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欧美吐鲁番出土文献主要收藏在德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等。笔者曾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做了一些介绍；在《知见录》完稿后，笔者又有幸多次走访德、英、美、俄等国，对各地吐鲁番文献的收藏和研究状况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在《欧美所藏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研究现状与评介》一文中做了补充；近十几年来，笔者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成果，本文就新获收吐鲁番文献的馆藏情况加以介绍，并对其文献价值略作阐述。

关 键 词：吐鲁番文书  儒家经典  医学文书

与敦煌文献相比，吐鲁番文献的来源复杂，分别来自吐鲁番盆地多处遗址，有城址，也有石窟(千佛洞)，还有墓葬，大多数比较零碎。吐鲁番文献的内容虽然也是以佛典居多，但其他宗教如摩尼教、景教的文献也不在少数，而且世俗文书也丰富多彩，年代从十六国时期的高昌郡时代甚至更早，经高昌国、唐西州，到高昌回鹘和元朝统治下的畏兀儿王国时期，都有留存。

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流散情况也比敦煌文献复杂。目前所知，数量较多的吐鲁番文献收藏在德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图书馆、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书道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而少量的收集品则分散在多家中外博物馆、图书馆，甚至私人手中。

到大约2006年为止，一些比较集中的文献已经做过系统的整理和刊布，比如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文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藏蒲昌府文书、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黄文弼文书、旅顺博物馆藏大谷探险队所获文书，以及新疆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博物馆所藏解放后出土吐鲁番文献等，都整理出版过图文对照的合集，或随考古报告而刊布。

就欧美所藏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情况而言，笔者曾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做了一些介绍①。在《知见录》完稿后，笔者又有幸多次走访德、英、美、俄等国，对各地吐鲁番文献的收藏和研究状况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在《欧美所藏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研究现状与评介》一文中做了补充②。最近十多年来，又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成果，以下就新获吐鲁番文献的馆藏情况加以介绍，并对其文献价值略作阐述。

一、德国国家图书馆和亚洲艺术博物馆

德国的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和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der Staatlichen Museenzu Berlin)是世界上收藏吐鲁番出土文献最多的机构之一，其来源是20世纪初由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率领的德国四次吐鲁番考察队的收集品。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自从被带回柏林之日起，就有各科专家分别加以整理，迄今未曾中断。我们这里只涉及汉语文献。

2005年，百济康义所编《柏林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佛教文献》第3卷得以刊行③。这是“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中《汉文佛典残片目录》第1-2卷的延续，主要著录《汉文佛典残片目录》第1-2卷中未比定的德藏吐鲁番文献Ch和Ch/U编号的佛典，虽然还没有把这两个编号的佛典残片全部比定，但已经相当可观了。笔者在2007年编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欧美收藏卷)》④，汇集了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在柏林检阅原件的收获。另外，从事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非佛典文献编目工作的西胁常记，2014年又出版了所编《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印本目录》⑤。目前，所有德藏吐鲁番汉文文献的图版都已经在IDP网站(http://idp.bl.uk/)上公布，因此相关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

这些非佛教文献的内容丰富而庞杂，包括摩尼教赞美诗和发愿文、道教经文、儒家典籍、音韵书、医方书、占卜书、籍帐，等等，史书中还有《史记》和《汉书》的残片。它们为研究西域的经济文化、社会风俗、民间信仰等提供了宝贵材料，各类文献大多已得到研究利用⑥。印本大多数是大藏经的刻本残片，少量属于世俗文献。

