就业愿望也远不能都实现。（2）
政府大规模鼓励妇女普遍地参加到社会生产之中是在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这也是蒋文称为“计划就业”的第二阶段。大规模的招工不仅使农民有进城工作的机会，也使不少家庭妇女得以参加社会工作。全民所有制的女职工从1957年的328.6万一下增至1960年的1008.7万，增长了206.7%！而同期全民所有制职工增长幅度是90.2%.女性这一超常增长较大地改变了城镇职工的性别结构，使全民职工中女性的比例从1957年的13.4%，提高到20.0%.
这一阶段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女性就业数量的提高，女性就业的领域也不断拓宽。作为五十年代的“新人新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三八女子测量队”、第一个女炼钢炉长，建筑工程中首次出现女瓦工，女拖拉机手等。如新华社1959年3月5日的一则电讯所称：“……许多大型厂矿企业里的女职工比过去大大增加了，如鞍钢女职工已比1956年增加了一倍多，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女职工已占18%，徐州贾旺煤矿解放前没有一个女工，现在已有1746名女职工分别担任着设计、生产管理、开机车等工作。宁夏银川市1956年有19名女建筑工，现在有了2000多名。‘什么事情都能干，什么事情都能干好’是概括今天中国妇女的形象的最恰当的两句话。”（3）
政府劳动用工计划分配机制也是从大跃进全民办工业、号召“人人有活干，户户无闲人”开始，到80年代基本成型的。女性进入各个行业不能不说与这一统配机制有关。1958年，在全民大办工业的号召下，就业于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女职工61.02%是集聚于工业部门的，而以往这个比例不过3、40%.*随着女性大量涌入工业领域，女性在重工业和重体力行业分布自然也水涨船高。妇女进入重工业和重体力劳动部门是得到明确鼓励的，劳动部部长当时曾撰文要求：“用妇女劳动力顶替部分生产部门现有的年轻力壮的男劳动力。”他举例说：“……旅大市纺工系统妇女劳动力占44%，轻工业系统占33%，重工业系统10%左右，这个比重还可以扩大。”哈尔滨市劳动局副局长在《积极挖掘劳动潜力，缓和劳动力紧张矛盾》的报告中亦明确说：“……她们不仅适合于商业、服务业和轻工业中大部分工作，就是在劳动强度比较高的基本建设中，也可以大量吸收妇女劳动力。”（4）
再以全国建筑业为例，1957年女职工比例为9.6%，以后逐渐提高，到1982年时达到历史最高点：22.5%.*妇女较多涌入重工业部门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所以邓颖超要说，之所以“掌握重工业技术的女职工逐年地增加”，因为妇女是“为了响应国家‘以重工业为工业建设的重点’，参加了过去从来没有妇女参加过的生产部门。”（5）
直至80年代初，中国劳动的性别结构变化，可以说一直是女性逐渐扩大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融汇混合的过程。相比解放之初的职业的性别隔离现象（比如形成女性集中的纺织、火柴等“女性行业”和冶炼、铸造、印刷、化工等“男性行业”），和90年代以后逐渐重现性别行业分化相比，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也可称作是一个“去性别化”的过程，其中国家干预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国家干预方式主要有：
——除了《宪法》、《女职工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男女平等就业的强调之外，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特别发布了《关于废除招考工作人员及学员时“不收孕妇”的通知》；
——1958年为工业总产值翻几番的目标，劳动部曾有明确精神：“分配一部分年轻力壮的（妇女）直接到工业部门参加生产。不论是轻工业部门或者是重工业部门，凡是妇女劳动力能够胜任的工作，都应该尽量使用妇女劳动力。”（6）
——6、70年代与劳动的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各级劳动部门还将男女适当搭配作为劳动分配指令性计划的重要内容。（7）
当然，涉及性别分工政府也曾有与前相反的干预性行为，如：服务行业的女性化。
——1958年前后，在商业、服务业普遍采取了“以女替男”的措施；劳动部长在回顾“劳动工作大跃进的一年”时称：“全国各地的商业和服务业正在‘以女代男’，全面调整社会劳动组织”（8）以致某些地方劳动部门在工作汇报中，称之为：“‘男子进工厂，妇女上柜房’的商店妇女化运动，98.3％的男子调出商业”（9）
——在工业布局上，尽管存在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倾向，但为考虑妇女就业和地区性别平衡，还注意到轻重工业搭配，如国家在邯郸地区投资建造一个大型钢铁厂的同时，也建造了一个纺织厂。（10）
但是在无论轻重工业，在“凡是妇女劳动力能够胜任的，都尽量使用妇女劳动力”的精神下，个别行业调整性别结构，没有影响到行业间的男女混合过程。1957-1980年间，女性劳动力被商业服务业吸收的比例也一直稳定在15%左右。因为当时强调“不增加人或少增加人的单位”抽出一部分男性劳动力支援工业，另外补充女性劳动力；大量增人的单位应当主要补充妇女劳动力，然后由企业或系统内部进行调整。⑾先进门，后调整的政策，是造成女性劳力在重工业部门分布偏高的原因。
如何看待这些政策的效应以及对妇女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对于58年大跃进城市和工业用工的“热膨胀”，各方面的评述都是负面的，而且是一笔带过，似乎工业部门的急速的膨胀和后来3年的大调整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如各地地方《劳动志》，评说这一年代都是以“58年急于求成，造成了在劳动管理上的失控”概括之⑿）而蒋永萍认为计划就业体制的形成，“使就业成为城市妇女的一种不可选择的权利与义务”，“近30年的计划就业制度对保障妇女就业权利，促进全社会认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经济社会地位具有十分重大意义。”⒀蒋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但我认为还必须指出另外几点：
（1）行业的性别隔离被打破，政府首先不是出于对男女平等的考虑，而是劳动的计划配置机制和全民大办工业的产物，是工业化急进的副产品，也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机制下实行工业化的产物，一下降低了女性参与工业化的进入门槛，从而奠定了中国女性有较高经济参与度的大格局，
在形成“统一调配的初步经验”的头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劳动部门经常处于顾此失彼，穷于调配的局面。比如东三省的基建全面铺开时，经常出现人手季节性告，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配的情况。但自195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和国务院“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收临时工的暂行规定”，确定了“先城后乡”的用工原则（招收搬运工和保姆也不例外），城市女性劳动力成为调配中的首选，因而被大量充实到各个劳力紧缺的部门。比如我们在这一个时期劳动部门的汇报中可以看到诸如因基建工地告急哈尔滨工程公司吸收了大量妇女劳动力、“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工业”，杭州支援浙江钢铁厂工地建设的700名普工中，有70%是妇女、克拉玛依的“三八钻井队”全部接替了男子采油队的工作……这一类情急之下女性成壮工的情况。⒁
（2）行业上的“去性别化”和职业性别分层并行
仅仅看到从50年代中出现行业上的性别隔离被打破是不够的，在计划经济统分统配劳动用工制度下，行业的“去性别化”是和工种（职业）的性别分层并行不悖。而在职业方面，女性职业结构的低层化是以一贯始的。在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女性参加劳动的起点就是辅助性的、边缘化的。
女性在重工业部门多从事后勤服务和辅助性的工作；在工业生产上，女性虽然遍布各部门，但被视为技术性强的工作，基本上仍然由男性执掌。如哈尔滨劳动局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进入建筑工程公司的妇女，从事的工作有：挖土方、钉灰条子、打夯、回填土、洗石子、运木料、打混凝土等14项劳动，⒂基本是粗重且没有技术的“小工”——即使妇女进入了一些传统上是男性从事的领域，仍然并非“男女都一样”。
（3）女性劳力作为蓄水池而存在
另一个需要强调的是：在形成妇女较高程度的经济参与的同时，一个以妇女和农村劳动力为主要后备队的“蓄水池”机制也在同时形成。只是这是计划经济下的“结构调整”，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
