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里尔克的名句像是最低沉的新年钟声，在2018年的尾声中唤起共鸣。人们默想的心事各自不同，感怀的心绪却有相似的苍凉。
一年多之前，《经济学人》在年度展望中预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尽力摆脱政治紧张和技术狂热，2018将会是刺激神经的一年。”随后，《纽约时报》也有文章预言，“存在一种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确然性：许多可能非常疯狂的事情将会发生在2018年”，我们正在进入“混沌成为新常态”的时期。
正如被告知的那样，欧美各国经历了持续动荡与纷争不断的2018年。
辞典网（Dictionary.com）评选的年度词汇是“Misinformation”（误报信息），而牛津词典的选择是“Toxic”（有毒的）。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踵而至，以至于“谷歌助手”（Google Assistant）适时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告诉我一些美好的事情吧”（tell me something good），鼓励人们从各地日常生活中搜寻微小的好消息，集聚起正面的力量，来驱逐浓重的阴霾。
但类似的努力只带来些许短暂的慰藉。12月下旬，《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世界各地都弥漫着怀旧情绪，原因则各有不同。发达国家的多数民众感到今不如昔，陷入一种“无所不在的、险恶的衰落感”之中。
可见，在《西方的没落》出版一百周年的今天，斯宾格勒所激发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仍然深深困扰着西方社会。“西方衰落论”或许从未衰落，而“历史终结论”似乎已经终结，这曾让旁观者浮想联翩。但“风景这边独好”的亢奋在2018年迅速冷却，于梦醒时分重新面对真相：如果命运共同体是对历史方向的洞察而不是修辞，那么在动荡纷争的世界上没有谁能厉害到独善其身，更遑论称雄天下。
混沌也将成为西方思想的新常态。所有的神话似乎都烟消云散了。积极的公民在愤怒之中，消极的民众非佛即丧。放眼望去，显赫的政要不是好高骛远、幼稚无能，便是独断任性、堕落腐败。每一种宏大理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就在垂危之中。新鲜的话语层出不穷，却如昙花一现，只带来转瞬即逝的希望。
里尔克在同一首诗中还写道，“所有发生过的事物，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我们无从追赶，难以辨认。”是的，最令人惶恐的处境并非动荡与纷争本身，而是深陷其中却无从辨识、无力把握，于是茫然失措。认知坐标的迷失，判断依据的错乱，或许是时代肖像真正阴郁的侧影。而对时代的思考与辨析是“挺住”的一种实践。
动荡世界中的思想迷宫
过去一年的世界动荡不安，但这并不是什么新消息。往年如此，来年仍将如此。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主导阐释框架的瓦解，各种思路形成“范式竞争”的纷乱格局：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是否濒临崩溃？大国竞争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对“高尚国家”联盟的呼吁是一种新的国际战略构想吗？即便你研读了近百篇最有声誉的报刊评论与学术文献，获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凌乱不堪。世界局势扑朔迷离，专家学者莫衷一是，成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个显著征兆。
存在一个普遍的消极共识：主导国际关系的既有秩序已经开始失效。《外交事务》杂志曾对32位专家作问询调查，其中有26人相当肯定或非常确认“自由秩序处在危险之中”。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N. Haass）感叹：“正在隐退的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具世界性，而且没有秩序可言”，可以“安息了”。无论将既有秩序的危机归咎于主导者的无能或是“修正派”和“拒绝派”的颠覆，失序的危险已经迫近，冲突和对抗成为国际视野的焦点。“修昔底德陷阱”等议题应运而生。这两种论述虽有关联，却是相当不同的阐释思路，前者着眼于力量对比来解释冲突的演变，后者则主要基于政体形态来推测对抗的可能。
在历史上大国为争夺霸权而竞争，难得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往往陷入战争的结局，是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术语在时下的国际评论中颇为流行，被《金融时报》选入“2018年度词汇”（Year in a Word 2018）系列，但并不是新名词。早在2011年1月，《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其中专门介绍了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创造的这一概念，但当时的评论抱有审慎的乐观预期，如其标题所言：“超级大国与后起新贵：有时结局不错”。时隔七年，乐观的基调转为紧迫的危机意识。艾利森的新著使用了相当惊悚的书名《Destined for War》，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中译本。但艾利森并不是主战派，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国在竞争的恐惧与误判中落入战争的陷阱。他试图论证，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虽然在历史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然而，对于大国的竞争而言，艾利森提供的两个现代成功案例都没有多少示范意义。英国能够和平地将国际领导权转交美国，依赖于文化相似性这一相当苛刻的条件。正如他自己在书中坦言的那样，“被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击败是一回事，而被一个价值观迥异的对手超越则的确是另外一回事。”在意识形态相左的情况下，艾利森列举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作为避免陷阱的成功案例。他先后在《国家利益》杂志和《金融时报》发表两篇文章，推举肯尼迪总统在55年前演讲中提出的战略，主张“安护多样性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这区别于威尔逊总统倡导的“安护民主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肯尼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立场，但却愿意“与敌手共存”，从“为民主而战”转向“为守护和平而容忍多样性”，期望不同的政体之间展开和平竞赛，最终让时间来裁决哪一种制度最为可取。这其实也契合了当年苏联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和平共处”）。艾利森认为，肯尼迪这一“深刻的思想”为“当今正在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提供了线索”。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和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知名学者也撰文论述肯尼迪演讲对当下的借鉴意义。
但是，肯尼迪的战略思想会对谁有吸引力？当年那场“和平竞赛”以苏联解体告终，这究竟是“有益的经验”还是“惨痛的教训”取决于解读的视角。何况，今天的那边还会有耐心等待半个世纪吗？而另一边会甘愿退守次强吗？也许，将昔日的历史格局作为当前的参照模板根本是一种误会。对于艾利森来说，价值观冲突是他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处理的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冷战既是应对陷阱的一个方案（如果能避免升级为“热战”），又是滑向陷阱的险境（如果会使冲突不断激化）。艾利森的核心论旨在于，应当淡化政体与价值观的分歧，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成和平。
可是利益并不是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么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图景。搁置价值分歧的做法，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寻求，这却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诸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特别是，如果有一方已经失去耐心了——这是10月4日彭斯在哈德逊智库的演讲试图发出的信号。彭斯讲话的强硬基调是美国对自身挫折感的反弹。显然，西方政界与思想界的许多人士误判了中国的发展，低估了对手捍卫自身事业的抱负与意志。
《外交事务》杂志3/4月号发表《重估中国》一文，作者是奥巴马总统任期时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副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Ely Ratner）。文章检讨了美国政策的失误：曾经以为“美国的力量和霸权能够容易地将中国塑造为美国所期望的样子”，而结果却是“美国的期望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差距不断增长”。两位作者最后建议，一种更好方案的起点是美国以“新的谦逊”来看待自身改变中国的能力，既不寻求孤立和削弱也不试图去转变中国，而是将政策立足于对中国更为现实的设想。
《外交事务》随后在7/8月号刊登讨论专辑“美国误判了中国吗？”，包括王缉思、芮效俭（Stapleton Roy）、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约瑟夫·奈等多位学者展开辩论，坎贝尔和拉特纳最后予以回应。学者之间仍然存在分歧。奈认为，言称接触政策无法转变中国的观点，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测。这一议题还引起了《国家利益》等杂志的后续讨论。
