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来到贵校大夏讲坛作主讲人，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学术自由的理论基础及其实际含义》，主要是讲学术自由的目的，学术自由的定义是什么，另外谈谈以什么理论来论证学术自由的必要，还要谈谈学术自由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关系。学术自由是积极自由呢还是消极自由，事实上它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好处，但又可以避免他们的缺点，用波兰尼的话讲，它实际上是PUBLIC LIBERTY，翻译成中文就是“公共自由”，等会要做一个说明，最后说明它在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的实际含义是什么。
谈到学术自由中国学术界据我所知没什么人反对，是我们从事学术工作的人的一直要求，同时呢学术自由也有一个珍贵的传统，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坚决的主张用学术自由来办北大，当时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在一封回林琴南的信中，这封信被学者引证了很多次，林琴南当时给蔡元培写信，说你那个大学找了各种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彼此之间有很多矛盾，阻碍发展，引起越来越多的混乱，蔡先生这样说的，“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这是蔡先生答复林琴南的话，我们读这种话的时候都很感动，因为大家都知道后来学术自由并不是主流，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压制学术自由，但严格说来，蔡先生所说的学术自由是一个态度，而不是一种思想，假如我们说思想要有严格的论证的话，蔡先生主张的是一种主张，一种态度，至于为什么要做这种主张，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蔡先生当时不但在封信里没有说，就是在别的地方也没有很好的论证，其他的人包括胡适之先生在内的自由主义者也没有提出太有力的论证，虽然大家都赞成。
那么今天我希望通过波兰尼的论证来作一个报告，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下我们说学术自由是必须坚持的，第一，什么是学术自由呢？学术自由是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有选择自己研究课题的权利，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受外界干扰与控制，并同时根据自己的意见，教授自己研究的课题，这就是学术自由。为什么要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之下从事学术研究呢？最主要的理论依据是，学术自由是最好的，最有效的组织原则，学术自由使学者在学术社群里面最容易组织起来，相互协调，相互切磋，相互论证，最容易得到互相帮助。大家都知道，学术研究不能闭门造车，不但不能在国内闭门造车，在国际上也不能，国内一个很好的名词叫学术交流，不但国内要学术交流，国际上也要交流，才能作最艰深最前沿的研究。假如学者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中最容易产生好的学术成果，这是因为每个人照自己的良心，兴趣研究学术反而把不同的学者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方式最容易产生学术成果，换句话说，学术自由是学术的高效率的组织形式，是学术社群经由各个学者释放自己的学术冲动得到的，是一个自发型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学者最能产生学术成果，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很简单也很接近，美国小孩子在长大的时候，父母都会给小孩子买拼图游戏，各种各样的图被切成小块，大家拼起来以后，就成了外滩的风景，先把它打散，打散以后这个是这样，那个是那样，小孩子五六岁，和他讲拼起来就是外滩的风景。