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昌平君的异说种种

昌平君事迹，最早见于《秦始皇本纪》九年记载。是年，秦王政“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缪〕毐，战咸阳。”《索隐》：“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1]

本文前引《本纪》二十一年“昌平君徙于郢”、二十三年“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事，当是《索隐》“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所本，近年部分地得到云梦所出秦简《编年记》如下记载的印证。《编年记》曰：二十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二十三年“四月，昌文君死”。

《索隐》说昌平君是楚公子，可以由尔后昌平君被项燕立为荆王一事得到证明。至于《索隐》秦王“立以为相”之说，看来是司马贞根据《本纪》九年“令相国昌平君……”的文字而作出的解释，《索隐》的“相”，当即九年正文所称的相国。于时吕不韦为秦相国，所以史家对于昌平君与吕不韦同时为相国之事，颇多怀疑和推测。

翻检《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发现该书把平嫪毐的昌平君与立为荆王的昌平君分为二人立目，足见编者对于昌平君其人不甚了了，因而采取谨慎的态度。郭沫若先生著《十批判书》，在其《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中，认为平嫪毐的昌平君可能是吕不韦的别称，甚至认为昌平君三字就是吕不韦三字的误写。据他说，金文吕不韦三字极易被错误地隶定为昌平君。但是，昌平君之名在《史记》中曾多次出现，不可能每次都出现同样的误写；而且秦灭楚时昌平君仍在活动，但此时吕不韦却早已死去。所以仅从文献考察，就可断定郭说不能成立，何况秦简中出现了昌平君，更足以否定郭说。

马非百先生著《秦集史》，于《丞相表》中认为：秦制有左、右丞相，右在左前，丞相尊者称相国；秦王政九年时已知吕不韦为相国，同时又有昌平君为相，则吕不韦当为右丞相，昌平君自然就是左丞相。马先生此说，似亦失之武断，因为秦虽曾有过左、右丞相，但不能证明秦设丞相必有左右之分，必有二丞相并置。既然史不著吕不韦为右丞相，就更没有强以昌平君为左丞相之理。

《文物》1986年第3期和1988年第3期发表有讨论昌平君问题的两篇文章。前一文作者田凤岭、陈雍，题曰《新发现的“十七年丞相启状”戈》，根据一件秦戈铭文，认为其中的十七年指秦王政十七年，并认为九年昌平君为相而未见罢相记载，则此十七年的丞相就只能是昌平君。根据此说，不但《索隐》所谓“立以为相”之话可以证实，而且连“史失其名”的昌平君的名字，似乎也有着落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两年以后发表的另一文，作者胡正明，题日《“丞相启”即昌平君说商榷》，不但指明丞相启即昌平君之说无据，而且认为《本纪》九年“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之文的传统句读有误，应当读作：“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

我认为此说合理可信。看来，相国即是吕不韦，昌平君未尝为相国。《索隐》“立以为相”之说是司马贞误读《史记》，望文生义，不足为凭。昌平君、昌文君二人同为楚国公子之留秦者，身分权势较高；同在秦王政时不同年代两度出现，参预政治活动；同用封号为称而不称名，亦不署其他官职；同在楚国灭亡前夕易帜反秦，先后身死。像昌平君、昌文君那样称封号而不称名，在战国秦汉时期是常见的事。嫪毐是吕不韦所进，与吕不韦有关，但是秦王政按验嫪毐之初本不及吕不韦，所以缪毐叛乱时吕不韦得与昌平君、昌文君同奉秦王之命发卒平乱。及至嫪毐问题情实具得，“事连相国吕不韦”，吕不韦始成为被查究的人物。也许由于吕不韦与嫪毐本有关系之故，历代史家都未曾怀疑发卒攻嫪毐的“相国”就是吕不韦，而把楚公子昌平君当作是秦的相国，疑惑后人达两千年之久。

