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12月4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八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原中央党校副校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李君如就“不忘改革初心，牢记历史使命”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作点评。
本文根据李君如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李君如教授本人审定。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不忘改革初心，牢记历史使命”，是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题。4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起步，那时我31岁，而我今年71岁。作为改革开放过来人，这40年的过程历历在目，回顾起来感慨万千。这40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举世瞩目的变化。我们应该很好地去研究这段历史、去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从而给我们的今天和未来提供启发。所以，我希望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如何看待改革开放40年、怎么更好地再出发。
一、改革开放的逻辑和初心
中国这40年天翻地覆的变化，到底是因为中国的运气好还是因为我们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如果是因为选择了正确的道路，那又是因为偶然的还是有内在逻辑的？如果是有内在逻辑的，这个逻辑的起点以及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所以，有必要首先谈谈改革开放的逻辑和初心。
改革开放40年做了哪些事情呢？从宏观的角度讲有以下11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我算是这场大讨论的亲历者，那个时候通过每天看报、听广播了解进程。“文革”结束后开始拨乱反正，其间碰到好多敏感复杂的问题。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同年3月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主席重申这“两个凡是”。由于这代表了一种政治动向，社会各界十分关注，大家议论纷纷，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小文章——“标准只有一个”，认为实践才是真理的标准。文章虽然短小，但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同时，也引发了争论。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在头版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轰动。于是，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了，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在工作单位，甚至在普通的家庭里，大家都在讨论。
我当时是一个青年理论工作者，在县委党校工作，又是一个哲学学会的会员，参加了不少活动来讨论这个话题。当时，争论氛围非常热烈。有人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于是有人就驳他，伟大领导毛主席的话难道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如果毛主席的话不行，那么马克思的话也不是真理标准了？到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领袖的话是标准？关于这个问题，开展了十分激烈的讨论。同时，各地省委书记、中央各个部长也纷纷在媒体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大讨论”。但是，大家最想听的还是邓小平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直到小平同志从朝鲜访问回国，终于对此事发表了观点。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竟然发生争论。有些人所谓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真的高举还是假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如果是真的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假的高举就是不管毛主席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说什么样的话，不管对的错的都要照办。很明确，邓小平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
第二件大事与此相联系，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概念有狭义的，也有广义的。狭义的三中全会指的是1978年12月18—22号这5天的会议。但是在此之前召开了长达34天的工作会议，加上之后还有2天会议，以及5天的三中全会，一共是41天，我把这41天定义为广义的三中全会。之所以要将之前的36天和这5天联系起来，是因为原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研究农村人民公社的文件，还有两年的经济工作规问题，邓小平建议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这几个文件之前先讨论一个议题，即从1979年开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因此，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的第一天，华国锋主席代表中央政治局建议在原定的会议议程中再增加一个议题——工作重点战略转移问题。
究竟是谁提出了“转移”问题？小平同志在有一次谈话中说是他在东北提出的。我们找了许多资料，研究发现主要是他在沈阳军区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沈阳军区向小平同志报告他们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进展很顺利，一定要把这场运动进行到底。小平同志很幽默地说，搞运动，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我看不要那么彻底，运动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尽快把精力转移到正常工作中来。回到北京以后，中央要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工会九大致辞。小平同志召见起草班子的人，说你们的稿子我看了，这个稿子很平淡，应有新的内容，要回答和解决一些问题。在《邓选》里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工会九大致辞中宣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时提出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进行新的革命，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关于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当年的提法和现在不一样。现在一般都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是规范的提法，是文件的提法。当年，提的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就是要转移到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上来。这个目标是由毛主席提出、周恩来总理宣布的，容易在全党达成共识。等到大家达成共识以后，再进一步说我们果断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既体现了我们认识的深化过程，也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不仅有战略，而且有谋略。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向前看，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这是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后，对整个大局的考虑。这也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明之处。
