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目的远得很”
上世纪中叶的时代剧变中，在外界强大的压力刺激下，沈从文经历了精神崩溃，自戕未遂，已经不能在北大当教授了。待渐渐平复后，1949年8月，在老朋友郑振铎的安排下，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当然这也是他的愿望。这是一个“冷”地方。当局的本意未必想让他做什么事，只是一个安置，一种摆放。另外，你要去，就做个顺水人情吧。
但沈从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基于对时代的深刻理解，而作出的一个重大人生抉择。并且，他有事业性的抱负，用他自己的话讲，我的“目的远得很”，要“走一条崭新的路”，进行“学术革命”。——沈从文还是沈从文，他的生命仍然像壮丽的江河在血管里奔流。
刚到历史博物馆，分在陈列组，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如抄写当年7月在京召开的全国文代会的时事橱窗图片说明。（一个大作家被排除在外，只能为之抄宣传，叫人嘘唏。）他的本份工作是在库房里清点登记馆藏文物，也参与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有时还数古币、在绿地拔草。届时他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衰弱，“累极时想休息又不可能 ，实在只想哭哭”，以为“并不妨碍别人”。但是，馆中向张兆和反映，“说这很不好，也不敢了”；只能强忍着，但“见什么人吓怕”。
他非常刻苦地学习业务，大约过了两年，估计能力可以“合格了”，便主动去陈列室作讲解员，还常去故宫讲解。
“我怕他恭恭敬敬对待我”
作讲解员很辛苦，午门楼上“入冬经常在零下廿度以下”，尤其在工作了八九个小时后，天色渐暗,观众散去，沈从文又渴又累，又有一点喘气，“胸部和腰部都如被束缚得极紧，只想在任何一级砖道上坐下来稍停停”。他也常常站在午门城头，看万家灯火，听远处杂乱歌声和眼前太庙松柏林中黄鹂鸟的鸣叫，感到自己完全孤独，陌生，离奇。不禁喃喃自问：“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谁？我究竟是为什么这么下去？”
然后好像对着许多人说：年轻人，你们是真正崭新文化的创造者，你们可能从我的工作中，理解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就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来了……沈从文自言自语很久，就像当年哈姆雷特的独白那样长，求得一种抒发中的抚慰和平衡。在想象中，沈从文的听众是“她”——沈从文写过许多女性。也许女性可以给他更多的温暖和理解。
沈从文讲解非常认真。对从事工艺美术，或电影、戏剧的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古代服饰花纹、道具等方面的知识，他更是充满热情，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又担心别人听不清他的湘西口音，讲完后又叫他们留下地址，再写十几页的长信寄去。他的讲解充满感情，讲到忘神处，声音非常低，“美极啦！美极啦！”赞叹不已；对古代匠人充满敬意，对生命充满热爱。
他对人一视平等，连小脚老太太也接待；对工农兵普通百姓，也满怀热情；对国家领导人没有格外的敬意。他因人施“讲”：给那些政府高级干部，讲历史上的国家大事，其中包含着治理国家的许多寓意；跟一般文化人，讲得深入浅出；跟普通工人，则讲得很白话。
1951年，常书鸿带了很多敦煌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出，沈从文自告奋勇去讲解，每天都去。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说，“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地给观众讲解。……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这种凄然感在多年老朋友萧乾身上也出现过。萧乾有一次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沈从文在讲解，拿了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萧乾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叫他干？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
一次西南的一位老朋友来京开会，到陈列室找沈从文，看见他“弯着腰声音嘶哑”地在讲解，不禁流下眼泪，久久不能平息。讲解告一段落后，沈从文陪他到公园里，喝了杯热茶，反过来安慰他很久，两人才分手。
在陈列室有时会碰到尴尬事。大约五十年代中期，有一回馆里接到市委通知，说有领导要来参观，沈从文被安排参加接待。等了很长时间，终于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事后,馆里召开批评会，指责沈从文失职，无组织、无纪律：“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了？”无奈之下，沈从文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对待我——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这时大家才知道，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是沈从文的学生。大家不知道的是，吴晗当年也写信追求过张兆和。
