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伴随着国内外局势发展变化，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进入深度互动调整的重要时期。中国国家利益拓展面临难得机遇，但同时也会遭遇诸多严峻风险挑战。特定的发展阶段对中国的战略筹划提出更高要求，其中如何保持战略守度，做到进退有据就变得尤其关键。在利益不断拓展过程中，既要积极进取，也必须防止将国家利益泛化的倾向，避免超越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严重脱离现实，只有这样才能维持需求与能力之间的平衡。利益拓展应主要依赖于自身进步和建设性介入国际事务，通过寻求利益增量来实现，进而做到因势利导，推动与外部世界更加积极的战略互动，有效控制和化解战略风险，更好地达成战略目标。

关 键 词：利益拓展  战略守度  因势利导  控制风险  战略哲学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保持了近40年的持续发展，国家利益得到了显著拓展，其内在构成和分布空间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伴随着国际体系深刻变迁，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进入深度互动调整的重要时期。中国国家利益拓展面临难得机遇，但同时也会遭遇诸多严峻风险挑战，因此保持战略守度就变得十分关键。①国家利益拓展迫切需要大战略的有效保障，其中尤其要做到取舍得当，进退有度，战略选择应保持必要的平衡和弹性。

一、知雄守雌，把握战略主动

一个国家越是发展，它对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就越是多层次的，因而也更趋于复杂，从初期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政治承认等基本需求进一步向经济可持续发展、海外利益维护、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及贡献等诸多方面发展。今天的中国就是如此，利益需求日趋多样化，且有日益增多的利益需要在广泛的国际联系中才能得以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不仅带来国家财富的增长和资源的积累，也促进了战略能力的不断提升。然而，国家利益越是拓展，所受到的威胁一般不是趋于减少，反而可能更多，在特定领域和特定问题上会显得如何做到统筹兼顾有效化解和控制风险，就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筹划的重要任务。

国家利益在特定时期具有特定的构成和结构，并形成一个复杂的体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利益的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相应的战略思考应充分认识到国家利益结构的这种可变性，“必须根据利益结构的变化对其所追求国家利益之重点作出相应调整，并运用实力手段协调各个领域的利益”。②

知雄守雌，进退有据，才能把握战略主动。《孙子兵法》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战略筹划必须在需求与能力之间维持应有的平衡，既要积极进取又必须量力而行，不能超越特定阶段历史条件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进退自如，有效控制战略风险，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存在战略风险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在利益需求与战略能力之间存在过大的差距。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过于雄心勃勃，无法通过有效途径和办法实现自己确立的利益目标，战略就会遭遇挫折，力所不及最终还会伤及自身。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在这方面都具有典型意义，过度扩张导致惨痛失败。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迎难而上乃至放弃力所能及的利益目标，国家安全也会从反面遇到巨大风险，导致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受到侵蚀甚至发生动摇。历史上一些国家实施的绥靖政策一般都难以获得成功，牺牲必须坚守的生存底线换不来安全和繁荣。

面临日益复杂多样的利益需求和安全威胁，战略筹划越来越需要对众多问题进行综合评估，统筹协调，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战略主动。现阶段中国尤其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以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重大关系。要坚持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科学把握国家利益的边界，防止把需求无限放大。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统筹兼顾，这并不意味着平均分配力量，现实中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不能偏离战略重心，尤其在必要时应充分动员并集中使用力量维护受到严重威胁的核心利益。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哪些矛盾该淡化，哪些矛盾该搁置，哪些矛盾该突出，其中大有学问，大有奥妙”。③

对于今天中国来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最大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的战略筹划必须围绕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来制定和实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最终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从古今中外历史中得到的启示，也是时代条件发展的要求和约束。因此“发展是大局”将是中国国家利益需求所显现的一个经久持续的突出特点。战略创新需要登高望远，但也需要脚踏实地，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总目标及其基本要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的基本导向，战略筹划不能偏离和平发展道路。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也是未来一个时期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任务，可为国家利益拓展提供体制和机制上的保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包括统筹各重点领域安全，其中重中之重是巩固政治安全，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发挥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而提升战略能力也是拓展国家利益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提，因为战略能力是提升国际竞争力，也是制衡威慑对手和化解威胁的重要依托，并构成强化国际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对外政策不仅要有合作软的一手，还要有硬的一手，在坚持合作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必要的制衡震慑手段，以确保大国关系的战略稳定，从而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制衡震慑的基础和关键则在于不断提升战略能力，做到不为有关势力的战略图谋所惑，不为复杂局面所困，扎实推进各项军事斗争准备，尤其要针锋相对加强反制能力建设。