昌平君长期事秦，助平嫪毐，证明了对秦王的忠诚。他与楚国没有联系，又没有足以自恃的实力，未曾引起秦王的疑忌。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来，他都较易赢得秦王的信任。他的楚公子身分，具有被秦用来对付楚人的价值。他徙驻楚旧都郢陈后，得到与众多楚民接触的机会，也得与楚将项燕发生联系，这是他得以聚众反秦的重要条件。二十二年李信兵过郢陈，指向寿春，使楚国社稷濒临危亡边缘，这是促成昌平君与项燕举兵反秦的合理时机。《本纪》系“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事于二十三年，比前一节推测昌平君易帜反秦之事略晚一些。这是因为《本纪》所指不是昌平君初反秦于郢陈之年，而是他反秦后正式称楚王，且已转移至淮南之年的缘故。昌平君初反秦时，楚王负刍还在，当有所待，因而并没有马上称楚王。

《编年记》曰：二十三年“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兴，指秦国兵卒征发。这就是王翦复起，秦大征发，以甲士六十万委王翦东征之事。□□当是郡名，阳是郡守之名，但不知此郡是属秦还是属楚。昌文君当是随昌平君反秦，死于抵抗王翦之役，地点当在父城东至郢陈一带。此年《本纪》记王翦击楚，“取陈以南至平舆”，当指越郢陈后步步进击之事，军锋所指，与当年李信之军一致。后来王翦军折至蕲南，当是昌平君楚军已转移至于此地之故。《本纪》记“秦王游至郢陈”，当是由于郢陈是楚旧都，又是昌平君反秦所据之地，有反秦的传统和潜力，因而必须镇之以权威。而且，王翦率空国之师出征，也必须有以节制，因而秦王有郢陈之“游”，这与王翦出师时请美田宅园池以释秦王之疑，固秦王之信，可以互相印证。所以，史文虽然以“游”为说，实际上却是秦王及时对郢陈实行强力控制的一次重要巡视。秦戍卒家书所记攻反城淮阳，当即此前后的事。郢陈此时确有淮阳之称，见《史记·留侯世家》。

如前所述，《史记》记秦王政二十三、二十四年事颇有错简，疑窦不少，史家于此不得不改字求解。但是改字解史同改字解经一样，本来是学者所忌，只有不得已而为之。史料改字必须不悖公认的校勘原则，充分尊重注家成果和前人研究意见，反复斟酌，切忌武断。必改而又缺乏版本依据时尤其要慎重从事。即令这些都做到了，改字解史除了一些明显易见的讹误以外，往往仍不免见仁见智，难于定谳。所以本文辨昌平君之役所作的推断，引前人改字所作的解释，都不敢自信必得其实。前举黄盛璋先生《云梦秦墓两封家信中有关历史地理的问题》一文，对抵牾资料作了新的判断，改动史文较多；黄文中与昌平君有关的一些意见，亦有来自改字生解者。其中颇有可商榷之处，特举出以求正于黄先生。

黄文认为，《编年记》秦王政之二十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之文，说明昌平君已死于此年。“有死□属”之句，缺字不好揣度，辞意难求。黄文大概是训有为又，以为“有死□属”的死者就是昌平君。这当然是很难置信的。黄文据此，进一步认定稍后项燕立之为荆王以反秦的人，不是如《史记》所确指的昌平君，而是昌文君。此说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史记》须要改动之文就不止一处了。黄先生对此是否作过周密的考虑？《编年记》二十三年“□□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对此，黄文又猜测前一死者就是项燕，由此认定项燕与昌文君同死此年，以此反证项燕所拥立者确为昌文君而非昌平君。这也给人以穿凿之感。黄文用《编年记》以正《史记》中的抵牾讹误时，作为证据使用的不尽是《编年记》中确凿可辨的文字，而兼有以意补之的或者强为之解的文字，任意性大，缺乏说服力。用这样的方法寻找证据，并据以擅改《史记》文字以成己说，看来是不适宜的。

《楚世家》《王翦传》都说王翦破楚军于蕲，杀项燕，蕲地在淮北；而《本纪》二十三年又说昌平君反秦于淮南。黄文认为这些材料说的是一件事，但地点不同。他说，《本纪》淮南之说不对，《索隐》引徐广“淮一作江”之说也不对，正确的应是淮北或淮阳。因为，作淮北，与蕲地合；作淮阳，与云梦秦墓木牍家书合。但是这也近于武断。因为秦楚之战既及于淮北之蕲，后来又扩展到了江南，按路线说淮南正好是王翦追逐楚军的必经之地，为什么昌平君反秦就不能在淮南停留呢？前引《史记》不同材料，明说在不同地点，为什么只能是一件事呢？考虑到楚国最后一个都城在淮南寿春，淮南当有一些有利于昌平君停驻的条件，因此否定昌平君反秦于淮南之说就更难认为有理由了。相比之下，如果还是觉得必须改字求解的话，值得考虑的只能是徐广之说，因为徐广毕竟是根据亲眼所见的一种古本《史记》说话的，有版本根据，比黄文的凿空之见，理由要充分得多。当然这也只是根据版本学常识来判断，并非认为徐广之说绝对正确。

