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的导师蒋孟引教授招收了国内第一位英国史研究生，那一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也是《世界历史》创刊的一年。40年过去了，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40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对中国的“英国史”研究而言，已经历三代人的发展，第四代也正在成长中。我做学生的时候，蒋先生那代人刚从“文革”的动荡中走出来，他们准备重整旗鼓，找回被文革荒废的年月。1979年，国内不多的几位英国史学者在南京大学聚会，商讨组建英国史研究的学术组织。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学界老前辈蒋孟引、戚国淦、辜燮高，也有正值中年的王觉非、程西筠。经过协商，大家决定筹建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并于次年在南京大学召开了学会的成立大会暨第一届英国史学术研讨会。在我的记忆中，参加那次大会的有二三十位学者，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出版社，其中包括谭英华、陶松云、周颖如、王章辉、孔令平、顾学杰、萨本仁等等。蒋孟引、戚国淦、辜燮高、王觉非、程西筠当选为会长和副会长，会后出版了一本《英国史论文集》，收集了向大会提交的18篇论文。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英国史研究就是从这里起步的。谁也不会预见，当年二三十人的小圈子(其中真正研究英国史的不超过10人)，在40年后，已经发展成一支数百人的学术梯队了。如今，每次学术年会都会有一二百人参加，提交的论文少则七八十篇，多则百十篇。40年中，培养的英国史博士生不下数百，硕士研究生就更多了。仅检索“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就可看到，1999-2015年，有200多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其论文明显属于英国史范畴，这意味着每年有十多位历史学博士是因为研究英国历史而获得博士学位的。英国史研究是目前国内世界史学界人数最多的领域之一，也是研究方向最集中的领域之一，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统计可以看出，英国史研究在30年中的增长态势：

另一组数字也表现着40年中英国史研究的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第一年，1978年，全国各刊物发表的英国史论文只有2篇，1979年则达到11篇，1980年增加到18篇，1981年就有53篇了。以后10年中，每年都会有五六十篇论文发表，平均每年发表数都相当于“文革”前17年的总和。这种情况到2000年以后再出现重大突破，那以后，每年发表的英国史论文都超过一百篇。根据最近检索所得的数据，1999-2008年，在全国各类杂志、学报上发表的英国史论文约1000篇，平均每年100篇；2009-2017年，仅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等10份主要史学刊物和重要学报上发表的英国史论文就超过了500篇，平均每年约60篇。由于查询的困难，我们只能把标题中明显带有“英国”字样的文章列入统计，因此实际论文数应大大超过这些数字。

专著的出版也呈稳步上升势。“文革”之前的30年，中文出版的英国史著作寥寥无几，如果不算翻译作品，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著作可以扳着指头数出来。改革开放以后的40年则发生翻番的变化，根据查询国图目录，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英国史著作在第一个10年只有21种，平均每年2.1种，其中有5年各出版1种。第二个10年总共出版55种，平均每年5.5种，其中只有1年出版了1种。第三个10年出版102种，平均每年10.2种，其中有7年高于10种。最后9年(截至2017年底)总数为141种，平均每年15.7种，没有一年低于10种。

以上是从数量方面看。从研究内容看，改革开放以后的40年变化极大。“文革”结束前的30年，国内英国史研究受苏联教科书影响，基本局限于几个课题，包括英国革命、工业革命、宪章运动、工会运动、圈地运动，即所谓“两个革命、三个运动”，此外就是中英关系史。课堂教学基本上也是围绕这几个课题进行的，仿佛这些就是全部的英国史。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英国史研究迅速突破这些限制，而向英国历史的各个方面拓展。我曾经做过这样的统计：在1979-1981年发表的85篇英国史论文中，有关17世纪革命的16篇，占论文总数的18.8％；有关工业革命的9篇，占总数的10.6％；有关工人运动的8篇，占总数的9.4％；有关圈地运动的3篇，占总数的3.6％。四类加起来共占总数的42.4％；另有关于殖民与外交的15篇，占总数的17.6％。可见在“文革”刚刚结束时，苏联教科书的影响十分牢固。

10年之后的1989-1991年情况就相当不同了，在所发表的185篇英国史论文中，有关英国革命的13篇，占总数的7.0％；有关工业革命的7篇，占总数的3.8％；有关工人运动的3篇，占总数的1.6％；专论圈地运动的只有2篇，占总数的1.1％。四类加在一起共占13.5％，与十年前的42.4％相比，分量已大大缩小。相比之下，政治史论文53篇(包括政治制度、政党政治、议会改革、司法改革等)，占总数的28.7％；社会史论文27篇(包括宗教、妇女、教育、阶级、社会政策等)，占总数的14.6％；文化史(包括思想史)17篇，占总数的9.2％。后两类加起来占总数的23.8％，已经逼近政治史内容了。可见，10年的改革开放，大大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