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大家讨论，都拥护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开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建议。陈云同志在东北小组讨论时说，他赞成重点转移，但同时强调要解决历史问题，不然就不好轻装上阵。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天安门广场是不是反革命事件。陈云还要求将发言做成简报。简报印出后，很多同志认为陈云说得对，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怎么重点转移呢？于是工作会议越开越长。北京市的压力最大，北京市委在工作会议期间决定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指出它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人民群众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所以，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工作会议开了34天，开完以后又留了2天解决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细讲这36天里发生了什么，大家可以看一些资料。
这36天之后是5天的三中全会，会上有几项主要工作。一是把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主席的讲话、叶剑英副主席的讲话、邓小平副主席的闭幕词印给了参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最重要的是邓小平的闭幕词，也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选》收集这篇文章时有题注，说这个讲话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闭幕词，实际上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二是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公报讲了工作重点战略转移问题、冤假错案平反问题等。所以，三中全会有狭义的三中全会和广义的三中全会，狭义的是5天，广义的是41天。这41天是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在这之后，整个拨乱反正全面展开。
第三件大事是通过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拨乱反正中遇到两个重大问题：第一是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第二是怎样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绝大多数人赞成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如果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吗？这不是砍旗吗？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晚年思想是错误的，就是应该否定。对于这样大的问题，必须通过决议的形式来解决。于是，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4000名高级干部参加了讨论，不断集中反馈意见，一稿一稿的修改。小平同志从起草决议的提纲时，就强调核心的问题是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错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看到决议初稿时，他认为不行，要重新来。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什么内容。经过反复修改，这个决议既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认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历史上一些错误不能全归结为毛泽东一个人有错误，而别人都是对的，有的错误要集体负责；毛泽东犯错误也不能都归结到他的个人品质问题；毛泽东晚年有错误，但不都是错误，更不能说有一个毛泽东晚年思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倒行逆施，是林彪、“四人帮”搞的。总的结论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有错误就否定毛泽东思想。
在讨论怎么起草好这个决议的时候，许多老革命家出了好点子，比如陈云同志说，要把决议做好，要肯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先写写28年民族革命的历史，因为毛泽东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那么毛主席犯错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和林彪、四人帮不是一回事。也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错误的观点不在体系里面，不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要永远高举这面旗帜。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尽管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或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受到很多冲击，但是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从来没有摇摆过，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历史问题决议，这标志着我们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但是拨乱反正也好，平反冤假错案也好，重点转移建议也好，都是解决历史问题。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往前走，要搞现代化。所以，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仅要科学地正确地解决历史问题，还要科学地正确地研究现实问题。现实问题是什么？首先是国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是什么？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应运而生。
与此相联系，是制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正确认识国情，就是为了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考虑最多的问题是究竟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目标？“文化大革命”我们耽误了十年，而这十年对世界、对我们的周边来讲，是一个历史大变动的十年——亚洲四小龙起来了，过去我们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都有问题了。邓小平认为，我们要重新研究和制定现代化战略。
1979年3月，邓小平同英国的来访外宾谈话时说，我们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研究工作者，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是现代化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后来我读了邓小平的讲话，才明白他说的“中国式现代化”是降低标准的现代化。在1979年3月底举行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公开宣布了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