在大跃进带来一度劳动力短缺之前，女性就业形势并不看好。根据一些城市调查，城市闲散人员中妇女普遍占到90%“⒃但劳动部门宣称，1956年中国已基本解决了城市失业问题，可见在劳动力不感到紧缺的时候，并未把这些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当作”伟大的人力资源“看待；这么多妇女”闲散“，也没有被认为是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1957年机关精简，精简对象之一就是”某些既不适宜在机关工作又不宜参加农业生产的女同志，可以退职回家操持家务劳动“，当时劳动部长马文瑞亲自撰文告诫那些不愿回家的女同志：”家务劳动也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搞好家务，对党的勤俭持家的号召身体力行，同样是光荣的。对有子女的人来说，家务劳动的责任还很重大，使自己的丈夫和子女能更好地工作和学习，也是对革命的贡献。认为只有参加社会工作才光荣，做家务劳动就是‘没出息’，就是‘落后’的论调是错误的。一个觉悟的同志，应当从如何对革命事业有好处来考虑问题，来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⒄劳动部另一个负责人也一再要求各级劳动部门”动员要求就业的家庭妇女，安心从事家务劳动。“⒅同年《人民日报》3月8日发表短评，批评那些不愿回家的女干部，同时给她们算了一毕经济账：”……有些女同志本人去工作，把几个孩子送进托儿所，结果国家每月在孩子身上出很多钱……是退职从事家务劳动好呢？还是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好？从国家利益考虑，还是退职回家从事家务劳动好。“大有让你女同志回家你不回家就是不顾全大局之势。仅仅过了4个月，劳动部的机关杂志《劳动》15期就以巨大篇幅发表列宁和毛泽东”论解放妇女劳动力“，原来还在板起面孔劝说妇女回家从事家务劳动的马部长，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感叹于当前”仍然有千千万万个妇女‘英雄无用武之地’，她们仍然过多地被束缚在繁重的家务事中，“他热情洋溢地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摆脱繁重、琐碎的家务劳动，要求今后：”不论是轻工业部门或者重工业部门，凡是妇女劳动力能够胜任的工作，都应该尽量使用妇女劳动力。“⒆同期的典型报告甚至把鼓不鼓励城市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拔高到”拔白旗，插红旗“的高度；哈尔滨市劳动局更要矫枉过正，发出今后企业、机关、事业部门”招用人员时，凡妇女可以胜任的工作，一律补充妇女，不允许招收男劳动力“的指示，（20）几个月前还被党和政府严词劝说回家的妇女突然被发现了”潜力作用“，大门向她们洞开，面前一派春光明媚。于是接下来，三年间全国就有490万妇女参加到”全民办工业“的浪潮之中。（其中新增53.5万城市家庭妇女、250万农村妇女）（根据1985年劳动统计资料和全国妇联工作报告数据推算）
大跃进之所以对鼓励妇女参加劳动特别热情，除了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妇女的被解放始终是作为宣传大跃进成就和跃进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重要例证之一（劳动部在总结“劳动工作大跃进的一年”时，“妇女劳动力的大解放”被列为劳动工作7大成就之二；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在1959年3月8日首都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中也称：中国妇女已进入“彻底解放新阶段”，“广大妇女得到极大解放，欢欣鼓舞，笑逐颜开”）——更重要的还有极为现实的考虑：工业化给劳动的计划管理体制出的难题是如何解决工业需要的后备大军的问题，以及计划用谁作后备军更合算。“在工业总产值翻几番的情况下，工业职工人数也将翻一番，甚至更多一点……工业方面要补充的大批劳动力，如不从城市妇女中挖掘潜力，就势必要从农村大量招工。但是，既然农业生产也正用得着更多的劳动力，以及避免过多增加城市人口和加重生活供应服务的负担，正确的方针只能是尽可能地少从农村招工，尽可能地使用城市妇女劳动力。”（21）农民和妇女同为后备军，但是比较起来使用城市妇女的代价还要小些，必要时退回家庭也更容易些，妇女潜在“人力资源”价值尽现，于是在“先城后乡”的原则下，城市妇女构成一级蓄水池，农民构成了二级蓄水池。（据当时报道，不少地方农村组成了随时待命的“野战军”，如山西的五台县“把农村的劳动力参照军队形式组织起来。从各个农业社抽调15—25岁的青年男女1万人（妇女占20%）组成一支野战军，随时准备供应国营、省营、专营工业企业所需劳动力；另抽调26—40岁壮年2万人（妇女占22%），组成一支”地方部队“，专门负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其余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为农业部队专门进行农业生产。三者比例是1：2：7.”（22）如此组建后备军，堪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大创举，且当时此经验还在山西、河南、河北、四川等地大力推广。）
紧接而来是收缩期的来临，此时是该蓄水池发挥它的排水效应了。3月份《人民日报》为鼓舞妇女斗志而发表的社论还宣称：“毛泽东主席1955年提出的‘使全部妇女劳动力……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的号召，不需要很长时间将得到实现。”（23）7月就开始了为缓解经济困难的三年大幅裁员，2000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则去”。无论是招来还是挥去，农民和城市女性都是首当其冲。精简对象第一就是1958年1月以后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职工，其次是妇女，仅1961年全民所有制女职工就比1960年一下减少352.1万，减幅高达33.3%，比同期男职工下降比例高7.6个百分点。集体所有制女工更是难逃一减。以上海为例，当时市府就明确精简对象为：“对近几年来吸收的临时工、里弄工，本人生活有依靠的，动员他们退工回家从事家务或家庭副业”，因此上海市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工厂和里弄生产组从业人员一下从1962年的40万减至12万，（24）虽未明点，但精简的性别指向是很明显的。精简的还不只是职工，除了58年以后招工进城的农民、职工户口在农村的家属、郊区农民“归队”、城里“五类分子”下乡、黑户清理，这些数据都未分性别，但以南京市为例，60年一年共清退5.96万人，其中，进城家属就有2万，是各类清理对象中人数最多的。（25）
我之所以要用如此多的篇幅进行背景新描述，是想说明：政府对女性就业的鼓励，以及为城镇妇女提供了一定的职业发展空间，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女性要作为辅助性劳动和中国特色劳动管理机制的重要蓄水池而入场。
直至80年代初，中国劳动的性别结构变化是一个女性逐渐扩大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融汇混合的过程，也可称作是“去性别化”的过程。国家干预在其中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近30年的计划就业制度对保障妇女就业权利，促进全社会认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经济社会地位具有十分重大意义。”但政府对女性就业的鼓励以及为城镇妇女提供了一定的职业发展空间，有一个前提：即女性作为辅助性劳动和中国特色劳动管理机制的重要蓄水池而入场。
二、政治动员和理想性别分工模式
现在我们进入风云多变的60、70年代。这一时期无论妇女的劳动、劳动的性别分工以及政府的动员模式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1.计划经济“统分统配政策”的延续
6、70年代城镇用工是以往劳动的“统分统配”政策的惯性延续。尽管文革期间局部的调配机构一度陷于无政府状态。（连带统计工作，1966—1976这10年有关女性就业的统计数字是一片空白）但文革期间仍发生过几次政府对劳动力进行大规模调配的事件：1500万知识青年（其实是城市待业青年）被送往农村参加农业劳动，1400万农民招工进城、到三线工矿就业（其中女性约占25%）（26）。这种城乡大对流几乎没遇到多少阻抗，特别是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现实，显示出强势政治动员的手段在非常时期是非常有效的。直到1975年8月国务院知青办做出规定：“今后城镇用工，基本不从农村招收”，“需要补充职工时，主要招收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也可以招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后（27），城乡大对流基本停止。知青回城开始，招生、招工、病困退和参军是几条主要路径。此外还有子女顶退，到1977年终成回流大潮。这期间政府似乎对劳动力的性别结构没有明确的考虑和政策干预，特别是通过老职工子女顶退解决知青回城，是女儿还是儿子顶替，受家庭决策影响。对顶替而来的新职工，不论是否有合适的岗位，单位也只能照单全收。但是所有流动过程中性别的差异仍然存在，只是缺少分性别统计数字来说明。但我们从一些现象中还是可以看到差别的存在，比如男知青有参军的渠道，女知青没有；比如工农兵学员中，女性也就占11%左右，《知青事典》中也曾提到，70年代后知青点存在“女多男少，女大男小”的现象，是这种男女知青流动机会不均等的结果。