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具有接触与围堵的双重性，在交错展开中时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接触政策失效，而围堵战略不再可能，因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西方经济体系的内部。彭斯在哈德逊智库的演讲不只带有明显的围堵倾向，而且将反击从贸易纷争扩大到文化与政治领域，这令人回想起丘吉尔首相1946年3月的“铁幕演讲”，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新铁幕演讲”。
“冷战2.0”并不是新术语。早在1998年，美国外交家、围堵战略的倡导者凯南（George Kennan）就将“北约东扩”视为“新冷战的开始”。此后近二十年间，讨论主要围绕着俄国对欧美的挑战及其可能前景。而近年来，新冷战的议题方向已经变化。2018年，《国家利益》杂志在5/6月号发表长篇文章《美国对阵俄国与中国》，作者林德（Michael Lind）是“新美国”智库的联合创始人，也是许多著名报刊的撰稿人。他从地缘政治、历史、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等多个角度全面分析，得出两个核心论点。首先，“……深层原因，是第一次冷战后美国寻求全球霸权，遭到了中国人与俄国人的抵抗”；其次，“如果美国的胜利要被界定为达成美国的全球霸权而不顾他们的抵抗，尤其是中国的抵抗，那么美国将……被打败”。林德认为，美国不可能实现那些“勇士们”谈论的目标，包括让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永久军事支配，接受由美国及其盟友（而没有中国参与）制定的世界贸易的各种规则，让俄国默许北约在俄边界地带的永久存在，让俄国将克里米亚回归给乌克兰。
林德在文章最后提议，美国应当放弃全球霸权的目标，转向谋求新的全球“暂行协议”（modus vivendi），具有鲜明的多元主义和实用主义取向。在地缘政治方面，重新承认被放弃的“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划分，这对缓解大国冲突是更为有效的方式；而在经济方面，“取代华盛顿共识的不是北京共识，而是经济多元主义”。如果双边主义和“微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更符合许多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抛弃为全球经济制定单一规则的方案也不足为惜。林德认为，将美国利益等同于创造和维护“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是愚蠢的，既会遭到对手的抗拒，也不会得到盟友的支持，“只有平衡自身的资源和承诺，美国才能够帮助引领世界回到新的‘冷和平’”。
林德的文章为对立格局勾勒出相对完整的轮廓，并提出了逆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大国冲突的实用主义策略。而许多论者则质疑概念本身的恰当性，这种质疑有显而易见的论据。旧的冷战已经结束，解体的“苏联阵营”不可能重新集结，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世界也不可能分裂为两个相对自足、彼此对抗的经济体。此外，除了美国之外，也没有国家热衷于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简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地缘和世界观意义上全面对抗的两大阵营不复存在，因此所谓“新冷战”是一个时代错置的概念。
的确，旧冷战的模式不可能重现，但所谓“新冷战”概念成为受人关注的议题并非毫无缘由。美国感到自身面临的挑战，不只来自经济与科技的新势力，而且嵌入了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被美国视为国际秩序的“修正派”势力正在有力地阻击它所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进程：将“二战”后在大西洋国家构建的“自由秩序”，逐步向全球扩展。当下，困于挫败感的美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应对战略，但新的国际议程可能已经在谋划之中，也并非毫无踪迹可循。
12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刚刚结束G20峰会，便赶到布鲁塞尔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发表讲话。他强调指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国的领导作用，“恰恰相反，秉承我们伟大民主制的最出色的传统，我们正在集结全世界的高尚国家（noble nations）来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秩序，防止战争并为所有人实现更大的繁荣。”整个演讲的主旨是改造“自由国际秩序”，因为原有的秩序已经失效。何以失效？演讲中有两个段落值得注意。他声称“在冷战结束后，我们听任这个自由秩序开始受到侵蚀”，因此“某些bad actors利用我们缺乏领导力的机会为他们自己谋利，这是美国退却（retreat）所产生的恶果。特朗普总统决意逆转这个局面”。在此，蓬佩奥委婉地将部分责任归咎于美国几届前任总统：所谓冷战后的“听任”是暗指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姑息放任政策，实际上导致了美国的“退却”，出现了“缺乏领导力的机会”，才让bad actors有了可乘之机。于是，蓬佩奥完全颠倒了外界的普遍印象：特朗普政府不是放弃而是真正担负起了强有力的领导角色，逆转以往软弱无力的“退却”局面。
建立“新的自由秩序”依据所谓“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蕴含价值标准和利益诉求的双重性。方法是清理门户与排斥异端并举。首先，以民族国家主权为核心，以双边主义方式重建谈判国际协议，放弃运转失灵的国际机制。“国际机构必须有助于促进合作，从而支撑安全和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否则它们就必须被改造或被取消。”因此，“本届政府将合法地撤出或重新谈判过时的或者有害的条约、贸易协定，以及其他不符合我们主权利益或者我们盟国利益的国际协议”。其次，排斥和压制“违规者”，“当条约遭到破坏时，违规者必须受到反击，条约必须得到修改或被废弃”。最后，他诉诸危机感，“我们所面临的威胁来自那些强势的国家和行为者”，因此“尤为迫切地呼吁”盟友拿出勇气。
蓬佩奥演讲的要义在于，重新确立盟友与对手的边界，号召“高尚国家”联合起来“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抛开既有的国际秩序重起炉灶，从过度扩张也过于包容的全球性国际机制中撤离，收缩到最初的大西洋国家圈及其可靠盟友，而申请加入“高尚国家”俱乐部的外部成员需要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核。
这会是美国新战略的雏形吗？既便如此，也很难说这是特朗普的规划，还是美国共和党精英的构想。有趣的是，《经济学人》在12月发表的《再造自由主义》长篇宣言中，有一个段落与蓬佩奥的论旨有相似之处。文章指出，辞世不久的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在十年前提出过一个“民主国家联盟”（league of democracies）的想法，认为“这个想法值得重温”，这个联盟作为不同于联合国的另一种平台是“可信而有用的”。
彭斯与蓬佩奥的演讲显示，美国正在改变“自由秩序”的涵义和取向，从以往包容开放的全球主义，转向党同伐异的敌我划界；从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价值，转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心。
然而，雄心勃勃的“新自由秩序”最终可能是一厢情愿。特朗普的鲁莽与多变真的可以算作是意志与灵活性的体现吗？他执政以来对欧洲的粗鄙态度还有能力集结所谓“高尚国家”吗？这种新的构想更可能导向新无序而不是新秩序，冲突和对抗可能进一步加剧。无论如何，卡尔·施米特的信徒们，以及宣告“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的有识之士们，将会欣然见证历史重新开启的一幕。
美国政治的战场
特朗普执政的第二年，在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的状态中落幕。这种状态延续至新年，创下了美国“政府停摆”最久的历史记录，或许还会再次停摆，也可能以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而告终。《纽约时报》报道说，特朗普曾在浏览媒体大标题时感叹道，“我干得很棒，但每天都像一场战争！”
特朗普是一名顽强的斗士，而且格外痴迷于自己的“硬汉男人”形象。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之说并不全然可信，但一个强势元首的性格必定会影响其国家的命运。整个2018年美国政坛硝烟弥漫：从国际到国内，从“零容忍”非法移民到避难所中移民子女的处境，从“通俄门”调查到前私人律师科恩（Michael Cohen）被判刑，从移民问题到边境安全，从大法官任命到中期选举，从两党对峙到白宫内部的人事纠纷……事关政治的领域几乎全部演变为“战场”（battlefields）。
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的好战品行就展露无遗，因此并不出人意料。只是当时有许多人相信，美国的宪政体制与公共领域具有强大的制约力量，终将驯化特朗普的“野性”与“任性”，使他转变成一个“规范的”总统。这种预期显然落空了。也许，第一夫人对其丈夫的见识更为真切。《华盛顿邮报》曾引述梅拉尼娅的原话说“如果遭受攻击，他会猛烈十倍地予以还击”。所有制约力量在特朗普看来都是对他的个人攻击，激发他几乎本能的更为勇猛的反击，使他更偏离人们对正常总统的期望，从而导致更密集的质疑批评。