那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访。小平对大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里，他开始用“小康”来解释和取代“中国式现代化”。什么叫“小康”呢？那时我们说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要翻两番，也就是到1000美元（人均GDP）就很好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是1000美元GDP的现代化国家。所以叫“小康”比较贴切。但是，就是对于1000美元GDP，邓小平心里也不踏实，他到江苏、浙江、上海调研时还同大家算账，中国最发达的区域到20世纪末会怎么样？全国会怎么样？后来，他觉得20世纪末可能达不到1000美元，就改口为800—1000美元，拿掉了200美元，后来写进中央文件是800美元。实际上到2000年是820美元。这体现出老一辈革命家既有大的战略思考，又是务实的。这种预见不是拍脑袋决定的，是经过比较、测算后提出的。于是我们调整了战略，决定在80年代用10年时间先解决温饱问题，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再用10年奔小康。这两个10年打基础，21世纪开始后，我们用50年时间聚精会神搞建设，同心同德搞建设，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实际上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的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延长到了21世纪中叶。两个10年打基础，50年搞现代化。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步走”战略。
在我们20世纪末实现奔小康目标后，江泽民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认为我们虽然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指标，但是这个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比如农民生活水平没达标，社会建设指标没达标，等等。所以，他提出在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即现代化建设的50年里时间里，拿出20年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过十六大讨论，就形成了我们的两个百年目标：到2020年建党100年实现全面小康，到2050年建国10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又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往前提了15年，到2035年实现基本现代化，到2050年实现全面现代化）。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形成，是我们40年改革开放中的第四件大事。
第五件大事是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我们说从实际出发研究历史问题、研究现实问题。不仅要研究国情，还要研究世情。世界怎么样了？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作为政治家，不仅要考虑中国实情，还要考虑国际环境。毛主席1956年的《十大关系》很有价值，我们学者认为是规律性认识，但是毛主席在世时一直没发表，他在考虑会不会打仗。如果要打仗，这十大关系站不站得住？比如我们的沿海和内地，沿海工业基础好，内地比较落后。如果不打仗，利用沿海工业基础的再发展逐步带动内地发展；如果要打仗，就要把沿海的工业搬到内地去。如果不打仗，农业为基础，可以发展轻工业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如果要打仗，重工业必须摆在第一位。要打仗是一回事，不打仗是另一回事。政治家考虑问题不像我们学者，不是头头是道讲清楚就可以了，还要考虑可行不可行。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到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问题。他认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抢时间搞经济。他用的词是“抢时间”，就是后来我们说的“抓机遇”。为什么一时打不起来呢？当年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了，苏联咄咄逼人，还很危险，所以我们要“抢时间”。到80年代中期情况变了，苏联在1979年攻打阿富汗，这是一个战略考虑。结果苏联在阿富汗战争受挫。所以邓小平说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他们的战略部署都受挫，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了，东西方的战略态势是和平。而南北方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越来越突出，而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起来必定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因此，南北方之间的问题，是发展问题。这样，就形成了邓小平全新的世界形势大判断，叫东西方是和平，南北方是发展，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战略问题。我们党中央说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时代主题，这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这样，我们不仅可以聚精会神搞建设，还可以对外开放。因此，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在决定把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时候，宣布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于是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国内外政治风波。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政治风波，尤其是苏东剧变，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的最大变动，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当时人们众说纷纭，思想交锋激烈。国际上有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国内有改革开放对不对、市场经济好不好等问题的争论。这时，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标志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决策非常不容易，这是我们的第六件大事。
第七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四大，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是建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条路线、两大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一条路线”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两大判断”，一个是基本国情判断——我国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是世情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根据这这两大判断，作出了两大决策：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新阶段”必须明确改革的目标和开放的方向。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十四大明确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的方向是什么？十四大后明确要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当时，无论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党内外的震动都很大，但是我们党中央以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远见，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全面参与全球化的战略决策。其中的过程很复杂很曲折，但是我们党拿定了主意。
