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安全形势动荡加剧，充斥着紧张和不安。美国挑起的大国博弈向深度展开，地区冲突增多，乌克兰危机至今仍未进入政治解决的轨道，巴以冲突又燃起战火且难以熄灭，尤其是东欧、中东等地区的安全风险显著增强，并存在失去控制向外传导的重大风险。军事竞争不断向网络、数字、智能、认知等领域拓展。全球安全领域出现的上述变化并非孤立存在，实际上充分反映出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一方面，霸权主义、零和博弈、地缘争夺等强权行径仍然大行其道，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进一步加重，全球安全治理面临重大挑战。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许多国家持续努力探索推进全球安全治理的有效途径，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以构建更加包容开放的全球安全秩序，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正如2024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主旨演讲中所言，“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起更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一、变乱交织的世界对全球安全秩序重塑提出了迫切要求
当前，世界变局深度展开，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全球安全风险加大。不论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安全局势正经历复杂深刻变化，所面临的威胁继续呈现出多样化发展势头，以武力解决争端的事态增多，全球安全治理亟待加强，尤其东欧、中东、非洲等一些地区危机和冲突居高不下，短期内见不到解决的迹象。2023年，有91个国家卷入到某种形式的外部冲突之中，与前些年相比有了比较显著的上升。美国极力加强对其霸权的护持，推高大国竞争，提升一体化威慑能力，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关系，并发展新的防务网络。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美国和欧盟在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的同时，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西方输不起这场冲突,而俄罗斯也退无可退。这种难以调和的立场也充分说明东欧地缘政治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矛盾和权力政治的局限。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芬兰和瑞典先后加入北约，至此北约完成新一轮东扩，成员国增加到32个。
北约东扩是传统地缘争夺和零和博弈的惯性延伸。美国和北约沿袭的是“胜者全得”的思维模式，力图通过北约东扩诱压兼施以巩固和拓展地缘控制范围，限制俄罗斯等一些国家的发展潜力。对自身绝对安全的追求无疑会与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发生排斥和冲突，也不符合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要求。实际上，世界变局的一个基本动因就是权力的多维度流散，而这种权力流散会带来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及差异的扩大。作为结果，全球政治已不可能为特定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提供以自身观念和治理模式主导其他国家发展方向的条件和资源。当前的世界变局并不是简单的周期性循环，在本质上体现为世界体系已进入深度变迁的重要阶段，原有的秩序规范和制度安排已不能为世界范围广泛的和平和繁荣提供有效的支撑与保障。面对未来不明朗的前景和风险，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积极行动起来，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构建更为包容开放的多边制度框架及秩序，为广泛可持续的发展和安全提供支持与保障。
有人还是习惯于从国家之间力量消长的角度来解释当前世界变局，但国家兴衰的背后往往存在更为多维度的逻辑，且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也有人愿意借用分析世界经济的中长波理论或分析世界政治的长周期理论来解释形势的发展变化，实际上，世界体系变迁带来的深刻系统性影响正在显现。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经济长波理论，注意到了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上升与衰退交替出现的长期波动，试图揭示其中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并认识到长波的存在与科技革命相关联，但对这一理论并不容易做出精确的验证，也没有得到大尺度时空上的历史进程支持，因而带有明显的经验假说性质。而莫德尔斯基提出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聚焦到对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的分析，尤其分析了国际权力政治中所谓领导者、挑战者、搭车者等不同类别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权势转移的所谓世纪性规律。这一理论对于几百年来国际政治的权力交替和霸权有着较强的解释力，然而问题在于，过于简约的国家定位和路径选择已不能适应全球政治日趋复杂的现实。历史不会是简单循环，而当今世界面临的不仅是力量结构之变，其内在逻辑和性质也正在酝酿深刻变化。实际上，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全球政治总是需要发展进化，变乱交织的世界对全球安全秩序重塑提出了迫切要求。
二、不断积累拓展共同利益，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动力和支撑
世界变局是全球政治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其根本指向应是人类历史和文明的进步和国际秩序的民主化发展。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跨国性、全球性威胁挑战，加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是国际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命题，任何负责任的国家都不应规避自己的义务。全球政治中权力趋于分散，更多国家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期望也将随之增加。虽然霸权主导和资本扩张的逻辑依然顽固，但是受到更多制约。在世界变局中，影响要素和参与角色增多，作用途径与方法也多种多样，新的复合型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过程之中。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一个大国也包括原有霸权国家都不再可能拥有特定的条件与资源主导其他国家，更不能从根本上逆转历史的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呼唤开放包容的多样化的多边治理模式，以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跨国性、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其可能的前景就是，“多个权力中心、多样治理模式、多种理念思潮，也都会产生秩序意义。”联合国体系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仍然重要并具有发挥关键作用的潜力。