“一切研究，都是在‘说明员’工作上推进的”
沈从文属于研究人员，“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但沈从文却走出办公室，去做讲解员，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是个从土地、旧军队、底层走出来的人，对社会和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沈从文认为，这是他“唯一与人民碰头”的机会，可以与年轻人的“生命相互照耀接触”。他说“这种无机心的同处，对我是有意义的！”可以给自己的生命以“润泽”。这也是他一贯的读社会这本大书的思想。
沈从文曾是个独特的作家,是一条不走河道的流水。他给张兆和信中多次说：“我用脑子方法，常常是不可思议的”，“学什么统不按常规……分析綜合都似乎不照公式，却可以得到崭新结论”。
1974年，他给巴金信中曾提到当讲解员：“我深深欢喜这个名分，因为学习的进展都和它分不开！”1976年，复许杰信中说：“名分上虽为‘研究员’，事实上一切研究，都是在‘说明员’工作上推进的。”沈从文就这样从古文化的实物中，在讲解中，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受到崭新启示，开拓出文物研究的新路。
沈从文还认为，通过做讲解员，可以接触到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陶瓷、丝绸、雕刻、刻玉等各类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老师傅，可以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外贸需要，制作上的困难；从而“古为今用”，向他们提供资料和帮助，为生产“作个后勤杂务人员”。
文物研究要为生产服务，要为提高产品特别是工艺美术的艺术质量服务是他的一贯主张。他作为政协委员，有时到基层工艺美术工厂视察，他就问情况，提建议，给资料，交朋友。他“曾带了两箱子旧绸缎，去南京、苏州、杭州转了四个多月”，为生产企业服务。他经常在家里接待生产一线的技术员和老师傅，接受咨询，解决难题。住处太小，张兆和只能退到屋外。为此，老俩口还闹起了不小的矛盾，沈从文写了万言长信进行解释。张兆和不是不支持沈从文的工作，而是担心他这么欢喜拦事，怕触犯时忌闹出什么事来。
1952年第一批烧制的、供北京饭店举行国宴及驻外使馆招待国宾使用的“建国瓷”采用的两种图案——“一青花，一豆彩”，就是沈从文提供的。1974年沈从文给巴金信中说“这件事就值得纪念”，又说“事情太小”。同年又对张兆和说，此事从未跟你提起过，“因为事情平常之至！”可见，他为实际生产作出的贡献有多少！
他在1975年春，复阙名朋友信中还认为，“合格”的第一线讲解员不容易培养，却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部如果明白这一点，全国博物馆情形“大大将不同于当前”。沈从文在咸宁干校，年近七十，高血圧、心脏病如虎狼般环伺着他的生命。1971年6月28日给张兆和信中还表示，文物研究告一段落后，“要试写一本《说明员手册》，以提高博物馆说明员水平”。沈从文如此重视解说员工作，一定有他的思考——也许文物的直观性、形象性和临场性，通过“合格”讲解员的阐述，更能深入观众的内心，唤起对古文化的情感；也许文物是最鲜活的实在，“合格”讲解员可以更真实地呈现历史，可以打破“廿四史一切迷信谎言”……
“这个小朋友证明多可爱！工作又多负责！”
听了沈从文讲解而对文物产生兴趣的，有一位叫孙机。1951年孙机是北京市总工会的小干事，去看了敦煌画展，听了沈从文讲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只要走得开，就天天去。有一天中午还给沈从文拎着包，一同到中山公园围墙外，两个人坐在窄板凳上喝豆花（当时叫老豆腐）。沈从文指着碗里或聚或散的白点子说：绞缬的效果就是这样的。孙机晚年回忆说：“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他讲起文物来不疾不徐，娓娓而谈，生怕你听不懂；即使听者略有领悟，先生仍要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你往深处想。”沈从文还让孙机读原田淑一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三本书，即“原田三书”。受沈从文的影响，孙机改变了人生道路，日后成为著名的文物研究专家。
1953年7月，沈从文认识了志愿军军人王序。王序到北京出差，去历史博物馆参观，在铜镜展柜，有几十面唐宋铜镜，沈从文给他一个人讲了二三小时。两个人约好第二天再来看，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王序后来回忆说，沈先生“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两人中午去劳动人民文化宫，每人一只面包加一根香蕉，算是午饭。沈从文还带他去听学术报告，请他到家里吃饭，成了忘年交。从此王序只要出差到北京，都要去看沈从文，向沈从文请教。