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两大决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GDP超越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然后超越法国，超越英国，超越德国，到2010年超越日本。都是在这两大决策后发生的。这样，我们超越了八国联军中除了已经不存在的奥匈帝国、原本落后于我们的俄罗斯外，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的国家都被我们超越了。所以这两大决策意义重大，一个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一个是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使得中国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与此同时，带来了一个问题，这样粗放型的快速发展可持续吗？这样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发展可持续吗？且不说资源消耗，这样的发展还造成了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污染，这三大污染对我们子孙后代是福还是祸？党中央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所以，在2003年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也涉及到我们和世界怎样相处的问题。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警觉和恐慌，“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时起彼伏。在这样反对背景下，党中央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始终不渝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是第八件大事。
中国在快速发展当中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尽管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初级阶段里已经出现了阶段性的显著特征。这个阶段性的特征是什么呢？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在党的十八大后，我们把快速发展的愿望和民族复兴的追求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梦”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把这称为第九件大事。
第十件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与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的阶段性特征相联系的。在中国快速发展、不断超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出现了许多阶段性的特征，但是我们现代化的过程还没有完结，于是，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特别是，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新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了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那么，这一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要解决四大问题：一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间的不平衡，去年城镇居民收入大约3.6万元，农村居民收入大约1.3万元，差距很大；二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还有三四千万农民要脱贫；三是，解决解决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物质文化需要；四是，解决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可以说，新时代是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相联系的。这是十九大作出的判断。
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改革开放40年中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至于什么时候进入新时代，应以十八大为标志。我个人认为，新时代应该以十八大为标志，从2010年算起。201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经济指标和十七大修订的经济指标在2010年都达标了。十八大是以2010年为参照系，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指标，强调我们国民经济和城乡居民的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所以，作为学者，从学术角度来说，我认为新时代应该是2010年—2050年这40年。
与此同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非常重要。中国发展这么快，体量这么大，世界怎么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发出了什么信号？早几年，国际社会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这几年，尽管国际舆论有一些变化，但有的国家仍然很紧张，美国尤其紧张。当我们的GDP总量过82万亿，这意味着我们突破了美国的红线。美国是不允许任何国家超过其经济总量的60%（2/3）的，而我们破了60%的红线。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很复杂。一方面，我们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总量虽然很大，但是人均水平不高；我们的制造业发展很快，但是制造业水平不高；我们的科技发展很快，但是科技原创性核心成果不多。所以我们还要再发展，而且我们还需要美国的市场、美国的技术。另一方面，美国咄咄逼人，认为中国即将超越美国。在这个结构性矛盾下，中美关系、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复杂性，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一带一路”倡议，这是第十一件大事。在世界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各个国家之间形成了许多利益交汇点，在利益交汇点上产生了利益共同体，有了利益共同体便可以形成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对世界大格局的基本看法，也是我们提出的解决国际问题的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我们不想霸凌别人，不搞殖民主义，也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是谁也阻挡不了中国快速发展的步伐。“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最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且使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是从大西洋两岸发生的，之后拓展到太平洋两岸，那么，“一带一路”便是把海洋经济全球化和内陆路济联动起来，形成一个全新的经济全球化。这是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主的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应该明白，未来的世界不是靠谁强势便能阻碍的，而是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去构建新的世界秩序。