2018年伊始，作家沃尔夫（Michael Wolff）推出《火与怒》（Fire and Fury）；8月，前白宫通讯主任纽曼（Omarosa Manigault Newman）发表《精神失常》（Unhinged）；9月，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出版《恐惧：特朗普在白宫》（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三本先后出版的畅销书，都揭露了白宫惊悚慑人的内幕，引发舆论风暴。三位作者风格颇为不同。沃尔夫笔法劲爆，长于秘闻轶事，颇有政治八卦色彩，让人半信半疑。纽曼揭秘来自亲历证据，但她不是中立的观察者，在白宫任期一年后被解雇，或有“复仇”之嫌。但伍德沃德则是声誉卓著的记者和作家，早年与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一起报道“水门事件”而一举成名，撰写过八部以总统为题的书籍（从尼克松到奥巴马），曾两次荣获普利策新闻奖。《恐惧》一书以严谨扎实的证据（包括几百小时的访谈录音）见长，更为可信深入，也更令人震惊。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9月6日罕见地发表一篇匿名文章，题为《特朗普行政当局内部的寂静抵抗》。作者是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指出特朗普陷入了一个他尚未充分理解的困境：他自己的许多高级官员正在“从内部不懈努力，以挫败他的部分议程和最糟糕的倾向”，而作者本人就是这种内部抵抗的参与者。作者虽然同属共和党，但尖锐抨击总统的道德水准和领导能力（失德、鲁莽、狭隘、不称职），更无法接受这个国家“与他一起沉沦”。作者认为美国公众应该知道“房间里还有成年人”：“我们充分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在努力做正确的事，即使是在特朗普不会这样做的时候。”
这篇文章引起特朗普的震怒，指控匿名作者涉嫌叛国罪。媒体对“谁是白宫内鬼”的猜测也造成连锁性恐慌，从副总统到部长等众多高级官员纷纷公开声明“不是我写的”。匿名文章与三部畅销书相互佐证，坐实了白宫的乱象。正如《恐惧》中引述的前白宫秘书波特（Rob Porter）所言：“这不再是总统职位，这也不再是白宫。这里只有一个想要如其所是做自己的人。”
然而，对特朗普的频繁曝光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卢斯（Edward Luce）在《金融时报》的评论中写道，美国民众起初对特朗普的虚伪、自恋与无知感到震惊，但随着一次次揭秘材料的出炉，已经渐渐麻木。时至如今，这些“猛料”已经无法使人震惊了。“特朗普极不适合当总统，但显然任何人都对此束手无策。”卢斯表达的无奈与无力感或许真切，但这并不是公众甘于无所作为的信号，而是在政治极化背景下，对立双方无法妥协又难以推进的征兆。战斗仍在继续并且日渐激烈，只是常常难解难分。
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卡瓦诺（Brett Kavanaugh）遭到民主党的强力阻击，10月6日，他在经历了性骚扰指控、调查和听证的风暴之后，以两票微弱优势（50票对48票）通过参议院批准，进入联邦最高法院。11月中期选举的竞争更为激烈，两大政党全力动员，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最终，民主党获得了值得欣慰的成绩，在众议院夺回30多个席位成为多数党，女性与少数群体的议员数量也明显上升。但原先期望的“大蓝潮”实际上“既不够大，也不太蓝”。“不够大”是指翻转力度不够强劲，未能在参议院获得多数，在众议院也远不及共和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掀起的“海啸”（夺回63个席位）。“不太蓝”是指文化进步主义的色调不足，民主党多名呼声很高的进步派候选人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几位文化立场相对保守的民主党候选人获胜。在谋求连任的民主党参议员中，此前投票反对卡瓦诺出任大法官的三位议员都失去了席位，而唯一的“反水者”曼钦（Joe Manchin）则获得连任。但无论如何，此次中期选举打破了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同时占据多数的优势，对特朗普未来两年的执政形成了制衡与挑战。
然而，特朗普并不会因为中期选举的挫折而收敛锋芒。选举后立即解雇了司法部长。他不仅有越挫越勇的斗志，而且已经拥有体制化的政治资本。这位体制外的政治素人，借（共和党之）壳上位的总统，并没有被共和党建制派所驯化。相反，他已经成功地驾驭了（或者说“绑架了”）共和党，这是他执政两年来最突出的一项成就。
著名政治学家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12月在《美国利益》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特朗普已经成为“一位共和党的总统”，因为他在共和党的经典政治议程中有所成就。减税措施、放松政府管制的经营自由，以及（直到年底前的）股市持续繁荣，赢得了经济保守派的支持。而他任命的30名上诉法院和50名地区法院的法官，尤其是两位进入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可能长久地改变“文化战争”的力量对比，抵御来自进步派的“价值侵蚀”，这将受到文化保守派的拥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拥有多么广泛的民众基础。自现代民调以来，特朗普是唯一在前两年任期中从未达到50%支持率的总统，他的民众支持率一直低于对他的反对率。但是，他在共和党选民中享有高达九成好评。由于在党内的这种声望，他在2020年谋求连任的企图很难遭到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挑战。
但在另一方面，强势的特朗普又是一位“弱总统”。曼德尔鲍姆认为，“以历史尺度来衡量，特朗普的成就是平庸的。”这些成就至少一半归因于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占据多数的优势。况且，他仍然未能废除“奥巴马医保”，也尚未建造美墨边境墙。
此外，特朗普还存在三个弱项。首先是缺乏执政经验，对政府必须处理的问题无从把握。“虽然总统席位并不是知识测验，但无知并不是资产。”其次，他缺乏一群能干而忠诚的执行者，难以形成一个联结总统、高级官员与整个官僚机构的网络来执行他的计划，像一辆汽车的方向盘与底盘缺乏有效的连接。最后，特朗普任命的许多高级官员常常与他的政策偏好相左，甚至拒绝实施他的政策。所有这些特点都会削弱总统的执政能力。
然而，共和党已经别无选择。那些“绝不要特朗普”（Never-Trump）的共和党人还能做什么呢？政论家弗拉姆（David Frum）曾是小布什总统的演讲撰稿人（“邪恶轴心”一词的发明者），他在1月发表《特朗普制》（Trumpocracy）一书，批判特朗普对美国民主造成的威胁，清晰而深入地思考共和党摆脱“特朗普制”的复兴规划。但真正的困局在于（如他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承认的那样），特朗普能在选举中胜出，这是共和党其他更优秀的候选人以及更好的竞选策略难以企及的，这在2020年仍然是一个难题。
学术界的保守派今年出版了《特朗普与政治哲学》，这是主标题相同的两部姊妹篇论文集（副标题分别是“爱国主义、世界主义与公民美德”以及“领袖、政治家风范与暴政”），总篇幅达700页之巨，其中不少作者具有施特劳斯派倾向（比如圣母大学的扎科特夫妇），更多的作者是年轻学人，包括哈佛大学讲师的亚当·桑德尔（迈克尔·桑德尔之子）。两部文集援用经典政治哲学（从柏拉图到施米特）的视角来探究特朗普现象，其中不少论文思考精深，颇有洞见。但出版之后几乎无人问津（在亚马逊网站上，两部文集的打分人数和评论数量均为零）。
除了著书立说之外，许多反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或许只剩下怀旧了。在对麦凯恩参议员和老布什总统的悼念中，缅怀“过去的好时光”。虽然两位逝者在任时期的表现绝非无可挑剔，但在与时任总统的对比中，变得格外可敬，他们是老派、敬业以及（最令人感慨的是）体面的（decent）长者。在老布什总统的葬礼上，特朗普的孤立是如此醒目，他一脸萧瑟挺过了难堪的场面。他知道自己是孤立的，但他也坚信共和党别无选择。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特朗普任期两年中高级官员的更换率高达65%，以至于无法及时任命正式的接替者。在新年开始的时候，代理职位包括司法部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白宫办公厅主任、环境保护署主管和驻联合国大使等。随着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的辞职，“房间里的成年人”已经所剩无几。特朗普变得更少束缚，可能也更加危险。《纽约时报》评论说，特朗普越来越依赖自己的本能行事，比任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更少受任何人的影响。于是，“每天都像一场战争”，他像阅读“战报”一样每天花费大量时间（6到8小时）观看电视和媒体的消息，时而亢奋时而沮丧，也越来越像是总统的“孤身奋战”。
在圣诞节前夕，特朗普发出一条推文，“我孤身一人（可怜的我）在白宫，等待民主党人回来，对急需的边境安全达成协议”。他所急需的是50亿美元来造墙，竞选中曾发誓要造的那道“宏伟的、美丽的”墙。但人们没有忘记，当初承诺要让墨西哥付钱来造这堵墙。在新年之初与国会的商谈中，特朗普愤然离席，威胁要动用“国家紧急状态”来造墙。无论成败，他要向基本盘选民表明：我穷尽了一切手段。这是一场跨年的持久战，但绝不会是特朗普任期内的最后一战。
盖洛普民调显示，在2018年初特朗普的支持率是39%，而经过了整整一年风云，在12月底他的支持率仍然是完全相同的39%。《纽约客》年底的一篇专栏文章说，无论特朗普给美国和世界造成多少动荡，人们对他的评价几乎凝固不变。而所有这些疯狂的事情，在一年之后来看，可能只是暴风前的宁静。
的确，政治内在地蕴含斗争性，但政治本身具有多重维度，并不等同于斗争，而斗争也未必以强对抗的方式展开。对抗性的斗争是所谓“特朗普制”下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它会将美国引向何处？套用特朗普的口头禅——“再看吧”（We’ll see）。
欧洲的艰难岁月
在贡比涅（Compiegne），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的签署地，马克龙与默克尔相聚。在11月10日停战百年之际，他们为“一战”纪念碑前的新牌匾揭幕，铭文中刻写着“再次确认法德两国的和解对于欧洲和平的意义”。
这是向欧洲理想致敬的时刻，但现实的考验异常严峻。一年多之前，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随后默克尔领导的“基联盟”在德国大选中胜出，曾为德法双轮驱动的欧洲事业带来了新的动力。但重获的信心在一年之后已经笼罩在忧虑的阴影之中。
哈斯在《欧洲的混乱》一文中写道，“巴黎的部分地区在燃烧，英国被脱欧所吞噬和分裂，领导意大利的是一个抵制欧盟预算规则的笨拙的左右翼联盟，德国正在应对政治重组而且处在向新领导人过渡的初期阶段，匈牙利和波兰已经皈依反自由主义，而西班牙正在面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挑战。”
许多关于欧洲的报道评论，都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中使用了“混乱”（disarray）一词。在彭博社（Bloomberg）的采访报道中，前丹麦首相和北约组织秘书长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表达了对“欧洲无领导”状况的担忧，而美国也已无法发挥引领作用，这使人怀疑“西方”是否还是一个有意义的实体。