深海、太空和极地等新型领域蕴藏着丰富的战略资源，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这些新型领域已经成为利益拓展的重要指向，主要国家纷纷加大投入，同时也为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空间。中国正处于由新型领域活动大国开始迈向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随着综合实力迅速提升，我国经略新型领域的能力不断增强，活动空间持续拓展，对国际治理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已具有一定影响力，在资源和空间利用方面获得了重大利益，为维护新型领域安全奠定了一定基础，一些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对新型领域开发和控制能力严重不足，一些关键技术还受制于人。尤其是目前中国还缺乏足够的制度性权力，实际上是西方大国极力操控重要议题、主导规则制定、利用和曲解国际规则来达成自身战略目的，使中国的活动空间受到限制和挤压。受发展阶段和客观条件制约，中国对国际规则理解运用能力与美英等西方传统强国相比差距较大。如果不能尽快扭转这种局面，就有可能在深海竞争中陷入持久的被动，甚至掉进有关规则制度的陷阱，被排斥在重要的国际事务议程之外。

拓展国家在新型领域的存在和利益必须加强战略统筹，充分认识和把握领域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特点和趋势，超越守成积极进取，注重下先手棋，拓展深海存在和战略空间，构建有利竞争态势，不断积累和扩大战略主动；增强地区和国际影响力，深度参加国际深海合作，形成与各国积极的战略互动；大力加强深海能力建设，尤其要加快发展深海战略反制力量和手段，维护和强化与主要国家的战略平衡和战略稳定。

二、因势利导，强化积极的战略互动

“国家利益是在国际环境中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中实现的，联系的程度如何对国家利益会产生重大影响，并将随着国际化的发展而发展”。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到目前相互之间利益关系调整已进入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阶段。其未来走向如何也已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来说，在利益不断拓展过程中，既要积极进取，也必须防止将国家利益泛化的倾向，量力而行，因势利导，只有这样才能达成战略平衡，推动与外部世界更加积极的战略互动。

关于量力而行，不仅包括小国，即使是大国甚至霸权国家，也不应例外。“因为越是大国，越觉得力量无穷，也越容易于无限制支出之中陷入力量透支的困境”。⑤目前在有些舆论中，有一种盲目乐观和急躁情绪，那就是欣喜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过于看重美国在过去十几年中所犯的战略错误，认为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和财力对中国进行有效防范和围堵，恨不得迅速扛起全球化的大旗。实际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调整更需要时间的检验。中国自身发展的道路还很长，在发展水平上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还存在巨大差距。

国际局势演变遵从其内在规律。要理解国际变局必须考虑到国际政治原有逻辑与诸多新现实新要素的系统综合作用，战略筹划只能适应和借助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有效拓展国家利益。因势利导是对大战略的基本要求，也是大战略筹划能够达成的最高境界。维护国家利益仍须长期坚持积极防御的基本思想。奉行积极防御的对外战略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符合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并适应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更与我国传统的战略文化一脉相承。坚持积极防御的基本战略取向，既是政治优势，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从长远来看，这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也有利于破解日益凸显的崛起困境，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实际上，间接路线更适应今天的世界。李德·哈特指出：“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常常也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⑥而《孙子兵法》更是强调以迂为直的重要性：“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客观判断，中国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在国际体系深度变迁的背景下，机遇的变化性和可塑性明显增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断深化，内外利益同时都在拓展，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和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趋势并行发展，影响国家安全的要素显著增多，在机遇增加的同时风险也在加大，内忧与外患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并显现出常态化趋势。所谓“崛起困境”不仅来自霸权国家的遏制和打压，也体现为国际体系对后发国家的制度性制约。主要国家面对国际变局，表现出较多的不适应和无所适从，战略忧虑增加，而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更容易引起变本加厉的疑惑和反制，如果出现严重的处置失当，就可能造成矛盾聚集和连锁反应。既然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在对外关系中就应极力避免出现战略冒进的倾向，如果忽略这一点，利益拓展就会失去依据。只有努力把世界的发展转变为中国的机遇，并且有意识和能力把中国的进步转变为世界的机遇，才能不断积累和巩固我国和平发展的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会凭空而来，而是要在国际实践中得到检验。中国在努力提高自身战略能力的同时，还须切实强化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和合作，建设性介入国际和地区事务，更多地利用利益增量来破解难题，推进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越是在关键的发展阶段，越是要善于在国际变局中因势利导把握机会，积极争取战略主动。维护国家安全重要的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大国战略竞争比的是境界、视野和远见，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所具有的传统优势，也是古人“执道、循理、审时、守度”思想的精髓所在。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绝不能过多依赖国际竞争的一般技巧和权谋，关键还是在于能够把握全球政治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变化，在顺应世界历史进程中谋求社会变革和战略创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影响力提升。