黄文对《王翦传》中“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句改字为解，也不妥当。黄文认为由平舆、寝至城父，是由西向东，不是由东向西，于是擅改“而西”为“而东”。但是这一字之解既无助益，还造成了新的麻烦。第一，这段史料疑难的关键之处是，为什么李信要回攻自己的后方城市郢陈。改“西进”为“东进”，并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如果李信率军东进，应当是面朝楚军，为何楚人不是迎头抵挡，而是如《王翦传》所说在秦军后面紧追不舍？第三，如果李信军败真是在郢陈以东或平舆、寝以东之地，战场距秦地日远，秦王为什么会突然感到事态紧迫，以至于惶恐以谢王翦，说出“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的话来？显然，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郢陈出现了不测，引发了颍川郡内旧韩遗民的抗秦斗争，而颍川的斗争又正是仅仅一年以前发生的“新郑反”事件的重演。“新郑反”作为秦灭韩的余波，影响及于郢陈；郢陈楚人反秦的不测事件，又反转过来波及韩人聚集的颍川。既然如此，李信自郢陈“引兵而西”的史料，指西向颍川，意思很明确，无须改字求解了。

这样解释《王翦传》的有关史文，只有一处有待斟酌，即城父的方位问题，而这个问题张守节《正义》本已替我们作了较为完满的解答。《正义》认为城父当作父城，在唐汝州郏城县东，于秦属颍川郡。城父于郢陈为东，但父城于郢陈为西。父城、城父二名，旧籍多有误写。《正义》引服虔曰“城父，楚北境”，即误父城为城父。《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汝州郏城县条：“本春秋时郑地，后属楚（按此即服虔所谓‘楚北境’），又入于晋，七国时又属韩。至汉以为县，属颍川郡……。父城故城在县东南四十里。”父城战国既为韩地，秦时自多韩国遗民。韩国旧族张良即出于父城。张良自少及长，交游于郢陈一带，并屡有反秦活动。可见这一带韩国遗民响应郢陈昌平君的号召，再起反秦，是完全有基础、有条件的。李信率军自郢陈西趋父城，目的就是镇压韩人反抗。李信父城之败，败于韩楚联军。

五  张楚反秦的两重作用

秦王政力战十年，完成统一。六国遗民慑于秦的威力，暂时放弃了暴力反抗，但仍时有非暴力反抗活动。其中著者，有齐鲁儒生博士讥刺始皇封禅事，孔鲋受陈余挑动藏书事，博士淳于越请复古分封事，以及“始皇帝死而地分”的东郡刻石事，等等。从事非暴力反秦的人物，各国遗民皆有，而以齐国为多。齐国是文化之邦，知识人才众多，反秦舆论易于传播，对秦威胁很大。

但是，武力反秦之事也并非全不足忧，秦始皇所忧主要在楚。秦楚之战激烈而持久，多有反复，在楚国遗民中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亡秦必楚”之说，反映了楚人强烈的复仇愿望。《史记·高祖本纪》谓秦始皇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因东游以厌之。东南者楚地，可知秦始皇十分关注楚地动静，随时提防楚地发生反秦暴乱。刘邦居楚地，恐为秦所注视，据说曾以此疑不自安。史籍所见江东的金陵、丹徒、曲阿、由拳等地都有秦始皇东游时掘地厌天子气的记载，而这一带地方都在当年王翦秦军灭楚时扫荡江南的范围之中。这种种事实，决定了秦末武力反秦的发动者和主力军，非楚莫属。以后楚地櫌锄白梃发难反秦之事，证明秦始皇当年的东南之忧是确有根据的。

齐文楚武。秦始皇对齐楚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徙民是其中重要措施之一。秦徙天下豪富十二万家于咸阳，所徙以齐楚居多。《史记·刘敬列传》记刘敬言，秦楚之际，“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所以汉高祖九年徙民，[2]《汉书·高祖纪》谓：“徙齐楚大姓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而不言及三晋和燕。