他们的友谊对双方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1958年王序从朝鲜复员回国，是沈从文建议他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使他的人生有了向度，能够终生沉浸在自己热爱的工作中——还有比这个更幸福的吗？没有了——成为成就斐然的考古学家。沈从文则有了最重要的研究助手，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有了一位最重要的传承人。沈从文对他赞叹不已：“这个小朋友证明多可爱！工作又多负责！”
1975年8月15日，沈从文独自在杂乱文稿里，偶然发现1949年2月在“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中写下的绝笔，看了非常难过。当天就交给王序，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的全集里。”沈从文只有两次提到要编自己的《全集》。第一次是1947年以后，在生活书店1934年出版的《边城》封面上的批语，而亲口嘱托的惟有这一次——在那样严酷的岁月里，这是一种怎样坚执的信念、怎样从容的远见——沈从文对王序的信任和亲密，昭示无遗。
1979年2月26日，沈从文致信胡乔木，请求调王序，“他是一个在今后我工作中最得力合作的助手，也是在我失去工作能力后，他是能把工作继续完成下去最好的接手人”。1985年6 月19日，沈从文在病中得知夏鼐突发脑溢血去世，愈发感到生命的紧迫，急电在广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序火速返京；每天嘱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增补事项。
1986年5月10日，沈从文突发心脏病，王序第一时间赶到，陪伴在恩师身边。据沈从文另一位贴心助手王亚蓉回忆，沈从文在生命最后时刻，“静静地看着他喜爱的王序，好像轻轻的有个笑意，慢慢合上了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王序还受到沈从文亲属的最大信任，组织主持了恩师简朴庄重的告别仪式。1990年代，王序在重病中参与了《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未待完成便病逝了——这是一个朴素的故事,朴素得光辉灿烂,必将传诸久远，温暖在人间！
据沈从文讲，他前后接待了“约卅万观众”，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沈从文不是一般的讲解员，他曾是一个天才作家，他把文物视为“过去时代的生命形式”，“不仅连接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他的讲解必有独特的风格、角度和气息，充满情感抒发和生命激情；加上他丰富的知识，“不近情理”的热情，也许在不经意中,就在历史的天空划出了彩虹,产生了多少微妙和实在的影响，播下了多少文化的种子，难以言说。
——一群小伙子听完了讲解，聚在一块商量了又商量，最后派了个代表，走到沈从文面前，恭恭敬敬地一鞠躬。这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礼敬！必然是内心荡漾不已而引起的克制不住的敬仰而生发的一种庄严仪式，给了孤寂、病痛，处于人生低谷的沈从文多少慰藉和力量；这一幕一定会时常出现在沈从文的脑海里，温暖他受伤的心。
就这样，沈从文当了“整整十年”讲解员，一面在库房里摸了约百万绸缎、花花草草、坛坛罐罐，像钟乳石一样，一点一滴地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把社会这本大书又摩挲了一遍，告别了讲解棍，“踱进研究室”，沉迷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里。
在以后的岁月里，沈从文经历了更为严峻的困苦、劫难和颠踬，却“默默地，含辛茹苦地”耸立起人生的又一座高峰。——一个强大的生命是压制不住的，像涓涓细流，不是从这里流出，就是从那里喷涌，总能滋润大地的绿色，实现自己的价值。
（刊于《同舟共进》《各界》）
参考资料：
《沈从文年谱》 吴世勇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沈从文家书（1966－1976）：离乱期的郁虑深忧》新星出版社 2012年12月
《沈从文九讲》 张新颖 中华书局2015年9月
《沈从文自叙传》（全三册） 续小强 谢中一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5月
《生命流转，长河不尽：沈从文纪念集》 张新颖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年11月
《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陈徒手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1月第2版
《梦见沈从文》汪曾祺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年11月
《沈从文的后半生》 张新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怀想中国文学的素颜时刻——<沈从文全集>编纂曲折》 沈虎雏 《报刊文摘》2016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