中国已清醒认识到，“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所以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多次公开宣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⑦从这一判断可以得出，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本身就是战略自觉的反映，努力实现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国家发展与世界发展的相互促进，这也是全球政治对大国责任的历史界定。

这就需要以共同的利益需求为基础，以解决共同面对的全球性安全挑战为牵引，以合作对冲和消解冲突，努力发展新型的国家间关系，其中尤其包括大国关系，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借重、相互协调、相对稳定、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的基本框架，保持全球战略稳定，从而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缓解和在大国实力上升过程中所必然遇到的来自国际体系和传统霸权国家的惯性束缚和压力。适者生存也符合今天的国际政治，习近平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⑧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尊重客观现实的自主选择，也关系到国家前途的探索和实践，并最终体现于国家发展模式和安全模式的创新。“中国不仅要在实践方面妥善处理好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而且要在理论观念方面为世界做出具有引领性的贡献”。⑨国际关系是一个共同进化的过程，越是在全球化进程遇到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把目光放得远一些，把暂时的困难当作战略调整的契机，推动中国与世界更为积极的战略互动，中国是维护国际安全和促进世界繁荣的和平进步力量。

在和平发展条件下的利益拓展，需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手段的综合协调创造性运用，在军事领域也是如此，需要全新的理念和措施。在新的形势下，在努力提升核心战斗力的同时，非战争运用将是中国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形式，也是应对多样化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因此，要从战略高度强化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加强专业力量建设和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同时还要积极开展维和、护航等国际性非战争军事行动，全面提高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和军事联合行动的能力。而海外军事力量运用已经成为国家和军队面临的时代性课题，也是一个全新课题。因此，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一切以国家利益的需求为指引，积极探索军事力量海外运用的新方式。其次要大力提高军事力量海外运用的能力，要在战略规划、预案设计、指挥体系、编制体制、装备发展、情报信息和国际法规运用等各方面下功夫，切实拓宽我军海外行动的领域和范围。海外行动涉及的环节众多，实施条件复杂，是提高和检验我军核心战斗力的良好机会。军事力量运用还要加强与国家外交、经贸和文化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要为军事力量的海外运用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加强各领域和各部门的合力，全面提高维护国家利益拓展和履行国际责任的战略能力。

三、慑止可能的全面对抗

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得益于较长时期以来努力适应国际局势，顺势而为，尤其是借助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而反过来中国发展也日益产生广泛深刻的国际影响，其本身也构成国际变局的一个重要内涵。中国要努力巩固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益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得以实现，这也意味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进入深度互动磨合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美关系变得更为重要，一方面，中美之间互相需要，是各自实现利益的重要相关方；另一方面，中美关系调整中存在更大的张力，相互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甚至会进一步积累，处置不当甚至会对中国国家安全带来颠覆性影响。现实依然复杂严峻，中国需要保持足够的定力和耐心，保持战略的有效性，坚持合作与制衡并重，防范和慑止美国或美国主导的同盟集团挑起严重冲突甚至全面对抗，引导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不能偏离基本稳定的发展方向。

以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美国已将战略重点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首次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安全的首要挑战国家。⑩随后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以及《核态势审议》报告更是突出对中国的敌性判断，试图开启具有冷战色彩的大国竞争模式。中国须认清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发生的重要变化，未雨绸缪，立足长远，精准用力，力阻美国对华遏制企图得逞，甚至将其消解于无形，确保中国发展进程不被打断。