再过十多年，到2017年，我们发现在4份主要的历史学刊物上发表的28篇和英国史相关的论文，其内容涉及之广，已经很难用传统的分类来整理了，请见其篇名：

“教区、收费信托与近代英国道路治理体系变革”(《历史研究》，沈琦)

“一八二五年英国金融危机中的政府应对及制度变革”(《历史研究》，徐滨)

“威尔克斯事件与跨大西洋视野下的北美独立运动”(《历史研究》，薛冰清)

“英国古典大学改革与大学传统的扬弃”，(《世界历史》，邓云清)

“近代早期英格兰国家档案的编辑与散佚”(《世界历史》，杜宣莹)

“英国1830年〈啤酒法〉与酒类流通管理制度的变迁”(《世界历史》，王晨辉)

“走进艾萨克·牛顿的疯癫：人文与科学的多重阐释与构建”(《世界历史》，邹翔)

“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的济贫实践”(《世界历史》，初庆东)

“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研究”(《世界历史》，周春生)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会理论’”(《世界历史》，李宏图)

“20世纪英国学校健康服务体系探析”(《世界历史》，魏秀春)

“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绅修志’现象”(《世界历史》，陈日华)

“封建危机与秩序重建——从劳工法看中世纪晚期英国社会与政治的互动”(《世界历史》，许明杰)

“沃伦·黑斯廷斯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知识生产”(《世界历史》，李士珍)

“19世纪英国人寿保险产业广告与宣传策略”(《史学月刊》，郜峰)

“19世纪伦敦的产业分工与角色”(《史学月刊》，陆伟芳)

“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远东均势政策及其对英日关系的影响”(《史学月刊》，石瑜珩、戴宇)

“中古盛期英国历史语境中的‘市场’概念”(《史学月刊》，魏静)

“中世纪后期英国世俗贵族阶层的历史辨析”(《史学月刊》，孟广林、金德宁)

“知识即权力？——英国医生的话语建构与发展趋势”(《史学月刊》，白爽)

“自助与互助：托马斯·查尔莫斯的济贫思想”(《史学月刊》，莫磊)

“英属海峡群岛的主权危机及其应对方式”(《史学月刊》，于文杰、詹墨奴)

“论现代英国法律史学的兴起”(《史学集刊》，于洪)

“再议英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史学集刊》，赵欣)

“试析苏格兰分离运动的宪政渊源”(《史学集刊》，孙坚)

“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及其启示”(《史学集刊》，张乃和)

“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能源转型的历程考察”(《史学集刊》，裴广强)

“从对抗到合作：近代英国集体谈判制的兴起”(《史学集刊》，刘金源)

从这份清单还可以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即新人鹊起。所谓“新人”，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如果把蒋孟引、戚国淦等英国史的开拓者视为新中国英国史研究的第一代，他们的学生是第二代，那么学生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的学生都已经在成长，上述论文的作者中有许多是“新人”，他们新近获得博士学位。同样现象在历年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比较2000-2004年的11位获资助者和2012年的11位、2017年的14位获资助者，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个变化十分明显，英国史学科正在经历换代转移，从第二代转向第三代甚至第四代。

40年的学术成果十分丰硕，内容也很丰富。若想用几千字的篇幅把这些成果都概括出来，显然不可能，这里只能提到几个突出的方面。

首先是通史著作，这是学科建设的基础。至“文革”结束的30年，没有出现过中国学者撰写的英国通史，哪怕是“简史”，所有中文版英国通史(包括断代史)都是翻译作品，但改革开放以后的英国史研究，正是从“通史”起步。最先出版的是程西筠、王章辉合写的《英国简史》，该书篇幅不大，内容简略，但它标志着文革之后英国史研究的重新开始。之后陶松云、郭太风的《英国史话》，王荣堂的《英国近代史纲》等相继出现。在这个背景下，由蒋孟引主编，辜燮高、王觉非、张云鹤、孔令平参加写作的《英国史》于1988年出版，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分量的真正的英国“通史”，体现着那个时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这本书改变了中国没有自己的英国通史的局面，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完整的英国史教材。

21世纪初出现三部新的英国通史，即钱乘旦、许洁明的《英国通史》，阎照祥的《英国史》和高岱的《英国通史纲要》。这三部书都出自新一代学者之手，各有其特点。断代史方面，王觉非主编的《近代英国史》值得一提，从学术含量说，这本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突破了曾经有过的一些禁区。2016年出版的6卷本《英国通史》是通史写作的又一突破，这部250万字的巨著是20位作者用10年时间写成的，总主编钱乘旦，一经出版，就引起社会高度重视，几个月之内就被国内4家主要评选机构评为年度好书。一部英国通史，由英国之外的英国史研究者用非英语撰写出版，而且是多卷本，这在全世界都很少见。