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主要来自寺院的图书馆，因此典籍类较多，这些典籍写本有的就是寺院的正式藏书，有的则因背面抄写佛经而留存，其中经部有《毛诗·小雅·采薇～出车》、《诗经·小雅·鱼藻之什》、《毛诗正义》⑦、《尚书·虞书·大禹谟》⑧、《礼记·坊记》、《御注孝经·五刑章》(唐玄宗)、《春秋经传集解》、《尔雅·释天至释地》(郭璞注)⑨、《尔雅音义》、《玉篇》、《切韵》⑩、《一切经音义》(11)、《龙龛手鉴》(12)；史部有《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卷四〇《张良传》、《春秋后语》卷一《秦语上》(卢藏用注)、《大唐西域记》(13)、《历代法宝记》，刻本《新唐书》(14)；子部有《耆婆五藏论》、《诸医方髓》、《本草经集注》(15)、《张文仲疗风方》、《刘涓子鬼方》，还有各类占卜文书，如《占地动·日月蚀法》、《京氏易占》(拟)(16)、《解梦书》(17)，还有不知名类书(18)；集部有古诗集(19)、《幽通赋注》单行本(20)、《文选》李善注(21)、诗歌习字(22)；还有一些道经，如《庄子齐物论疏》(成玄英)、《灵宝经目录》、《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太上洞玄灵宝升玄内教经》、《太玄真一本际经》等(23)，甚至有摩尼教文献，如《惠明布道书》、《下部赞》(24)、发愿文(25)。因为佛典往往用公文书的背面抄写，因此也有不少文书得以留存下来，如户籍(26)、田亩簿、兵役名籍、契约、各种牒状(27)，等等，内容涵盖面广。

原本属于德藏吐鲁番文书的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藏卷，在1978年藤枝晃整理出版图录后，藤枝晃继续主持读书班，整理释读，于2005年出版《吐鲁番出土佛典之研究：高昌残影释録》(28)。这批文书中包括高昌《吉凶书仪》、《祭法书》、《廿八宿日占日月蚀、地动法》、《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道德经河上公注》等，以及戶籍、牒狀之类的公私文书，与德藏文书有的可以直接缀合。

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俄罗斯吐鲁番收集品数量也不在少数，波波娃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西域收藏品中的汉文文献研究》有简要介绍(29)，她对其中一件吐鲁番文书的考释，也见于另一篇文章《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SI O/32(4112)号与Дх.18923号文书考释》(30)。

2008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东方文献研究所为纪念亚洲博物馆创建190周年共同举办了“千佛洞：俄国在丝绸之路上的探险”(Caves of Thousand Buddhas.Russian Expeditions on the Silk Road)大型展览，同时出版了《千佛洞：俄国在丝绸之路上的探险展览图录》，其中包括一些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精品，彩版印刷，十分精美(31)。这个展览的部分展品在2009年移到日本京都，在京都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丝绸之路古文字巡礼——俄国探险队收集文物”展，也包含同样的一批吐鲁番文书(32)。

《俄藏敦煌文献》收录一些零散的文献，而第17册中收录的Дх.17015-17435号，就是克罗特科夫收集的部分吐鲁番汉文文献(33)，其中主要是刻本佛典，具有版本学、文献传播史的价值。其实，克罗特科夫收集品的重头，是在SI.Kr.编号下的回鹘文文书中，其中包括大量的汉文写本(34)，这部分的缩微胶卷由日本东洋文库拍摄入藏，近年来我有机会走访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看到部分非佛教文书，又在日本东洋文库，翻检了所有文书的缩微胶卷。此外，各国学者在研究回鹘语文书时也发表了一些汉文写本，可资参考。

俄藏吐鲁番文献中有不少重要的文本，如与德藏写本可以缀合的《礼记·坊记》、《一切经音义》、《耆婆五脏论》、《诸医方髓》、《文选》李善注本(35)，表明两地收集品存在密切关联；另外，还有《史记》、高昌国编年史(36)、唐律令抄本(37)、《黄石公三略》(38)、《针灸甲乙经》(39)、《淮南子》(40)、前秦拟古诗等其他地方未见收藏的文献。文书部分则有《前秦建元十三年(377)买婢契》、《建元十四年(378)买田契》、《高昌石垂渠诸地现种青苗历》，都是珍贵的公私文书，而《武周大足元年(701)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残卷，与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书道博物馆藏卷、芬兰马达汉收集品属于同一户籍文本，是一件难得的多国藏品拼合成一件文书的佳例(41)。