大国之间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趋于上升，但这种矛盾与冷战时期美苏矛盾具有很大不同，与以往大国权力对抗更存在本质差异。大国零和博弈很难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下得以展开，竞合关系已经成为大国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主导性因素。何况，当前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面临着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才是急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达到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这种政治分裂根源于金融资本无限度扩张条件下产生的严重社会分化。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矛盾也在加深。即使到今天，尽管由于全球政治发展出现了权力扩散的趋势，美国仍然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和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好像受尽了委屈，高举“美国第一”的民族主义旗帜，重新审视与西方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其实质是要改变过去盟主应尽的义务，转而以盟国利益为筹码，试图建立与盟国之间的所谓“平等经济关系”。这些重要变化将使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变得复杂且不确定。而且，西方国家之间还出现了“文明冲突论”与“多元文化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重大认识分歧，加上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继续扩散和深化，这些矛盾和冲突都将严重削弱西方的凝聚力和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导致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出现更大的混乱。

在纷乱的世界和严峻的挑战面前，美国仍可能基于传统思维纵容甚至挑起某些危机和冲突，继续对中俄等大国实施牵制和防范。但总体而言，要想维护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应对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离不开大国之间更广泛更充分合作。所以，存在结构性矛盾并不意味着必然导向严重的对抗和冲突。竞争不掩合作，合作中伴随竞争，在未来可预见时间里都将是中美关系同时也是大国关系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对中美关系发展既提供条件也起着制约作用。合作会遇到限度，但冲突也不可能单向发展，美国包括日本等国家对华实施防范遏制难以收到预期成效，零和博弈更是将受到极大制约。然而，在多维的世界事情往往并不按单一逻辑简单发展。(11)中国致力于民族复兴，利益拓展依赖于自身进步和国际共赢，在根本上并没有挑战美国利益。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在总体上还是应努力扩大中美合作空间，与此同时也须综合施策以制衡和消解来自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围堵和挤压，为中美关系理性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机制框架，目前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冲突控制机制。冲突控制机制可以有效防范和及时处理突发事件，避免事态严重恶化走向失控，进而对双边关系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为预防由于不确定因素增加而导致中美之间爆发严重危机，双方应在现有“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基础上，就中美危机管理中涉及的安全问题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交流和沟通，推动双方就相关程序规则等操作性技术性问题展开多层次持续的交流磋商，完善危机管控体系。

二是推动达成中美相互之间的战略保证。一方面，中国可以向美国作出承诺，中国的战略目标并不是挑战美国全球利益和领导地位，也不实行军事对抗政策，而是基于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明确要求美国提供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不搞军事对抗的战略保证，阐明这不仅有利于中美关系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有利于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条件和动力，有利于美国更好地发挥世界领导作用。推动中美之间达成战略保证不可能一蹴而就，其间可能充满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然而，无论过程和最终结果如何，这种努力和互动都可能对冲美国国内那些对华政策强硬派推进军事对抗的努力。因此，不论中美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出现什么障碍，防务方面的交流磋商都应该坚持继续下去。而在国际安全领域，可不断拓展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包括国际维和行动、打击海盗行动等领域，通过致力于解决共同关切问题，缓和传统领域可能上升的对抗。

三是创造条件迫使美国最终调整对台政策。台湾问题是对中美关系发展具有特殊意义的风向标和试金石。只要两岸统一没有纳入不可逆转的政治谈判进程，台海方向对于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朗普执政后，在台湾问题上不按常规出牌，明确表示美将根据“一中政策”维持与台关系，承诺依据“对台关系法”满足台湾合理防卫需求以吓阻来自大陆的威胁。对此，一方面要立足最困难情况预先有准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阴谋”。(12)另一方面，要使美国充分意识到，借助台湾问题不可能阻止大陆发展的进程，台湾战略价值的降低也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并把握时机迫使美国调整对台军事政策，使美台军事关系失去原有的战略意义。

四、发挥地缘优势，建设性经略周边

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拓展的重要地区，构成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托。但同时，各种矛盾也在这里比较集中体现出来，而所谓第一岛链更是中国与美国及日本之间的战略竞争和磨合地带。中国周边局势发展当然存在不同的方向。一种可能是，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经过持续交流发展，经济和政治联系日益得到强化，地区秩序积极发展，地区治理取得进展。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深层次互动反而带来矛盾增加，甚至出现严重的波折和动荡，使本应是利益拓展重点地区的周边，反而变成阻碍各国发展和合作的冲突地带。中国周边政策当然要争取前一种前景，同时须极力避免后一种可能，探索出与周边国家良性互动的相处之道，推进地区安全治理，使周边真正成为利益交融和合作发展的地区。

