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生当分“身、家、国、天下”四阶层，而修、齐、治、平，其道一贯。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纲挈领最要一说法。虽语、孟之书，早已有此主张，而明白简要综合阐说以昭示于国人，则首在小戴礼记中之大学一篇。宋朱子定此篇为四书之一，并冠四书之首，成为此下七、八百年来中国人初识字一部人人必读书。此实为朱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大贡献。
西方人主张“个人主义”，家与国皆受限制。而可谓并不知有天下。希腊人知有城邦，不知有国。罗马国人，则可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而双方对国之观念自不同。罗马人亦有家，然其家与中国人之“家”大不同。亦可谓罗马人知有天下，然与中国人知有之“天下”则更不同。直至于今，亦可谓西方人仍不只有中国观念中之家、国与天下。姑以最近英国与阿根廷之争夺南大西洋福克兰群岛之一事言，即可为西方人知有国不知有天下之明证。实则当前世界，由科学进步，已到达一国之上共有天下一境界。天下不宁，国又何得安？故今日之世界，实为中国传统观念、传统文化，“平天下”一观念，当大放异彩之时代。姑就中国史略加阐释。
中国古史辽远，甚难详定。而后代史则多有国人未加注意，亟待阐发者。如近代国人定有巢氏、燧人氏、庖犧氏为“三皇”，此颇有合于原始人类文化演进之程序。然有巢、燧人、庖犧三氏，究在何年何地存在，则难详定。此下经神农、黄帝、尧、舜，以迄于大禹氏之万国，则中国早已有“身、家、国、天下”同时并存之文化大传统，和平合一、太平大同之大社会。纵谓其仅是曙光初露，但决不得谓其无此光芒，无此局面，无此理想。此下凭以演进，于是乃有殷、周相继，中国后人称之为三代先王之世，即中华此下文化传统深本大源之所在。而秦以下之中国，乃得确实建成一民族国家。
今人必谓秦以下之中国，乃一“帝王专制”之中国，不知皇古以来，犧、农、皇帝三代相传，已演成为中国人与中国。而中国人与中国以外，则尚有非中国人与非中国之天下。秦以下之中国人，岂并此而不知？今姑举最浅显者言之，秦始皇帝筑为万里长城，即知长城之外尚有天下。秦始皇帝只求中国自安，其专制亦仅在国内，并未求专制于天下。当时人尽知朝鲜乃由中国箕子迁入，与中国同一血统，同一人文。而万里长城仅到大同江，过此以南即放任不加管理。此下中国国防仅止于鸭绿江，而朝鲜三韩，则终不在中国人求加统治之下。
安南早列秦郡，两汉以下，分离独立。直迄晚清之末，韩、越常为中国之隶属国，与中国为同文。中国亦教韩、越科举考试，选贤与能，成一文治政府，或贤人政府；却从不教以帝王专制。此有两国文字书籍历史为证。韩国文献犹存，越过沦为法国之殖民地。对日抗战时，余曾路过河内，尚见其种种典册，碑碣古物，可资考证者不少。今则未闻人述及于此。要之，越南非中国之殖民地，两千年来，与中国为友不为敌，即就中国史考之可知。
汉以前之中国人以匈奴为夏禹之后，则同样不视为敌人。此下直迄唐代之突厥，宋代之蒙古，两千年以迄于今，其与中国之关系，中国人如何应付此一区域，二十五史记录已详，具可考证。要之，中国人自秦以下，并非仅知有国，不知有天下，不烦详论。
今所欲论者，中国人此种观念，绝不与西方相似。西方人视国外尽是敌，抑不许敌我之相安而并存。中国人之“天下”，则敌我为一体，同此天，同在天之下，同为人，不同一政府，此谓小别而大同。余幼时备闻国人谴责国人，谓其闭关自守，不知有天下，而妄谓国之外有天下。但如中国之万里长城，固可谓其闭关自守，然终不得谓中国古人不知长城外之有异民族同居此天下。惟能于天下内闭关自守，则乃中国文化之长处，而非中国文化之短处，岂西方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所能比？若谓中国古人不知有西欧，则此乃耳目之知，非心胸之知。当时之羞人，又岂知有中国？
近代英国殖民地遍天下，而如美国，如加拿大，如澳洲，同文同种，先后相争独立。惟血统、文化相异之其他民族，大之如印度，小之如香港，则必加以严密之统治，岂许其轻易脱离而去？此见西方帝国主义，必有其深一套与中国人相异之观念。孟子以大国事小国为“乐天”，小国事大国为“畏天”。西方人“天”非可畏，亦非可乐，宜其无知如中国人之天下观。耶稣信上帝，非信天，科学则以战胜自然为任务。“天”属自然，亦在被战胜之列。人与人、国与国相争，而天之与其他自然界万物，则尚无与人平等相争之资格。故中国传统观念下之天人关系，在西方则断无其相似之存在。