专题研究领域，以马克垚为代表的英国封建社会研究是一个亮点。马克垚对英国封建社会尤其是政治经济形态有精深的见解，这些见解体现在《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及其他著述中。这个传统为他的学生们所继承，孟广林的《英国封建王权论稿》《英国“宪政王权”论稿》，李云飞的《中古英国庄园制度与乡村社会研究》，黄春高的《分化与突破：14-16世纪英国农民经济》都是其力作。

经济社会史方面，侯建新关于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和他创办的《社会经济史评论》已成为世界史学科重要的生长点和史学园地，天津师大也成为这方面研究的学术中心。刘景华关于英国城市史的研究、张乃和关于法权与中古社会的研究，都为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英国史研究开辟了新领域。

阎照祥的英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别开生面，20年中，他以一人之力撰写了《英国政党政治史》《英国政治制度史》《英国贵族史》《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英国政治思想史》等5部著作，总字数超过150万。他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不少独到的看法，是中国学者中对英国政治制度史做了最广泛研究的一人。

首都师范大学的英国史研究向来有两大传统：一是戚国淦开辟的都铎王朝史研究；二是齐世荣创建的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其代表性论著分别收于《灌园集》和《齐世荣史学文集》中。他们的学术传人也一直在这两个方向上开拓，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其中包括刘新成的《英国议会研究：1485-1603》，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陈曦文的《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郭方的《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赵军秀的《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演变》等。

南京大学是英国史研究的又一中心，蒋孟引教授曾在这里开创了中国的英国史研究。40年来，这里曾推出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包括钱乘旦、陈晓律的《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沈汉的《英国土地制度史》，陈祖洲的《通向自由之路：英国自由主义发展史研究》等。刘成、刘金源、闵凡祥等更年轻的学者也都在各自领域推陈出新；迄今为止，南京大学相比于其他院校历史系，仍拥有人数最多的英国史学者。

由于篇幅限制，这些介绍必然是挂一漏万，未提到的亮点一定很多，比如梅雪芹的环境史研究和向荣的近代早期社会现象研究都别具一格。拿今天的英国史研究和40年前的英国史研究作比较，不仅其研究范围广，而且其研究课题深，现在的研究大量使用一手档案、利用大量的英文著述。今天可以很骄傲地说：外国史研究有大量档案可以利用，其数量绝不亚于中国史。现在培养研究生，出国查资料司空见惯，而互联网的出现更提供了使用档案的便利性。回想30多年前我从国外回来，带回整整40箱复印资料，大部分是档案；而现在去英国，只需要带一支扫描笔就可以带回无数的史料。变化如此之大，确实令人感叹!

尽管说40年的成就是明显的，但不足之处也需引起足够重视。也许最大的隐忧是：太好的条件反而使一些青年学生不肯用功、不下死功夫了。互联网和电子化给研究工作带来便利，却也提供了偷懒的途径。“鼠标写作”成就了下载，也使抄袭更为容易。史料越多，用史料的人也许越少；有些人宁愿在“百度”上阅读，而不是看书看史料。现实世界越丰富，坐“冷板凳”就越枯燥，然而学历史若没有那“十年冷板凳”的功夫，又确实学不好。隐藏的危机不仅是英国史的忧虑，也是历史学科的共同问题。

研究生的培养有一些缺陷，其中之一，就是忽视通史学习。通常，硕士生一进校就开始写论文，两三年时间其实只学了一个课题。博士阶段仍旧如此，这就使学生的基础知识不够，毕业后很难有新的进展。因此我们看到：有些很有才气的学生毕业之后反而不发展了，原因就在于他的基础不宽厚。所以我会提倡：读国别史的学生要从读通史着手，我的导师当年指导我，要我读的第一批书就是5本不同的英国通史。

在历史研究的认识论方面有一个严重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就是“碎片化”。现在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课题越小越好，不要理论，只要史料。不少学术期刊(甚至著名期刊)也以史料注释为选用的唯一标准，而不看论文的理论价值和观点独创性。我认为这种倾向需要纠正，一篇好的历史学论文，既要有史料，更要有观点，没有观点的史料堆积只是一些“碎片”。

最后有一个现象不值得提倡，就是学生发表论文，导师也署名，这对学生和导师是一种“双赢”。而我认为提高到学风的高度看，是不妥当的。严格地说，导师的职责就是指导学生，由导师指导写出的论文，不能看作导师的论文。如果导师要列名，可以用“指导教师某某某”这种方式，以标明导师的工作只是指导。只有当一篇文章确实是双方合作完成的，才应该共同署名。理工科的论文都会有导师列名，但导师的位置是固定的，在那个位置上的署名必定是导师。文科论文更是个人的劳动，即使是导师，也只起了指导作用。

最后，我希望中国的英国史研究拿出更多有独创性的作品，把中国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