在总体上，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地区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中国地区环境总体有利向好，自身地缘优势正在逐步发挥出来。如近期南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没有发生严重动荡，中菲、中越关系也在发生积极变化，当然这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紧密相关，也与中美两个大国在南海已达成某种战略平衡具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必须看到，受历史经历、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域外大国因素等影响，一些国家对华依然存有疑虑和担忧，奉行大国平衡战略，配合甚至拉拢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国加强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对华实施制衡。这为大国在中国周边设棋布子、实施战略围堵以及通过炒作地区争端施加压力提供了条件，中国面临的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所谓“印太战略”就可视为美国联盟体系的延展，防范中国的意味十分明显。近年来，美国逐渐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性将进一步显现，军事摩擦或有增加。预期未来，虽然中美两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仍将利用全球霸权，挑动和纵容一些国家和力量对中国崛起制造麻烦，甚至可能间接参与对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如何有效经略周边和破解周边安全难题面临着重大挑战。

对于中国在周边遇到的困难，应该有全面而清醒的研判。尽管与有关国家存在利益冲突，美国也会制造军事摩擦，但在总体上，周边这些困难属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伴随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归于发展中的问题。对此，一方面要予以高度重视，有效应对并积极筹划布局，强化危机管理能力，或冷处理，或热搁置，或寻机解决，一旦爆发危机，可迅速按照既定预案相机处置，至少做到不吃亏，并将危机事态及影响压缩在可控范围，以避免危机升级恶化；另一方面，还是要建设性参与和引导地区事务，同时还须保持战略的基本稳定和可持续性，尤其应避免四面出击，立足长期博弈拓展战略影响，在中长期里切实强化对周边环境塑造能力，拓展影响和控制范围，创造条件破解难题。

只要中国政策指向得当，坚持和平发展的基本方向，尽可能建设性地以共同利益为牵引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在一些国家存在的对亚洲权力结构变化的不适应将会被中国积极作用的不断增加所抵消和取代。因此，需要不断积累和充分发挥中国作为亚洲核心国家的地缘战略优势，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手段加大经营周边的力度，为地区发展和安全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强化安全互信和合作，同时在这过程中与相关国家共同寻求有关矛盾和争端解决的途径和办法。最终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周边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凸显：中国的和平发展依托于周边，并为周边的增长和稳定提供经久的推力；而周边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同时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提供更广阔空间。

周边国家众多且国情多样，利益诉求各不相同，这无疑加大了中国经略周边的难度，但这也构成发展对外关系和推进安全架构得天独厚的战略资源和地缘优势。而与地区国家日益积极的互动关系，必将发展成为中国参与构建地区安全架构有利而持久的地缘依托。因此，应积极创造条件，加强地区经济融合进程和安全上的对话沟通，掌握战略制高点，有前瞻性地设计未来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努力成为推动亚太安全架构变革的引领者。

经略周边也需要综合施策，奖惩有别。一方面，中国应强化与亚洲国家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联系，通过对外经济合作、强化政治沟通等方式增进彼此战略互信，避免因战略误判而引发摩擦乃至冲突升级，让外界更多地感受到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和稳定，而绝非威胁和动荡；另一方面，还要勇于立信立威，牢固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必要时传递出中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但敢于和能够打赢合法性战争”的清晰信息，在特定条件下要敢于显示和运用强制性力量，对外形成战略威慑，以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

周边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连接的重要纽带，也是利益拓展的重点地区，中国自身进步和国家治理的成功更容易在这里发挥影响，地缘上的紧密联系将随着地区治理进程而不断得到加强，只有善于将中国的需求更好地与周边国家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努力使周边国家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会真正走向共赢。

注释：

①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汉代帛书中，《老子》乙本卷前有4篇古佚书，其中《经法》的理论性最强，系统提出了执道、循理、申时、守度的思想。这里借用守度一词，强调在国家利益拓展中须系统认识和准确把握特定的条件和界限，进退有据，有效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②唐永胜、刘静波、张志忠：《国家利益的分析与实现》，《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③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55页。

④唐永胜、刘静波、张志忠：《国家利益的分析与实现》，《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⑤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47页。

⑥[英]李德·哈特著，钮先钟译：《战略论：间接路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⑦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9页。

⑧同上，第148页。

⑨刘江永：《可持续安全真谛与战略构想》，载张蕴岭主编：《新安全观与新安全体系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⑩"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p.2.

(11)约瑟夫·奈就认识到中国并非要颠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Joseph S.Nye,Jr.,"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17,p.10.

(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