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2日下午，这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笔者专程参观了坐落在台北市115南港区研究院路二段130号的由胡适故居改建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以及相邻不远的傅斯年纪念室，并同时去了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只隔一个马路的胡适公园，凭吊了在此安息的胡适先生。
20世纪中国历史，胡适是难以绕过去的人物。应当怎样评价胡适先生呢？学者、政论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领导者？甚或是民国的“罪魁”，共产党的死敌？
在20世纪下半叶，将近半个世纪，在中国大陆，胡适是被彻底否定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开放，历史画面的一些图像渐渐地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对胡适的评价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历史本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却在很长时期，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却成为诚如先生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随着人们对胡适认识愈益清晰，人们发现，从提倡白话文到批判旧礼教，从社会改造到追求民主理性，胡适几乎成了20世纪上半叶各种新思潮的总汇。因此，新文化运动所导致的种种结果，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似乎也都与胡适有一定关联。但即使是在历史画面逐渐清晰的今天，对胡适先生的评价，在海峡两岸，或是海峡两岸的不同团体机构，仍在两极跳跃，或是“罪魁”，或是”巨匠”。但如果我们能够以理性和历史眼光看待胡适，就有可能超越左右，超越党派，超越海峡，对其评价就容易趋于一致。
对胡适的认识，绕不开以下两个问题：
1.胡适与蒋介石
胡适与蒋介石，这是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两位人物。从1932年的正式交往到1962年胡适逝世，胡适与蒋介石，30年的互动来往，对立与合作，共事与批评，信任与冲撞，几乎构成了30年交往历史。俩人关系错综复杂，一言以蔽之，可谓“道不同而相为谋”。
1928年，南京政府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后，开始以党治国的历史，胡适那时还没有与蒋介石有任何往来。他在报刊上撰文，公开批评蒋介石的党治，他这一期间的著述较为集中体现在其《人权论集》中。他直接指斥蒋介石等“生平从来不懂得什么是民主，就应该到民主的私塾里上学，好好用功进修一下”。胡适的批评引起了激烈的反弹，即遭受到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文化的全力围堵，杂志没收，文章被禁。1932年与蒋介石正式来往，也在以后获得了蒋的某些信任，并在抗战期间担任驻美大使，代表中国寻求美国的支持。但即使是在信任、合作期间，胡适始终没有放弃对蒋及其威权体制的批评。
胡适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一辈子的宗旨，认为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与蒋介石的交往，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和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他不相信权威，不相信捷径，不相信有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相信社会主义，也不相信“知难行易”的三民主义。他相信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相信有几份证据，说几分话；他相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既不愿意留在中国大陆，也不愿意追随蒋介石到台湾，他跑到美国当寓公去了。我们可以设想，胡适如果留在大陆，1957年的坎是过不去的；即使能够躲过1957年，是断不能躲过文革。直到1958年，经过友人劝说，胡适回到台湾当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但即使回到台湾，他仍然和蒋介石有着深刻的民主与专制的分歧与矛盾，并时时受到攻击。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台湾发生的“雷震与《自由中国》”案，与胡适密切相关。胡适是雷震的挚友，也是《自由中国》的大力支持者和发行人，《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就是胡适确定的：其宗旨就是向全体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促使整个中国成为“自由中国”。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70岁生日。《自由中国》特别出版“祝寿专号”，发表了胡适、雷震等人撰写的十几篇文章，批评蒋介石大权独揽，要求限制“总统”权力、实行“责任内阁制”，取消军队中的国民党组织等。这下大大触怒了蒋介石和其代表的威权体制。
1960年9月4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10月3日，台湾当局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国》杂志也正式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与《自由中国》事件。
胡适一直主张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以便有所制约。1951年5月，胡适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了对台湾民主化的看法。他建议“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且也提及要“蒋先生辞去国民党总裁”等。对此，蒋介石回信中赞成了他的部分观点，却对宪政和党派问题避而不谈。正是蒋的拒绝，胡适转而支持雷震组建新党，但却超越了蒋介石所能承受的底线。
1960年，74岁的蒋介石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总统”？然而，蒋介石却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胡适对蒋的恋栈十分不满，他曾建议蒋，“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但蒋却没有接受胡的建议，也没有意愿要做出这样风范。
胡适自诩为忠言直谏的书生，蒋介石对胡适也给予了礼遇和容忍，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其批评和讽谏。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台湾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出席仪式并致词，胡适当场表示异议，令蒋气愤之至。在日记中，蒋批评胡适真是一个狂人，也是有生以来第二次遇到的难堪，
但蒋公还是有一些雅量的。胡适去世后，蒋介石出席追悼会，并亲自写了挽联：“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2.胡适的“全盘西化”
近代以来中国存在着一股“全盘西化思潮”，胡适是这股思想的“始作俑者”和代表人物，这似乎已成为当今人们共识。在很长时期，“全盘西化”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曾被说成是一个严重的、具有敌我矛盾性质的政治性罪名。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批胡适运动，到八九十年代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在当下，批判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潮，“全盘西化”都是最主要的罪名。每批判一次“全盘西化”，必把胡适拉出来陪绑打屁股，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似乎已成为定论。但事实如何，需要专作一些探讨。
胡适出道并成名于其提出的文学革命，进而推进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1917年胡适在他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中，就明确反对用西方所谓“新文化”来全盘取代中国的“旧文化”。