什么样的政治家才能胜任欧洲的领导角色？雄心勃勃的政坛新星马克龙，这位理想主义的改革家和欧盟的积极倡导者，曾被寄予很高的期望，现在正陷入执政危机。当他从G20峰会返回巴黎的时候，“黄背心抗议”已经风起云涌。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发表文章，分析了“马克龙议程”的三个关键方面：“国内经济改革、更深度的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治理”。理想情景中的三部曲进程是，首先，马克龙在法国的改革获得成功；然后，他说服德国一起推进欧盟改革的规划，“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经济政府”；最后，依凭一个得到巩固的欧盟，来反击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势力。而当下马克龙的国内议程遭遇挫折，他欧洲和国际议程便可能落空。拉赫曼指出，法国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公众“既要求减税，又要求改善公共服务”，因此领导法国看起来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连续几任总统，风格迥异但最终都遭到公众鄙视：萨科齐太华而不实，奥朗德太平庸，如今马克龙则被指责为“过于高傲”。本来期望马克龙能够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成为全球自由价值的引领者，“但现在看来，马克龙拯救世界的可能性似乎已微乎其微。他能保住自己的总统职位都将是幸运的了”。
马克龙能够度过这场危机吗？他在2019年1月13日发表“告国民书”，邀请国民从1月15日起参与为期两个月的全国大辩论。他承诺倾听民意，向公民咨政，鼓励理性和文明的辩论，并给出了具体的辩论议题。他呼吁互助与团结，期望“一起将愤怒转化成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也表达了坚守改革议程的决心。这场“既不是选举，也不是全民公投”的全国大辩论，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极富法国式民主的精神和哲学气质，而且契合马克龙的风格。但它能否化解这场执政危机仍需接受现实的考验。
在德国，沉稳老练的默克尔渡过了艰难的一年。在2017年大选之后，她经过长达半年之久的曲折协商才组成了联合政府。6月，默克尔再度陷入难民问题的泥沼，必须同时调解内阁的分歧、德国的党派争议以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10月的地方选举中，基民盟及其姐妹党基社盟在黑森州和巴伐利亚州遭遇重创。10月底，默克尔宣布，她将辞去基民盟主席，并在2021年总理任期结束后离职。
《纽约客》12月刊登的长篇文章透露，在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的第八天，奥巴马最后一次作为总统出访柏林与默克尔会面。当时默克尔将要完成第三次总理任期，对是否继续执政十分犹豫，而奥巴马敦促她谋求连任，因为面对英国脱欧、席卷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以及特朗普执政的不确定性，欧洲需要默克尔担负其凝聚的使命。
在特朗普上任几个月之后，默克尔明确表示“我们欧洲人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默克尔对欧盟事业的承诺深受其“政治导师”科尔（Helmut Kohl）的影响。科尔在执政期间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也是欧洲一体化最热忱的倡导者和有力的推动者。牛津大学欧洲史教授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曾在文章中提及他与科尔会面的一段谈话。科尔对他说，“你意识到吗？现在坐在你对面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直接继承者。”作为希特勒之后统一德国的第一任总理，科尔具有极为深刻的历史责任感——担负德国对欧洲和平的使命。而欧盟正是确保欧洲持久和平的规划。
然而，在科尔辞世一周年之际，德国政界围绕移民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危及德国在欧盟的地位。6月28日，瑞典前首相比尔特（Carl Bildt）发表文章指出，德国正陷入一场是否要继承科尔政治遗产的斗争，他称之为“德国的灵魂之战”。
表面的争论是，德国要不要把先前在其他欧盟国家注册过的那些难民驱逐出境，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德国“应当单独自行其是，还是继续寻求共同的欧洲方案”。若是按照科尔的政治思考，德国必须考虑自身政策对欧洲的影响，不会把问题甩给周边的小国，因为它们的安全问题也就是德国自己的问题。尽管流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数量已经远远低于2015年和2016年，但移民仍是整个欧洲大陆的热点问题。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潮下，德国关于移民的争论不断升级，已成为“德国的灵魂之战”，将决定未来德国在欧洲的角色，以及整个欧洲一体化的前景。
6月29日凌晨5点，欧盟峰会经过长达12个小时艰苦卓绝的谈判，达成一项安置难民的协议，默克尔称之为“良好的妥协”。《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说，“默克尔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危机幸存者”。这是一个留有隐患的协议，但体现了她挫败对手、保持权力的典型秘诀：“一次次，她设法拼凑起混杂的联盟和过渡性协议，能让足够多的人满意并留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维持她的总理职位，直到下一次危机来临，到时候她将再次如法炮制。”文章以《默克尔，逃离大师》为题，言下之意是，她只能逃离危机和缓解问题，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的确，默克尔不能，但面对当下的欧洲难题又有谁敢于奢谈“解决”？能够“挺住”危机而幸存已经足以值得欣慰。默克尔平息了内阁的争斗、防止了联合政府的解体，化解了欧盟成员国彼此推诿的僵局，尽管只是暂时的。
12月7日，基民盟党代会选举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担任新的党主席，她常被人称作“小默克尔”，也是最符合默克尔心愿的继任者。在担任基民盟党主席长达十八年之后，默克尔终于卸任，她的告别演讲朴实无华，最后说“是时候翻开新的一页了”。德国（甚至欧洲）的“默克尔时代”将在三年之后落幕。
英国在久拖不决的脱欧进程中备受煎熬。许多媒体将英国脱欧比作一场“痛苦的离婚”。英国不是一个当事人而是一个国家，其中有党派之争、地区差异和立场分歧，在软硬快慢的各种脱欧方案的争议中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反对脱欧的声音也越发强烈，阿什教授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11月在《卫报》发表文章向英国同胞呼吁，“如果我们在民众投票中决定回头留下，那么欧洲的大门仍然敞开着。否则，我们可以吞下特蕾莎·梅谈成的协议，并从此过上不欢乐的生活。”他在12月12日又发表了一封写给欧洲的公开信，恳请欧盟的朋友们发出清晰、简单和积极的讯息——“我们要你们留下”。基民盟新任主席卡伦鲍尔与20多位德国政界与商业界著名人物，在1月18日《泰晤士报》上发表《德国友人敦促英国留在欧盟》的联署公开信，表示“英国已经成为我们作为欧洲人的一部分”，“英国人应该知道：我们心底的愿望，我们要他们留下”。公开信表达了对英国人民选择的尊重，但如果英国决定留下，“我们的大门将总是敞开的”。根据Survation公司11月初公布的一份2万人样本的调查，其中有54%的受访者支持留在欧盟。
特蕾莎·梅在12月12日挺过了“不信任投票”的威胁，但在新年1月中旬议会下院的表决中，她代表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被比例悬殊的投票否决。在1月底下院的投票中，“二次公投”“不脱欧”和“推迟脱欧期限”等几项修正案均遭到否决。通过的修正案使梅获得“授权”，“对‘脱欧’协议作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整”，这意味着她将与欧盟重新谈判新的协议条款，但前景并不乐观。
德国右翼的另类选择党（AfD）正在酝酿德国脱欧的计划。实际上，许多成员国都有反对欧盟的群体和势力，将欧盟视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但是脱欧或者解散欧盟是更现实可行的吗？会不会是一场更惊悚的噩梦？英国脱欧的痛苦过程就是一个缩影。欧洲一体化注定是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也必定经历曲折反复的斗争。
2019年1月25日，法国《解放报》发表了30位著名知识分子联署的公开信，《为欧洲而战，否则破坏者们将摧毁它》。这封公开信由法国明星哲学家莱维（Bernard-Henri Lévy）起草，认为欧洲正处在1930年代以来最危险的时期，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遭遇严峻挑战，呼吁公众以行动反击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身份主义者的猖獗蔓延，以捍卫欧洲精神和自由价值，为迎接5月来临的欧洲议会选举做好准备。联署人还包括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昆德拉（Milan Kundera）、麦克尤恩（Ian McEwan）、拉什迪（Salman Rushdie）、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和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公开信翻译为多种语言，英文版在《卫报》发表。
当然，这不会是最后的呼吁，也不会是最后的斗争。曾经战乱的欧洲祈求和平与安全，而在和平中生活已久的人们要求保障、富裕、自由、平等、公正和尊严。不同的诉求，在新老欧洲国家、不同语言和不同阶层之间，形成各自对于欧盟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这注定了疑欧派和脱欧派会持久存在，并将持久地危及人们对欧盟事业的信心。但信心是相对视野而言的。如果回到贡比涅，在百年尺度的历史视野下，或许更能领会欧洲已经走过了多么艰难而非凡的历程。
自由主义的死亡与重生
在2018年，有大量的著作文章论述“自由主义的死亡”。这已经不再让人惊慌失措或欣喜若狂（取决于你的立场），反倒会令人不胜其烦。不是吗？这些年类似的死亡通知早已不绝于耳，难道这次的修辞更加情真意切？也许，自由主义只是奄奄一息垂而未死，必须紧急抢救使之复活，或者应当不断诅咒让它尽快死透（仍然取决于你的态度）。
