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深刻演变和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构成当前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战略竞争成为国际变局的重要风向标。特朗普政府决定历史性地调整对华政策，前所未有地开启了对华竞争与排挤的进程，这是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背离，反映出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敌性判断趋向强化。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深刻性和复杂性，短期内不可能得出明确结论，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甚至需要做好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紧日子的准备。

对“贸易战”不可掉以轻心，需要有理有力有节地应对。实际上，美国是中国必须长期博弈和打交道的强劲竞争对手，我们对两国之间的差异、分歧和争端不能回避。成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是中国崛起进程中必须破解的战略命题。当前，须认清美国对华战略之变，理清思路，统一思想，积极有效应对，同时也须借助国际变局，因势利导谋求战略主动。

美国挑起的战略竞争，事关其霸权护持，不会轻易放手，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短期内不会消解。期间不排除发生严重危机事态的可能性，美国对台海局势的干预尤其值得警惕和防范，对此需要超前谋划，切实提升有效慑止美国战略冒险行为的能力。中美竞争是一场持久战，如果对未来两国力量消长作出展望，主要存在两种可能前景：一种是，中国内外兼修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并在此基础上得以越过“修昔底德陷阱”，在本世纪中叶成长为与美国实力相当的世界大国，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也将随之取得重大进展；另外一种是，中国没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经济增长潜力受到严重抑制，虽然经济规模仍有很大可能超过美国，但自主积累能力丧失，无法切实提升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仍长期处于“虽大但弱”的地位，甚至掉入美国预设的战略陷阱。基于这样的评估可以得出：中美关系发展至今确已进入又一个关键节点，中国须争取实现第一种前景，同时力避第二种前景。

从根本上讲，美国无力阻止国际格局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也无力全面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基于这一前提，中美战略合作依然具有较大空间。大国关系性质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不合作即对抗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收到成效，非零和博弈成分总体上升的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谋求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综合运用战略手段，不能一味搞冲突，必须谋求合作，以合作来制约冲突。要实现国家利益，就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任何大国单打独斗都行不通，迷信武力更不行，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难以持久，面对不断增多的全球性问题，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

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使未来中美发生直接冲突和对抗的危险性不能排除，但也不应将其视为不可避免或者是必然的结局，不能将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归于一种天然的宿命。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既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判断和政策选择，也取决于中国的战略判断和政策选择。我们应明确一种战略自觉：中国致力于民族复兴，并不是向美国发起挑战。中国不走传统的权力对抗之路，因为过去的老路已经走不通。我们需要更富建设性地介入国际事务，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而这需要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善于发现和充分利用能约束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极端化发展的各种因素，将有利于化解两国未来可能产生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使中美关系沿着可预期的轨道发展下去。

美国对华竞争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博弈”，中国应高度警惕并有效防范，强本固基构筑可靠战略依托，在与美国的长期博弈中不断积累和拓展战略主动。辩证地看，美国的战略调整尤其是对华发起的“贸易战”，使人们更加认清了美国的面目和本质，更有针对性地做好谋篇布局，在保持定力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国家战略，有效提升促进发展和维护安全的战略能力，在不断完善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同时，筑牢战略依托，巩固竞争基础，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打断。中美关系越是趋于紧张，经略周边就越是重要，不应也不必把日本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当成战略对手。对于周边可能出现的问题，既要积极应对，争取变被动为主动，更要保持定力和耐心，不断积累和发挥地缘优势，建设性地参与周边事务，尽可能用共同利益的增量推动与周边国家的紧密合作，破解安全困境。另外，还要积极推动构建相互借重的大国关系框架，最大限度地分散和化解来自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战略压力。

（作者：唐永胜，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