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怎样对待外来的西方文化，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等问题。1929年，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用英文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胡适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这几个月里，我读了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的争论。因此我又想起了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了一点批评。……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为过去，没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的走上世界化的路”。胡适的这篇文章，受到了潘光旦先生的批评，为此，胡适回应说：“我现在很诚恳地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详细地、深入浅出地说明了变“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化”的三个理由。胡适认为，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胡适没有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主张全盘西化，但他反对抱残守缺，并强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要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胡适更主张充分世界化，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胡适是庚款留美第二批学生。他在康乃尔大学读书5年，把那里看作“第二故乡”。由于长期在美国学习，胡适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式文化、美式民主有着强烈的亲切感。但同时，胡适又是中华文化的一代宗师。所涉猎的学科有中国哲学、史学、文学等，在其所涉猎的学科，他都有着重大的贡献。胡适同时又是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有过严厉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实际又是建立在对中华文化的热爱的基础上。
胡适的文化取向呈现出二元性的特点：既要向西方学习，拥抱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又自觉悟或不自觉地依恋于传统的价值，无法完全从传统的网罗中冲破出来，学习西方的呐喊不时被回归传统的吆喝声所校正和吞没。
胡适选择“充分西化”或“全力西化”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就其思想认识根源来看，实际与当时中国的贫困落后的时代背景有关。正是中国的贫困落后，在一些人中形成了民族文化自卑心理。对中国的文化反思，加深了人们对中国文化“惰性”特征的认识。就胡适的思想分析，实际是全力欢迎和接受西方的近代文化，让中国的古老文化在与这一新文明的密切接触和自由交流中，吸取新的成分，除去治疴痼疾，创造出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化。
胡适纪念馆给参观者提供的“胡适的精神”小册子写到，“在胡适的著作中，虽不乏对中国文化的严厉批评，和对西洋文明的热烈赞扬，但这种种都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依恋和爱护。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始终是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再造”
从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并对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进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全盘西化的基因，中国文化有着很强的过滤功能和对外来文化的改造功能。对中国文化传统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赞同全盘西化主张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却曾经走过一段全盘西化的弯路，就是将一个德国人，即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创立的一种学说全盘接受，不考虑时间地点和环境的变化，因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31年-1934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实际是全盘西化或者更确切表达是“全盘马化”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促使全党深刻反思。在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提出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会议通过的决议，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按当下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特别需要注意的则是另一个倾向，即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完全排斥或以“特殊国情”论而加以排斥。“特殊国情”论并不新鲜，无非是说民众文化程度不高，参政议政能力太低，容易“不明真相”，中国民众需要被“代表”。100多年前，清末的立宪派就对此种论点作了充分批判。实际上，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近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若干实践中，从村民自治的深化，到乡镇长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竞选，中国近年来基层民主扎实有效的推进，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从无序到有序说明，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规律完全适用于中国，在这方面，中国不存在任何特殊。区别只是在于，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规律适用于中国，必须与中国国情结合，其表现形式与他国可能不尽相同。中共18大提出的，要“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必须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这应当看作是一个真理性的认识。
自由民主的理想体制，充满宽容、深富人情味的文明社会，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来的。但如果不去做，民主也就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所谓高端民主和低端民主，实际是民主发展的不同阶段。即使被称为民主国家的典范美国，其体制历经两百多年，到今天依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问题是，民主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不民主，或反民主，带来的问题显然与民主制度出现的问题不是同一层级，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不可同日而语。
胡适纪念馆给参观者提供的“胡适的精神”小册子中还写到，“胡适思想在今日依旧是所有独裁和暴力的死敌。我们深信，只要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理性，科学的追求不死，胡适思想就有它不死的时代意义”。
胡适的名言警句中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也终会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这样的名言警句，在今天难道不促使你思考和回味。
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同仁联合撰写了祭文：在对其一生的业绩给予充分的褒奖后，祭文写到：
我们懂得你的用心：
你是要国人践孔子“知耻近乎勇”的格言，你是和手创民国的中山先生一样，要唤起这个知识、道德“都睡了觉的民族。
我们懂得你的刺耳警心的言论，不是对国家尊严的伤害，而是一个再造文明、复兴民族的关键。
台湾中央研究院为他们已故的院长撰写了墓志铭。
墓志铭内容是：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工，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3年5月22日下午，下午3点至5点，雨水一直不停。整个纪念馆除了馆里的工作人员外，只有笔者一位参观者。也十分感谢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一位苏姓小组，她为我提供了一把伞使我能够在在雨中凭吊胡适。在胡适与其夫人江冬秀合葬的墓前，也只有笔者一位凭吊者。笔者走近胡适，希望能与其交流。但短短的时间，笔者企图读懂一些胡适，但读懂了吗？读懂多少呢？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