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也很荣幸有机会与香港的朋友们对话交流。刚才萧蔚云先生谈了三个问题，一是“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三是香港权力结构关系。他讲得已经比较全面、深入。下面顺着他的话题，讲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明确香港特区的法律地位。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从这个意义来看，我认为，香港的政制如何发展，必须最终由中央来决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也是《基本法》的要求。
为什么要明确说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
第一，从《基本法》对香港法律地位的表述来看。《基本法》里有好几处非常重要的关于香港法律地位的表述。《基本法》序言开宗明义：“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总则有一条重要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还有第十二条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请注意“直辖于”这三个字。另外，《基本法》序言里面也特别强调，设立行政区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从《基本法》的规定来讲，香港的法律地位是清楚的，这个我不多说了。
第二，从权力来源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这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基本法》第二条已经明确规定，它是通过授权的方式。这完全不同于联邦制下的州。尽管香港目前享有的自治权，已远远大于联邦制下的一个州，但从权力来源来讲，它是中央授予的。这一点应该是明确的。
第三，从行政长官的产生来看，关于官员任命，《基本法》第十五条、四十五条、四十三条第二款、四十八条，都说得很清楚。而且，这种任命，不是程序性的，我觉得是实质性的。
第四，从《基本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来看，《基本法》也有明确的规定。或许因为《基本法》在香港具有宪制性的法律地位，《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些条文，可能大家平时不一定看，但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第五，从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改变方式来看。正是由于考虑到要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发展香港的民主制度，在《基本法》的大原则确定以后，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由两个附件来规定。但是，产生办法的修改权无疑属于全国人大。香港政制发展的主导权和决定权肯定在中央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正确理解“两制”的关系。
我们既要坚持“一国”，也要坚持“两制”，“一国”和“两制”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不能相互对立起来。“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从主权来讲，没有回归，就没有两制。香港不回到祖国的怀抱，何谈“两制”？同时，我们实施“两制”，涉及香港长期稳定发展，這也是当年顺利回归的一个保障。所以，“一国”和“两制”应该是一个整体。
刚才我说到香港享受的自治权远远大于联邦制下的一个州。从法理上，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体制，是“单一制”，是“联邦制”？还是复合制？内地一些学者倾向这样看：从授权来看，“单一制”是基本原则，但若从其他方面讲，它有一点“复合制”的味道。有一位香港学者说，不是什么“联邦制”、“复合制”、“单一制”，它就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一种伟大的创举。不过，我想，这些问题，理论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就不多说了。既要坚持“一国”，也要坚持“两制”，这是“两个坚持”。
我还想说的第三个问题是一些建议。
第一点，我们要多一些《基本法》的观念，要维护《基本法》的权威。
在内地，我经常听到一些大学生或学者有这样一个说法：“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因此，他们对通过和香港发生一些联系，使内地法律与香港法律产生互动，抱有一种非常真诚和乐观的期待。但是，香港有些朋友跟我说，实际上香港人对《基本法》的认识很淡薄，有的大律师好像从来不看《基本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不敢随便说。香港这个法治社会，为什么偏偏《基本法》观念比较淡薄呢？这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值得我们研究。
还有一些新闻记者，包括今天坐在后排的记者朋友们，有多少真正从头到尾读过一遍《基本法》？前段时间，北京办了一个培训班，学员是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请我去讲法制课。我问那些节目主持人，包括一些很火的明星级节目主持人，他们经常评案说法，事实上他们基本上没学过法律，这也是个现象。不过，如果要求新闻记者都成为法律专家，这个世界肯定是枯燥乏味的。记者应该是比较感性、生动的。他们都成为法律专家后，我们的生活是会变得枯燥乏味的。现在的世界似乎是由媒体塑造的，我们见到的、听到的，好像是真实的，其实大多是从电视广播里来的。我这么说会冒一个险，得罪记者。记得有一种说法，什么人都可以得罪，但就是不能得罪记者；还有一句话，你想要讨好记者，你就要喜欢记者。我非常喜欢记者，但我不会讨好记者，不知道怎样讨好记者。
香港的新闻自由，这么多年来令我印象深刻。香港的新闻自由是香港保持自由、开放、民主和繁荣的一个基本条件和标志。话说回来，对于香港政制发展，我觉得我们要多些《基本法》的观念，因为《基本法》可以说是凝聚了许多爱国爱港的志士仁人的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包含着对香港的繁荣、稳定、自治，对中华民族振兴的深刻思考和期许。除《基本法》之外，我觉得香港一些朋友对宪法的意识，可能比《基本法》意识更淡薄。从法律上讲，现行宪法的效力在总体上是及于香港的。
第二点，要多一些理解和共识。我们在《基本法》的实施过程中，对许多问题，包括对第四十五条、第六十八条，还有一些相关的条文有些不同的理解，这是正常的事。关键是怎样通过沟通，取得一些重要的共识。
什么叫民主？按我的理解，民主不是要制造分裂，而是要增进共识。民主是达成共识的一种方式。如果没有共识，民主就没有意义。“共信不立，互信不生”，我们要通过民主来达成高度的共识。不管媒体塑造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根据我对香港有限的了解，我觉得回归以来，香港社会的共识是增加了。我们的共识就是爱国爱港，这个共识远胜于从前。香港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赖、对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自觉，我觉得也是远胜于从前。香港与内地的紧密关系，无论是经济上或政治上的，也是远胜于从前的。所以，我们有共识，是非常好的基础，应该继续多沟通，多相互理解。
最后我想说的是，要多一些理性。这么说，可能是因为我是学法律的。你做事情可以非常感性，也可以非常理性，这两种状态都是人的两种比较好的生活状态。你不能完全理性，也不能完全感性。但是，在政制发展和《基本法》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法律是一种理性的工具，缺乏理性的政治是危险而有害的。
对于有人说我是“护法”，我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护卫的是理性。从孙中山先生革命以后，中国有一种传统，就是法律制定得非常好，但有时就是不管用。所以，护法、护宪，就成了一种光荣的使命，是士人的无上光荣。《基本法》代表着理性，依法治港是理性原则。
另外，我们知道，中央是“高度关注”香港的政制发展，不是中度、低度，而是“高度”。政制的发展，一定要有利于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香港经济的复苏、民生的改善。在这一点上，我想提醒大家，一定要非常理性。
总的来讲，要有“一个明确”：明确香港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两个坚持：坚持“一国”，坚持“两制”；“三个多一些”：多一些《基本法》的意识，多一些理解和共识，多一些理性。
谢谢各位。
(本文作者夏勇，第十屆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载于《朝夕问道》，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67-172页，原标题为“香港政制发展之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