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陈独秀写下“吃饭要紧”四个字时，这篇题为《立宪政治与政党》的随感算是写完了，几天之后的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他与高一涵、王星拱等人一起到北京香厂新世界游艺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便衣警探逮捕，而前几天他写的另一篇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虽不是一语成谶，却多少预示了几天后的结局。胡适曾经后悔地说，如果独秀不被捕，不离开北大，他不会接受第三国际的鼓动，成立共产党。但这也只是胡适的一厢情愿。
有一个问题一直令人困惑，即为什么此时陈独秀要直白地以“吃饭要紧”作为口号？
在《立宪政治与政党》里，陈独秀写道：
“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每周评论》第25号）
很明显，陈独秀延用了三年前，另一篇文章《一九一六》里的说法。就在《一九一六》中，他第一次向国人宣布，“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有些学者据此以为陈独秀一开始就是“反对政党”的，进而把反对政党当成陈独秀激进的“罪证”之一。其实，这样的误解当时便出现了。
就在《一九一六》发表后的一个多月，汪叔潜即来信，对陈说提出了异议。汪叔潜是陈独秀的安徽同乡、朋友，民初的国会议员，曾是安徽省第一批留日学生。信中，汪叔潜依据西方现代民主理念，认为政党政治，是“立宪政治之极轨也”。针对陈独秀今日世界“纯全政党政治，惟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汪叔潜论证说，“今之并世各国，凡犹未以政党政治称者，皆学焉而未至者也，否则有特别情形者也，否则其国之政治初未上宪政之轨道也”（均见《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但陈独秀此时的反对政党的言论，既是由于对民初党争不断，无法遏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帝制的不满，故愤然极言，也是他那种率真直言、自相矛盾的文章修辞方式使然。
汪叔潜虽然不同意陈独秀的观点，以为“国民运动，与党派运动，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可他也注意到，陈独秀是在政党政治与国民政治对举时，才出此反对政党的言论的。
近代中国知识人对“国民运动”或“国民政治”的向往从他们接受现代民族国家观时便出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实际是对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下的“国民”的一个想像或者说要求。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陈独秀讲“伦理觉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也是从现代公民的角度来定位中国青年的。
然而，直到一九一九年前，知识人对百姓的态度都是矛盾的，一方面因为他们所接受的现代民族国家观中讲求国家、法律“建立在人民总意之上”，非有“民”而不成国，非有“民”而不能成就民主，所以对“民”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国民成为有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关心政治的共和国的公民；另一方面，观现实中百姓状况，离他们的想像与期望，又实在太远。
陈独秀在抛开《新青年》同人最初不谈现实政治的约定，第一次对现实政治发言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还在抱怨：“我国民的神经颠倒错乱，怎样到这等地步！”他愤愤地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就在这一年，即一九一八年底，他与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企图用短平快的方式，议论现实政治。
当然，陈独秀个人，也有其复杂性。他有不满需要宣泄，所以他会直言不讳，这是性格使然，因此引来时人和后人许多的争议，但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他从理想的一面发出的言论；当他面对政府、面对现实政治，出于改变现实可能性考虑的文章，则全没有那么极端、决绝。比如从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在《每周评论》上开始连载，直到五月初才写完的《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从和平的“先决问题”，“废督问题”、“裁兵问题”、“国防军问题”，一直谈到“国会问题”、“宪法问题”，所议之处充满了务实的态度和克制的精神。这又是陈独秀务实的一面，也是他被后人所忽视的思想与行为取向的矛盾所在。