2.动员妇女模式的高度政治化
《人民日报》自1955年以后形成一个惯例，即每年3月8日的“三八”妇女节都要发表有关妇女的社论（非常时期除外），我们可以把这一社论视为官方对妇女和是年妇女运动自上而下的一个指示、一个重要的政治导向。下面我们把文革前后年份3月8日社论题目一一列举如下：
1955年：《全国妇女动员起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解放台湾、保卫和平的伟大斗争》
1956年：《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
1957年：《更充分地发挥妇女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958年：《行行都出女状元》（强调男女齐发动）
1959：《妇女们，鼓起冲天的干劲，做出更大的贡献！》
1960.3.8社论：《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阶段》
1961：《妇女们，为今年农业丰收贡献更大力量》
1962：《把妇女工作做得更切实更深入更细致》
1963：《妇女们，为争取新的胜利而斗争》
1964：《妇女们，发扬革命精神争取新的胜利》
1965：《大树革命雄心，苦练过硬本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
1966：《突出政治，进一步发挥妇女的伟大作用》
1967——1973空缺
1974：《妇女都动员起来》
1975——1979空缺……
1980：《全世界妇女光辉战斗的节日》（主题为动员妇女为实现四化而奋斗）
1981：《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关心妇女儿童》
1982：《发挥妇女在建设两个文明中的作用》
……
我们从上面的一览表中可以看到，除了1981年是一个例外，谈的是维护妇女儿童自身权益问题，其他年份的主题都是如何动员妇女，并努力把她们整合到某一个政治运动之中，不同时期变换的只是不同的政治话语。妇女解放被等同于妇女运动，而全部妇女运动目的也不外是一个运动妇女的模式。在文革之前，这种动员模式已臻成熟。在文革的两个非常时期：1967—1973，文革风暴初起和造反派夺权的关键时期；1975—1976，各派政治势力此长彼消、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的阶段，“妇女运动”出现中断，“继续革命”主题压倒一切，阶级分野代替了性别问题，所有有关妇女的“解放话语”也统统让位给“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也不足为怪，在中国，妇女运动历来处于附属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阶级的解放，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28））一到事关权力的时刻，妇女运动自然而然地被挤到一边。我们且以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全国妇联的机关杂志《中国妇女》为例，在苦苦支撑的1966年中，该杂志除了转载两报一刊的社论和姚文元等文章，已无法涉及任何女性话题。而全国妇联在那一年的作为，除了紧跟中央搞大批判外，就是发表向当时一个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推”出的先进人物学习的通知：学大寨、学大庆、学王杰、焦裕禄、刘英俊、3211钻井队、蔡永祥、彭秀华，这个部级单位一年中一口气竟发这类通知7个！与性别毫无关联。
在一篇论述妇女劳动的文章中，本不需谈政治动员模式，但又无法回避政治动员对一般社会动员、组织行为的影响。运动群众在当时的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动员模式，也成了一种政治文化，一个构成当时的每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主流意识形态在60、70年代极速向左再向左，这一情势也自然给“动员妇女”、整合妇女力量的模式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其一就是高度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这种动员模式的高度政治化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不仅社论论及妇女每必冠以“革命的妇女”、“贫下中农妇女”和“劳动妇女”以和资产阶级的妇女、不革命的妇女相区分，而且所有的性别问题都被纳入政治斗争范畴。即使是在生产领域也须以毛语录当大旗，大批判开道，树阶级斗争靶子，加先进典型引路。即使是在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冲击，需要动员妇女全力“促生产”时，革命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上要批刘少奇散布“妇女落后论”和“妇女无用论”，下要联系本地“一小撮阶级敌人吹冷风”；远要批孔孟之道，近要联系自己错误认识。比如，浙江某村要强调“男女同工同酬”，以调动妇女劳动积极性时，就揪出了一个说“同工同酬不合理”的“地主婆”，一番斗争之后男女同工同酬政策就“落实”了。（29）在这种模式下，妇女无论是组织起各种各样妇女专业队还是一般的生产活动，很少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因此表现出被动性和高度一致性。
其次，是动员的直接性；由于行政机构和基层政权在文革中普遍受到冲击，以及毛对他们可能采取的“阳奉阴违”的警惕，文革中的政治动员大都采取领袖号召与亿万群众直接见面的方式，这种模式需要绝对的权威和崇拜，也需要浩大的声势和巨大的热情，也就是要制造一个又一个能激起极大群众热情甚至狂热的口号、符号和仪式，所以我把这个时代称之为“燃情年代”。
3.主导与从属：主流倡导的劳动性别分工
在谈到文革期间劳动的性别分工时，有一个典型不应被忽视，就是由大庆油田首创的“男工女耕”的模式。5.5万名家属“忙时务工，闲时务农”，经营着101个农副业生产基地，种地32万亩，基本做到不吃商品粮，还参加了工业的辅助性劳动。（30）尽管这一模式在文革前已被《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多次报道，且有反映这一模式的大型话剧《初升的太阳》出现在首都舞台上，但在文革中大庆家属模式再次被大力褒扬却另有新意。（31）如果我们阅读孙维世文革前发表在《红旗》上的热情洋溢的文章，就看到一个非常熟识的“男工女耕”、“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理想蓝图再现：“……原来从工业战线上调来帮助建设工人新村的职工统统给戴上大红花，被家属敲锣打鼓地送回工业前线了。农业完全由家属自己搞……工人新村的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理发、澡堂、作坊、邮政、储蓄、书店、商店、粮站……服务人员基本上都是家属……牧牛羊的是家属，赶马车的也是家属，还出现了女扶犁手……”，“无论是搞工业、农业、服务行业的家属，全都是评工记分，按劳分配，不拿国家的薪金……家属生产的产品归全民所有，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孩子们上托儿所，大些的上小学或半工半读中学。人人生活在组织之中，人人生活在制度之中”。（32）这不是在大跃进时曾经企图全面实践、但遭到败绩不得不暂时搁置的理想类型吗？毛泽东主席是如此执著的这一浪漫理想，孙维世在油田这样一种准军事化组织、大型基地式的国有单位找到了，尽管它有点类似于“屯田”方式。文革中重提大庆家属模式是全面推行毛理念的一部分，只是这次不再是立即落地开花，而是谨慎地在类似基地中，通过动员模式来逐渐推开。大庆的性别分工模式的积极作用，是在工业体制之外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妇女的劳动就业问题和解了大型工业基地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足之困。它的代价就是这些被始终被称为“家属”的劳动妇女的保障不足和工作的附属性。尽管她们在生产和政治上已被纳入体制之内，但却无法纳入社会保障体制之中。如据《大庆妇女志》披露，1979年大庆一批参加农副业生产和工业辅助性劳动的家属，因工伤亡、致残，因“没有文件规定”而得不到妥善处理，“造成上访时有发生”，此外“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属”的生活待遇等问题也提了出来，（后来的处理意见如因公致残按前一年平均出勤天数记工分；在大庆劳动15年以上，年龄在50岁以上者，给一定生活补贴——基本是非制度化的补偿。（33））而在各油田中，大庆家属待遇还被认为是最高的。2001年我到另一个大型油田作调查时，正逢油田的“家属工”集体在总部请愿。在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后家属连已不复存在，土地分片承包时，她们几十年的拟“工龄”也一朝化为零，她们又一次回归没有劳动保障也没有福利保障的农民队伍。她们和众多“里弄生产组”、在街道从事加工的临时工、散工的城镇妇女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非正规就业者、边缘群体。大庆“男工女耕”模式暗合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性别分工类型。如果我们看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中国的宣传画，一描绘工农兵形象，农民通常被设置为一个女性形象与“工人老大哥”相对应。工业农业分别用男性与女性的表像，不仅体现了对劳力上的强势与弱势关系的体认，也是农业附属于工业、女性劳动从属于男性劳动的象征。
