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小有名气的青年文人把民族主义当作解除社会危机的灵丹妙药，但他们对这种放射性治疗似乎不那么有把握，担心它也许会杀死健康的细胞。因此他们自称是正常的民族主义者，以示和狭隘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有区别。由血缘、语言等因素联结起来的人群，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形成最基本的身份认同。这是正常的，也是狭隘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人类早期阶段的生活中，带有一种畜群意识或部落意识。人们之间这种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同周围世界的狭隘的关系。近来一些发达国家发生的反移民浪潮，就反映出这种民族间的狭隘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返祖现象。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出现了矛盾，就乞灵于“民族废物”。（《马恩选集》第二版第一卷82页）
民族，根据辞典上的定义，泛指历史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谈民族就离不开谈组成民族的一个个的人，人的心理、人的文化、人的好恶、人的认同，等等。因此有些思想家不喜欢讲民族而更喜欢讲国家。黑格尔说：“民族存在的主要目的在成为国家，并保存下去。”“发生于一民族身上的事，……其与国家的关系，有本质上的意义。”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列举了从黑格尔到希特勒的国家主义的一些主要观念：“（1）民族主义，根据历史主义者的观念，国家是创造国家的民族（或种族）之精神（或血统）的具体化；被挑选的民族（现为种族）注定要统治世界。（2）国家为一切一切其它国家的自然的敌人，必须在战争中肯定其存在。（3）国家免于任何道德的责任；历史，亦即在历史上的成功为唯一的审判，集体的效用为个人行为的唯一原则；允许宣传者说谎和曲解真理。（4）战争的‘伦理’观念（整体和集体主义的），特别是新兴的国家对抗古老的国家；战争、命运和名声是最值得追求的东西。（5）伟大的人物的创造性角色，具有世界性、历史性的人物，具有深度知识和高度热情的人物（现在已成为领导原则）。（6）英雄式生活的理想（‘冒险’），与过着布尔乔亚式生活的俗人相反，是一位‘英雄’”。对照这张清单，我们不难发现，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互为表里的。
国家主义者的眼里只有国家的价值，国家的荣耀，而没有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因此他们的胸怀就不能不是狭隘的。例如，站在华盛顿朝鲜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前，正常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奉陪者是中国大兵”而洋洋得意；正常的中国人则可能是另外一些感触：美国举国上下对自己的每一个军人的关怀和热爱，千方百计地接回每一名战俘，把得到每一名捐躯将士的遗骸列入政府最高级会谈的议题，信赖自己的孩子，允许归来的战俘担任最高级军职，在越南战俘营中过六年半光阴的老兵可以出任驻越南首任大使……。而在战场的另一边，既有活着的烈士，也有没有列入名册的孤魂，战俘回国后受到迫害，历次战争伤亡损失是一笔糊涂帐……。美国有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为人所厌恶；但是，在对军人特别是被俘和阵亡军人的态度上，却充分体现出对人的重视，为我所不及。究竟哪样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凝聚力和整体的国防能力呢？爱人乃爱国之本。我们的老祖宗亚圣孟子就已经懂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追求国家的荣耀时，心里首先要有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彭德怀是低头走进为胜利者建造的凯旋门的，如果没有对普通士兵的热爱，就不理解这位民族英雄在想什么。胜利是鲜血凝聚的，这是光荣的悲伤。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联合是最大的优势，民族团结是最大的利益。民族性是一种特殊性，如果某个民族将特殊利益置于共同利益之上，就会引发冲突，激起仇恨，造成分裂。但是居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一支，本民族利益并不等于其他民族的利益，即使合乎常态，想不狭隘也不可得。
在主要欧美国家的语言中，民族主义和国民主义本来是一个词，因此，希特勒不喜欢“民族”这个概念。他曾说：“‘民族’这一概念已经毫无意义了……。‘民族’，只是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一种手段。我们必须以种族的概念来代替它。”因此，我们不妨这样理解：与独立、自决、民主、自由联系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有进步作用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扩张、压迫、专制、独裁相联系的民族主义则是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可惜在民族主义的呼唤中，我们听不到民主、自由的声音，反而感受到一股从死人墓穴里透出的阴森之气。鼓吹民族主义的青年文人学舌说，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原则，不过是宣扬西方文化种族主义的工具，似乎并不觉得有必要和希特勒划清界限。