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斯德东方图书馆(Gest Oriental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收藏有少量出自吐鲁番的文书，陈怀宇把这组吐鲁番文书做了系统的整理，撰成《普林斯顿葛斯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汉文写本》长文，2010年发表在葛斯德图书馆的馆刊上，公布了全部彩色照片，并做了录文和详细的解题(42)。此外，他还另撰《普林斯顿所见罗氏藏敦煌吐鲁番文书》一文，介绍了一件没有入藏普大的吐鲁番文书(43)。

1996年末，笔者有幸走访葛斯德图书馆，看到了所有的吐鲁番文书，也订购了一些照片。葛斯德的吐鲁番文书数量不多，但其中有一些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收藏，如一组考试策问答卷，是十分珍贵的唐朝教育史料(44)；还有一些比较有研究价值的文书，如高昌郡时期的随葬衣物疏(45)、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告身、唐天宝八载(749)一组官文书(46)，都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四、芬兰国家图书馆

有关马达汉(Carl Gustav Emil Mannerheim)收集的吐鲁番文书，也有若干进步。1999年，哈伦(H.Halén)发表《马达汉男爵对古代中亚写本的猎取》一文，对马达汉在吐鲁番的交河和高昌故城所获数以千计的汉文写本做了简要介绍，指出其中除了常见佛典外，还有早期的高昌郡写经、两件高昌王写经，以及佛经注疏和疑伪经。至于非佛教文书，数量很少，只提到一件带有朱印的官府文书(47)。

2008-2009年，西胁常记两次前往赫尔辛基，对马达汉收集的吐鲁番文献做了调查，撰写了《关于马达汉收集品》一文，提示其中有价值的佛典、道经和世俗文书，并编制了简要的目录(48)。学界由此得窥马达汉收集的吐鲁番文献的全貌。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付马于2010-2011年赴赫尔辛基大学进修期间，笔者也托他对马达汉收集品进行调查，获得不少重要的信息。近年，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改名为芬兰国家图书馆，马达汉收集品仍归芬乌协会管理。

这批吐鲁番文献虽然主要是佛典，但也有非常值得关注的非佛教文献，如道教的《老子道德经序诀》，可以与旅顺博物馆藏卷缀合；道经有《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此外还有前面提到的武周大足元年户籍及其他户籍残片。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就一直努力收集、整理散落各地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我关于欧洲所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第一篇报告《欧洲所藏西域出土文献闻见录》，就是刊发在《敦煌学辑刊》上的(49)。今逢《辑刊》百期华诞，特就有关欧美所藏吐鲁番文书的新知见，略加条理，以表庆贺，兼分享同好。

注释：

①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7-41页。

③K.Kudara,Chin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ücke,4.Chinese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vol.3,ed.by Toshitaka Hasuike and Mazumi Mitani,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05.

④荣新江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欧美收藏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⑤T.Nishiwaki,Chin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7.Chinesische Blockdrucke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14.

⑥部分比较集中的研究，如关于音韵书，参[日]高田时雄著，钟翀等译《敦煌·民族·语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关于医方书，参马继兴《当前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国出土卷子本古医药文献备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9-182页。

⑦[日]西脇常記《〈毛詩正義〉寫本殘卷：消えたベルリンの一殘卷と日本に傳世する七殘卷》，《文化史學》第67号，2011年，第29-64页；石立善《德国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唐写本〈毛诗正义〉残叶考》，《诗经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第63-84页。

⑧许建平《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尚书〉写本》，高台县委等编《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08-217页；许建平《吐鲁番出土〈尚书〉写本辑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6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49-276页。

⑨张娜丽《吐魯番本〈爾雅注〉について》，[日]土肥義和編《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の新研究》(修訂版)，东京：东洋文库，2013年，第365-389页。