我们40年改革开放做了很多事情，这里提到了11件大事，在这之中是有逻辑的。从真理标准讨论，重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开始，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历史问题，认识国情和世情，决定搞改革开放，特别是决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同时进一步解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中国和世界相处的原则，我们就是这样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一步一步超越，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指导思想也伴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四大理论成果，它们的主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各自承担的使命不同。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后，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苏东剧变后，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则回答了快速发展的中国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回答了我们在国际国内复杂的情况下，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四大理论成果贯穿同一个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无论是11件大事还是四大理论成果，归根结底，贯彻了一条主线，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注意到，实事求是有两个出发点：一个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一个科学出发点。从国情出发，从时代主题出发，都是从实际出发。另一个是切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这是一个价值出发点。毛主席讲过我们的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他也讲过我们的认识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两个认识出发点，是相互联系的。但是，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不能因为强调科学性就不顾群众是否能够接受，强制人们接受，毛主席说这样做犯了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也不能不顾科学性的原则，认为群众怎么说就怎么做，一切照群众说的办，毛主席说这样做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所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既要坚持科学出发点，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坚持价值出发点，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因此，对这两个出发点的平衡，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艺术。
将这两个出发点结合在一起，我们便看到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整个逻辑主线里贯彻着一个淳朴的“初心”：
第一，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第二，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第三，坚持在和平与发展道路上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谋和平发展。
总之，我们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时，特别是在回顾40年走过的历史大变动时，必须“不忘改革初心，牢记历史使命”。
二、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改革开放40年有很多经验，比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等。但是有一个经验值得注意，这40年里我们没有犯大的错误。这不是说我们运气好，不是说老天爷帮助我们不犯错误。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比如国内的政治风波，如果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决策错了，那么我们还有今天吗？现在回头看，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果断决策特别珍贵。中国能够快速发展，能够在现代化道路上飞速前进，真是了不得。我想这一点大体上可以沉淀为经验。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全面深化改革不能犯错误，尤其是不能颠覆性错误。这说明他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当然改革的过程中肯定有一些小错误，但是不能犯大错误，尤其是颠覆性错误，苏联不就是犯颠覆性错误吗？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这样总结：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这叫“三个有”。十八大后，他为了宣誓改革的决心南下深圳，他说改革是进行式，不是过去式，改革是要啃硬骨头的。同时他也说到，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这是我们改革开放40 年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中国40年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没有犯大的错误，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立场、正确的原则。那么，我们怎么做到“三个有”呢？回顾这40年的发展，我发现这三条很重要：
第一，我们在思想理论上非常清醒，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而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么定义改革？我们经常理解改革是新的革命，这是一个很精辟的论断，但是需要对这个论断做出解释，不然会出问题。新的革命指的是破除束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破除具体制度方面的问题，不是破除整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如果把新的革命理解为革社会主义的命，那就错了。我们一再宣布，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而是完善社会主义。这体现出我们在理论上非常清醒，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第二，我们在工作指导中非常清醒。改革不是什么都要改，不是什么都要按照一种方式改，必须明确“改什么，不改什么”。
比如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有些人想到政治体制改革，问应该用什么取代现有政治体制。于是出现了两党制、多党制等说法，他们认为如果不搞这个，就没搞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误区。经济体制改革是取代性的改革，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取代性改革。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是我们借鉴苏联的经验搞出来的。当年，李富春同志带领大家制定一五计划时，我们没有经验，苏联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许多工业项目都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做的。但是，正因为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是苏联帮我们建的，建立之初毛主席便发现有问题，这个体制和我们的国情不相适应，所以他写了《论十大关系》。
