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文革”就开始了。我们宁静的校园很快就卷入了“文革”的风暴之中。我记得课堂上老师曾经带领我们一起朗读过一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因为这段话已经被人谱了曲，歌名就叫“造反有理”，唱遍了大江南北。老师带我们唱的时候，一再强调要把“造反有理”四个字唱得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当时我年纪小，也不懂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道理，更不懂什么叫造反有理。就问了老师一句：什么叫造反？老师说，造反就是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听了，还是一头雾水。
后来，我们小镇上的人也很快卷入了这场革命风暴之中，宁静的小镇就再也没有安宁过。大街上挂起来一个高音喇叭，除了唱一些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之外，也反复播放“造反有理”之歌。在“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励下，儿子造父亲的反，学生造老师的反，下属造上级的反，曾一度变为社会时尚。我们镇上的几个造反派头目，经常站在一张桌子上，手里拿着一个扩音器，声嘶力竭地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时候，他们一看到学生围上来，就高声对大家喊：“革命小将，要砸烂封资修，造学校的反，革老师的命！”于是，大一点的孩子就加入了红卫兵，带上一个红袖章，跟着造反派头头挨家挨户搜罗各种各样的文物，并贴上“四旧”的标签。有的到别人家里翻箱倒柜，甚至半夜抄家，让人不得安宁，造反派、红卫兵把收起来的文物，能砸的就直接砸得粉碎。砸不了的，就扔到小学的操场上，一把火点燃烧掉。我印象中，我们小学大操场当时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文物，各种祖传的牌匾、楹联，以及各种雕龙画凤的门帘、屏风，还有大量祖传的古玩、字画，统统都作为“四旧”予以焚烧摧毁。甚至一些人供奉在自家神柜上的菩萨像也都难以幸免。
当时还经常开批斗大会。我们这些小孩子有时候参加学校组织的批斗会，拿个小马扎坐在前面，有时候是自己去看热闹，就干脆站在会场角落里。批斗会开始了，有人就在台上高声喊道：“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带上台！”然后台下开始有人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到某某某、油炸某某某！”批斗会刚开始时还比较文明，主要是揭发批判，批来批去，渐渐情绪激动了，后来就开始拳脚相加，甚至是皮带、木棍伺候了。台上被批斗者被打得皮开肉绽、喊爹叫妈的时候，台下的人就再次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学校通知我们要组织观看地委书记某某某在全地区游斗，他是我们整个荆州地区最大的走资派。我们早早就在公路边上等候，要等到批斗他的车子开过来，停到我们镇的桥边，大家就一起高喊“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派！”等口号。我们在路边等了将近两小时，看到两辆大卡车开过来，车上有高音喇叭，喊得震天响。走近了一看，一位慈眉善目的中年男人，额头上还用墨水打了一个叉叉。头上戴着一米多长的铁皮制作的高帽子，被几个彪形大汉按着脑袋，驾着“飞机”。等到靠近人群的时候，后面有个人就把他的头发揪起来，让他亮相。胸前挂的牌子写着“走资派某某某”，清晰可见。卡车停了大概十来分钟以后就开走了，据说还要在全地区游斗。
到了后来，局面完全就混乱了，陷入了武斗，高音喇叭每天都喊着造反有理。我们公社上就冒出来几十个造反组织，每个组织都是从毛主席诗词里面找几个字，什么“风雷激”、“追穷寇”、“全无敌”之类的，每个组织都制作一面大红旗，上面写有该造反组织的名称。小镇上，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夫妻双方分别参加不同的造反组织，回到家里因为组织和观念的冲突而相互掐架。有的夫妻一方参加了某组织，另一方拒绝参加，就变成了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的争斗。各个造反组织都要印发传单，宣传和扩大其组织的影响。见到我们小学生，就一摞一摞的塞到我们手上，要我们帮助散发。我那时候爱看传单，一学期下来，我居然收集了一箱子的传单。再后来，造反派相互之间的武斗就开始了。每个战斗队都说他们是忠于毛主席的，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从恶语相加，到动手斗殴，最后就发展到用枪炮战斗，以武力征服对方。有一天晚上我父亲带我到县城出差，也顺便见见县城，开阔一下眼界。结果晚上枪炮声响了一整夜。据说是两派相斗，死伤了不少人。第二天早晨，我在睡觉的隔壁房间门口玩耍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子弹壳，正好是一颗子弹从一扇窗户边上射进来，我捡起来交给房间的主人，他看到后吓得大惊失色，晚上再也不敢回到旅馆的房间里面住了。
后来，造反之风蔓延到学校。最开始批斗的是校长，后来开始批斗老师，再后来干脆整个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过了一段时候，学校又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回去接着上学。其实，那时已经没什么学可以上了。