网络杂志Aeon在6月底发表题为《自由主义的多次死亡》的文章，作者科尔（Daniel Cole）和克拉图（Aurelian Craiutu）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法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作者对谷歌收录的3000多万本图书做出词频分析，发现自由主义的最初死亡发生在1870年代，在进入20世纪时又多死了几次，“而自1920年之后就几乎一直连续不断地死亡”。相比之下，威权主义似乎从不死亡，而保守主义只是偶然死亡，那么为什么“自由主义会如此频繁而持续地被宣告死亡”？
作者指出，“自由主义”的词义含混不清，也不是统一融贯的政治理论，还可以用来指称不同的治理体制，包括法国的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的“守夜人国家”，罗斯福新政，德国秩序自由派的“法秩序国家”等。有学者研究发现了近30种自由主义的不同定义。由于这种内在的多样性，一种自由主义的没落或消失可能不会牵连其全部理论的命运。比如，在废除福利国家的同时，法治、自由市场和个人权利自由仍然可能存留。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会为此叫好，但进步主义自由派则将此视为现代自由主义的严重颓败。由此看来，自由主义具有法律、政治、经济和道德（或宗教）等多种支柱，其中个别支柱的损毁不足以倾覆自由主义的整个大厦，这就给任何宣告自由主义死亡的人造成了麻烦。
当然，具有内在多样性的自由主义家族也分享了一些基本原则。文章指出，自由主义者几乎都同意，个人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都是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培育亚当·斯密所说的“道德情操”，依照科学方法将理性应用于证据。他们相信制度结构（社会建立的宪政法律规则和政策）总是实验性的，也基于人类可错性（fallibility）的假设，主张自由主义需要一种反意识形态的开放、谦逊和宽容品质（虽然做得并不总是到位），认真对待对话和尊重分歧的意义重要性。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百年来的进步是非常可观的：在自由世界“许多生活中‘极大之恶’，包括奴隶制、赤贫、失业、基于种族和阶级的法律差异以及宗教歧视，已被消除或极大地缓解”。但弊端和问题也持续存在。自由主义者的抱负远大，但自由社会的现实永远无法企及理想。其中一个原因是自由主义蕴含着多种彼此冲突的目标（比如，更大的个人自主性与更充分的平等之间存在冲突）。“由于这种内在紧张，自由主义携带着自我破坏的种子。”虽然获得了种种进步，但自由主义的成就总是局部的、暂时的和不完善的。而成功本身也是一个暧昧不清的概念。康德有“人性的曲木”之说，那么自由社会的成员要期待高于局部的成就便是不恰当的。
文章最后写道，“自由主义与我们对它感受的疑虑如影随形，这些疑虑应当引起我们去留意，甚至去赞美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指出的它的真正缺陷”。但我们不必去理会那些“宣告整个自由主义规划已死或存在致命缺陷”的先知们。
悲观主义总是比乐观主义显得深刻，更不用说在令人悲观的时期了。《当下的启蒙》（Enlightenment Now）是2018年初出版的新书，作者是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这部“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副标题）的著作展示出相对乐观的人类发展图景，延续和发展了作者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2011年）一书的主题，在当下有些反潮流的意味，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响，公开发表的书评有160多篇。
《当下的启蒙》获得主流报刊的盛赞，以及比尔·盖茨等社会名流的力荐。同时也引起许多批评，其中最为尖锐的回应来自英国政治哲学家格雷（John Gray），他在《新政治家》杂志发表的书评题为“未被启蒙的思考：平克令人难堪的新著是献给慌乱自由派们的一份虚弱的布道词”。这并不令人意外，格雷多年前对《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就发表过讥评，称之为“和平的妄想”，认为平克论证的人类变得更少暴力的观点，完全是“一派胡言”（nonsense）。平克当时就和格雷有过交锋，两人争执不下。
格雷当然不是这部新著唯一的批判者。平克将“理性、科学与世俗人文主义”作为启蒙的主轴，遭到“以偏概全”的批评，许多评论者指出启蒙运动有内在的多样性，启蒙思想家有些不是科学人文主义者，其中有宗教信徒也有种族主义者。而且，平克塑造的启蒙传统排除或淡化了卢梭和马克思的影响，让许多人无法接受。有几位学者特别不满于他对尼采断章取义的引用。还有批判者质疑他对启蒙运动的赞颂，因为启蒙“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种族主义、奴隶制、帝国主义与种族灭绝”。另有一些批评针对平克宣扬的进步主义观念。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的看法似乎违背许多人的当下感受：气候变暖，毒品滥用，校园枪击，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凡此种种，似乎意味着“启蒙的终结与进步的逆转”。与此相关的批评是针对平克使用数据的严谨性，他选择了支持自己论点的有利数据，而忽视了一些不利的证据。还有一些批评认为平克没有看到启蒙运动的自我瓦解倾向，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都是科学和理性“进步”的产物，最终可能会毁灭启蒙的理想。
2019年1月，平克在网络杂志Quillette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回应文章，集中针对以上这些典型的批评意见一并作答。实际上，这些批评并不新颖，一直是启蒙与反启蒙之间常见的对立观点，也有启蒙内部多样性之间的分歧。平克的回应承认启蒙可以有多种阐释，他完全没有想要垄断对启蒙的阐释权，而是提供言之有理的一种阐释，而且在他看来是对当下最有启发性的一种启蒙传统。平克与他大部分批评者（包括格雷）之间的分歧，在当初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之间就已经发生。今天的争议也可以视为延续了启蒙家族内部经久不息的争论传统。
无论倾向于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严肃的智识努力都不应当回避启蒙传统存在的复杂问题，也需要直面（作为启蒙运动重要遗产之一的）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9月15日出版的《经济学人》在纪念其创刊175周年的时刻，在封面上呈现了一份“复兴自由主义的宣言”（A Manifesto for Renewing Liberalism），开篇有两页长的《宣言》（作为导言），随后是正文《为21世纪再造自由主义》（Reinventing Liber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长达10页（一万多词），并附有50种参考文献。正文有六个部分，包括对自由主义的概论，市场经济问题，移民与开放社会，福利与征税，世界秩序，以及最后对集结起来重振自由主义的召唤。
导言中指出，《经济学人》在175年前创刊时，就致力推动自由主义——“一种对个体尊严、开放市场和有限政府的普遍承诺，以及一种依靠辩论和改革带来人类进步的信念”，而不是如今美国大学校园中流行的左翼“进步主义”，也不是法国时评人构想的右翼“极端自由主义”。令人忧虑的是“自由主义造就了现代世界，但现代世界正在背离自由主义”。如果要复兴自由主义的活力，必须反省它失去活力的多种成因。在社会经济方面，需要反省自由主义崇尚的“优绩制”（meritocracy）竞争对造成贫富差别与社会固化的影响。在文化方面，检讨“身份政治”的局限，在正当回应族群歧视的过程中，没有防止它演变为“宗派愤怒”的倾向。在国际与地缘政治方面，自由派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来捍卫“二战”后形成的同盟和自由制度体系。在政治上，当政的自由派已经变得越来越保守，倾向于维持现状，而完全忘记了自由主义最初的激进立场。针对当下的潮流，《经济学人》仍然相信自由主义理念的力量，因此发表一份自由主义复兴的宣言，这是“一种为了人民的自由主义”。正文在最后引用了创刊人威尔逊（James Wilson）对这份杂志的承诺：展开“一场在推进前行的智性与阻碍我们进步的无价值的胆怯无知之间的严酷竞争”，相信这种竞争会最好地服务于自由主义的目标。
这份万言书很像是“关于自由主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列举自由主义的辉煌业绩和伟大历史进步，同时严肃对待当下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困境，并为二十一世纪自由主义的再造提出构想。
科学探索与政治正确的争论
我们的身体与人格特征究竟是由先天的遗传因素决定的，还是在社会文化的环境中养成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提问方式本身是错误的。所谓“先天”对“养成”（nature vs. nurture）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学术界很少有人信奉“基因决定一切”的极端立场，也没有人会完全否认遗传因素的作用。
主张种族（race）之间有先天的智力高下之分，是种族主义的观点，但这种言论出自沃森（James Watson）之口则相当令人困扰。
沃森被誉为“DNA之父”（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1962年获诺贝尔奖，还曾主持“人类基因组项目”，是蜚声世界的生物学家。在2007年他就因发表“他们（黑人）的智力与我们（白人）不同”等言论，引起舆论哗然和学界抨击，最终他为此公开道歉，随后从他工作了40年的冷泉港实验室退休。
2018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美国大师”系列完成了纪录片《解密沃森》（American Masters: Decoding Watson）的制作。在12月中旬发布的预告片中，沃森对于被人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似乎流露出轻蔑态度，引人关切。新年第二天纪录片正式播出后，沃森在访谈中明确重申了曾遭批评的观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平均智商存在差异”，将此归因于“基因差异”。十天之后，冷泉港实验室发表声明，谴责沃森“误用科学为偏见辩护”，宣布解除他所有荣誉头衔（包括名誉主席、荣休教授和名誉董事）。在其官方推特发布的这项声明之下，很快出现了几百条读者留言。令人吃惊的是，绝大多数评论对沃森表示同情，许多人提出了一个貌似有理的质疑：沃森的观点可能在政治上不正确，但如果在科学上是真实的呢？难道科学真理应当屈从于政治正确的管制吗？