然而，我们的政治体制，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苏联搬来的吗？不是，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比如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对反动派的专政，人民有四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之列，而不是被专政的对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去年发生了一次五星红旗的风波，外国把五星红旗的四个小星平行排列，这就错了，实际是弧形的四个小星正对着的大星的中心，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代表着中国人民（在当时指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因此，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有一致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两者都强调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理论为基础、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这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资产阶级专政，而人民民主专政里，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员。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又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政治制度。我们的政党制度，既不是两党制、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而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制度。为了建立新中国，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到解放区来，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提出了成立新中国的三个步骤：开政协、开人大、成立新中国。5月1号公布口号后，5月5号各民主党派领袖通电响应共产党号召，来到解放区哈尔滨参加会议。这时战争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势如破竹。所以政协会议的地点从哈尔滨改到了北平。同时，针对对于一大批国土解放后出现的政权真空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发了许多文件，要求各地解放后应该召集人民代表会议。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先召集各界代表会议，代表由人民推荐产生。但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西南还在打，东南沿海也在打，所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条件不成熟，因为人民代表是要经过选民登记普选产生的。共产党和民主党协商后，决定由人民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政协来建立新中国。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制度化、机制化的统一战线组织，实行的是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人民政协，就是这样在我们自己的实践中形成的。
当年，许多民主党派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准备自行解散。到九三学社准备解散的时候，毛主席听说了后说不能解散。他说，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我看还是几个党好。他还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因此，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既不是多党制、两党制，也不是一党制。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也日益成熟。毛主席提出1953年要开人大，制定宪法和选举法。毛泽东负责起草宪法，周恩来负责起草选举法，选民登记普选人民代表，中国民主向前推进。但是民主党派里有些人感到惶恐不安，担心会不会把民主党派选掉。毛主席亲自出面做工作，他说，你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会丢掉朋友。我们的政权是统一战线，人大也是统一战线。话虽这么说，但是要做到很难。起草选举法时，为了保证民主党派人士当上人民代表，保证知识分子当上人民代表，选举法规定，城乡按8：1的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前几年新修改的选举法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进行的选举。有人写文章说原来的8：1不是民主，现在才是民主。实际上当年的8：1就是为了民主。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实行城乡同等比例。我们研究历史时不能用现在的否定过去的，要搞清楚当时的情况。然而，选举就是选举，实行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落选了。当时毛主席说，尽管人民代表大会有很大的代表性，但是看来还不能代表所有人，还要有政协。这话很朴实，其实这是很深刻的政治学理论。选举民主，人人都可以参选，人人都可以投票。但是人人有投票权并不等于是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实现，因为选举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少数人不能当家作主吗？没有选上的人民代表的人不能参政议政吗？他们也应该有平台、有渠道、有机会。所以，毛主席和党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人民政协还要继续发挥作用。我们今天所说的“两会”制度，就是这样来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这样。我们党从二大开始，就提出要实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但是，在准备成立新中国时，考虑到中国的民族状况很复杂，就没有再提实行民族自决的联邦制，而是提出要实行单一国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一个创造。
所以，千万不要妄议我们自己的政治体制。我们的政治体制确实有很多的不足需要完善，但这是中国特色的制度。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用多党制、两院制等来取代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形成的好制度，而是要完善这些制度，这和经济体制改革不一样。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必须明确我们改什么，不改什么，按照什么模式来改，这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在工作指导中非常清醒。
第三，我们在改革的重大历史关头非常清醒，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对此，我们前面已讲过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三、改革开放再出发
改革开放再出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提出的问题。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不只是为了庆祝，更是为了再出发。为什么讲再出发？一是中国进入新时代，我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新的矛盾；二是我们面对的国际环境有新的变化。面临这么大的变局，应该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再出发呢？
