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钱理群教授的《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1]一文，在文末他这样补写道：
这就说到了在讨论中提出的“钱理群鲁迅”(吴晓东所说的“钱式鲁迅”)的问题。坦白地说，这确实是我的自觉追求：我第一次在北大开鲁迅研究课，题目就是“我之鲁迅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独立、创造的学者应有的学术抱负：要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打上个人的印记。事实上，这也是鲁迅研究的传统：不仅日本鲁迅研究界有“竹内好鲁迅”“丸山升鲁迅”等等，中国当代鲁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鲁迅”“王得后鲁迅”等等。我今天上午在陈平原学生论文答辩会上，就提出这样的期待：不仅要坚守周氏兄弟的研究，而且要走出不同于我们这一代的新的路子，最终开辟出有鲜明个性与独创性的“xxx研究”的研究体系和结构。有出息的青年人至少应该有这样的志气，要为自己立下这样的奋斗目标，至于达不达得到，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那是另一个问题。即使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达到，也可以无愧地说我努力了，这就够了。记得过去有一段时期，我每年都要对北大新学生演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鼓励学生“树雄心，立壮志”：“此时不狂，更待何时？”现在的研究生实在是太老实、太拘谨了。
这里，他不仅正式自我肯定“钱理群鲁迅”的头衔，还把它归之为“鲁迅研究的传统”，理由是“不仅日本鲁迅研究界有‘竹内好鲁迅’‘丸山升鲁迅’等等，中国当代鲁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鲁迅’‘王得后鲁迅’等等”，因而“钱理群鲁迅” 也就“名正言顺”了。
但我以为，这种“XXX鲁迅”的提法并不妥当，而且值得质疑。
首先，日本学者竹内好和丸山升各自都写过名为《鲁迅》的书，而有人(如：尾崎文昭)在介绍时，说的只是“竹内好的《鲁迅》”，即专指他写的那本书而言。钱理群略去了所属词“的”及书名引号，得出“竹内好鲁迅”，这是个大胆而危险的“跃进”，经过“偷换”之后，两者的意义就变得完全不同了。
你可以研究鲁迅，诠释鲁迅，但鲁迅就是鲁迅，他不从属于什么人。如果一定要这样说得话，那他就是人民的鲁迅、是历史的鲁迅，因为“他并无别的特点，只是永远和历史的发展紧紧结合着，永远和人民的心紧紧拥抱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听到历史的声音，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2]
其次，尽管古今中外学者无数，其中不乏在研究中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和有“自己的独立发现和属于自己的阐释”的人，但我们从未听说过有什么人因此便自命为“XXX莎士比亚”或“XXX托尔斯泰”的。这世上倒是有“狗不理包子”，或“肯德基炸鸡”，那是可以的。第一，包子和炸鸡都是抽象的一般物件，加了定语之后，就是“马”与“白马”的关系了。同样，“牛顿定律”、“麦克斯威方程”或“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等，除了荣誉和纪念之外，主要还是为了命名区分的需要。而本来就是具体特定的历史人物，就不宜再加这类额外的限定语了。第二，前者是商场，为赢利当然要搞商业化、名利化，而学术界是在做学问，要育人。因此，学界不宜自我加冕、互授荣耀。泰斗固然应当鼓励后进踏实研习、大胆创新，但不应作为榜样，宣扬把自己的名字与伟人的名字绑在一起，以求不朽。这不是“有出息的青年人至少应该有这样的志气”，也不应“要为自己立下这样的奋斗目标”。做学问创新挑战古人，“狂”是应当的，但不是这么个“狂”法。
记得曾在报上见到另一位鲁迅学者孙郁先生说过：“现在对鲁迅的歪曲和误读很多，只不过与80年代前换了个角度，可能最大的歪曲来自我们这些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这种思维方法是鲁迅最厌恶的，我们是在今人的语态下来考虑他，无法回到他那个语境。”[3]
这说得很对！“回到他那个语境”是击破各种对鲁迅歪曲和误读的关键。
鲁迅的“语境”或“时代”是什么呢？
是“城头变幻大王旗”[4]，是“未敢翻身已碰头” [5]；
是“独有叫喊的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6]；
是“奇怪而高的天空”，是“各式各样地晱着许多蛊惑的眼睛”[7]；
是“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 [8]；
是“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4]
……
然而，“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9]
1926年春，继“女师大风潮”之后，北洋政府又对学生青年大加屠杀，鲁迅“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10]。1930年春“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11]1933年春“左联”的柔石、白莽、冯铿、李伟森、胡也频等文学青年被国民政府秘密枪杀的当夜，受到牵连的先生不得不“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一年后，又“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 [4]。……
鲁迅先生不是什么“主义者”，也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12]。他是一个文学家，只是“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13]，这就不为“圣人和圣人之徒”所容[14]，也更不为“政治家”们所容了[15]。
鲁迅当然也不是神，不会说“句句是真理”的大话，但他的确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尤其是“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他会在悲愤中自问道：“这是怎样的世界呢。……”[4]
先生这也是在拷问我们：如果我们目睹他所目睹过的，遭受他所遭受过的，……譬如说，你的青年朋友因文获罪，“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4]你会怎样发问？又会怎样做呢？
现在却有人摇头：可惜，这老人报复心太重了些，太偏激了些，……只会尖刻骂人，却常常骂错了人。
我无语，……只是想到先生早先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14]。他又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16]
也有人奚落说：鲁迅的思想没有什么深刻的！对生活、社会、人群极度绝望本身就是深刻思想吗？他没有给中国的社会指一条前进的路，没有给国家民族指一条明道。
是的，这一点，鲁迅早就承认了：“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12]
还有人叹道：“杂感家”鲁迅为什么不写“长篇小说”呀，还是文学功力不够吧？
是的，这一点，鲁迅也早就承认了：“试再一检我的书目，那些东西的内容也实在穷乏得可以。最致命的是：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17]