为失去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提供新动力，这种良好动机是无可非议的。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乐意听到响亮的叫喊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政治家久受冷落也未尝不想坐在火上拷一拷。但若以为民族主义是“强大中的弱小”必然做出的选择，就是以审美标准代替功利标准了。当代中国，正处在“弱者中的强者，强者中的弱者”的地位，这是有目共睹的。这种情景逻辑，决定它的行为方式。作为弱者中的强者，它有充当弱者保护人、代言人，扮演主持正义的角色的愿望；作为强者中的弱者，它又有赶超列强、后来居上、争霸世界的内在冲动。无论是哪种情况，它都不甘雌伏，时刻准备一展身手。民族主义既是弱者的防御武器，又是强者的攻击武器。民族主义天生的草根性是除之不尽的，这正是希特勒横空出世的孵化器，也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原因。中国的草民们又何尝不想有个“顶尖人物”出来“肩负伟大责任”横扫六合呢？
然而，这一切都只说明今天的中国确实存在着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事实是客观的，选择却是主观的。站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就有不同的可能性。赶潮，反潮，观潮，弄潮，有广阔的选择空间，根据自身的利益，尽可以施展丰富的想象力。历史宿命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哪怕只是初级阶段，不呼唤民主、自由、人权、正义，而舍本逐末地呼唤民族主义，这绝非睿智者之所为。
一个民族在危急存亡之秋，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同仇敌忾，奋发图强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即使在这种时候，它也不是绝对律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人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共产党人拒不接受它，宁要三民主义，也不要一民主义，因为一民主义明显包涵着剥夺人民权利、人民利益的图谋。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是安内即所以攘外，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是不攘外无以安内，统一战线不是尊王攘夷，而是争夺群众，争夺领导权。双方都企图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削弱对方，保存实力。可见民族主义并不是某一政治集团独占的天然政治资源。1942年4月5日，刘少奇致陈丕显信中说：“只有民众积极起来保护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护国家与民族。未有对于本身利益尚不知或不敢起来保护的民众，而能起来积极保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在珠海发生了120多名打工仔向外国女老板下跪的事件。一些大学生为民工辩护说：向现实、金钱下跪，可悲并不可耻，忍辱可以保持全家的温饱。舆论界斥责为丧失民族尊严的奇谈怪论，好像不知道这是近年来“正面教育”的结果。中国的人权理论家在世界讲坛上就是这么论证的：“饭都没有得吃，哪还谈得上人权？”民工们早已习惯于被城里人视为二等公民，又怎么能够在外国人面前挺起腰杆，代表民族、国家？不倡人权倡族权，正是民族主义的致命伤。
但是正常民族主义的鼓吹者不管这些，却给人出了一道超前性试题：中国人富了以后要干吗？答曰：富了当然好办，财大气粗，有了叫别人下跪的资格，满街撒票子，天天坐飞机，都行，像乾隆老爷子说的“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共享太平之福”就是了。然而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没富之前怎么办。答案也是现成的。现在是战国时代，只能遵守战国游戏规则：富国强兵，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对抗西方的民族主义，求得生存，立于不败之地。这么说，为万世开太平是在“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之后了。美国人伯恩斯坦说，“由于冷战结束，在中国，民族主义取代了共产主义，中美冲突即将到来。”有人挑战，有人应战，正好狭路相逢。在中美关系有所改善的时候，两国文人都叫“狼来了”，确有唯恐天下不乱之嫌。现在报纸上有不少文章讨论中美关系的未来，其中固不乏真知灼见，但多数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医痛，却指教美国人在哪里搔痒，总说不到点子上。正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又怕人家以为软弱可欺，所以难免举止失当，不是一触即跳，就是不怕滚水。很难保持平和正常的心态。在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时候，或许这正是我们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