文革期间的劳动用工制度基本承续60年代的，但动员妇女的模式打上深深的时代印记，即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以及运用权威的直接、强势动员，在这种模式下，妇女无论是组织起各种各样妇女专业队还是一般的生产活动，很少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因此表现出被动性和高度一致性。
三、“铁姑娘”：“燃情”年代特有的符号
一说到60、70年代中国的劳动妇女，人们马上联想到的一个时代形象就是“铁姑娘”以及催生她的毛话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在那特殊的年代人们是如何理解和执行“男女都一样”的？这一被高度政治化的解放话语又是如何影响那一时期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和性别角色的？是否真正做到了“男女都一样”？今天我们怎样回过头看待这一段历史？“男女都一样”的思想是荒谬，是对正常性别差异的背离、扭曲，对女性劳动者而言是加重她的重负，甚或是灾难还是曾经起过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的作用？对于当时的妇女劳动者而言，有无起过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解放”作用？需要我们今天反思的问题很多很多。
1.解放新话语和新的符号
在社会总动员的过程中，点燃激情是必要的。无论是激情过剩时期，还是群众情绪开始懈怠、怀疑和不满开始蔓延的时候，能在不同的阶段不断推出新的想象、意象，以激发新的激情，是群众运动的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意象总是与激情相伴而来，大跃进就是一个不乏激情和意象的时代，比如“气壮山河”的“喝令三山五岳让道，我来了！”；比如称当时能干杰出的妇女为“穆桂英”、“花木兰”。但是，无论是穆桂英还是花木兰，都还只能是从历史寻找激情和想象。而铁姑娘却是6、70年代的创造物，她从毛泽东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中汲取意涵，创造了一个新的专属于那个时代的女性象征性符号。
在中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妇女“解放话语”。因为要面对工农大众，所以这些话语必须好记易懂，琅琅上口。50年代初期的“翻身”、“当家作主人”；大跃进时期的“走出家门”、“妇女解放”；文革期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80年代的“大干四化”和“四自”话语以及当下正行的“发展话语”（“一手抓维权，一手抓发展”）……所有这些话语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因而能够成为主流倡导的，莫过于“妇女能顶半边天”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出处不详（《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也从未做正式语录引用过）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本是1964年6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十三陵水库游泳，毛看到有几个女青年从身后游上来后发出的感慨。1965年5月27日由《人民日报》首次披露，也只是作为“毛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报道中的一件轶事提及。权威报刊正式引用是在1970年3.8日，《人民日报》在这一通栏标题下报道劳动妇女们的先进事迹之后，（一般是每年的3月8日前后，妇女才有在党报集体“现身”的机会，主要宣传妇女“被解放”的成就）1970到1973年，这个语录是如此频繁地被引用，有时甚至是铺天盖地而来——一版5篇有关妇女的文章竟有4篇都引用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领袖一声感叹，回旋天地间！不仅被赋予妇女不甘落后、要与男子一比高低的含义，而且成为6、70年代对男女平等的最高诠释。
“铁姑娘”最早是人们对大寨青年妇女突击队的赞誉之称，赞扬其铁肩挑重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也并无和男子竞争之意，更无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的目光。但在后来则变成为“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思想的体现、一个具像化的符号、批判“妇女无用论”和“妇女落后论”（这“两论”无论批刘还是批林，都是必不可少的靶子）的利器，并以此掀起一场女性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甚至挑战生理极限的运动。
“铁姑娘”为什么被改造成具有“男女都一样”的具像化代表？每一次运动式发动，都需要在特定群体中找到一个典型、一种形象，炼成某种思想的象征物，来普遍“点燃”、鼓舞特定人群。特定的政治话语创造了特定的符号——首先是有“燃情”的需求，然后把老典型赋予新内涵，如果没有适合的典型，那就是造，也会再造出一个新符号。
毛泽东64年一句无意而发的感慨，为什么在70年代被重新发现并赋予女人可以做男子所做的一切？妇女被鼓励做男人能做的事情，是因为那时需要她们去做男人无力包揽的事情。（在政治参与领域妇女从未得到过“男女都一样”的鼓励）。
在60、70年代与“铁姑娘队”类似妇女的专业队有多少？见诸报端的有：女子采油队、女子钻井队、女子带电作业班、女子架桥班、三八女子搬运班、三八女子掘进班、雷锋女子民兵班、女子拖拉机班、女子锯木队、女子海洋采殖班……，布在石油、电业局、港务局、煤矿、林业、渔业等行业。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会以为是领袖一呼百应，妇女自动“揭竿而起”求解放，铁姑娘队遍地。实际类似“铁姑娘队”的典型虽确实存在，但就我所调查到的，几无妇女自发组织而起。农村有路线教育工作队或基层党组织组织起的青年突击队，但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普遍。工矿企业组织起这类女子专业队也多集中在生产建设兵团、石油系统和电业局等大型国有企业和基地。根据《大庆妇女志》记载，大庆第一支女子采油队是在1970年成立的，1974.3.8又成立了女子钻井队，以后又相继成立女子作业队、运输队、射孔队、管工班、电工班等，1976年时全油田共有这类女子专业队129个。采油虽然是野外作业，但因自动化程度较高，劳动强度较小，所以女子采油工本来比例就较高，到1977年全油田一线采油女工已达1.6万人。（34）真正艰苦、劳动强度高且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是钻井和作业队。其他油田如大港、胜利油田也有类似女子采油和钻井、作业等专业队伍。“高压带电作业”是1958年创造的一项“技术革新项目”，1973年水电部在北京举行全国带电作业现场会时，特别安排了鞍山电业局2个女电工作带电作业表演，大概原来属于弱质劳动力的女性表演更能凸显新生事物之新。报称上海、广州、鞍山、武汉、郑州、长沙等地电业局已都建立了妇女带电作业班。（35）
一些兵团、基地之所以组织类似铁姑娘队的女子专业队，一是所有政治敏感的基层领导，在各种运动中已练就接过最新政治口号再将原本先进的典型再包装推出的一套本领。投机派需要以此挣得政治资本，务实派也需要以此合法地关注国计民生抓生产。但究其组织者深层的动因，所谓“女做男活”，多是不得不务实面对现实矛盾的结果。
2.“铁姑娘”在全国“遍地开花”动因
（1）农业整体的劳力过剩和局部、暂时的劳动力不足并存。