随着全球安全局势发展变化，联合国在应对国际和地区危机和冲突上已经显现出一定局限性，个别国家强调特权，凌驾于联合国之上，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联合国应该拥有的功能性和权威性。联合国改革需要让更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发言权，并使更多中小国家参与联合国决策，体现更充分的公平和效能，以建设更为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变局中难题增多，过于强调自身利益优先，反而可能加重乱象，甚至产生强烈的反噬效应。坚持凝聚和增强共同利益才能实现多样化的协调，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找到破解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及办法。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方面毕竟担负着更多的责任，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及国际热点问题上具有不断增长的共同利益。
全球政治的演进逻辑在发生变化，依靠战争、掠夺、扩张等强权方式拓展自身利益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并将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美国聚焦战略竞争强化同盟体系，放大且加剧了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极大恶化了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对全球安全合作造成严重冲击。实际上，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变革的紧迫性日渐突出，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在变革的进程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只有跟上历史前进步伐，避免沉浸在权力争夺和零和博弈的旧世界，才能为全球安全治理作出更大贡献，而新兴力量的广泛参与已不可阻挡。
当然，变革不可能简单实现，但避免国家间灾难性冲突应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和创新，需要努力实现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的有益平衡，这也是国家间具有潜力的合作领域，而客观评估这一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实中即使形成局部共识，仅仅改变秩序的部分要素，也构成国家关系调整的重要进展。全球安全治理很可能需要经历新旧秩序并存，旧有秩序逐步消解迭代、新生秩序逐步形成并占据主导的历史过程。
三、超越传统权力政治，促进国内安全和全球安全良性互动
中国的持续发展构成了世界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积极倡导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正在为变化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坚持推进开放条件下的国家安全，促进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可为对冲和化解排他性的地缘博弈和大国竞争创造条件，进而牵引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唯有超越传统权力政治的束缚，才能创造条件实现国内安全和全球安全良性互动。“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得交汇点。”
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集团对抗，努力与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一道，推进安全理念对接和利益交汇，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的社会变革进程，在实质上是做更好的自己，主要表现为社会活力的迸发和治理体系的持续进步，而绝非排他性的扩张。中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目的在于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筑牢基础，并由内及外，有条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有效拓展全球安全合作，为减少全球治理赤字提供支撑和动力，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创新发展。
超越传统权力政治，还必须注重运用利益增量建设性地发展对外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以此有效化解来自霸权国家强加竞争带来的紧张和压力。当前，尽管全球化出现反复乃至倒退，强化全球治理和区域整合依然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国际社会和地区范围对和平与发展的需求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全球安全动荡加剧也从反方向对合作提出了迫切需求空间。即使在敏感的前沿军事科技领域，世界各国也不可能一味强调竞争。比如，人工智能在决策指挥、情报分析、武器系统升级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可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甚至存在使人类失去对战争控制的可能性。如果人工智能与网络攻击深度结合，就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破坏力量。根据中、美元首旧金山会议达成的共识，目前双方已经开启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实际上，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共同课题，发展成果应该共享，带来的风险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
随着力量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和安全议题的不断拓展，亚太地区所面临的安全议题也趋向复杂多元，旧有矛盾难以消解，新生挑战又不断出现，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错综交织在一起，地区安全稳定面临严峻考验，构建和完善地区安全架构已经成为相关国家的普遍愿望。然而，由于亚太地区复杂的地理、历史、文化因素和现实利益冲突，加之各国对地区安全的内涵理解及建构亚太安全架构的路径选择等方面存在明显分歧，地区内尚未形成稳固且为各方普遍接受的地区安全架构，在缩减地区安全赤字、管控危机冲突、降低安全风险等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完善的空间。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也是负责任大国，将更加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推动尽快形成公正、合理、包容的地区安全架构。这既可以为实现民族复兴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构筑有效安全依托，也可以为地区安全治理和秩序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唐永胜，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少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