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历来是热门话题，围绕这个话题产生了很多神话般的理论，有的已经破产，有的依然在流传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带有种族歧视的“白人优越论”和“文化优越论”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历史终结论”正在被中国模式所终结，解释西方为什么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似乎还余波未了。凡此种种，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是非全球史意义上的教条。
抛开国家规模、战略导向等关键变量不讲，决定国家兴衰的终极因素应该是一个国家是否建成“有组织的活力型社会”，这是基于历时性经验和共时性经验的一种高度抽象。
三次国家兴衰浪潮
第一波竞逐富强的国家无疑是英国和法国，为什么是英国胜出而法国失利？应该说，两国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海外贸易导向的市场经济，都具有社会活力。差别在哪呢？并非传说中的所谓“光荣革命”之后的代议制民主比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更优越，当时议会集权的程度其实高于法国中央政府;也不是英国的税负要比法国低，事实正好相反。
根本原因在于，英国的组织化程度远远高于法国。而英国能组织得起来，在于其社会结构的商业化趋同;法国的中央集权制不能把社会组织起来，是因为社会结构过于碎片化，各地方的自治权力太大，其中农民也是马克思说的“一麻袋土豆”，称不上一个阶级。法国大革命之后，表面上中央集权更甚一步，但碎片化社会结构依旧。
第二波竞逐富强的国家，有19世纪60年代开始起步的美国(内战)、德国(统一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中国(同治中兴)和日本(明治维新)。在这波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中，只有中国是大输家，因为太平天国之后的满清政府已经毫无权威感，权力散落于地方，现代化进程中最需要中央集权的时候权力集中不起来，结果中日甲午战争不是国家间的，而是日本一个国家对“北洋海军”的战争，其他地方势力甚至盼望借此削弱李鸿章的力量。
其他国家算是不同程度的赢家，其中美国是大赢家。个中原因在于，立国时期的“联邦制”把国家统一起来了，后来又用战争捍卫了国家统一;在经济制度上，美国有一个发明即组织化资本主义，就是大公司制消弭了“看不见的手”的负作用。比较而言，德国、日本和俄国是在一定时间内变得有组织化了，但是以社会僵化为代价的，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延续到20世纪而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中的共同点都是有组织而无社会活力。
二战后的新兴国家建设，算是现代化的第三波。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能跻身于发达系列？其中大多数集中在东亚地区，包括韩国、新加坡等，个别的也在亚洲地区比如以色列。它们的成功经验被总结为“发展型国家”——国家导航的经济发展，或者说是国家引导的市场经济。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治理不善甚至国家失败？国家不但不能提供教育、就业等公共产品，甚至连治安秩序都不能保障，关键在于“强社会中的弱国家”——即中国人说的“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这样的国家根本上还是无组织化状态，即封建化或部落制。在这种背景下，“第三波民主化”进一步消解了国家权力，而“新自由主义”旗下的治理理论即强调社会的自主性作用，则更强化了“强社会”的权力。这些国家堪称有“活力”但无“组织”，国之不国。
中国的“变”与“不变”
这是历时性进程中国家兴衰的规律。那么，共时性视角下的国家竞争又是什么规律呢？我们已经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家呈现相对衰落，内乱不已;而曾经极度贫穷落后的中国为什么能在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坐二望一？依然是世界第一的美国把中美竞争定位为“文明的冲突”，公然用盛行于19世纪的种族主义说这是第一次非高加索人挑战了高加索人(即西方人)。美国的战略焦虑可见一斑。
就美国而言，曾经的社会活力优势依旧在那儿，但问题是商业实力太强大以至于绑架了国家权力。而且还出现了亨廷顿所说的“谁是美国人”这样的“国家认同危机”，从而使得国家权力不再享有其应有的权威，出现“否决型政体”。美国正在从一个“有组织的活力型社会”演变为“弱组织化的活力型社会”，其国家竞争力如何，让时间告诉未来。
就中国而言，曾经的苏联模式历经40年改革开放，市场化经济初见成效，社会充满了活力;同时，这种“变”是在“不变”的政治结构中发生的。“不变”的政治结构是民主集中制政体，从而把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有效地整合起来。这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关键所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实行了市场化经济、对外开放，但很多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为什么治理绩效远远比不上中国？关键在于中国寓“变”于“不变”之中，这个“不变”就是组织化和如何保障组织化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近代以来，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第一次成为“有组织的活力型社会”，而中国的国家规模决定了，我们更需要组织化力量将国家组织起来。
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是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制度安排的竞争，而是全方位的，综合地体现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浸透于社会结构中的文明基因。“有组织的活力型社会”是一个综合概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优势所在的概念，也是基于全球史而非个别国家历史的经验总结。在国际比较意义上，如何在保障国家组织化的同时又让社会充满生机，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种全方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