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干预，引起中国政府的反感，不是偶然的。平心而论，现在是共产党执政以来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在改革开放以前，冤狱遍及全国，人民动辄获罪，几千万个家庭受到迫害，上亿人口列入“另册”，历次政治运动整死的人不计其数。那个恐怖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普通民众对今天的处境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也是中国政府感到自豪的原因，尽管是继承前人的遗产。美国人不懂一分为二，看不到这个历史性进步，百般挑剔，不是要“唱衰中国”吗？但是，反应不要过于情绪化。“凡是美国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种“对着干”的方针实属下策。美国使人权和贸易脱钩，我们就把它绑在一起。谁给我出难题，就不同他做生意，谁给点面子，就给他订货单，经济上给好处。“有钱好使鬼推磨”，土鬼洋鬼，一个道理，像花钱买安定一样，再花钱买外交胜利。中国既然进入全球化进程，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就要做好和国际惯例接轨的准备，这和“干涉内政”、“民族尊严”没有什么关系。评论家批评伯恩斯坦“中美冲突”的观点是做最坏的假定，他那个最好的假定却无人重视：如果中国顺应全球的民主趋势，中美最尖锐的冲突就可以迎刃而解。
中国共产党是靠民主革命打天下，许多仁人志士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要谈人权问题，应该最有资格。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思想做出的宝贵贡献，前者是对传统民主主义的超越，后者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都具有历史独创性。但是我们的理论家却畏缩不前，别出心裁地做权宜之计的解释。他们对人类普遍价值畏之如虎，总想从社会主义中剔除某些本质内容以适应眼皮底下的一时需要与特殊利益。诸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自己的人权标准”之类的口头禅，听起来就像一篇“悔过书”。是不是我们的前辈都错了？既然你拱手将人权旗帜让给别人，那就不能不充当在被告席上为自己辩护的角色。
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过程，它的本质就是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管出现什么波折，这个目标是不能动摇的。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头发津津乐道，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无动于衷，甚至要和自由民主人权决裂，好像我们昨天争取这些东西，就是为了今天消灭这些东西。现在还没有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可以同共产党相抗衡，中国未来走向的主导权仍在执政党手里。如果不把握时机，在民主改革方面取得进展，就是又一次放倒旗帜。
从长远观点看，中国和美国相互需要的程度要超过它们和其他国家相互需要的程度，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是如此。这些方面的互补性是别的伙伴无法代替的。罗素说，每个社会都受次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一方面是由于过分讲纪律和尊敬传统而产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主义和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体或者是对外来征服者的屈服。他认为找出人对人彼此间的权能宜有的限度，能够避免这种无休止的反复。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可以结为盟友，不互为敌人。自由和秩序不可偏废，中国倡导的集体主义可能约束美国人随心所欲；美国人崇尚的个人自由可能促使中国人更具活力。如果两国相容而不相斥，相近而不相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美国人多一点集体观念，中国人多一点首创精神，人性会更完美。
自由世界是一个多极化世界，同战国时代类比是不恰当的，联合国不是周天子。如果硬要类比，民族主义神圣的光环就黯然失色了。从阿富汗、波黑到卢旺达、斯里兰卡等众多国家，都是族战，教战，不是国战，与民主自由也不沾边。美国即使奉行“一个超级大国主义”也构不成单极世界。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建立在和盟国利益分享的基础上，单极世界，意味着所有国家都服从美国利益、美国法律，结果是彻底孤立，连“领导”都无从谈起。一个专制的中国（哪怕是开明专制）也不可能领导世界秩序，光有实力而没有道义感召力是不能称雄当今世界的。一个民主的中国倒可能成为美国最强劲的对手，但民主国家的行为方式是合乎常理的、可以预见的，不是不可捉摸的，因此也就比较容易达成合作。
所谓“遏制中国”是“中国威胁”的反题，它不是出自实力的估计，而是来自哲理的演绎。从历史上的自我中心、天朝意识沦落到任人宰割、受尽屈辱的地位，当它重新蹶起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表现它的优越性，把复仇雪耻当做美德，把妥协宽容看做愚行。中国的世界目标从前是说得清楚的：打倒一切反动派。现在说不清楚了。“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刀枪”，有对策而无战略，完全是对外部世界做出被动式反应。以民族主义填补战略空白，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保持这种农耕社会的处世原则和行动方式。此类人有一种围困心理，时刻提防遭人暗算，常以重炮轰蚊子，徒招烦恼。以为美国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在亚洲就无敌手，未免过于天真。除马哈蒂尔投了日本一票，请它领导亚洲，还没有人赞成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即使美国退出亚洲，日本、俄罗斯、印度也不会接受中国的领导。他们彼此制约，维持着不稳定的平衡。谁都不希望别人压倒自己，成为新的盟主。北约东扩、美日安全条约修订，这些地缘政治的新格局与全球化进程交织在一起，这就是现实留给我们的创造历史的空间。遏制也好，围堵也好，都是立足于战略防御，真正具有攻击性、侵入性的倒是因特网，是好莱坞大片。精力应当用在主动参与全球化，力争掌握主导权上，而不要在打谁拉谁上浪费太多的功夫。认同并不等于屈服，反宾为主，只在一念之间。如果断定“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除了准备打仗，就无法可想了。中国和美国都生活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天堂里并不是只有一个座位。