回应这种铿锵有力的质疑其实并不困难，而且可以斩钉截铁：沃森的这种观点首先在科学上错误的（虽然他是一位科学大师），因为在生物学意义上，“种族”类别（白人、黑人、黄种人等）并不存在，这早已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许多人误以为不同的肤色表达了种族之间显著的群体基因差异，但肤色差异并没有这种代表性。基因差异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但差异性高低完全不对应所谓“种族”分类。比如，一个人与种族内部某个成员的基因差异，很可能超过与种族之外某位成员的差异程度。社会生活中使用的种族分类，是文化和政治塑造的概念（所谓“社会建构”），并不具有对应的生物学依据。这是目前生物学和人类学界的主流观点，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据支持，也有许多相关的科普作品传播。
那么，生物学真相与政治正确从此就能和谐共处了吗？未必。
哈佛大学教授莱克（David Reich）微妙地发出了一种不和谐的“噪音”，激起了广泛的争议。莱克年仅45岁，已经在遗传学领域做出许多重要贡献（包括2010年领导研究团队，发现了几万年前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杂交的证据），位列2015年《自然》杂志“十大重要科学人物”（Nature’s 10）。他不仅在专业上出类拔萃，在政治上也持进步主义立场，曾公开反对沃森的种族主义言论。这样一位“又红又专”的年轻科学家，何以会触及政治正确的敏感神经呢？
2018年3月，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莱克的科普新著《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到达这里》（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阐述“古人类DNA与人类过往的新科学”，同时在3月23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其中节选的片段，题为《现代遗传学时代的“种族”》（网络版标题为“遗传学如何在改变我们对‘种族’的理解”）。文章开篇阐明了一个共识：从基因的视角来看，人类群体之间非常相似，不存在足够的差异来支持“生物学意义的种族”概念，因此，“种族是一个‘社会建构’，是一种随时间和国家变化的人群分类方式”。
但他话锋一转，认为这种“共识”慢慢转变为一种“正统”（orthodox）：“在依照当今种族标准来分类的人群之间，平均遗传差异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在论及任何有意义的生物学特性时，这些差异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正统观点进一步要求我们，应该“对人群之间遗传差异的任何研究保持忧虑”，因为这种研究（无论动机多么良好）都会被置于“滑坡”之上，导致各种“关于生物差异的伪科学论述”，它们曾被用于合理化奴隶贸易、优生学运动和纳粹大屠杀。
莱克试图挑战这种正统观点，却是以相当审慎和微妙（subtle）的方式，这使得文章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反复强调“种族”这个概念在生物学上没有意义（在用“race”一词时，几乎都冠以引号），而且以自己最新的研究发现举例，所谓“白人”绝非衍生于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人群，而是四种有差异的古代人群的混合，彼此的差异程度如同今天的欧洲人与东亚人。
实际上，莱克整本书最突出的论旨是，古人类DNA研究证明，自后冰川时代的人类大扩张以来，任何地方的人群基因都发生了多次巨变。因此，人类本质上是混血的（mongrel），任何“纯种”观念都是幻觉，“寻求回归神秘纯洁性的各种意识形态都是对硬科学的公然违抗”。
另一方面，莱克认为不应当回避研究不同人群（populations）之间的遗传差异。他明确反对一种流行的误解：由于人类来自共同的祖先，人群相互分离的时间不久，不足以在自然选择压力下形成重要的遗传差异。“但这不是事实”，他指出“东亚人、欧洲人、西非人和澳大利亚人的祖先（直到最近为止）几乎完全相互隔绝了4万年或更长的时间，足以让进化力量发生作用”。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会影响某些遗传疾病、特定的身体性状甚至行为和认知能力在人群之间的概率性差异。
莱克文章的两面性呈现内在张力：否定生物学的“种族”概念，但承认“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那么“人群”不会成为“种族”隐秘的代名词吗？展开这种遗传学研究，不只限于疾病防控，而且拓展到行为与认知领域，不会让种族主义话语“借尸还魂”吗？这当然会激发知识分子的警觉。
加州大学（Santa Cruz校区）社会学教授里尔多（Jenny Reardo）集结全球66名学者（其中包括几位生物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历史、法律、人类学领域的学者），3月30日在BuzzFeed网站上发表一封联署公开信《如何不去讨论种族与遗传学》。公开信赞赏了莱克对沃森的批评，但指出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有严重的误导倾向，他误解了人们对生物医学研究的批评中所表达的关切。公开信指出，遗传变异并非不重要，但“并不遵循种族界限”，并强调应当汲取历史的教训，对于人类遗传变异的研究会以很多方式被误解和滥用。随后《纽约杂志》《国家》《科学美国人》和《大西洋月刊》等相继发布文章，有支持者赞赏莱克的严谨态度和科学勇气，有反对者指责他不过是“科学种族主义的一个最新例子”。相关的争议延伸到加拿大、欧洲多国，以及韩国和印度的报刊媒体。
在笔者看来，绝大多数回应和评论都没有超出莱克本人的视野和论述水平。尤其是那篇来势迅猛的联署公开信，不过是用莱克自身观点的一面来攻击其另一面，并以断章取义的引用（去掉原文中“种族”一词所带有的引号），将莱克所用的人群概念等同于种族概念，然后教导他，不能用人群差异来支持种族的概念，而这本来就是莱克明确强调的观点。
莱克认为，即便发现人群之间的平均遗传差异，也可以控制其不利的政治文化影响，正如人类的男女两种性别之间存在基因差别，我们仍然可以言之有理地倡导和推进两性之间的平等。从性别平等之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来处理如何平等地对待人群之间的差异。但公开信完全不顾莱克引入性别差异的语境与论证取向，挑剔说对男女性别的划分也要非常谨慎，因为这会压制几百万“非男非女”的另类性别人口。这种完全错失了对方要点的批评很难说是正当的，更像是政治正确敏感性的竞赛。公开信发表在BuzzFeed这份从商业小报努力向严肃刊物转型的网站上。莱克没有回应，其他报纸也没有反响。
实际上，莱克比他众多的批评者更为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困难所在：在“人群”与“种族”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危险的联系。3月30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回应众多读者评论的文章《如何谈论“种族”与遗传学》（How to Talk About ‘Race’ and Genetics），承认人群概念往往会与“今天的‘种族’范畴相关联”（correlated）。因此，研究人群遗传差异是一把双刃剑：在很多情况下它会揭露“种族”概念的虚假性，瓦解绝大多数的刻板印象，但遗传学的发现也有可能会确证某些刻板印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发现的只言片语会被某些愿意信奉种族主义观点的人用来证明自己正确。恰恰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莱克才要在文章中直面这个问题。
那么，莱克如何应对这个难题？他在文章中已经提出自己的思考。
首先，作为科学家，他坚持将学术的诚实置于优先地位。人群遗传差异的客观存在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知的。如果科学家回避或掩盖这种差异及其效应，会使公众丧失对科学的信任，而且造成一种知识真空，伪科学的种族主义话语便可能趁虚而入。
其次，承认人群差异的确有可能造成歧视的危险，莱克的父亲（Walter Reich）是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首任馆长，他对种族歧视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因此一再强调他本人分享着“正统观点”的忧虑（许多批评者不过是重复莱克多次表达过的忧虑）。但他的应对策略有两个方面，差异本身并不导致歧视，歧视是对差异的特定阐释和行动。他在文章中举例，男女性别的生物差异最为显著，但性别歧视是对这种差异的特定阐释。第二，在客观的生物学意义上，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远低于个体之间的差异，“种族”对于特定个体的生物能力的预测功效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一个群体中的个人都可能在任何一个领域中表现卓越。因此群体间遗传差异的冲击是温和的。
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在种族主义格外敏感的时期，在科学探索中维护有益的政治正确变得更为艰巨。很难说莱克彻底解决了他自己提出的难题，但他并不是没有社会政治敏感性的科学家。他为平衡科学探索和道德诉求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实际上，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歧视，两者之间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阐释才能联结。如果差异本身可以使歧视正当化，那么，由于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更加显著，个体对个体的歧视也变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高智商的个体就有理由歧视其他人为“脑残”（扬言“智商是硬伤”），或者高个子也就可以正当嘲笑矮个子为“二等残疾”，那么“正常人”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就更为正当了。伦理批判不应导向刻意回避或压制严肃的科学探索，而应当着眼于改善我们的政治与文化观念，在接受差异事实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对待差异，这才是政治正确应当着力的关键。