⑩张新朋《吐鲁番出土四则〈切韵〉残片考》，《汉语史学报》第14辑，2014年，第117-125页。

(11)张娜丽《敦煌トルファン出土〈玄應音義〉写本について——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王重民所獲寫真·旅順博物館藏斷片として》，相川鐵崖古稀記念書學論文集編集委員會《相川鐵崖古稀記念·書學論文集》，东京：木耳社，2007年，第245-258页。

(12)秦桦林《德藏吐鲁番文献〈龙龛手鉴·禾部〉残页小考》，《文献》2011年第3期，第29-36页。

(13)刘安志《德藏吐鲁番所出〈大唐西域记〉残卷跋》，《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杭州，2010年4月9日-13日，第420-421页；余欣《〈大唐西域记〉古写本述略稿》，《文献》2010年第4期，第30-44页。

(14)林晓洁《德藏吐鲁番出土宋版〈新唐书〉残片小考》，《文献》2009年第4期，第35-46页。

(15)叶红潞、余欣《敦煌吐鲁番出土〈本草集注〉残卷研究述评》，《中医研究》2005年第6期，第57-60页；Mayanagi Makoto,“The three juan edition of Bencao jizhu and excavated sources”,Medieval Chinese Medicine:The Dunhuang medical manuscripts,Ed.Vivienne Lo & Christopher Culle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5,pp.306-321。

(16)翟旻昊《德藏吐鲁番出土Ch.1635文书研究》，《敦煌研究》2013年第5期，第92-98页。

(17)余欣《中国古代占风术研究——以柏林藏吐鲁番文献Ch.3316为中心》，高田时雄主编《唐代宗教文化与制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7年，第87-114页；陈昊《德藏吐鲁番文书“推三阵图法”古注本考释》，《文献》2009年第4期，第17-25页；游自勇《德藏吐鲁番文书〈推十二支死后化生法、推建除日同死法〉考释》，《国学学刊》2010年第4期，第84-90页；[日]岩本篤志《敦煌吐鲁番“发病书”小考——ロシア·ドイツ藏文献の试释と〈占事略决〉との比较を通して》，《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第136号，2013年，第75-107页。

(18)胡鸿《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不知名类书”残卷的初步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41-449页。

(19)许云和《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再考》，收入作者《汉魏六朝文学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2-75页；又《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再考》，《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第99-107页。

(20)许云和《德藏吐鲁番本汉班固〈幽通赋〉并注校录考证》，收入作者《汉魏六朝文学考论》，第26-62页；徐畅《德藏吐鲁番出土〈幽通赋注〉写本的性质、年代及其流传》，《吐鲁番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30-60页。

(21)李昀《吐鲁番本〈文选〉李善注〈七命〉的再发现》，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35-154页；李昀《旅顺博物馆藏〈金刚经〉注疏小考——附李善注〈文选·七命〉补遗》，王振芬主编《旅顺博物馆学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年，第88-111页。

(22)林珊《德藏吐鲁番文献中的宋诗习字残片》，《文献》2009年第4期，第26-34页。

(23)刘屹《天尊的降格与道教的转型——以德藏吐鲁番道教文献Ch.349、Ch.1002为例》，《吐鲁番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77-88页；刘屹《德藏吐鲁番双语文书残片Ch/So 10334(T I α)v的道教内容考释》，[日]渡边义浩编《第四回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论文集·中国新出资料学の展开》，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第257-264页。参看赵洋《唐代西州道经的流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辑，第163-192页。

(24)王媛媛《新出汉文〈下部赞〉残片与高昌回鹘的汉人摩尼教团》，《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第51-57页。

(25)王丁《柏林吐鲁番特藏中的一件出自交河的汉文摩尼教文书》，[日]高田时雄主编《唐代宗教文化与制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7年，第41-66页。