在理想无法兑现，思绪沉入谷底时，任何事件都可能刺激陈独秀的神经末梢，让他重燃希望。一九一九年三月和五月接连发生的朝鲜独立运动（三一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这样的事件。陈独秀对“三一运动”的评论是相当高的，他说：“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在文末，他虽然表达了对国人的不满，说近代中国“国民与政治，隔离得千百丈远”，但其实他对国民是寄托了希望的。“五四”学生运动的发生仿佛一下子兑现了他内心的期望。因为学生们的“直接行为”体现了“社会制裁”（罗家伦语）的精神，而这也正是陈独秀一直期待的“国民运动”。所以，在“五四”学生运动结束五个月后，他干脆把它看作“国民运动之嚆矢”，六个月后，他将“五四”看作“我们中国一线光明的希望”。
可是，就在希望已经出现，陈独秀也努力拥抱希望时，为何又要把与“国民运动”关系并不太大的“吃饭”问题提出来，作为政治目标呢？
在与《立宪政治与政党》同期的另一篇随感《吃饭问题》中，陈独秀曾说：
“各国都有许多雄纠纠虎狼似的军警，要立什么密约便立什么密约，要侵占人家土地侵占人家土地，要怎么横蛮不说理便怎样横蛮不说理。独有人民要饭吃，却无法将他止住。无法止住，所以成了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
这里的“吃饭问题”无须索隐，指的就是生活中“有饭吃”或者就是字面意义上那个实际生活的吃饭，但“吃饭”何以“要紧”得成为“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
其实，“吃饭要紧”的专利权不独属陈独秀一人。陈独秀的北京大学同事、《新青年》杂志同人李大钊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的《新生活》第八期上题为《面包运动》的随感中也说：“什么爱国咧，什么共和咧，什么政治改良咧，什么社会改造咧，口头上的话你们只管去说，吾侪小民，只是吃饭要紧”。
李大钊第一次提到“面包运动”则是在两年前。一九一七年三月，李大钊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一文的结尾说，俄国二月革命“虽由逮捕革命党之激起，但此外尚有一大原因在，即面包之缺乏是也”。他进而指出：“法兰西革命之勃兴，固自原因多端，其为最近之要因，亦在面包问题焉。”
估且不论李大钊所说是否属实，但他把所推崇的俄国革命看作是“面包革命”，将“面包缺乏”当成革命的导火索，则成为此后他以及陈独秀强调“吃饭要紧”的一大诱因。
几天后，李大钊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俄国的“面包革命”，他甚至把促使一战结束的“和平的曙光”归纳到“面包问题”之上。他在文尾“狂呼”：“神圣之面包！权威之面包！和平之面包！仁爱之面包！”（《面包与和平运动》）
随着俄国二月革命的发展以及十月革命的发生，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他说：“盖前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君主政治’、‘贵族政治’而革命；今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官僚政治’而革命。主张‘官僚政治’者其猛醒！鼓吹‘贤人政治’者其猛醒！”（《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李大钊将俄国革命看成是反对“官僚政治”的革命固然是尊重俄国的现实，但他所针对的更是民国建立之初的中国现实。
民初现实政治中诸多黑暗现象，让新一代的知识人感觉自己对共和国的理想被玷污了。他们一开始是不满，然后从不满到失望，又从失望到主动找寻希望。李大钊显然是从俄国革命中找到改变民初官僚政治的希望了。他说：“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即彼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于今亦不可尝试。”（同上）
俄国革命不仅是让李大钊找到了他所期望的“国民运动”或“国民革命”，而且他在理解俄国革命时，还将革命的参与者定位到工人身上。他说：“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先声，遂皆发于工人之口”（《学生问题》）。这当然不只是对俄国革命的观察，因为通过对民初中国的体验，李大钊发现民初政治势力，如军人和政客，其所作为都“毫不与国民之生活有何等之关系”（《中心势力创造论》）。
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体制及其新政治与百姓生活无关，与其说是一种让知识人最为失望的经验之谈，不如说是从反面促发了知识人对新的路径选择的强烈意愿。
尽管在一九一七年，“与生活有关”还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期待，但一年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它就很容易转换成现实的诉求了。李大钊虽然认为法国革命“在精神理性之解放”，而俄国革命“在物质在贪欲之满足”，但是，笃信进化论的他是把法国革命看作十八世纪末的革命，而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的革命。更有意味的是，他说法国革命的目标是“国家主义”的，而俄国革命则是“世界主义”的。这等于把现实的、具体的、物质式的“面包革命”提升到世界主义的普世层面（《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用李大钊的话说，“今日的政治问题，就是面包问题”（《面包问题》）。说这句话时，已经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初。而这也是陈独秀开始对“社会革命”感兴趣之时。在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很早就提出“社会革命”，起初它并没有引起《新青年》同人的共鸣。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着重于思想层面的“伦理革命”，对“社会革命”视而不见。对于社会主义，他虽然大加赞赏，却认为理想太高，不适宜彼时中国。