今再专就中国内部人文言，辛亥革命后，国人常号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清代满洲人入主，而关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已与关内诸省同一统治，无大分别。蒙古虽未改为省区，而蒙古人与中国人之关系，则实远深于满洲人、满洲皇族亦特亲蒙古人，更超汉人之上。蒙古在清代乃成一特殊区域。而在其入主中国以前，早已奴役欧西之俄罗斯而为之帝王，历有两百年之久。故西方人先不知有中国，而早知有蒙古。故后起人类学家，其论人种，东亚则举蒙古人为代表，中国人亦隶属其下。近代国人一切学术皆尊西方，故论东亚人种，亦同样称“蒙古种”。实则以地域言，称蒙古不如称突厥，更不如称匈奴，尤可称玁狁。谓中国属“玁狁种”，殊较近情。而周口店之“北京人”，宜亦可称之为玁狁种。惜乎近代之中国人，乃无雅量，无胆识，不敢创此新名称，不知“北京”一名，更属晚起，何得以“北京人”称之？至言“汉蒙共和”，依西方人观念，则当言“蒙汉共和”，蒙在先，汉在后，乃庶有当，而惜乎非史实之所许！
回族则更疏远。唐代以来，回教即传入中国。回、佛组织不同，回教势力胜于佛教，亦更在耶教之上。惟其来入中国，中国人独能以和平相安处之。元室入主，而回教势力之在中国则更大。下迄明代，乃有“土司”制，普遍设立于广西、贵州、云南诸省。土司不仅为回族，并有自古相传之苗族。土司一制，仍不失为中国传统政治自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三通之后，一至有深意之新创制度。试问土司岂由帝王专制？在帝王专制之传统政治下，亦岂得有土司制度之出现？而近人则于明代以下之土司制度，沉默不赞一词，究不知其作何评价矣！至于西域三十六国，直自两汉张謇、班超以下，其在中国国际政治史上，迭经几多变化，直至清代中叶，乃始有新疆省之建立，此亦值甚深阐述。
西藏自唐代以来，亦与中国有甚深甚密之交往，清中叶后，乃始隶属于中国版图。而中国亦仅为一宗主国，西藏仍不啻为一隶属国。讨论中国文化，讨论中国人国与天下观念，讨论中国传统所谓治平之道，西藏一区域，亦自主，亦和合，其在中国政治传统下，中国与地方之关系亦有其深值阐发者。则所谓汉、满、蒙、回、藏之“五族共和”，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有其深妙独特之成绩。而此下之政治制度，又当作何安排，作何改进，实大有待于此下国人之继续努力。此在西方，则无可模仿。而对自己传统文化之认识，其大本大源之精义渊旨之所在，又岂可搁置不加理会？而岂“民主、自由、法治”之西化新口号所能胜任而愉快？然则中国此下果一意慕效西化，先求分党竞选，以中国疆土之广大，亦能如当前之西欧，分达数十国，日以相争图存，已属甚难期望之莫大幸事。而所谓汉、满、蒙、回、藏之五族共和，终将由何道以达成，此岂不值国人之熟思而深虑？
然则中国又何以经五千年历史之演进，延绵扩大，以有今日。扼要言之，不外两端：一则在个人至上有一家，一则在一国之上有一天下。身、家、国、天下递演递进，纵其有一极深厚之个人观，而终不害于身之上有一家，家之上有一国，国之上有一天下。层累而上，而终不害其以个人为中心。否则家何以齐，国何以安，而天下又何以平，而使每一人得安乐生存于其下？此处乃有一极深厚、极精妙之心理修养，故大学八条目于“修、齐、治、平”之上，必先有“诚意”、“正心”两关，而于诚意、正心之上，又必有“格物”、“致知”两关，此中皆有甚深妙义。西方人于此皆所不论。而近日吾国人亦置之不加理会，则又何以续加因应而演进？
然则近日吾国人果将何道之从？世界局势不安不定，纷乱日增，已所共睹。英、法已成过去，美、苏亦难望将来，国人慕效西化，言变言新。变在当前，必有一新局面之出现。则国人之所期望，岂不昭然如在目前？孔子曰：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己？
能寄望于可畏之来者，此亦中国传统文化一深意，岂必尽求之于自我之当前？凡我国人，又何焦躁不安之有！
原载《晚学盲言》，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