我们想想看用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拼图最有效率的拼出来，现在有几个办法，一个是五个小孩子买五个拼图，每个人都拿回家去拼，另外一个办法呢是发一个拼图游戏，叫他们一起拼，这个小孩子拼了一小块，另外一个看见了他这个这样拼了就拿了拼图放别处去拼，另外几个根据学术自由的原则受了前几个小孩子的启发，他就会想到要这样拼，所以虽然是每个人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想办法，实际上他们是在一个秩序里面，互相合作，自己释放自己的想法，这个情况和学术自由很贴近，我举个例子，我们知道世界物理学界和数学界有两位著名的学者，一位是杨振宁先生，一位是陈省身先生，在20世纪这两位先生都是重要的前沿的领导人，杨先生在1967－1978年间作了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叫做规范场，当时他用数学模式作出这个研究以后，在物理学界没有很大影响，因为太尖端了，后面跟不上，后来感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人们常说一个发现如果可以让一个学者得到两次诺贝尔奖金的话，这个就可以使杨先生得第二次诺贝尔奖。大家都知道，陈省身先生是世界上数学界最著名的领导人物之一，20世纪作了很多突破的工作，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叫做陈氏级。一个人研究数学，他想数学的问题，没有想是为物理服务，一个人研究物理，他的困惑，灵感啊，失望啊，也没有想到他的研究和数学有什么关系。当杨先生发现规范场的时候，其他物理学家就和他讲你的发现和数学的纤维丛有关系，你去弄一弄，杨先生就去弄一弄，但根本看不懂，大家都知道杨先生数学非常好，在国内西南联大到美国马上能有突破性发现，主要是基础好，但是这个根本看不懂，找了很多专家来讲演，很多人，一天他终于看懂了，他发现物理学的规范场的方程式与数学的纤维丛有密切关系，杨先生在陈先生退休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发在《二十一世纪》上，杨先生说：“这使我震惊，也令我迷惑不解，因为你们数学家凭空梦想出来的这些概念。”陈先生马上说：“不！不！这些概念不是梦想出来的，他是自然的，也是实在的。”
这段第一流的数学家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在学术研究里的碰面交流，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要解答这个问题，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每个领域的研究，最后都有关系，这不仅是杨先生和陈先生的相遇啦，这在科学史上出现了好多次，我是讲第一流的发现，那么这种出现用什么办法可以解释呢？第一个办法就是说，这是一种偶然，如果你要是强辩的话，也没有办法证明你一定是错，这就是偶然碰上的。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是，波兰尼和其他一些人的研究，很可能也很合理的可以这样说，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时候，他们是在追求什么是实在，至少在自然科学是在了解什么是自然，实在本身的每个面都有实在的关系，这个人是在研究数学，那个人在研究物理，表面上是在研究不同的东西，但其实他们是在追求共同实在的不同面，有的面表现在数学上，有的面表现在物理学上，因为他是共同的实在，所以它背后蕴涵了很多实在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宇宙本身是一个整合的系统，科学的发现是它的某一方面的特性，而所有的特性是粘在一起的，属于一个相当和谐的实体，要不然不能产生刚才报告的这个故事。我们很容易向下推演，为什么学术自由是最好的组织形式，杨先生和陈先生都是在学术自由的条件下，每个人在这个条件下，不给他自由就不容易相互发现产生密切关系，假如这样的话学术自由就不是空的，当每个人在追求真理的时候，不同的相互研究的人就组织起来。
下面就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西方400年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还不一样，有紧张，一会我要讲。换句话，在自由条件下追求学术，是真正能得到学术成果的，在不自由的条件下追求学术是不容易得到成果的，成果就是追求真理，追求实在。学术自由是表现了积极自由的好处而没有积极自由的坏处，消极自由的好处而没有消极自由的坏处，所以从某方面讲，学术自由应该是“公共自由”，什么是消极自由呢，消极自由是一个学者在它工作的时候不受外界干扰，外界包括各方面，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从干扰里解放出来，它有自我研究的空间，根据自己的兴趣，癖好。但是我们知道，消极自由有它的危险性，在西方现代社会的文化里，产生很多例证，就是每个人在法律保障下不受干扰束缚，其中一个理论是人权理论来例证什么是自我空间，不能侵犯人权。但是，它的危险性在于它不问自由是什么，在自我空间里的自我，别人没有资格问，我不干扰你你也不干扰我。