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起步，由近及远，是中外史学的共同传统
立足本土，关注天下，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从先秦《禹贡》对荒服之地的差序治理到《穆天子传》中秦穆王的西游，再到《山海经》对所谓“四海之外，绝域之国”的那些奇特民族的描述，再到一些正史关于西域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中原人眼中的世界。先秦中国把中原之外的世界视为蛮荒之地，如何与这些夷狄交往，使这些化外之民成为“华夏之民”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外关系的主题。与之类似，古希腊人从荷马时代开始，也对外部世界充满兴趣。所谓的阿尔戈号的远航，对远东伊塞顿人之地的探索，关于亚特兰蒂斯岛沉没的传说，对印度和波斯的传闻与记载，都是希腊人对域外世界的好奇与探索。古希腊人也将周围的非希腊人视为“蛮族”（Barbarians）。不过，这个“Barbarians”最初并非源于对非希腊人的歧视，而是出于对其语言的不通，感觉就像“bababa”的发音。至少在希罗多德的时代，希腊人对波斯人还是用了这样的称谓。此时他们已经发现波斯人与希腊人习俗的不同，特别是政治体制上与希腊城邦制的不同，因此他们把专制统治下的波斯人称为国王的“奴隶”。到了亚历山大时代，由于希波战争的世仇，以及亚历山大东侵的需要，波斯人在希腊人的眼中已经成了落后、愚昧的象征，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蛮族。古代中国和希腊均有一些关于域外世界的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司马迁的《史记》。
希罗多德的《历史》虽以希波战争作为主线，但由于回溯波斯帝国的崛起，遂延伸至对中亚、印度的希腊人已知世界的描述。尽管不是很系统、全面，更不那么准确，但这就是希腊人当时所知道的有人居住之世界的历史。
司马迁的《史记》比希罗多德的《历史》晚近四个世纪，其对域外世界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大宛列传》中，这就是当时中国所知的西部世界。这个世界西边最远可达地中海东部的埃及和叙利亚，也就是所谓的“黎轩”“条支”。对于这二地，尤其是黎轩的定位，学界争议很大。但根据后来的《汉书》《后汉书》的《西域传》和《魏略》的《西戎传》来看，黎轩、犂靬、犂犍、条支应该位于两河地区或安息以西的东地中海地区。司马迁还提到了“身毒”，也就是印度。可见这个世界与希罗多德的世界已经有所重合，与亚历山大的世界则几乎完全重合。事实上，张骞的世界就是当时的希腊化世界。
此后，不论是西方的希腊、罗马世界，还是东方的中国，都在继续扩大着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希腊化时期出现的有经纬线的地图，囊括整个希腊人、罗马人已知世界的《地理志》等著作的不断出现，说明西方人还在努力扩大他们的世界视野，关注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印度的一位希腊人国王米南德竟然出现在罗马帝国初期的普鲁塔克的笔下，而佚名的一位希腊人则描述了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到现在孟加拉湾的海上商路，似乎还隐约提到了北方产丝的中国（“Thina”，秦）。中国方面也没有落后，西域的三通三绝固然是指外交关系的中断与延续，但实际上的联系却从未中断。佛教入华、甘英出使大秦都发生在东汉时期，罗马与中国的海上直接往来则在公元166年最终实现。至此，海上丝路全线贯通，与以前的绿洲丝路和草原丝路一道，中国终于与遥远的地中海世界连为一体，以丝绸之路为联系通道的欧亚大陆新世界形成了。
显然，世界史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人类向未知世界、周边世界探索的结果。所谓可以视为“世界史”的史书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出现。但是，不论希腊罗马世界，还是中国，当时出现的关于他们所知道的世界的记述，都是以本土为原点，向周边或某一个主要方向延伸的。那时的“世界史”充其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本国史或本民族史的外延。由此可见，立足本土的世界史研究古而有之。其动力一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占有欲，二是自身的强大，可以满足这种好奇与欲望的实现。当然，视野开阔、目光敏锐、具有使命感的史家的横空出世、应运而生也是必不可少的。希罗多德、司马迁显然就属于这样的史家。没有他们，我们对当时世界的了解，不知要失去多少有价值的回忆。
如何协调本土定位与世界史研究的关系
如上所述，古代世界的文明虽然大多独立生成，但相互之间的联系始终存在，只是交往的程度不同。新航路开辟之后，人类交往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根本性飞跃，整个地球上的文明地区连为一体，任何国家和民族几乎难以超然世外。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为先导的现代化浪潮从此席卷全球，至今方兴未艾。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有的国家兴起了，有的衰落了；有的帝国轰然倒塌，有的则维持了长期的荣光。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都是世界史研究的对象，但面对浩瀚无际的历史长河，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关注哪些历史现象、事件、人物，这就要根据研究条件和现实需要来选择，尤其是一国的现实需要。
现实需要就是紧扣时代的脉搏和国家的关切，以本国实际为研究起点。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史研究整体来看，我们基本上都与时代的需求相适应。曾经的美国热、日本热、非洲热，现在的丝路热、拉美热、全球史热，都反映了中国世界史学界对时代需求的呼应。由此可以看出，立足本土，是世界史研究的应有之义；立足本土，方能凸显世界历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从整体上看，我国世界史学科自觉地顺应了历史的选择。但在具体的研究上，应该如何立足于本土从事中国以外的世界史研究，亦即如何协调本土与世界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其一，打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壁垒，促进二者之间的融通。在我国史学界，有专门的中国史和似乎不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之分，这固然有利于各自学科的深入发展，与此同时也出现各自为营的现象。实际上二者不可分，也不能分。试想，离开了世界史研究，何以理解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以及中华文明的真正内涵。同样，离开了中国史，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规律性也都难以把握。立足于本土，就是要自觉地把中国史的内容纳入世界史的体系和范畴之中，或作联系，或作比较。而这一点，正是中国世界史学者的强项，因为我们有着丰厚的史学资源可以利用。
其二，注重现实关怀，充分发挥历史学的经世功能。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历史上大国的兴衰、国际热点区域的历史、人类生存环境的历史变迁、外国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等，都是世界史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主题。
其三，有意识地参与国际合作研究，在国际学界尤其是与我们关系重大的历史问题上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以丝绸之路研究而言，清末民初以国外尤其是西方汉学家主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窘境也不复存在。中国学者的丝路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界的普遍承认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丝路中国段的研究方面，我们应该说已经掌握了研究的主动权和发言权，亦即丝路遗址遗迹的发掘权和资料的解释权在我们手中。甚至，中国考古工作者（如西北大学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已经进入中亚实地考察、发掘，域外丝路研究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总之，作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我们要秉承立足本土、走向世界、放眼未来的原则，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世界史的发展繁荣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
（作者杨巨平，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