尽管文革期间中国的劳动力整体上仍供大于求，有些地方的农村甚至出现不得不轮流出工的现象。但文革期间农业学大寨带来农村兴修水利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动辄几千几万人的大会战，又使原有的农村劳力出现严重不足现象。在《人民日报》引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频率最高的3年，恰恰是中国农田基本建设规模最大的时期，仅1971年农田水利建设各地兴修完成的土石方就有50多亿立方，修筑旱涝保收田3000多万亩。而1971年起，南方推广双季稻，改稻麦两熟为三熟制，长江以北推广两熟制，农村劳动力的紧缺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期间报刊出现的农村妇女突击队的报道，脱去政治外衣后，无一不是因男劳力在外面搞农田基本建设，农田活没人做，队长非常着急，于是组织妇女突击队云云。而《红旗》和《人民日报》连续5次发表男女同工同酬的评论和报道，也都集中在农村劳力告紧的1972、73、74三年（36）。其次，社队企业在发展初期吸收了男性劳力，也使农业出现男劳力不足的问题。如1969年第10期《红旗》杂志发表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兰西县革命委员会联合调查组报告披露：这一地区农村男女劳动力的比例是1：0.95，但实际男劳力多“出工在外，仅有十几个人参加农田劳动”妇女实际已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力。以夏锄为例，男性承当了11.5%的工作量，其余都是女劳力承担的。（37）——农业的女性化实际在那一时期已初露端倪，如1972年的《红旗》杂志第3期揭示：上海郊区女性劳动力已占到65%，个别地区甚至达到70%.《人民日报》曾以“五小工业怎样不与农业争劳力”为标题，介绍山西晋城经验，其中措施之一就是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以调动妇女劳力的积极性。（38）
（2）“统分统配”的劳动用工制度，造成某些重工业部门和重体力劳动领域女性劳动力难以安置的矛盾
在我对南京市港务局原“三八女子搬运班”原班长、指导员谭银珠、林小维等5姐妹进行访谈时，问及女子搬运班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我听到的是最实在、质朴的问答：她们都是插队到最艰苦的苏北农村的南京知青，1975年前后照顾回城。因家都在下关区，所以市政府把安置她们的任务下派给下关区政府——“谁家的孩子谁来抱”，区政府又分派到各个企业。而下关区最大的企业就是港务局了。因此分配到港务局的知青有300多，其中女知青就有二百来个。港务局一下来了那么多女青年，没有那么多的后勤工作给你做，辅助工也很少，不做搬运工又能做什么？于是300多知青男男女女都做搬运工，男的分在搬大件的支队，女的分在搬日用品的支队。一个已经退休的三八搬运班老队员说：“知青回来本来就是最下层的了，还能挑什么呢？这么一说就干吧。”——在那样一种安置人的机制下，她们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用银珠的话说：“港务局的活就是搬运，当时不那么分（指妇女分到搬运班）我也想不出该怎么分了。”因为搬运班女知青多，每个班30几个，其它家属工逐渐退了，本来不多的男工也陆陆续续走了，剩下清一水的女知青，人们看这些二十八九的女孩很能吃苦，经常评先进，就叫她们女子搬运班，这一叫就出了名，“三八女子搬运班”在全市都叫响了，成了全市的标兵，三八红旗手也当了，大家都挺敬佩她们，称她们是“铁姑娘”。“我们铁姑娘不是领导‘任命’的，是群众‘任命’的，”另一个铁姑娘班班长林小维说：“其实，那时大队的领导都很纯朴，作业区的主任都是装卸工出身，也没有什么文化，和我们一样都没想那么多，谁知给群众这么一叫，就出大名了。”对地方政府，首先是为了安置人，完成上级指令性任务；对基层单位，在没有用人选择权的情况下，想的是怎么调配劳动力；对这些女搬运工个人，则主要是为了就业、生存。努力工作是她们的本分，比起在农村时经常要“倒挂账”挣不够自己口粮，“装卸工虽然工种不好，但是铁饭碗工资收入高、有劳保福利，看病不要钱，还要怎样！那时的人也单纯，从没想过换工种，因为一动就变工变薪，这是一条最狠的。”（银珠语）所以当1992年上级照顾到妇女生理特点而解散“三八妇女搬运班”时，她们还舍不得解散，“92年下了一个文，女的做装卸的都要下来，这一来反而搞坏了，我们全都转成了辅助工，工资少了一大块，退休待遇按辅助工的，退休年龄又按装卸工的”。首先是为了生存，她们从没想过女子搬运队的成立和解散和男女平等有什么关系。
再以油田为例。大庆是1960年4月起在松辽平原拉开石油会战的，创业阶段女职工主要是女性科技人员，到1962年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8.9%，分布在生产、科研、文教、生活服务等部门，那时已有“向秀丽女子焊工班”、“三八女子测井队”，有“三八女子砖厂”和女采油工。女子专业队并不是文革的专利，1964年女职工已占到全战区职工总数的10%，这样高的比例女性已不可避免要较多参加野外作业，其中采油三矿四队的女采油工就占到63%.如何解决这一职工性别结构背离需要的矛盾呢？SL油田工会的女工部李部长有一生动比喻：“计划经济时代，女的招了多了，后勤60%都是女的，都上后勤也不行呀，总得有人上一线。一线也是女的多，男的就像‘葱花’一样，给每个队分几个，给壮胆……。男的‘葱花’不够‘撒’了，干脆就组织女子班组了。”
通过组织女子专业队的方式激励妇女做超出她们体能的重、累、脏、险的活，往往比男女混编更行之有效。比如铁姑娘突击队，“突击队要专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春天要下秧、催水、踏水车…收割的时候整整一夜不睡，第二天照样出工。两个棒小伙都累倒了，一倒在地下就睡着不肯起了，我们比他们强，有个比我大点的姑娘腿上全长了‘核子’，都化脓了还是不歇。”（原南京雨花区双闸镇铁姑娘队队长应桂珍，1997）：“我们干的比男人还要强，男的干不过我们。他们都是整件的活儿，时间没有我们长。我们要赶轮班，我们有耐力，拖得长，让他们来干我们的活，他们还受不了呢。”（银珠，1998）“75年上来，76年就当上了局先进，一个个干得像疯子似的。”（小维）：“过去女的受一定照顾，多开机器、做统计、后勤，现在（组成女子作业队后）什么事都要自己干了……作业队好多活都挺重的，有时两个人抬一根钢管，抬不上肩，就两个人各抬着管子的一头上下悠，一悠管子一荡一荡的就悠到肩上了，可重重砸到肩上那滋味可不好受……有时还很危险，井喷的时候，人要赶快跑，油能窜上来7、8米高，十几根钢管喷出来软得像面条似的，围成一大圈，你就知道井的压力有多大…就是干体力活，我们女子作业队也比男的完成得出色，在局里我们年年都是先进，两次被省里评为‘又红又专女子先进作业队’”。（SL油田原女子作业队副指导员王丽静，2001）
我们也可从以下两段叙述看出这种组织模式的有效性：
“……大庆成立了第一个女子井组，铁人王进喜的精神鼓舞着我们，我们提出了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同样能做到的口号。冬天在零下40多度的雪地里，我们在井口清蜡，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戴着棉手套手都冻僵了，但是一想到为了给国家多产石油，我们就不感觉冷了，这一年我被授予大庆会战标兵的光荣称号。”（39）
“（作业队的生活）真累，真苦，但我们都能坚持下来……我们都是部队编制，连排班，”三化五齐“（军事化、革命化，被子、鞋什么都要放成一条线似的整齐）每天早上宣誓似地背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每人叫苦，那时的人真单纯！“（2001年SL油田静丽）
究其原因，领袖解放话语的激励（包括通过集体宣誓的“仪式”强化）、“男女铁人”形象的鼓舞、女性组成单一性别群体对性别意识的强化、荣誉带来的激励机制等，都可以在一定时期起到“燃情”作用，还因为女性在女子专业队比在男女混编队中更容易得到社会关注和荣誉，使她们在关注中感受到被尊重。
问题又回到为什么重型工业部门会吸纳如此之多的女性职工？以SL油田为例，我2001年访问的时候油田有职工23万，尚有女职工8万，占34.8%，接近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女职工所占比例。油田女性成员的来源：油田1965年代开始勘探时，八方调遣人马，一部分职工是从新疆、大庆等油田转战过来的，已有一部分女职工。同时也在当地招工，前后招工大约有10余次，因为占了农村的地，要按比例在周围农村招一定数量的工，其中有一部分女的，如我所访问过的原油田女子作业队指导员丽静就是征地招工进的油田。她回忆当年与她同一批进油田的女性大概占到1/10左右。“从某种意义上说，油田不招女的也不行，没有女职工男职工不好找对象”，女工部长补充解释——这是从婚姻角度考虑性别比要尽可能平衡，也是计划经济时代制定劳动用工计划时需要考虑的潜因素。另一部分来源是非农业户口的家属，还有一个重要来源是油田的女性“子弟兵”——直到2000年，凡油田职工的子女还都能在油田内安排就业，就是社会青年也能安排。这样油田年轻职工中就有近半数的女性。实际用组织女子专业队解决计划经济带来男女劳力配置不当的办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通过分流、提前退养等方法，油田女职工的比例已直线下降了，但目前在油田依然有女子作业班组2899个，只不过褪尽文革脂粉，改称“巾帼示范岗”了（当然在劳动保护方面亦有非常大的改善）。
我们从南京港务局和SL油田等实例可以看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劳动力的统一安置、征地招工、职工子女“内招”以及职工子女“顶替”等政策都是造成女性在重工业部门比例偏高的原因，造成不得不把部分女性推向野外、井下和不适合女性干的重体力劳动岗位的局面。而文革期间的强有力的动员模式又有把“不得不”变成妇女“激情燃烧”的“自觉行动”的神奇作用。
2.“铁姑娘”运动的代价与收获
