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找耶酥，并问他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耶酥就对这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一群人从老到少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只剩下耶酥一个人（《约翰福音》）。
我引用这个故事当然不是说王铭铭没有罪。对一个学者而言，抄袭无疑是不可饶恕的重罪，王教授抄袭之事已经铁证如山，他本人也不对此表示任何异议（并且已经做出公开的道歉），因此他必须接受相应的惩罚（北大已于2月4日停止他招收博士生的资格并取消一切职务）。这些都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是我想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再来想一想：站出来揭发王铭铭的人和揭发王铭铭的这个过程，到底有没有可以怀疑的地方？
我们现在已经清楚，站出来写长文指认王铭铭抄袭的那个“晓声”其实在整个事件中完全无足轻重（他甚至一直也不敢以真姓名示人，这算什么“开诚布公”呢）。他自己承认，他的文章早已写好，然后得到了上海的“多位专家学者”的指导和肯定，接下来他就准备把文章投到《中华读书报》，但是考虑到这个报纸影响太大，而他为了“爱护王铭铭”（提醒诸位注意，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爱护”之说实际上并不成立，而且在此还要问“晓声”一句：到底是你没有把文章投到《中华读书报》，还是给了《中华读书报》而人家没有发这个文章呢？你批评人家造假，自己有没有在批评的同时说假话呢？），于是就把文章给了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在文章发表之前，很多后来站出来以“学界卫道士”自居的人物已经拿到了这个文章。比如说杨玉圣先生，据他自己说在文章发表前一周就已经知道此事，而且他还自称和王铭铭就住在同一个小区，也有王的电话，但杨副教授就是能在七天七夜里严守机密，直到王铭铭成为众矢之的之后，他才挺身而出，痛斥学术界的腐败。
更让人费解的是，刊登文章的这一期《社会科学报》在北大三角地是免费散发的，甚至当时还引来了北大保安的干涉。可以这么说吧，这些义愤填膺的批评者们就差没在三角地公告栏上刷标语了！
以上种种情形，我们都是从有关媒体公布的，对当事人的采访报道中总结出来的（可以参看《南方周末》和新浪网上的相关文章）。不得不引起疑惑的是，《北大博导抄袭叫人如何不失望》一文的发表过程，简直就形如“策划”。诸位想一想，如果是一个和王铭铭毫无干系的学人，他发现王犯了抄袭这等罪过，那只可能有两种选择，第一是在私底下（起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向北大或者向王所在的社会学系再或者向王本人指出，并要求做出处理，第二在社会上公布这个事情，但是我相信他决不会一等再等，直到他认为“时机成熟”之时，再突然把王铭铭甩到大众媒体的面前，使单纯的学术之争在媒体的疯狂炒作之下偏离了正常的解决问题的轨道。因为这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这样一来，王铭铭很快就先入为主的被置于审判席上，名声扫地，只等全社会都来痛打落水狗。他姓王的不是狂得很吗？只要给他扣上一个“北大博导违反学术道德”的帽子，他还有“反击”的机会吗？那些赏识他的领导尊敬他的学生还敢为他辩护吗？
当然，你也可以说大众有知情权，但是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言，“当我们说大众有知情权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凡是大众都知情的事情他都有能力判断。暂时不说学术问题，战争问题、外交问题、国际政治问题，大众未必有足够的判断力，但并不意味着他不应该知道，也并不意味着判断力本身与知情权成正比。”此事虽是学术官司，但无疑是应该让大众“知情”的，可是如何来“知情”在什么前提下“知情”呢？我想，唯一正确的、符合良知也符合“学术规范”的解决办法是：首先由学术界内部作出结论，认定王的错误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应该怎么处理，然后再说其他的。假如经过学术听证会的讨论（王本人应该得到发言的机会）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裁判，大家都觉得有必要把王拿出来砍头示众，那么“晓声”们再写整版文章也不迟啊！这也是真正对王铭铭、对社会上并不了解何谓“学术规范”的公众负责任的态度。
好了，从上面的分析中我已经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王铭铭的批评者绝对与他不是“毫无干系”的，那么这里曹树基教授正好写了一个文章告诉我们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从王铭铭抄袭一事谈建立学术道歉制度》
（作者曹树基，复旦大学教授，原文载《社会科学报》2002年1月10日）
“一年多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文汇报》上相继发表文章，批评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的相关研究。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是我所始料未及的。以后，王铭铭在《中国图书商报》上发表反驳文章，我也在《中国合作新报》撰文作答。作为此次学术论争的结果：王铭铭继续出版粗制滥造的“学术”论著，继而被评为博士生导师，继而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二届高校青年优秀教师。显然，在北京大学校方及教育部的领导看来，我对王铭铭的批评是错误的。王铭铭理应有远大的学术前途。