(26)[日]关尾史郎《从吐鲁番带出的(五胡)时期户籍残卷两件——柏林收藏的Ch6001v与圣彼得堡收藏的Дх08519v》，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180-190页。

(27)孙丽萍《德藏文书〈唐西州高昌县典周达帖〉札记》，《西域研究》2014年第4期，第101-104页。

(28)[日]藤枝晃主编《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の研究：高昌殘影釋録》，京都：法藏馆，2005年。

(29)波波娃、刘屹主编《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的研究视角与问题》(Dunhuang Studies：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圣彼得堡，2012年，第205-208页。

(30)I.Popova,“Remarks on the Documents SI O/32[4112]and Дх.18923 of the IOM RAS Collection”，高田時雄编《涅瓦河边谈敦煌》(Talking about Dunhuang on the Riverside of the Neva)，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2年，第21-38页。

(31)The Caves of One Thousand Buddhas.Russian Expeditions on the Silk Road.On the Occasion of 190 Years of the Asiatic Museum.Exhibition Catalogue,St.Petersburg:The State Hermitage Publishers,2008.

(32)京都国立博物馆编《シルクロ-ド文字を辿って——ロシア探檢隊收集の文物》，京都国立博物馆，2009年。

(3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4)[日]梅村坦《ペテルブルグ所藏ウイグル文书SI 4bKr.71の一解释——人身卖买および银借用にかかわる文书》，《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XVII，2002年，第203-221页+图版III-IV。

(35)罗国威《俄藏Dx1551〈文选·七命〉残卷考》，程章灿编《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231-233页；李昀《吐鲁番本〈文选〉李善注〈七命〉的再发现》，第135-154页；李昀《旅顺博物馆藏〈金刚经〉注疏小考——附李善注〈文选·七命〉补遗》，第88-111页。

(36)吴震《俄藏“揖王入高昌城事”文书所系史事考》，《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1-8页；王素《关于俄藏“揖王入高昌城事”文书的几个问题》，《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19-26页。

(37)史睿《新发现的敦煌吐鲁番唐律、唐格残片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13-219页。

(38)刘景云《西凉刘昞注〈黄石公三略〉的发现》，《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82-87页；藤井律之《Дх17449〈夹注本黄石公三略〉小考》，《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5号，2011年，115-127页。

(39)王杏林《关于俄藏敦煌文献Дх.2683、2683、Дх.11074残片的定名》，《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4期，第110-113页；王兴伊、段逸山《新疆出土涉医文书辑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308-311页。

(40)[日]藤井律之《西陲发现淮南子时则训小考》，《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3号，2009年，第133-145页。

(41)何亦凡、朱月仁《武周大足元年西州高昌县籍拾遗复原研究》，《文史》2017年第4辑，第197-214页。

(42)Chen Huaiyu,“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at Princeton’s Gest Library”,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14/2,2010,pp.1-208.

(43)陈怀宇《普林斯顿所见罗氏藏敦煌吐鲁番文书》，《敦煌学》第25辑，台北：乐学书局，2004年，第419-441页。

(44)刘波《普林斯顿大学藏吐鲁番文书唐写本经义策残卷之整理与研究》，《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28页。

(45)王璞《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藏高昌郡时代缺名衣物疏考》，《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63-70页。

(46)凌文超《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藏两件天山县鸜鹆仓牒考释》，《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79-88页。

(47)H.Halén,“Baron Mannerheim’s Hunt for Ancient Central Asian Manuscripts”,Studia Orientalia,87,1999,pp.109-116; also in C.G.Mannerheim in Central Asia 1906-1908,ed.by P.Koskikallio and A.Lehmuskallio,Helsinki:National Board of Antiquities,1999,pp.47-51.

(48)[日]西胁常记《マンネルヘイム·コレクションについて》，作者《中国古典时代の文书の世界——トルファン文书の整理と研究》，东京：知泉书馆，2016年，第169-285页。

(49)荣新江《欧洲所藏西域出土文献闻见录》，《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第119-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