通向常青藤大学的荆棘之路
“种族”类别是一种社会建构，但严格说来所有社会范畴都是如此（只是它们与物理现实之间的关联或有不同），阐明“建构”特征本身并不否定这些范畴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而是强调它们都是被特定文化与政治所塑造的范畴，也会随历史条件而改变。种族（或族裔）依然是当今世界各国通用的身份识别范畴之一，与遗传的体征有关，但更深刻的关联是文化养成。在西方的亚裔学生常常学业出色，这种所谓“亚裔效应”（Asian effect）主要是由文化传统的养成所致。
目前亚裔美国人口有2140万（其中华裔508万），占美国总人口6.7%，而去年哈佛大学录取的新生中亚裔占比高达22.9%。一般人对此的直觉反应会是“哇，好厉害！”。但力求满分的亚裔学生家长会问，“怎么才22%？为什么不是100%啊？”——这是美国一个脱口秀节目中的片段。
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仅仅依照学业成绩录取，亚裔学生将会占据哈佛的几乎半壁校园。但即便如此又怎么样呢？假如有一天哈佛半个校园变得像是北大，是不可接受的吗？无论如何，有证据显示，哈佛校方对学生族裔分布均衡问题有所关切，可能为此采用了不利于亚裔申请者的招生措施，涉嫌针对特定族裔的歧视。
2018年10月15日，哈佛涉嫌歧视亚裔的诉讼案在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正式开庭，控辩双方争论激烈，审理过程长达三周，于11月2日结束，几个月之后才可能有裁决结果，此前还将举行法庭听证会。这个诉讼案经过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筹措准备和多次听证，预计最终将会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引起社会和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仅《高教纪事》杂志就发表了28篇相关的报道和评论。
亚裔是美国的少数族裔，但与人口占比对照，亚裔学生在哈佛（以及美国多数名牌大学）并不处在“代表性不足”（under-represented）的状况，为什么会引发歧视的争议和诉讼？因为在起诉方看来，哈佛背离了“一视同仁、择优录取”的原则，这是亚裔群体最为熟悉和崇尚的公平观念，也是对他们最为有利的公平标准。亚裔学生的平均学业成绩明显优于其他族裔，尤其是SAT的数学考分（满分为800分）更是遥遥领先。
美国大学招生同样以“择优录取”为主要原则，反映了美国的“优绩制”（meritocracy）的价值取向，但其公平原则也包含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正义”观念，突出体现于“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又译作“肯定性措施”）。此外，还会兼顾“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可能会考虑校园的“族裔平衡”（racial balancing）。择优录取、补偿正义和文化多样性，这三重维度之间存在张力，每个大学有自己侧重与应对策略。几十年来围绕“平权法案”的辩论和诉讼连绵不绝，可见平衡公允的决定何等困难。
平权法案的补偿措施，无论基于家庭收入还是种族背景，都很难惠及亚裔学生。亚裔美国人不算弱势群体，收入中位数不仅超过其他少数族裔，也超过了美国白人，而且在历史上也不曾遭受与黑人同样严重和持久的奴役与歧视。同时，由于亚裔在美国名校学生中已经占据“超额代表的”（over-represented）比例，也很难从族裔多样性的诉求中受益。因此，只有简单的“择优录取”原则对亚裔学生最为有利。
美国没有“高考”体系，大多采用综合评价方式，学业成绩（SAT和高中成绩）只是评价指标之一。哈佛大学对申请者进行“整体评级”（overall rating）中还包括课外活动、体育技能、个性和推荐信等指标。早年的亚裔学生在“课外活动”（包括领导力和特长等）方面表现相对较弱，但随着亚裔申请者数量的急剧提升，相关的咨询培训机构和辅导项目也应运而生，近几年来亚裔学生的课外活动表现也毫不逊色，实际上任何明确客观的要求都难不倒他们。然而，“个性评价”（personal rating）却是内涵模糊、难以测量的指标，也成为控方起诉的一个焦点。
《高教纪事》报道，控方聘请了一位杜克大学的经济学家，对哈佛招生数据进行分析。他在法庭提供证词说，他的模型分析表明“哈佛招生官员对亚裔美国人申请者的个性评价打了更低的评分，这减低了他们的录取机会，虽然他们获得了很强的学业与课外活动评分”。
这起诉讼案的控辩双方都面临某种困境。对于亚裔学生而言，支持完全无视种族因素的“族盲”（race-blind）录取政策，对扩大自己的升学机会最为有利，这也意味着废除平权法案。实际上这次代表亚裔团体的起诉方，就是一个著名的反平权法案的非盈利机构，名为“学生公平入学”组织（简称 SFFA），其发起人是反对“逆向歧视”（白人因平权法案遭受）的著名斗士。因此许多媒体将此案称作“哈佛平权法案诉讼案”。但“族盲”录取政策，会在客观上挤压处在最底层的拉丁裔和非洲裔学生的入学机会，已经遭到了一些反弹和抗议。这起诉讼可能会引发与其他少数族群的矛盾，是亚裔群体希望防止却又难以完全避免的难题。
对哈佛大学来说，实际的关切是亚裔学生占比过大，导致在校学生的族裔分布失衡。有16所精英大学（包括所有常青藤学校）明确表示，如果采用“族盲”录取政策，那就“不再可能有效地寻求那种推进它们教育使命的多样性水平”。但哈佛大学又不愿使用极具争议的“种族配额”（racial quota）方案，因此就通过减低亚裔申请者的“个性评分”来控制配额。《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哈佛试图避免亚裔学生过多的“秘密系统”，这可能强化了关于亚裔的某种刻板印象，因此涉嫌歧视。
哈佛大学法学院亚裔教授杰森（Jeannie Suk Gersen）在《纽约客》发表文章指出，平权法案的废存问题与亚裔遭受歧视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作者认为应该首先查明歧视是否存在的事实真相，但这不意味着必须废除平权法案，对于代表性不足的其他少数族裔申请者，应当将种族作为评估的考虑因素之一。但她完全没有提出有效的方案来解决真正的难题：如何在达成多样性目标的同时避免对亚裔申请者使用更苛刻的录取标准。
在申请名校中遭遇的额外阻力，加剧了亚裔学生的升学压力。他们必须付诸更为艰辛的努力，获得更为卓越的成绩来弥补个性指标方面的所谓“短板”。这种竞争压力也会溢出，传递给其他族裔（包括白人）的同学，形成一种类似“军备竞赛”的态势。在声誉良好的高中，尤其在亚裔学生比例超高的名牌高中，学生普遍感到不堪负重。
早在2004年，美国著名记者休姆斯（Edward Humes）出版《梦想的学校》（School of Dreams）一书，刻画了加州惠特尼高中（Whitney High School）的情景：一些学生每天只有4小时睡眠，要喝4杯拿铁，最终获得GPA 4.0的成绩。然而，惠特尼这所顶尖高中有三分之二是亚裔学生（白人只占12%）。这其中残酷的竞争性也有所谓“亚裔效应”的压力在起作用。
近二十多年来，亚裔美国人的数量急剧增长，“亚裔效应”连同其他多种因素，正在深刻改变美国“自由放任”的校园文化。高中生普遍感到不堪负重，伴随着身体和精神疾病的加剧，以及学生自杀案件的频发。媒体持续不断地报道令人担忧的现象，同时也有教育管理者和专家学者发出“减负”和“让孩子成为孩子”之类的呼吁。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努力学习改变命运，这是普遍的文化现象，但在亚洲格外突出，在海外亚裔人群中“名校梦”也最为执着。但所谓“亚裔效应”也可能只是“移民效应”。有研究指出，亚洲的第一代移民出于生存的紧迫感，会强化亚洲传统对子女的严苛培养方式，但这种效应会在后代子女中逐渐递减。
《纽约时报》6月发表题为《最后的虎爸虎妈》文章，作者帕克（Ryan Park）是来自韩国的第二代移民，他和妻子现在都是美国的“成功人士”。他坦言，自己在童年时代被老师同学视为“天才”的优异成绩，绝不是“亚裔天赋”的结果，而是来自父亲的严酷训练。此后他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长期令我怨恨的童年经历是否同样造就了我在学业和专业方面的成就？倘若如此，用幸福换取成功是否值得？”
帕克和妻子决定，要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完全不一样的童年：让她们感受到重视和支持，让家庭不成为训练营，而是“充满喜悦和乐趣”的地方，让她们永远明白父母之爱并不取决于她们“完美的成绩单”。即便她们最后的命运可能会被其祖父视为“失败”，父母也会欣然接受这种衰落。
帕克很了解蔡美儿在《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中展示的成功案例——为了避免“家族没落”，她选择了做“虎妈”来实施极端严苛的教育方式。但帕克认为“大部分第二代亚裔美国人并不会与她为伍”。相反，许多研究表明，二代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放弃传统的亚洲教育方式，转而采取西方的方法，尤其注重培养开放而温暖的亲子关系。第一代亚洲移民以传统方式教育子女，信奉“以现在的痛苦努力，换来日后的精英地位”，这造就了所谓“第二代优势”，但这种优势很难传递到孙辈，通常导致“第三代衰落”的现象。第三代移民往往会“吸收美国的文化价值，不再对成功抱有狂热的移民激情，他们在各种真正的意义上已经不再是移民了”。
帕克抚养孩子的方式，试图将某种程度的严格要求与温暖的关爱结合起来。他完全无法仿效他父亲“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成功”的移民思维。但他最后说，“这或许正标志着我们移民父母的终极胜利：我们成了美国人。”
思想暗网与文化左派的危机
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几乎很难获得这样的信息，比如，没进过大学的黑人当中，有60%的比例认为种族并不影响他们的命运成功与否——这是皮尤公司的调查数据。也听不到这样的质疑：为什么黑人可以为自己的黑色（blackness）自豪，而白人这样说则是危险的，这是因为要抗衡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吗？但是，处在权力结构中（据说是）优势地位的白人学生，在校园里喝醉了大声喧哗“白人伟大”，不仅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行径，而且会受到校方处分，而处在权力结构劣势的黑人，在学校毕业典礼上宣扬黑人伟大的发言，则会赢得喝彩欢呼。历史上存在对黑人奴役和种族主义歧视，但因为存在这个历史事实，一个白人表达了与黑人同样的种族自豪感就应该受到惩罚吗？为什么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黑人天然豁免种族主义的病毒吗？但民权运动那一代的黑人领袖并不支持这种“天然豁免”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黑人也可能成为种族主义者。