直到读到晓声同学撰写的《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的文章，胸中的疑团才算真正解开。回想起一年多前，在写作批评王铭铭文章时，我已经有一个强烈的怀疑，以王铭铭的不长的学术生涯，何以能够在一年多时间中出版十几部学术著作，虽然其中包括几部译著和主编的论文集，但更大量的则是他的学术专著。由于没有证据，我不敢说他“抄袭”，但凭直觉，我知道这一数字后面有猫腻。在与人类学界的朋友接触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告诉我，同行们的手中已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王铭铭的学术著作存在大量的抄袭。令人遗憾的是，直到晓声的文章发表之前，中国的人类学者至今无人挺身而出，揭发他的抄袭。
我仔细核对了晓声同学文章中所引用的资料，也对晓声同学不敢用真名发表文章表示“理解之同情”。实际上，在晓声同学一再声称的“爱北大”的情结后面，还有一个“怕北大”的情结。我揣测，他害怕来自行政当局的打击报复，害怕不能够顺利毕业，拿到他那梦寐以求的文凭。尽管如此，学术的良心使他按捺不住，对北大的爱超过了对北大的怕，他挺身而出，向我们揭发了王铭铭教授肮脏的抄袭。
……
有一种说法，中国的国情不同。所以，西方学界采用的抄袭即开除的制度在中国不能够普遍推广。目前仅见的一例是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黎明剽窃案发后，遭到学校的除名。虽然华东理工大学为胡黎明案曾蒙受过耻辱，但剽窃者的被除名显示了学校当局为纯洁学风、校风所作出的努力。
……
最后，我呼吁尽快建立严格的学术评审制度，杜绝一切可能的剽窃。我呼吁建立对于剽窃者的惩罚制度，即使不能开除剽窃者，也应当迫使剽窃者向公众道歉，以警学界，以警世人。”
这篇文章的信息含量实在是太丰富了，虽然我做了大量删节，但任何不带偏见的读者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第一，曹王之间是有宿怨的。曹教授真是有先见之明，他一年多以前就告诉北大以及有关教育行政部门，王铭铭的成果是“粗制滥造”的，他这种人不应该有“远大的学术前途”。可惜啊，北大和教育部的领导就是不听他的，反而把王越捧越高——诸位领导，你们现在知道错了吧，王铭铭不是好东西吧；
第二，对于王的抄袭，曹教授也是早就凭“直觉”“怀疑”了，而且其实也并不是没有证据，因为“不断有人告诉我，同行们的手中已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王铭铭的学术著作存在大量的抄袭”，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直到晓声的文章发表之前，中国的人类学者至今无人挺身而出，揭发他的抄袭”。好了，在此我想请问曹教授，你既然已经知道同行手中已有“确凿的证据”了，你为什么不早一点站出来揭发王的这种恶行呢？我想你既然对王的成果颇有研究（不然你怎么知道他“粗制滥造”，怎么能写出数篇批评他的大块文章来），那么为什么还比不上另外一位只读了王铭铭不多几本书的博士生眼光锐利呢？你在等什么呢？
第三，曹教授，我还要指出你一个错误——当然这个错误不知道是不是你明知故犯了。那个“晓声”已经承认自己是“北京某师范大学”而非北大中文系的博士生，所以什么“爱北大”情结啊，什么怕得不到北大的毕业文凭所以不敢署真名啊，完全都是在瞎说！你也用不着担心谁会整他，我不相信北大的领导有那么大的本事可以阻止北师大或者首都师大给一个坚持正义的博士生发文凭，不要说北大的领导不敢，教育部长也不敢！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受害者的样子，为什么你们要在“晓声”的身份问题上做文章呢？原因我当然无从得知，但是我有理由质疑你们这样做的正当性。
第四，曹教授已经把自己的斗争目标定为“开除王铭铭”——你看，华东理工不就把胡黎明给开了吗（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王铭铭和胡黎明恐怕很难划上等号，性质的恶劣程度相差很大）？“即使不能开除剽窃者，也应当迫使剽窃者向公众道歉，以警学界，以警世人”。而且除开王之外，什么北大领导出版社编辑之流，你们都是王能够混到今天这一步的“帮凶”，所以也都得道歉——但是实在可惜，北大没有开除王铭铭（当然王已经是够“惨”了，据《南方周末》上丁东先生的文章透露，甚至他带的博士生也被某出版社要求“划清界限”了），而除了王之外的人也没有谁出来道歉，看来曹教授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不知道曹教授还要不要继续努力，比如再接再厉，揭发出王铭铭的“其他著作中所隐含的尚未揭发出来的抄袭行为”，让王铭铭彻底死翘翘。
写了这么多，我想我需要表达的意思已经非常清楚了：曹树基教授出来指责王铭铭，恐怕并非激于义愤这么简单。我完全同意曹教授的话，“西方学界采用的抄袭即开除的制度”在中国应该普遍推广，你可以不认同“治病救人”的中国式的批评原则，宣布抄袭者的学术生命从此终结；但是同时我也希望告诉曹教授，西方人的fairplay的精神在中国更应该推广！你们对王铭铭的学术成果不服气不赞同，完全可以用学术争论的办法让他服输，你说他“粗制滥造”，那么最好的办法是拿出上乘的成果来完成优胜劣汰啊！如果真的是把学术作为“天下之公器”的话，那么在这次的“王铭铭事件”中，你完全应该采取回避的态度啊，你们的宿怨纠缠在本来很单纯的学术批评中，很可能会毁掉你的“一世英名”。
说到底，今日中国学界，抄袭的事情太多太多，比抄袭更腐败更恶心的事情也太多太多，为什么最后只挑出一个王铭铭来开刀祭旗呢？听说是因为他太“狂妄”，竟敢号称北大乃至全中国只有他“懂人类学”，又听说是因为他架子大，得罪了从上到下一大群学术界“有势力的人”——当然这些事情只是“听说”而已。我实在没有打算给他“翻案”，我在此要声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从来不懂你们的“规矩”，也从来与本文中涉及的任何一个人接触过，而且我还认定，抄袭就是抄袭，没有什么可以原谅的。但是批评那个“行淫的妇人”的诸位“卫道士”们，你们的动机，你们的举动，绝对不是坦坦荡荡的君子之风，所以我不得不怀疑，并且不得不问一句：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