十年动乱，特别是“文革”初期，造反有理的口号成了口头禅，我参加高考上大学之后，每每想起震耳欲聋的造反有理的喇叭声、口号声，就总是像一幕幕噩梦一样在脑海里盘旋，成了抹不去的生活记忆。上了大学之后，我开始有机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不断在思考，马克思主义道理千头万绪，是不是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为什么要造反？我们要造谁的反呢？
这个问题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很有趣的是，我读研究生以后，遇见了教我们《资本论》的著名经济学家孟氧教授，他刚从监狱出来不久，据说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居然大难不死。他给我们上《资本论》，课后我们经常向他请教。
我记得，每到傍晚时分，孟氧老师就围着校园草坪散步。我正好住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次在学校操场遇见了他，他兴致盎然，拉着我跟他一起走一走聊一聊。我随即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道理千头万绪，是不是可以用造反有理一句话概括？”他听了这句话，看了我一眼，停顿了很长时间，我看他两眼都已经模糊了，目视前方不做声。后来他突然开口对我说：“你知道，你这个问题，正是我多少年前思考的问题。正是因为思考这个问题，给我惹了大祸。我‘文革’中的灾难都和这个问题连在一起。”我们边走边谈，他就给我讲了他的这段遭遇：在“文革”开始后，因为每天要学习毛主席的这段最高指示，交换思想、谈体会。他在私下里无意间谈到“既然马克思主义道理是千头万绪，那就不是一句话能概括的。即便是能够用一句话概括，也不应该是造反有理，而是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真正的使命”。他说毛主席当年在延安的时候讲造反有理，主要是为了发动人民起来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这在当时这样讲是正确的。但是，今天我们党已夺取全国政权，还讲马克思主义道理就是造反有理就有点不合时宜了。结果祸从天降，有人揭发他恶毒攻击毛主席，犯了恶毒攻击罪。当即作为现行反革命被逮捕，后来被判处死刑。
我问他后来是怎么幸免于难的，他说当时有个人大法学院的毕业生正好在北京高院工作，这位毕业生想尽办法，居然把他从死刑改成了死缓。他出狱以后专门去感谢这位校友，这位校友说，你本来根本就无罪，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孟氧老师反复对我说，我们今天已经砸烂了旧世界，需要建立新世界，我们再也不能天天讲造反有理，而要讲法治，搞经济，抓发展。
我记得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晚上吃完饭出来散步，经常遇见孟氧教授，也经常陪他在校园散步，从他身上也看到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多少年过去了，孟老师的这个观点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我曾经从小接受革命道理，但是我自己慢慢学习法律之后，才明白今天我们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已经完成了夺取政权的转向，我们天天还要革命、还要造反，那么究竟是革谁的命、造谁的反呢？
从我到人民大学以后，慢慢地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即我们必须从造反思维转变为法治思维。法治思维应当是理性的思维、程序的思维、规则的思维。我们需要靠法治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想，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人民要过上好日子，实现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需要长期性、稳定性的制度保障，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文革”十年内乱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并明确提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自此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今天，每当回顾“文革”那一段苦涩记忆时，就感觉到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倍加珍惜，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再也经不起折腾。我们更应该在现有成就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文化和法治建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法治，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摘自《法学家茶座》第49辑“法治漫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