文革接近尾声的时候，对“铁姑娘”式的专业队已有怀疑和不同的声音。在我和SL油田女子作业队老队员座谈时，她们回忆说到当时队里“落后的队员”已不想坚持，有的想法调走，调不走的也变法请假，但她们实际没有多少选择。一般女队员干到结婚生孩子就不行了，野外工作流动性太大。天寒地冻老在野外作业，女子作业队差不多个个都落下病：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有落下老寒腿的，还有得了妇女病的，有的小便失禁——女工部长解释：“都是憋尿憋出来的。野外作业，男的转过身子就行了，女的还得找个沟洼蹲下来。怎么都不方便，平时不敢多喝水，有尿也憋着。”当年进队时年纪最小的素娟只有16岁，病倒没落下，手指给钢丝绳砸断了。这个队维持了5年，1979年解散。用女工部长的话说：“再不解散不行了，一个个都落下病来了。”1981年大庆市工会女工部根据上面布置下来的精神，对全市女工的劳动进行大检查，发现女工从事的有害工种230种，分布在1200个作业点上，其中从事尘毒有害作业的女工3079名，约占1/3，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女工1744名。（40）
1979年全国妇联也对妇女专业队委婉地发表了否定性意见：“近几年来，不论在工矿企业，交通运输部门，农业、林业、牧业生产等各个战线上，都涌现了一批妇女专业队，这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对于完成生产任务，提高妇女科学、技术和管理能力，创造新经验，打破束缚妇女的旧习惯，破除男尊女卑的封建残余思想，树立妇女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妇女干部等方面，都起了良好作用。绝大部分妇女专业队的劳动，是适合妇女干的，能够发挥妇女特长，可以长期坚持，继续发展的。但目前某些专业队，劳动过重，不利于保护妇女劳动力，不利于保持妇女的持久地劳动热情。对这种专业队，要在肯定成绩，保护妇女劳动积极性的同时，合理地加以调整。”（41）此后，工矿企业各类女子专业队纷纷解散。（农村“铁姑娘队”存在的时间本来都很短暂，一代“铁姑娘”到了嫁人的时候，也就后继无人了——没有两代铁姑娘。）企业从事重体力和野外作业的女职工到80年代中也都基本调整了岗位。
1990.1.18，国家劳动人事部颁发了《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强调“为了保护女职工身心健康及其子女的正常发育和成长”禁止女职工从事：（1）矿山井下作业；（2）森林业伐木、归楞及流放作业；（3）《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第4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4）建筑业脚手架的组装和拆除作业，以及电力电信行业的高处架线作业；（5）连续负重（指每小时负重次数在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20公斤，间断负重超过25公斤的作业。此时，女职工已全线退出重体力、井下和野外作业，而且在制度上被禁止从事这些工作。（港务局的女子搬运队一直到1992年才解散。交通部1985年就曾到港务局和她们座谈，说女同志不合适干搬运，是不是干服务员？但港务局实际安排不了那么多女工，后勤也要不了那么多服务员，所以女子搬运班一直拖到劳动人事部正式下文两年之后才解散——一切是统分统配机制下的无奈选择。）
怎样评价“铁姑娘”们努力做到“男同志能够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实践？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以男性标准作为标准（何况男人那时同样时被运动）是对男女平等的曲解，是妇女解放的歧途。但是，如果我们听一下当时直接参与其中的人的声音，你就会发现评价的声音实际很多元，具体到每个人，她们体验之复杂多元，可以用“爱恨交加”相形容：
丽静（原**油田女子作业队副指导员，现井下作业公司工会女工主任）“女子作业队解散的时候，就像分家一样有点凄惶，生产管理部门来拉设备，后勤来拉桌椅板凳，人员大都回后勤，我到团委。那些怕苦的挺高兴，但多数人很留恋作业队。我觉得那段日子虽然苦，但挺锻炼人，培养了不少女干部，大部分是科级干部，我们队还出了两个处级的。”
银珠（原女子搬运班班长，已退休）：“装卸真不是人干的，现在想想都后怕。最重的时候我背过240斤，一般也有一百多斤，192斤重的地毯要连装好几车，猪鬃、棉布一包84公斤…头一天还扛大包呢，第二天（孩子）就生了，（补充：规定怀孕到7个月不扛包了，做辅助工，但大家结婚差不多时间，怀孕生产的时间也差不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辅助工好做，像银珠等积极分子都是干搬运到临产），（产后）一上班奶就没了，衣服从来就没干过…现在不能想象自己当时是怎么干的了。”（1998访谈纪录）
小维（另一女子搬运班原班长，已退休）：“我干了5年，后来调到机关，心里还是离不开这个集体，每天都要去码头，看水，有空就到班组…就像人的初恋一样，刻骨铭心。”（1998访谈纪录）
淑琴（原SL油田女子作业队第一任指导员、现技术检测中心工会主席）：“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男女平等不应是硬要女同志去和男同志比体力。硬比的结果——你摸摸我这儿（她的腰部终日扎着宽宽的护腰）我的腰还绑呢，腰椎间盘突出。但是那段红红火火的生活永生难忘。不能因为打倒了江青就全盘否定了女子作业队。但要是现在要再组织女子作业队，我会坚决反对！”（2001.访谈记录）
尽管毛泽东始终把妇女作为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强调：“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42）；组建“铁姑娘战斗队”一类女子专业队，也是旨在向男性看齐的妇女群体性运动。要回答对参与其中的妇女有没有解放的意义？有没有触及到性别平等本身（并超出了它的组织者本意）？不纯粹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多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分析，分析对那一代女性产生的影响，也不能离开当事人的主观感受。
在做过的多项个案访谈之后，我首先感到的同为铁姑娘，农村和城市妇女存在很大的差别：回顾“火红年代”“战斗生活”，农村妇女常常把这一段生活视为平淡无奇的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而城市企业女职工，则大多语气平淡，没有你想象中应有的激情。究其原因，城市女子专业队同工同酬对她们是无需去争取的当然权利，她们要挑战的，往往是技能的限制、体能的极限（如求新造船厂的女焊工要打破的是“女焊工不能焊接船体‘大接头’的老规矩”，女子高压带电作业班的队员，要突破的是以往女子不能带电作业禁区，她们只需“改写”纪录，无需挑战）；而农村妇女要面对的却通常是坚固的文化规范、文化禁忌——比如：“女人不能扶犁”（南京雨花区铁姑娘访谈）、“女人不能进场院”，“妇女不能跨网走，妇女跨过的网就不能再用；妇女不能上船，妇女上过船，船就没运气”（43），“妇女臼墙，人畜不旺；妇女模梁，人病畜亡”（44）……她们不可避免地要与种种旧的性别角色规范、禁忌发生冲突。农村妇女一向受男权文化压抑较深，在各个领域包括劳动的性别分工领域，她们体验到的更多是“男女不一样”和“男女不能一样”，因此当她们一旦敢于说男女都一样，并试图做以往男人能做、而女人被认为做不来的事时，无疑就是挑战；接受了“男女都一样”的领袖箴言，对于她们无异于一场精神解放，也使她们在冲破诸多禁忌时，获得了合法性支持。一种思想一经传开，她的影响也许超出自己本意——1973年以后，因为政治动员需要的变化，《人民日报》固定的语录框中有关妇女的语录已被“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和“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革命胜利之时”等取代了，但“男女都一样”仍然不胫而走，传播四海，并影响了一代妇女。不能不承认它具有挑战男性中心文化的潜在力量，而且妇女们的实践活动确也触及到了性别平等的某些层面：
（1）拓展了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广度；妇女尝试做了许多过去没有从事过的生产活动，尽管当时这个空间仍很有限，但毕竟有所“拓展”。
（2）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能力评价；
通过访谈和查阅和有关“铁姑娘”的资料（我本人就曾为铁姑娘班副班长），可以看到，尽管她们出于被动性参与，但一旦参与了，就对其精神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最起码，她们发现了、肯定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曾经努力去证实过女性的能力不输于男子的妇女，都被激发出一种激情：