这些离经叛道的信息、质疑和论述，时而引经据典，时而调用数据，出自休斯（Coleman Hughes）发表在网络杂志上的文章。休斯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专业的本科生，重要的（或幸运的）是他自己是一名黑人。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在4月开始发表文章，在推特上被高频转发，许多网站谈话节目邀请他去作访谈，《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也费心去回应他。几个月以后他开始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
休斯的这种声音是稀少的，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追根溯源会发现，他属于一个正在兴起的知识分子群落，名为“思想暗网”（Intellectual Dark Web），休斯是其中最年轻的核心成员。
思想暗网还很年轻，2018年初在YouTube网站上发布了自己的通告，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形成热点，但主流舆论无人问津。直到5月8日《纽约时报》资深编辑与作者韦斯（Bari Weiss）发表了长篇报道，暗网知识分子才被暴露在公共聚光灯下，即刻引发了主流媒体和知名网站的报道和评论。《洛杉矶书评》文章认为“思想暗网是特朗普任总统以来的第一场思想运动”。
那么，思想暗网究竟是什么？
这个群体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彼此之间没有根本的同质性，无论在职业、种族、性别、年龄方面，还是就社会知名度和政治倾向而言，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在第一版官网所列出的20多位核心成员（leading members）的名单中，有名牌大学颇有声誉的教授，有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和智库专家，有社会政治活动家和评论家，也有媒体人、自由撰稿人和演员以及网站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他们与思想暗网的联系紧密度也各有不同。
发起人是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和投资管理人埃瑞克·温斯坦（Eric Weinstein），是他发明了“思想暗网”这一名称。核心成员包括他的弟弟布莱特·温斯坦（Bret Weinstein）及其妻子赫英（Heather Heying），两位都是生物学家。还有在舆论界备受争议的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哈里斯（Sam Harris），和专栏作家和独立制片人夏皮罗（Ben Shapiro）。其他著名成员还包括，哈佛大学平克教授，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海特（Jonathan Haidt），布朗大学经济学家劳瑞（Glenn Loury），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教授和专栏作家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著名政治活动家阿丽（Ayaan Hirsi Ali）以及她的丈夫哈佛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
思想暗网的核心成员在政治光谱中处在非常不同的位置。温斯坦兄弟与赫英在上届大选中投票给桑德斯（Bernie Sanders），哈里斯则是希拉里的公开支持者。而夏皮罗曾是右倾新闻网站Breibart的编辑，是反对特朗普的极端保守派。
这样一群五光十色的知识分子有何共同之处呢？根据网站和韦斯文章介绍，他们的结盟不是出于他们所属的身份或“部落”的亲和关系，而是基于另外的两个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愿意展开激烈的争辩，但永远保持“文明”的交谈方式，绝不进行人身攻击。争论的问题包括宗教、堕胎、性别认同、种族、移民、意识的本质等等，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与他们各自的党派部落中的正统意见相左。其次，他们坚持智识的诚实，因此“抵制去鹦鹉学舌那些政治便利或政治正确的东西”。
每个成员都认为他们受到了政治正确风气的打压，这也是他们的第二个共同之处。思想暗网的许多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们所属“部落”和网络公众的攻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自己原先阵营的“变节者”。休斯曾是一名激进的左翼学生，现在被问起他在意识形态光谱中站在哪个位置，他的回答是，在当下我们都允许性别的流变性，政治立场也可以流变吧。
思想暗网的主要言论平台不在主流媒体，而是在播客（podcast）和网络谈话节目，以及一份澳大利亚的网络杂志Quillette。他们的言论开始吸引越来越广泛的受众并与他们发生共鸣。网络谈话节目“鲁宾报道”（The Rubin Report）在6月底做了一期四位成员的实况讨论视频节目，在YouTube播出后，吸引了131万人次观看。在西方社会政治极化的情景下，有许多人同时抵触左右两极阵营的标准言论口径，他们在这群另类的变节者发出的声音中，听到了自己心里所想却不愿意公开表达的意见，因此获得了某种共鸣。这是思想暗网在主流媒体之外受到欢迎的部分原因。
然而，思想暗网运动是否能在当下两极化思想争斗的僵局中开拓出新局面？这是令人怀疑的，至少有待观察。一些主流报刊以及著名网络刊物（如Politico和Vox）都提出了批评性的分析。
《洛杉矶书评》刊登的评论认为，思想暗网实际上是暗藏的保守主义运动，而且他们对政治正确的批评并不像他们自以为的那么新颖。早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类似的论辩已有先例。思想暗网的成员带着“打破传统”的标签，实际上是不愿或不敢提及他们有自己的前辈先驱。他们不用假装自己的理念“与保守主义没有历史渊源”。他们的某些批评意见并无恶意，而且具有有效的社会科学依据，这些论述也并非不能被左派和主流媒体吸纳和接受。在道德上和经验实证层面，他们都不应当满足于对新奇和跨政治派别的追求。目前，思想暗网的成员受到了过度的赞誉，包括《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文章，以及彼得森应邀出席2018年阿斯彭思想节（Aspen Ideas Festival）。虽然，他们相信，自己的发现已经能让他们去塑造一个新的思想中心的基础，但“最近的历史表明，他们的理念更可能在右派那里找到归宿”。如果思想暗网最终走出黑暗阴影，“也许被证明是下一轮回潮的保守主义运动的强大武器”。
思想暗网运动究竟是新的第三势力，是暗藏的保守主义，或者不过是追逐名利的投机性华丽伪装，现在还难有定论。许多评论试图用现成的标签来固化他们，这本身是相当笨拙的。按照埃瑞克·温斯坦最新的说法，他们是一个“另类的意义构建集体”（alternative sense-making collective），这本身让人捉摸不定。这个知识分子群落还形成不久，而且成员之间存在差异性，未来会有怎样的前景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即便思想暗网无法开创一种新的立场或派别，至少作为一个征兆，反映出了文化左派的困境。
《华尔街日报》10月2日文章，报道了波特兰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博格西昂（Peter Boghossian）及其两位同伙实施的一场学术恶作剧，将20篇伪造的论文投寄颇有声誉的学术刊物，竟然有7篇获得发表或被接受发表，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引起哗然。
这令人想起二十多年《社会文本》发生的丑闻“索卡尔事件”（笔者曾撰文分析，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被称为索卡尔事件2.0版。与索卡尔相似，博格西昂恶作剧具有特定的针对性，是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左翼取向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性别、身份、少数族裔、女权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这些研究有很强的道德诉求，主要是揭示“非对称的权力结构”对边缘群体的压制，并为文化和政治的反抗提供正当性辩护，被称为“伸冤型研究”（grievance studies）。这些伪造的论文被接受发表，显示了这些领域的严肃的学术标准受到政治偏见的侵蚀。严格地说，因为恶作剧作为一项“实证研究”缺乏“对照组”样本，得出的结论未必可靠。
但在恶作剧发生之后，许多相关者的自我辩白，以及波特兰州立大学对博格西昂的打压，更令人关切。从事“伸冤型研究”的进步学者曾是边缘性的异端，他们从反建制立场起步，如今已经演变为主流，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为在学术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他们最终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建制派，彰显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个他们既攻击却又依赖的权力体制中，面对挑战他们的新异端，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当权派面目，成为新的压制性权力。当文化左翼成为教条的时候，他们也与自己的思想先驱（那些后结构主义大师们）渐行渐远。
在这种背景下，《争议思想学刊》（The Journal of Controversial Ideas）宣告创刊引起了关注。三位创刊编辑都是著名学者：麦克马汉（Jeff McMahan）、密涅瓦（Francesca Minerva）和辛格（Peter Singer），这份刊物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允许作者匿名发表文章，但同样接受同行评审。之所以创建这份刊物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创刊人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表示，学者对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议题发表异端见解是有压力和风险的，甚至收到过“死亡威胁”信。他们相信，这样一份刊物，在目前的学术文化生态中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