走到极端就走向虚无主义，不受外界束缚，至于我怎么管自己那不是你的事，在我的人权范围内，什么都可以不相信，文明就是建立在禁忌上。假如没有节制就没有文明，拿家庭观念来说，家庭必须产生在不能乱伦的禁忌上，为什么不能乱伦，因为这是产生文明的出发点。换句话说，消极自由走到极端，从束缚礼解放出来有危险性，当然有正面意义，学术研究必须有消极自由的支持才能真正从事学术，当时它没有这个缺点，一会我解释。国内学者很注意柏林，它是很有学问的人，虽然思想不太深刻，但他是英语世界很反对极权主义的人，不赞成积极自由的人，从他的脉络中是很好理解的，积极自由是一个人要做自己的主宰，当我觉得我的决定是根据自己的决定时，我觉得我是自由的，换句话说自己作自己的决定，自己作自己的主宰。但是有很多危险，积极自由是界定什么是自由，消极自由不界定自由。它的危险性在于“我是谁？”人们很容易想到是大我还是小我，当我说我的大我才是真正的我，小我是渺小的，肮脏的，后来就根据大我做决定了，大我替我作决定了，不是自己的主宰了，这很容易走向威权主义，但是学术自由本身不会掉进这个陷阱，学术自由当然主张消极自由，学者在自我空间里面不受外界干扰，外界无权干扰他，同时也是一种积极自由，根据自己的灵感，冲动做研究，没有冲动就没有力量。但是学术自由没有这两种自由的危险性，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学术自由必须服从学术纪律，没有学术纪律的学术自由是放纵的，不是自由的，只有在学术纪律的范围内，在学术研究时，同时得到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保障，追求自己的学术冲动，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学术成果，为什么一个学术研究的人必须遵守学术纪律？因为遵守它才能产生学术研究的成果，而学术研究的成果是学术工作者对社会的责任，社会给学者的学术自由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就是拿出研究成果来回报社会。在正常社会中学者有终身职位的保障，因为这可以在学术自由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的兴趣做研究，这个终身保障是一个极大的特权，但是如果你拿不出成果学术自由就不会给你，都是互相有条件的，因为学术自由带来了学术成果，有了成果才给你自由，正因为他为公共领域带了好处，公共领域才给他学术自由。只要他在学术纪律之中他自然就承担了社会的信托，第一流学者没有一天到晚总是在想承担责任的，他承担责任都是我们在分析的，妙就妙在这里，但是他必须在学术纪律中研究，才可能有学术成果。不能乱想，瞎想，因为学术是要有累积的，我开玩笑的说，你瞎想你要从周口店开始，你必须从学术传统之中开始，这个学术传统是内化的，承担了社会的信托，有了特权，用成果对特权作了答复。假如学术自由是这样的话，我来谈谈他的实际含义。
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学术自由使学者有学术特权，换句话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学术的，你有资格拿到这个特权才能有这个特权，必须是精英主义，要有个机制可以把社会上对于学术有兴趣的人吸引来，而不让他很沮丧，没意思，给他一个鼓励，这个条件是必须吸引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必须是精英，第一流的头脑，你不要他想问题他就别扭，难受，这样的人才能做学术，这种人给他学术自由，第二个，当学者被给予学术自由的时候，但是学术不能有太多的最基本的争论，学术界分歧太多的话很难产生学术成果，但是在什么条件下，又给你学术自由，你爱讲什么讲什么，你用什么理论都可以，又给你自由，又没有太多的分歧，你说什么我都不赞成，你的字我也不赞成，这样争论没什么结果，那怎么办呢？当然分歧也很重要，给你很多刺激，大家都一言堂就不是研究学术了，怎样才能避免太多分歧呢？就是要有一个有生机的学术传统，自由和规范才能互动。第三点，就是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关系，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有学术民主并不一定给你学术自由，在西方比较有规模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通常是混合体，很多重要机制都不是民主产生的，举例而言，西方很多的大学校长都不是选举选出来的，现在在中文世界开始在实行民主，变成民粹式的民主，这会产生非常糟糕的结果，就是在民主基础还不成熟的条件下，选举会自然变成利益分赃，往往是多数的二流学者三流学者把好的拿掉，这个是被历史事实证明了，所以学术自由并不一定由学术民主所得到，假如蔡先生做学术领导人，他有一个格局，一个威信，基本上史学界请陈寅恪先生做领导人，他有这个人格。