“我当时只有17岁，身高只有1米5，体重不足80斤……在工地上，我一小时挑了17担河泥的”壮举“，吓得别人瞠目结舌……一次，县革委会一位副主任来工地视察，为此，铁姑娘班和雷锋班搞了一个“保留节目”。一个当地的棒小伙，一下挑起4箩筐河泥（两筐对扣）向铁姑娘班叫板。一个绰号叫“刘大个”的姑娘（是当地女青年，身高1米8开外）也挑4箩筐河泥，只是一紧张摔了一跤，连人带筐跌进河泥。我大喊一声：“看我的！‘就稳稳当当地走上堤埂，面不改色气不喘。人群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那位县领导连连和我握手，问了我的姓名又从他的黄包里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奖给了我。顿时堤上堤下一齐向我鼓掌，我们大队的妇女主任齐大姐竟然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她说至今我们大队还没有一个女同志受过县、公社领导的嘉奖呢。”（李适年：《在铁姑娘班的日子》《扬子晚报》2002.1.26）
也许我们今天会嗤笑那个因为上级一声表扬就能激动得哭起来的齐大姐，但在一个男性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农村社会，突然的荣誉（哪怕是虚假的、表面的），也会对一直被轻看、自身的存在经常被忽视的妇女们起到肯定性作用。还有这个当年被称为“假小子”、“李小伙”的女知青李适年，我不知道今天她在哪里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位置？今日在何方？是否和同代人一样下岗了内退了？但我知道，时隔31年，在公元2002年，她还在怀念在铁姑娘班的日子，那个使她这个发育不良又没有女人味的贫家女孩（见她本人文章）感受到被人尊重、感受到自己“不同寻常”的能力的日子。每一个参加过类似铁姑娘班的妇女，在与各方面（体力和心理上）处于优势的男性一比高低的过程中，通过发现和肯定自己的力量（当然，女人的力量并不仅在于此）而肯定自己的价值。雨花的老铁姑娘们也认为，做铁姑娘使她们得到特别的尊重，“社会地位高”，连对象也比其它姑娘找得好，因为“那时的男的喜欢能干、能吃苦的女孩，不像现在只图漂亮。那时你积极肯干有技术，还经常当先进，男人是很佩服、很爱慕你的，我们外出开会认识人的机会也多，见识也广。”（吴秀珍，1998访谈纪录）原SL油田作业8队指导员高某说到当时的女子作业队队员身价高，为很多男士心仪，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女子作业队待过的，还会差吗？”（2001年访谈纪录）——在所有访谈和报道中都谈到，由于铁姑娘干得毫不逊色，使多数男人不敢再轻视她们，甚至心生敬佩。
把“男女平等”解释为“男女都一样”，让女性不顾其生理特点，硬去做男子做的事，这大概是今天的人对那一段历史批评最多、也是我们今天最需反思的地方。但是从认可“男女不一样”，到置疑、批判“男女不一样”，并用行动去挑战“男人做男人的事情，女人做女人的事情”的成见、定规，是一个人类寻求平等的难以绕过的阶段。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平等观，妇女中的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间也有对男女平等的不同理解，对仍然要以体力劳动为主，始终生活在“男尊女卑”、“男强女弱”格局下的农村妇女，当她们发现能和男人做得一样好的时候，难道不是一次精神的解放么？
（3）部分触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以及支持这一模式的文化观念系统；
当“铁姑娘”们要努力做到“男女都一样”时，不可避免地要经常撞倒“男女实际并不一样”的硬壁上。不仅仅是体力上不可逾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规则和观念。农村社会从结构、规则到观念系统从来也没有把男女一样看待。对这一堵墙最敏感的是上山下乡的女知青们，都市生活经历中较多的性别平等教育，使她们往往成为自觉的挑战者（我们可以从诸多知青回忆录看到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把“男女都一样”仅仅理解为在体力上比拼，也有与旧的分工模式的冲突与交锋。比如，个案中镇江市七里镇的宋明华，曾为村生产队长。她坚持男女同工同酬，男社员不服，要和女社员比挑担，她说你不能光和妇女比力气活，要比技术，比贡献。男的又说女的没技术，她说你不让她摸，怎么知道她没技术呢？她就鼓励妇女学技术。当然，要想让人服，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体力上的比拚也是少不了的，用她的话说妇女也得干“争气活”。（1999年访谈纪录）
且当时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文章，已有部分触及不合理的性别分工结构，批判锋芒亦有指向“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本身的。如在一篇驳斥妇女没有技术的文章中说：“现在固然有些技术女社员尚未掌握，这并不是她们力所不能，而是有些干部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还保留着旧社会残留下来的所谓‘男人农活’、‘女人农活’的区别，不允许妇女学习农业技术”的缘故（45）。另一篇文章重点批判了“男不治内，女不治外”的观念，提出：“家务事，女同志要搞，男同志也同样要搞，”要“支持妇女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自觉地与那种‘男不治内，女不治外’的旧传统观念进行坚决斗争，与之彻底决裂，做妇女解放运动的促进派”（46）。
与南京雨花区原铁姑娘们座谈时，她们谈到，那时防汛、参加铁姑娘队、当积极分子，给农村妇女很多脱颖而出的机会，也给她们部分背离传统性别角色的空间。做过21年村妇女主任，也做过队长的秀珍说：“我们家是男主内女主外，倒过来了。我成天在外忙，丈夫比我心细，会缝会补…我是做不了旧社会的媳妇的，不会针线，搁旧社会，打死为止！不打死也要给撵出门！”（秀珍1998访谈纪录）能够把“男主内女主外”倒一个个，这大概也得力于社会对铁姑娘的肯定。
（4）争取女性的权利
尽管组织类似铁姑娘突击队这样的女子专业队，目的仅仅是为了动员妇女投入生产活动，以补局部劳力不足，但为了调动妇女积极性，不能不一再强调男同工同酬的原则。如前所说，在劳力最紧缺的时期《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多篇有关男女同工同酬的调查报告、经验报告和评论员文章，批驳了“妇女技术低，低分是合理的”、“‘男一工，女八分’是不合理。但家户户都有男女，女的少了，男的多点，从一户来说，经济上无所谓吃亏，也不会影响妇女积极性”等论点。尽管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普遍存在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现象，但多少在妇女中激起了些许澜漪，特别是那些努力去实践“男女都一样”的铁姑娘们，她们强烈感受到男女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从而意识到现实中男女的不平等。如河北束鹿县一间房公社马家庄大队植棉组的姑娘，远比男劳力创造出高得多的财富却不能与男劳力评同样高的工分，经过不断争辩，最终有部分姑娘被评上了一级。（47）在我所做的苏南农村调查中，即使没有组织过铁姑娘队，老妇女队长也回忆到那时，妇女们为和男人一样兴修水利，男人记十分，妇女却仍只有七八分而闹将起来（当然也没闹出什么结果）。（2002常熟访谈纪录）
当然，“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说，在文革中被重新发现并大加宣扬，无非是为“点燃”那一代妇女的激情，更利于政治动员，所倡导的男女平等也只是性别平等的表层，因此不可避免带有极大的局限性：
（1）这种平等是以男性标准为标准，以忽视女性与男性生理差别为前提，以女性努力去做“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去争取形式的平等，女性为此付出许多代价。（这一论点已经与许多文章雷同，就不多赘述了。）与此相适应的是“去性别化”的性别文化和“不爱红装爱武装”审美趣味，影响了一代人，如赞美“假小子”（李适年），“铁姑娘”。问题不仅在于赞美女人中性化，而是所有违背这一标准的要被视为“另类”而受到排斥。如油田遇到井喷人往往被喷得全身都是油，洗都洗不掉。男子就推一个光头，女子井下作业队的素绢实在舍不得剪掉长辫子，一边用汽油洗一边哭，指导员训她：“哭什么哭！再哭把你头发揪下来！”（2001访谈纪录）女性爱美不仅意味着喜作小儿女态，革命精神气不足，也可能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南京三八女子搬运班一个爱美的姑娘，因为“没活干的时候就换衣服、洗脸、擦雪花膏，对小镜子梳头、学普通话”就被人称为“妖精”，入了落后分子的另册，一句玩笑话也被勒令写检查。（张兰，1998访谈纪录）