中国无侵略别国的历史，但有教训他人的记录，蛮族入侵一变而为蛮族归化，版图拓展达到地理的极限。自我中心观念既不能作为永远不称霸的保证，不称霸的表白也消除不了天朝意识。问题不在于中国威胁是否存在，而在于我们自己相信最好是真的。外国人夸了几句（有善意也有恶意），就忘乎所以；小有所成，就大吹大擂；华丽包装，虚张声势迷惑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经常为“占领”人家的市场而沾沾自喜，但是人家在谈判桌上却总逼你“市场准入”，尽管洋货早已淹没了我们的宫廷和家庭。诸如此类，不仅引起外人无谓的猜忌，也麻痹了我们的人民，似乎一步登天，大功告成，用不着长期艰苦奋斗了。如果我们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少一点浅薄，多一点深沉，少一点表面功夫，多一点自我克制，也就渲染不出“兵临城下”的戏剧气氛。
我们曾经以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动人心弦之处，不于多少人富了起来，而在于中国进入世界现代化文明主流，结束了自我孤立状态，中国不再是世界文明的受动者，也是世界文明的施与者，因此改革的目标不是一个人收入多少美元，而是重建文明模式，为中国创造一种适合人性发展、符合时代精神的生活方式。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人们的期望去发展，但是，毛泽东要建造的理想国：“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仍然是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演变，曾经使国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对民主失去了信心。冷战的结束，打乱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势，又产生了对民主的恐惧。这些情况正与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最先提出的“自由的悖论”相类似。柏拉图在批评民主以及对僭主的出现的叙述中暗含地提出了如下问题：如果人民的意志是他们不应该自己统治，而应该由一个僭主来统治，这又如何呢？柏拉图提示，自由的人可以行使他的绝对自由，起先是蔑视法律，最后是蔑视自由本身，并吵吵嚷嚷地要求一个僭主。当这种历史情势真正出现时，波普认为需要对传统的民主学说重新加以解释。他说：“我心中的这个学说并不出自所谓多数统治固有的善良和正当，而是出自专制的卑劣；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于如下的决定或采纳如下的建议：要避免和反抗专制。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政府。第一种类型所包括的政府是可以不采取流血的办法而采取例如普选的办法来更换的那些政府；这就是说，社会建构提供一些手段使被统治者可以罢免统治者，而社会传统又保证这些建构不容易被当权者所破坏。第二种类型所包括的政府是被统治者若不通过成功的革命就不能加以更换的那些政府——这就是说，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不能除掉的。我建议，‘民主’这个词是第一种类型的简略代号，而‘专制’或‘独裁’是第二种类型的简略代号。”“如果我们采用我建议的这两个代号，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创造、发展和保护一些政治建构以防止专制称之为民主政策的原则。这个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加以发展的这种建构必定是毫无缺点的或万无一失的，或者能够保证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必定是正确的、好的、或明智的——或者甚至必定比仁慈的专制所采取的政策更好或更明智。（既然我们没有作出这类断定，因而避免了民主的悖论。）然而，我们可以说，我们采取这个民主原则，意味着我们相信，即使民主国家采取了坏的政策也比屈从于哪怕是明智的或仁慈的专制统治更为可取（因为在民主国家中我们能够进行和平改革）。这样看来，民主学说的根据不是多数统治原则；毋宁说，诸如普遍选举和代议政府等各种民主控制的平等主义方法应被视为经过考虑的，在广泛地存在着对专制的不信任传统中的一个合理而有效的防止专制的建构；这些建构永远需要改进，并且为它们自己的改进提供各种方法。”
波普是在二战进行期间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因此他写道：“如果他生命中有这么一天，看到多数选票竟然毁坏民主的建构，那么，这种伤心的经验只是让他知道，避免专制的保险方法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一定软化他的反专制决心，也不会使他的学说陷于自相矛盾。”他进一步指出：“民主不能提供理性。公民在智性上和道德上的标准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的问题。把某民主国家的政治缺点归咎于民主是不对的。我们倒应该归咎自己，即归咎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缺乏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文明精神，那么仅有民主并不能绝对避免专制、压迫和侵略、扩张。如果有的只是连民主都不包含在内的民族主义，不论是极端的还是正常的，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