首先要明确，再出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再出发的目标。第一，这个目标是两句话构成的，不能分开。我们学者偏好于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说，我们的目标还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条，这是管方向的。第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两个方面，要紧密联系。治理体系现代化讲的是制度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讲的是人的能力现代化。科学主义强调制度化、程序化，人文主义强调人的素质、能力、情操。总书记认为，如果仅有制度现代化，没有人的能力现代化，那么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便发挥不了。
第二，要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制度改革”与“制度自信”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还是要解放思想，但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实事求是也不是一味守旧，而是要从实际出发进行创新。与此同时，我们要将制度改革与制度自信联系起来。制度改革指的是具体制度，制度自信指的是基本制度。如果离开制度自信搞制度改革，我们会偏离方向，影响改革的推进。
第三，要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警惕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从来不会风平浪静。我们面对的不仅有实践中的困难和挑战，还有各种人不同的认识包括误区，还有来自国内外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告诫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在应对挑战中不断改革创新，在解放思想中不断统一思想，在正确方向下排除各种干扰。
四、建立民主集中型的国家治理体系
我们究竟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呢？我认为我们要建立民主集中型的国家治理体系。
改革起步时，小平同志在1980年8·18讲话中说我们的弊端是官僚主义和权力的过度集中，甚至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怎么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他提出党政分开，用分的原则来解决过度集中的问题。但是，提出党政分开后便出现了误读，有人以为党政分开就是党政分家，党组织要从经济组织中退出来，党组织要从文化事业单位中退出来，党组织要到社区去实行属地化管理等等。国内政治风波发生后，江泽民提出党政分开是职能分开，不是说党从政权组织、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中退出来。但是要处理好党和政之间的关系，明确不同的职能。党有什么职能呢？一是制定大政方针；二是推荐重要干部，按照宪法法律程序进入政权机构；三是提出立法建议，包括为国家的发展规划提出建议；四是建设好自己的党组织，让自己的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等。党组织推荐的干部按照宪法法律进入政权机构后要成立党组，党委和党组是上下级关系。党组要把党的决策和意志按照宪法法律要求转化为国家意志，转化为人民共识。我在全国政协当常委时，有一次讨论全国政协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有常委说应该是全国政协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我说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不是上下级关系，全国政协党组和中共中央是上下级关系，这是我们政治体制的奥妙之处。与此同时，我们提出了处理党委和同级组织关系的原则，是八个字：“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相处时，要总揽全体，但总揽不是包揽；党委同时要协调各方，协调也不是包办。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同时，党委负责协调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间出现的矛盾。
回顾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40年里经历了三次职能大分工。第一次大分工是党政职能分开。第二次大分工是政企分开（后来发展到政府和市场分开）。第三次是政社分开。为了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通过三次体制职能大分工，“分”出了四个相对独立，充满自身活力并可以承担治理责任的制度性元素——执政党、政权（包括政府），市场（包括企业），社会（包括社会组织）。那么，如何将这四大元素有机整合在一起呢？按照西方的方式，一是新自由主义，把政党推到社会里，让政权、市场、社会相对独立；一是新权威主义，直接让党管一切。这两个方案都不可取，在实践中我们逐渐探索出民主集中型的国家治理体系。
首先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第二是政权和社会的关系，要按照宪法法律的要求治理社会，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第三是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市场要支持社会，社会要支持市场。这个三角形和西方有些相似，但是我们的三角形中间有一个党，党要领导政权、领导市场、领导社会。我们在探索和实施的，是由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政权机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市场（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包括社会组织）三个元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规范要求，各施其职而又相互支持，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五、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在党的全面领导
从我们对中国40年体制改革的历史考察中，可以认识到，构建这样的民主集中型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关键在党要在其中实行全面领导。
首先，这是由我们的制度特点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这也是由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决定的。要解决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由党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比如，中国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特别是边远乡村和山区发展的不充分。可以这样说，解决这样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协调，但靠农村的自我奋斗，单靠市场经济的力量，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怎么实现全面领导？首先，这种“全面领导”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领导。我们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过“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里的第一条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第二条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两者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如果强调全面领导，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或者反过来只强调人民为中心，不强调党的领导，都是要出问题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两句话，一是权为民所赋，二是权为民所用。干部手上的权力是怎么来的呢？有的干部说，我从科级到处级到局级再到部级，是因为我能干，我努力，我做了很多贡献，我有政绩，等等。说了很多“我我我”，认为权力是“我”挣来的，所以应该为“我”所用。这就是非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权力观。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认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就算你再有本事，如果人民不要你、党不选你，你还能再进步吗？所以要懂得权力是人民赋予你的，你不能为自己，要为人民。