不过，除了“才能缺少”，以及“语境动荡”之外，先生自己还有些另外的说法。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13]
“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18]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 [6]
诚然，“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採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12]
难怪现在有才子抱怨，它们读起来“疙疙瘩瘩”，又有什么“的”、“底”之分，远不如用京片子侃起来的“溜”，难道这就叫做“大师”？……殊不知这就叫做“年代不同”、“语态不同”。不过，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尽管后者言语活泼、读来也有趣，但我还是更喜欢前者，因为读起来，不但会叫人心沉下来，“叫人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而且读后亦会叫人掩卷默思、回味无穷，读了还想再读──它就有这种魅力。同理，“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还是“实行”？那也是个“语境不同”的问题，没有什么好争辩的。至于今日语境如何？“见仁见智”，自己去想罢。只是先生曾郑重地说明，他的《坟》里边“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12]
其实，鲁迅的书并非那样难读，所谓难读，我想，原因恐怕有二。
一，先生大的意思是讲清楚的，或已被解释清楚了。但后人对一些细节不知所指，是因为对当时具体的人文关系和时事新闻不熟悉。那么，多关注些历史事件、时代背景就可以弄懂了。
二、正如鲁迅自己多次坦承，写作时“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
“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
“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爾想，其实到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12]
“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6]“有时虽射而不说明靶子是谁，……只要该靶子独自知道，……我的事就完了。”[19]
因此，对于那些隐晦的文字，如果有人能够从过程中、从总体上来把握，“审时度势”地把它解出来，那当然好。若是解释不清，就不要硬去解释，只要大的意思清楚就好了。
最怕的就是，把自己的思想用鲁迅的“只言片语”来包装一番，加以贩卖。比如，谈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引发的“自由与平等”之争时，钱理群教授文中引了鲁迅的一句话，来“诠释”为什么“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就似有拉鲁迅来替他自己“偷换概念”站台的意思。(参见：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http://www.azcolabs.com/xy_qinhui.html)
总之，“神化鲁迅”或“滥用鲁迅”，“捧杀鲁迅”或“骂杀鲁迅”，对之是“事事求问”或“处处叫板”，其实根子都在我们后人自己的“思想僵化”、不看语境和具体问题，或少有“独立思考”、“人云亦云”，或“各取所需”、为己所用罢了，其与鲁迅本人何干？
现今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自有他的道理，但名人讲的也不都“句句是真理”，因而，要有些争鸣才好。不可否认，钱先生在鲁迅研究领域里有着“鲜明个性与独创性”，并已打上了许多“个人的印记”，只是鲁迅先生以下的一段自白，深深地触动了我：
“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12]
故特记在这里，愿以此自励并与诸君共勉。
2/2019
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html
[引文和注释]
[1]钱理群，2017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演讲，《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亦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640.html
[2]邵荃麟，《鲁迅的<野草>》，《国文雜誌》月刊，重庆，第三卷，第四期，25─31页，1945年9月10日，亦见http://www.azcolabs.com/ql_on_yecao.html
[3]孙郁，《61年版<鲁迅回忆录>多“删除”与“无中生有”》，2010年5月13日，《瞭望东方周刊》。
[4]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南腔北调集”，1933年3月7─8日。
[5]鲁迅，《自嘲》，“集外集”，1933年。
[6]鲁迅， 《自序》，“呐喊”，1922年12月3日。
[7]鲁迅， 《秋夜》，“野草”，1924年9月15日。
[8]鲁迅， 《这样的战士》，“野草”，1925年12月14日。
[9]鲁迅， 《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1926年4月1日。
[10]鲁迅，《自传》，1934年3─4月，“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陈源(1896─1970)，笔名西滢，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在“女师大风潮”中，撰文《粉刷茅厕》指斥女师大七教员支持学生的宣言“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并指其中有“某籍某系的人”(鲁迅)，“暗中挑剔风潮”。1926年1月20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的信，更有“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等语，公开举报其实名及职务。
[11]同[10]。指1930年2月，旨在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即以此为罪名，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鲁迅被迫于3月19日离寓避难，4月1日回寓。
[12]鲁迅，《写在<坟>后面》，“坟”，1926年11月11夜。
[13]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1933年3月5日灯下。
[14]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集外集”，1925年5月26日。
[15]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1927年12月26日。
[16]鲁迅，《我还不能“带住”》，“华盖集续编”，1926年2月3日。
[17]鲁迅，《鲁迅译著书目》，“三闲集”，1932年4月29日。
[18]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集外集拾遗”，1933年3月22日。
[19]鲁迅，《无花的蔷薇》，“华盖集续编”，1926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