陈胜首事，张楚成为关东武力反秦的重心所在，齐鲁儒生也纷纷来归陈王，齐文楚武合流了。儒生的鼓荡，对于六国反秦浪潮的推动，很起作用。陈胜张楚的六个月中，楚、赵、燕.、齐、魏均已自王。旧韩有张良聚众而韩国名号却未出现，我想是由于颍川密迩陈地，陈胜不允许另立韩王以分楚势之故。

当东方反秦形势蓬勃发展之时，陈胜所遣以楚为旗号的直接攻秦诸将，却一无所成。陈胜初起时，吴广曾建议：“王引兵西击，则野无交兵。” [3]陈胜把西击任务交给身居假王地位的吴广，而吴广之军却被秦军阻于三川。曾在项燕军中视日的陈人周文受命击秦，收兵数十万，入函谷后也被章邯击败自杀。吴广死于部将田臧之手，章邯又击杀田臧。陈胜遣入武关的楚人宋留也滞留南阳，未得入关，后来降秦被杀。西击秦者皆张楚之兵，为陈胜实力所在，但其战斗力之弱却大大出乎意外，死伤损失者占很大的比重。看来此时张楚攻秦并非上策，而树置诸侯以为秦敌却能立刻收到瓦解强秦的实效。

陈胜反秦，必趋据旧楚都城郢陈而称张楚，这是历史条件和时代意识交相作用于陈胜的结果，而不是任意的选择。它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张楚既立，反秦浪潮迅猛广阔地从楚地兴起，天下景从响应以击暴秦。没有其他王国能够代替张楚旗号。这是张楚成功的一面，也是主要的一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立张楚意味着以楚反秦，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各诸侯王在反秦旗帜下效尤竞立，以至于动摇刚刚树立的统一的政治理念。张楚西击一无所成，而东方诸侯声势却如此浩大，因此只有组织诸侯联合反秦，才有出路。诸侯联合反秦必须有盟主，张楚自然居于盟主地位。这种情况，实质上就是战国末年楚为纵长合纵攻秦的重演。所以，张楚之立，对于统一政治局势的继续维持，又有消极影响，孕育严重后果。

《盐铁论·结和》记载文学论秦末事说：“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陈涉，地夺诸侯。”此话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张楚反秦的两重作用。《史记·天官书》所谓“张楚诸侯并起”，同样是这个意思。司马迁评价陈胜亡秦之功时，也重在陈胜首倡而诸侯并起。《太史公自序》曰：“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陈涉世家》曰：“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为了亡秦而重演合纵，看来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一步。陈胜未必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局面。他想独立地西击秦，又想阻止六国王室后人（如魏咎）为王，但毕竟都失败了。

陈胜张楚之立，可以说是诸侯旧地皆王的开端，是“兴灭国”；项梁立楚怀王，可以说是诸侯王室后人皆可兴复的标志，是“继绝世”。[4]“兴灭国，继绝世”，旧典所载，影响至深。陈胜走一步，项氏再走一步，这两步连在一起，使一场农民反秦暴政的战争无可避免地转化为诸侯合纵攻秦。看来在这个关键时刻，历史前进并没有直路可走，非出现“之”字不可。

在关东形势出现如此变化的时候，关中的秦国出现了同步变化的动向，也值得我们留意。

项羽率合纵之师破秦军主力于钜鹿，而刘邦又衔楚怀王之命进入武关。此时，秦国君臣都认识到，保全一统的帝业已绝无可能，去帝称王还不失为自存之计。秦二世曾向赵高求为一郡之王；据说赵高曾与楚约，由他本人灭秦宗室而王关中。《秦始皇本纪》说，二世死，赵高宣告：“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这样，战国七王就一个不差地恢复了。秦去帝称王，贾谊在《过秦论》中是赞许的。但是时势毕竟已变化了；关东诸王虽然可以承认关中王业，但不等于承认秦的故王，嬴秦宗室或旧人欲求保全王位，已经不可能了。子婴为秦王没有多久，就不得不封皇帝信物出降于楚将刘邦。秦降于楚，“亡秦必楚”的话终于应验了。但是另一个同时出现的结果，却是帝业回归于王业。要想再造帝业，必须经过一场严重的斗争，这就是刘邦、项羽之战，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又似当年的秦灭六国。