（2）由于“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宗旨本在于鼓舞妇女与男人看齐多做贡献，而不在平等的权利，女性在实践中亦只知多尽义务，却无相关的权利意识。农村的男女同工不能同酬是普遍且经久的现实。在我所做的个案中，一些铁姑娘们即使做了“男人的活”，也不能拿到男人一样的报酬，她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在谈话中她们把这解释为妇女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小姑娘开始拿不到高工分的，也就4分、6分，后来队长还是给加了一点，不过我们有精神支持，我们是在干社会主义，年龄小，要多做贡献，根本不想工分。”（原铁姑娘队队长吴秀珍）“我们铁姑娘劳力、气质都很棒。工分吗，最多八九分吧，那时我们不计较这个。”（另一铁姑娘队队长应桂珍）甚至做了生产队长的刘秀珍，带领108个男劳力脱贫致了富，“还是拿女人工分”——男劳力一年500多元，她只拿420块。问她为什么不拿一样多？她说：“女的收入不能超过男的。我干得多，拿的少，群众才能服我。”至于为什么女的收入一定不能超过男的？因为“窗户再大大不过门，女人再能能不过男”——在不触动父权制的结构、不破坏男权文化的前提下提倡女性单方争取“男女都一样”，有更多的义务却无相应的权利，这是一个逃不脱的结果。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未意识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只是那时无论男女，都不具有争取个体权利的合法性，以至马继敏们在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时要另找合法化的依据：“我们坚持斗争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个人多得工分而是为了破除‘男尊女卑’的旧思想”（48）
即使当时的小部分妇女已触及男女平等的较深层面，即争取平等的义务和平等的权利的统一，但对平等权利的理解也仅限于“男女同工同酬”，既没有推动女性争取平等学习掌握核心技术、平等分享资源，更没有鼓励女性提出争取平等管理权、参政权的诉求。这是“铁姑娘运动”最大的局限。
（3）在部分妇女在社会生产领域一马当先地“外向”扩展的同时，家庭“内务”女人必须包揽的格局依旧，男性并未因此而多分担一点家务。女人在社会领域努力推行“男女都一样”运动时，给自己换来的是双重的劳累，和更多的重负——文革时期的铁姑娘运动，并没有真正改变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有一个问题颇为费解：为什么在当时服务业萎缩、突击性生产任务又是如此经常和繁重（比如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农村的兴修水利、围恳开荒，工业的“大会战”、城市居民的“深挖洞、广积粮”……）的情况下，妇女双重角色紧张程度大为提高，但却没有发生剧烈冲突，也没有到需要社会重新建构性别角色的程度？其中原因很多，比如存在着某些矛盾缓冲带和妇女有自己的缓解矛盾的智慧。由于篇幅所限，我准备另文探讨。在此只想强调一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把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公共劳动作为妇女解放的前提。造成在中国很长一个时期内，把留在家里“围着锅台转”，视为与蒙昧、落后、不解放同义。这一“解放话语”使母亲的角色自1949年始被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地重新建构，家务和孩子成为妇女要进步和工作的负担和“拖累”。（“家庭负担重”、“有孩子拖累”——这是我们在访谈中经常可以听到的。）
文革期间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贬抑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1962年《人民日报》3.8社论《把妇女工作做得更切实更深入更细致》还强调：“给女社员安排家务劳动时间”，但1966年后所强调的，就是诸如“大寨女社员胸怀全中国放眼全世界”，“贾忙妮学老三篇，用‘完全’、‘彻底’这两把尺衡量……克服孩子多家务重的困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去年出勤200多天”（49）“先治坡，后治窝”这一经大寨喊响的口号，通过先后的顺序排列，把工作和家务提高到公/私的分野高度，甚至提高到革命与不革命的高度。这也可以从文化革命中独霸舞台的样板戏中有关性别的象征意义中看出。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8个样板戏中，也有女性“一号”人物，如《海港》中的方海珍、《龙江颂》中的江水英和《杜鹃山》中的柯湘，她们是党支部书记、党代表，但她们是否是妻子、母亲在剧中都隐而不谈，似乎表现了她们的家庭角色就会消减她们的英雄气概。样板戏作为当时政治文化的象征，意味着起码在主流媒体中中国人进入了一个“无性无家”的阶段。在这一政治文化下，很多妇女以特有的悲壮将那些困难一一“克服”了。这也是那个时代用政治化手段“解决”诸多社会矛盾特色之一。
文革中妇女被鼓励做男人能做的事情，是因为那时需要她们去做男人无力包揽的事情。（在政治参与领域妇女从未得到过“男女都一样”的鼓励）。
尽管她们出于被动性参与，但“男女都一样”的实践对一代妇女仍然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比如对自身力量的发现；比如，在争取“男女都一样”时，发现实际“男女不一样”的不平等现实。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平等观。
但是它的局限也是巨大，争取平等地尽义务却不争取平等的权利，即使争取平等的权利，对权利平等的理解也仅限于“男女同工同酬”，既没有推动女性争取平等学习掌握核心技术、平等分享资源，更没有鼓励女性提出争取平等管理权、参政权的诉求。
注释：
（1）（7）⒀参见蒋永萍：《50年中国城市妇女的就业的回顾与反思》，《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中国妇女50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2，152—162
（2）资料来源：邓颖超题为“新中国妇女前进再前进”的讲话，《人民日报》1952.9.24
（3）参见1959年3月6日《人民日报》：“新中国妇女真能干”
（4）（11）（15）（20）（21）参见《劳动》1958年第15、17期
（5）参见：邓颖超1953年4月16日在中国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6）⒃参见1958年第15期《劳动》杂志
（8）（9）（《劳动》1958年第19期）
（10）参见金一虹、刘伯红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页
⑿参见《江苏劳动志》，1997，
⒁《劳动》1958.17、19、23期
⒄《劳动》杂志，1958.1期
⒅《劳动》1958.2、6期
⒆《进一步地解放妇女劳动力》，《劳动》1958.15期
（22）参见《劳动》，1958.20期
（23）参见1969.3.8《人民日报》社论：《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阶段》
（24）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社会主义建设5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9
（25）《南京劳动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26）黄西谊：“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中农村妇女经济身份的转换”，李小江、谭深主编《中国妇女分层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19页
（27）参见刘小萌等主编《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8）《人民日报》1977.9.23
（29）《人民日报》1972.3.6
（30）（33）（34）（40）参见《大庆妇女志》第171页，方志出版社，1995.10
（31）如1966.3.3《人民日报》发表的“大庆家属锻炼成革命化的劳动者”的报道，3.8《人民日报》发表的“大庆闯出城乡结合、工农结合道路，闯出家属革命化道路”的报道等
（32）1965年《红旗》杂志第12期
（35）1973.9.24《人民日报》
（36）参见《红旗》1972.3、1973.3，《人民日报》1972.3.6两篇，1974年社论
（37）“农村妇女是巨大的革命力量”1969年第10期《红旗》
（38）《人民日报》1973.7.3
（39）王淑芳：《入党那时我哭了》，《中国妇女报》，2001.7.3
（41）1979，3.22《全国妇联书记处向第四届常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工作汇报》）
（42）“给中央妇委会的指示信”，1940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72页
（43）1973.10.11《人民日报》
（44）《红旗》杂志1971.2
（45）金继祖、洪格：“男女同工要同酬——评农村分配问题上的一种错误倾向”《红旗》杂志1972.第2期，59页
（46）中共湖南省委写作小组：“充分发挥妇女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红旗》杂志1971年，第2期
（47）（48）参见1974.9.19《人民日报》第3版有关马继敏植棉组的报道
（49）参见1966.3.8《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