换句话说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需要一个真正德高望重的大家信任的，过去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对学术的尊重，这个人如果大家相信了，给他一定的学术权力，反而比选举出来的要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学术自由和学术评鉴的问题，我实际上写过一篇论文给台湾，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是为什么到了东方，香港，台湾，新加坡，到了中文世界就都变成了形式主义，一下子一窝蜂搞学术评鉴，学术评鉴有没有意义呢？唯一的意义是消极的，评鉴做的好，可以把朽木请出去。因为学术评鉴有一个公信力了，学者不好意思，学校领导也不好意思，学术评鉴可以把他请出去，不必在学术界，有这个好处。但是在东方这种学术评鉴做不到，做不到的情况下就形成了第一流的人才从来不需要评鉴，你评鉴他也是一天到晚的弄，不评鉴他也是那样弄，根本不相干，相反评鉴他还需要填表，很麻烦的，所以第一流人才不需要评鉴，不是第一流人才评鉴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本来你不评鉴他根据他的资质，给他五六年他可能会写出一本有用的著作，但是一评鉴他忙的要死，比如不评鉴他写出两篇有用的论文，一评鉴他写了八篇，都是废纸了，所以学术评鉴对于二流人才有负面作用，国外科学界当然我不清楚，但是人文社会科学没有这样的评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鉴，这我不清楚了。下面一个问题不是很难，是很轻松，当一个人想研究学术，那么他怎么样才能真正研究，必须要有时间，所以国外比较正常的学术环境，支持学术研究的财源就是钱啦，基本上大部分的钱是用在专职研究上，支持学者专职研究，因为国外很少有这种像国内科学院这样不教书的，国外都要教点书，教书呢就是要花时间教书，没有专心研究，通常一个比较好的大学的一个学者，通常希望教书两年以后可以有1年时间可以得到一个研究基金，可以使他不教书，这个研究基金给他是和他的薪水一样的，比如你申请一个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希望在两年内作出来，学校就利用这个基金来请你的博士生或者是交换学者让他们为你代课，可以让你专心研究，这是国外很普通很经常的，就是专职研究，不是研究休假。专职研究就是只要你研究，国外一个习惯就是只要你专职研究大家就都不敢打扰你了，要尊重你，好不容易拿到的钱，一个长时间的悠闲的时间，有的学者就马上声明不接受电子邮件了，这后面的理由就是从事高深研究是非常苦非常难的事，即使他是第一流的人才，所以他必须要有时间才能作出来，不管是科学界还是人文学界，法国的一位学者朋加莱他认为学术研究有四个阶段：准备阶段，潜伏阶段，豁然开朗阶段，证明阶段。就是你在做研究，一天到晚做研究弄不出来，说不定稍微休息一下出去走走可能就想出来了，从事学术的人都有这个经验，不是说给你时间一定想出来，但是这样很容易得到学术成果。这和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说的读书三境界很相似，“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你们都弄不出来的东西，我就是要弄这个，第一境界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志气大，光大不行，不努力不行，拼着弄不一定弄出来，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弄弄他自己忽然出现了。话说到最后必须给学者一个又悠闲，又紧张的一个环境，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学者一个时间，这个专职研究就是学术投资的最大的项目，但是这个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经过合理的评比，给那些最优秀最容易产生学术成果的人，给他时间，不要让他受干扰才能产生学术成果，我最后讲一句话，这话是老话，在西方不流行了，在中国，由于我们是另一个传统，反而比较容易愉快，就是“最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是要知识贵族做的”这是韦伯的话，知识贵族不是经济贵族也不是社会贵族，就是为了追求知识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那种追求，韦伯说，你来之前，悠悠的数千年已经过去，未来的数千年在焦急的等待，等待你怎样写出这句话。假如没有这种精神的话就不要做学术研究了。谢谢各位！
本演讲稿由戈洪伟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若需正式引用、发表，请与作者本人联络（思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