其次，这种“全面领导”是以法治为基础的领导，依法治国，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最佳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考虑改革时，一抓全面改革，一抓全面法治。所有的干部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按照宪法法律的要求办事。
第三，这种“全面领导”是以德治为保障的领导。除了法治，还要有德治。要让每一个干部内心有强大的为人民的价值观。
第四，这种“全面领导”是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运行机制的领导。
最后，这种“全面领导”是以党的自我革命来保证正确方向的领导。
我想改革开放的经验有很多，今天我在这里做一个梳理，最后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要再出发，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谢谢大家！
提 问
问题1：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指什么？
李君如： 我想这里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人自身的因素。一般来讲知识、素质、能力，这三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比如我们到清华大学，老师给我们输入很多知识，我们要把外在的知识要转变为自己的知识，这个学习过程就是从不知到知。但是，如果仅仅是把原理背得滚瓜烂熟，讲得头头是道，却不能在实际中运用这些知识，就是没有把知识转化为素质，这是一个内化的过程。但是有了素质还不够，还要锻炼自己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内化于心，还要外化于行，外化为自己的本领。所以治理能力现代化，指的是从知识到素质到能力的现代化。
对我们中国来说，这个因素和历史的进程有联系。因为中国长期是一个农耕社会，现在我们为工业化、现代化奋斗，得益于信息化时代，我们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跨越了工业化过程，而工业文明不仅产生了阶级社会，还造就了工业文明的人，经过工业化阶段的人，有时间概念、有善于自我约束的能力的人。也就是说，当过工人和没当过工人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想要让一个农民马上变成一个很有能力的现代人，这之间缺少工业文明的培养。所以从自身来讲，是从知识到素质到能力的过程，从外部来讲，是提供条件，使得我们在跨越式发展中能够补上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到信息化的断层。这是我们搞学问的人要考虑的，领导要考虑的。
这里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现在有一些领导干部，“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所以好多问题处理不了。我们需要根据现代化的要求，从知识着手，以素养为突破，转化能力，来补上历史造成的这些问题。
问题2：对于有些政府官员不作为的问题，您如何看待？
李君如：不作为问题，是我提出的。我说原来是乱作为，现在是不作为。2013年我到南方调查，这也是我的习惯，每年要下去调查两三次，因为做学问的人不能只在书本里做学问，必须到实践中做学问，实践中的问题就是研究的课题。在浙江时企业家和我说，现在风气好多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过去我们请干部吃个饭，递个红包就解决问题了，现在是饭不来吃，红包不收，事情也不办。后来我一路南下，这方面反映的问题很多。我认为我们需要重视这个问题。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不作为”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我们分析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原来老的规矩破掉了，新的规矩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企业家说干部不作为，干部说自己是难作为，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有三点：乱作为、不作为、难作为。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总书记在两会上提出了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我到浙江嘉兴调研时很受启发，嘉兴有一个南湖服务总联盟，由嘉兴市委组织部出面，把四方人士召集起来，定期到联盟里会谈。这里有政府部门领导人、企业家、司法工作者和学者，谁有什么问题，就在桌面上提出来，政府官员给你解答、指导你到哪里去，司法人员律师帮你把关、看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学者帮你出点子。“亲”“清”二字是一个原则，但嘉兴采取的这个办法将这一原则落到实处，所以我写书时专门把他们的经验写进去了。
另外，要解决干部的担当问题和组织对干部的正确处置问题。中央专门印发文件，切实增强担当精神。这个文件提出了一个新的举措，叫容错机制，在改革过程中容许犯错误。这个文件提出了三条界限，把干部缺乏经验、探索中的失误、无意过失等和违法违纪行为区分开来。所以中央破解“不作为”的问题，一方面不让腐败回潮，另一方面使干部能够有担当、有作为。
这里还要强调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课时，讲到了治理能力和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如果你的能力偏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能力越强，越要出问题。所以我们说的治理能力和乱作为、不作为问题，背后都有核心价值观的支撑。
问题3：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党的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特别要求在地方推进合并职能相似的党政机关并合作办公，这是对于党政分开的决策吗？你如何评价这次机构改革？
李君如：通过这次机构改革，一些党政机构合作办公或者是合并起来，有人认为这就违反了党政分开，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读。比如我工作的单位是中央党校，这是党的系统的干部学校。我们还有国家行政学院，是政府系统的干部培训机构。现在两个合并起来，挂了两块牌子，一块是中共中央党校，一块是国家行政学院。按照党政划分的话，党就是党，政就是政，但是这里的资源可以统筹共用，比如师资力量、课程设计等。但是，党的培训要求和政府的培训要求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这次机构改革是解决了多年来资源分散、配合协调不够的问题，而不是退回到党政不分。
比如，中共中央宣传部下面挂了三个牌子：一个是国家新闻办，一个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个是国家电影局。这三个都是国务院系统的机构，它们的领导要参加国务院办公会议。但是现在和中宣部合在一起办公，这样中宣部有关新闻、出版、影视的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就不用层层传达了，也减少了许多扯皮的问题。党还是党，政还是政，但是资源浪费的问题、内耗的问题统统解决掉了。当然，这是一个探索，任何的探索都是循序渐进的，但我们不是倒退到党政不分，不是否定原来的党政职能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