国内史家往往把秦末战争区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即秦楚之战和楚汉之战，前一阶段的农民战争转化为后一阶段的争夺统治权力的战争。我现在认为，不论如何区分阶段，也不论以何者为转化标志，都须得承认如下的事实，即秦楚战争和楚汉战争一脉相承，其性质既能转化，必有足以形成转化的内在条件。这种内在条件，我认为就包含在陈胜张楚反秦的称号之中。张楚足以反秦，张楚也足以引发诸侯竞起。竞起的诸侯中，始终以楚的声势最大。由此演化为项羽、刘邦之争，而实际上项羽、刘邦皆楚，这个楚，又是继承陈胜张楚而来。

《义门读书记》卷一三引冯钝吟曰：“楚兵初起，忧在亡秦，须立六国以树党。六国立，则秦已失天下，独有关中耳。秦已灭，则患在诸侯。尽徙故王王恶地，羽之谋也。此亦有不得已者，但不知桓、文处此当何如耳！”[5]项羽面对亡秦以后的一盘残局，确有难于下手的隐衷，被冯班觉察到了。项羽不会自安于称楚王而长久地与诸侯王并立，不会眼看着业已空出的帝位而毫不动心。所以他除了在分封诸侯王中隐伏心机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动作。第一步，他把楚怀王升格为楚义帝，以楚帝代替秦帝的法统地位，并就此承认帝业的合法性。他自己则暂居西楚霸王，继续作诸侯的盟主。第二步，他徙义帝于郴而又杀之，这样就使楚帝名号暂时空悬起来，使自己有静观待变、斟酌处理的余地。第三步，他合乎逻辑的措置是，作好各种善后以后，自己名正言顺地登上楚帝的宝座。但是项羽没有迈开这最后一步，形势就急遽变化，自己立刻由主动变为被动，作楚帝的机会也永远消失了。

代项羽完成帝业的刘邦，此时虽然用的是汉王名义，但是如前所述，他渊源于楚，是楚的一部分。项羽称帝不成，并不意味着楚不能帝。不过要夺取帝业，只有楚的名分还不够，还必须据有当年秦灭六国的形势。我们看到，当渊源于楚的汉王刘邦东向与诸侯盟主楚王项羽交锋之时，他确实是不期而然地居于当年秦始皇灭六国的地位。客观形势要求居关中的刘邦之楚消灭居关东的项羽之楚，步秦始皇的后尘，再造帝业。这又出现了反秦而又不得不承秦的问题，出现了以后的汉承秦制，首先而又最根本的是承秦帝制。以帝制为标志，张楚以来历史所呈现的“之”字路走到头了。只是张楚犹有余波，表现为汉初关东诸侯王问题迭起，扰攘达数十年之久，在数十年扰攘中，楚的名号总是反复出现。

《史记·六国年表·序》曰：“夫作事者必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太史公造作三代兴灭之词，意在烘托秦汉。汉胎于楚，作事在东南；而收功实于秦，地在西北。我疑太史公是据秦时政治风谣敷衍成说，而“东南有天子气”就是其时极为敏感的一则风谣。西北之秦警惕东南之楚，盖源于秦楚的历史关系，东西畛域之别甚至影响千年之久，何止于汉！

回顾战国末年秦灭六国之际，韩、楚犄角而立，新郑、郢陈不宁，李信、王翦攻楚，项燕、昌平君反秦等一系列事件，决定了秦灭六国后“亡秦必楚”之说的流行和秦始皇的东南之忧。不久，戍卒作难，张楚自号，郢陈建旗，项氏北归，怀王继统，刘邦灭秦，这一系列决定时局进程的大事，又无一不是过去秦楚关系的自然发展。特别是张楚自号于陈，与十余年前昌平君易帜反秦于陈之事，甚多相似之处。陈胜召与计事的陈地三老、豪杰，无疑多是当年昌平君郢陈反秦之役的见证人，甚至可能是参加者。张楚之立，重新开始了秦楚之争；刘邦灭秦，完成了张楚之军西击强秦所未曾完成的任务。秦楚之争，最后的胜利者是楚。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的皇权，这同时又是秦始皇已开其端的统一的回归，帝业的胜利。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6]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三嬗，谓张楚、项氏（含楚怀王）、汉家。其实，三嬗皆楚。三嬗而获成功，谓汉承秦而成帝业。号令三嬗，意味着历史上的秦楚之争从秦末张楚以来，尽管一再变更形式，但终于以楚的胜利宣告结束，虽然胜利了的新朝并不称楚，而称为汉。