但一九一九年不同。从一九一八年七月，陈独秀首次在《新青年》上对现实政治发言算起，此时的他一只脚已经踩在现实政治的门槛里了。离现实政治愈近，愈容易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也愈容易对现实政治失望。一九一九年一月，陈独秀写出了《除三害》一文，其中的“三害”，即军人害、官僚害和政客害，与两年前李大钊提到三种势力基本一致，可见，这也是知识人对民初共和政治最为失望的两个或者说三个造因。
在《除三害》里，陈独秀抱怨说，军人欺下辱上，“直弄得全国人民除军人外都没有饭吃”。上面说到，此时的陈独秀仍对上层的改变抱有希望，但他转而关注下层，关注社会革命则成了一个新动向。
一九一九年六月，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华，他在北京教育部会场所作的三场题为《美国的民治之发展》的演讲对陈独秀的启发固然与他那种努力学习西方最新思潮的心态有关，但这与其说是受杜威的直接影响，不如说是杜威提供的美国民主的例子证实了陈独秀此时思想的新动向更合适。
但《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在陈独秀一生的思想中，总是一个特例。因为对下层自治的诉求，早在二十世纪初即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但这种二传手式的传递却没有引起陈独秀的重视，反而是十几年后，由纯粹的西方人一说，才让他饶有兴味地倾听。这也说明陈独秀虽已转向建设“新社会”，可以他还是想从中国传统中找到民主依据的愿望仍旧存在。这也是陈独秀不够激进的一面。
尽管陈独秀从中国古代社会以及近代中国业已存在的民间社团、结社和同业工会之类的小组织中，似乎找到了与美国民主体制发生时期的影子，可是，完全抛开当时的政府和辛亥革命以来的政体，在民间另起炉灶，重建民主，虽未言革命，其实已经有下层革命的意味了。
陈独秀关心的杜威对民主的解说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经济的民主。陈独秀说：“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实行民治的基础》）。他显然将社会与经济民主看得比政治民主更重要。他说：“我以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同上）如果说，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要解决的是政治的“根本问题”，此时，这一思路仍未变化，他又一次不满现实政治的浅薄，想从理论上解决——对他而言——新的政治的“根本问题”，即社会经济这个政治基础问题。
然而，经济基础仍非陈独秀惟一需要在理论上讨论的问题，此时他对政治上的直接民主的向往和论证，比如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以打破统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语，同样只停留在理论之上。
但现实就是现实，当一个人真正进入其中之后，有些行为就不是自身接受的理论所能左右、所能解释或者理论反省能起作用的。投入现实政治的陈独秀说：“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学说与装饰品》）当陈独秀开始关心下层，他的知识人对下层的拯救之心，比理论的作用要大得多。
一九二○年四月，陈独秀号召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去就不是偶然的，用他的话说，“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疑为‘有’——引者）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这与李大钊的感受何其相似。
“面包问题”之所以被看作解决彼时中国问题的基本路径，是因为在李大钊等人看来，法国革命、俄国革命是起于“面包缺乏”，这应是最主要的因素。不仅如此，由于俄国是“社会革命”，所解决的正是“面包问题”。与法国革命相比，俄国革命又是属于“二十世纪”的，这就符合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所接受的线性进化论的规律。而俄国十月革命所提倡的国际主义，同时满足了他们世界主义的要求。这一切又与一战后“公理”丧失，中国知识人的西方想象发生分裂的心理状态恰相契合。
与今之不同，陈独秀一代知识人解决“吃饭要紧”的办法是希望扩大国民的政治参与，拓宽民主的覆盖面，即希望通过政治的手段最终解决下层百姓的生活问题。这虽然是时事所迫，但也成了一个曾经深刻影响中国，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新传统。
（刊《读书》2009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