秦楚之际风云诡谲，事态纷纭，它昭示于后人的历史结论，一是非张楚不能灭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汉。灭秦和承秦，相反而又相成，其间都有楚作为中介。这就是本文主旨所在。[7]

〔后记）从汉墓张楚帛书论及汉初重张楚问题，不可忽略汉高祖刘邦对张楚的态度。《史记·高祖本纪》十二年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厘王、齐湣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陈胜守冢之数，《汉书·高帝纪》亦作十家。而《史记·陈涉世家》记载详明，谓“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汉书·陈胜传》又缀以“王莽败，乃绝”之语，足见确凿可信。陈胜守冢之数优于秦始皇及其他六国君长，表明汉高祖对张楚的特殊态度。对于楚义帝，汉五年以义帝无后，曾立韩信为楚王以存恤楚众，但旋即降韩信为侯而别以刘交王楚，为同姓王。对于项羽，只是承认他受自义帝的鲁公封号，以礼发丧，并以项氏有功者四人为汉列侯而已。相比之下，汉高祖重张楚而不重义帝法统，更清楚可见。《容斋随笔》卷九“楚怀王”条曰：“高祖尝下诏，以秦皇帝、楚隐王亡后，为置守冢，并及魏、齐、赵三王，而义帝乃高祖故君，独缺不问，岂简策脱佚乎？”在我看来，洪迈此处所疑简策脱佚，并无根据。高祖为陈胜而不为义帝置守冢，而且户数多，优于其他帝王，正是由于汉初特重张楚法统的缘故。

注释

[1]《史记·春申君列传》熊悍立为楚王（楚幽王，时即秦王政之九年），《索隐》曰：“按楚悍有母弟犹，犹有庶兄负刍及昌平君。”据此，知昌平君与楚幽王及楚王负刍均为兄弟行辈，后来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以抗秦，正是以他继承亡于寿春的楚王负刍。有了此条资料，昌平君事迹就更便于叙述和理解。此条资料本文原来失检，是我的疏忽，现补注于此。本文内涉及昌平君的文字，仍存其旧，不一一斟酌改动，请读者留意。

[2]汉高祖九年徙民，十年就有被徙者亡走之事。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记高祖十年七月京兆湖县令状等奏劾齐国族田氏徙处长安，田氏女子袭用他人文书阑出函谷关，欲还临淄，被获，以“亡之诸侯论”，送者齐人以“从诸侯来诱论”。此资料甚可贵。见《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奏谳书》释文见此书第214页。

[3]见《文选》卷二四注引《楚汉春秋》。

[4]陈胜是反对继绝世的。《孔丛子·答问》孔鲋建议陈胜“兴亡继绝，以为政首”，陈胜没有拒绝“兴亡”，却拒绝“继绝”。他说：“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

[5]冯钝吟即冯班，有《钝吟杂录》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杂家类，班侄冯武辑，何焯评。此处何焯引入《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之语，不见于《丛书集成》本中的《钝吟杂录》。何焯谓冯班“著书无定所”，“没后多散佚”，所以冯武所辑不全。冯班生于万历季年，死时近七十。何焯生卒年为1661—1722，晚于冯班不数十年。何焯此处所引，大概是后出的冯班佚文为何焯所知者。《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存目八有《冯定远集》11卷。

[6]《史记·太史公自序》作八年，较胜。八年，起陈胜张楚，止刘邦称帝。五年之说若非错简，则可能有二解。一，指陈胜张楚至汉王之立（或义帝被杀），首尾五年；二，如汪越《读史记十表》卷四所云，指汉王始封至称帝，亦五年。不过此二解释都不能涵盖“号令三嬗”的全过程。

[7]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和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一书，拓展了本文的论点，对于秦—楚—汉历史的错综关系有进一步的研究论证，请参读。

本文原刊于《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后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