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11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联合组织"拜登时期中美关系前瞻"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拜登时期美国政策走向、中美关系前景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
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如同"夹生饭"，中美关系将有限改善
倪 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20年美国大选是事关美国政治版图的一场关键性选举。在政治极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竞争双方都将对方的胜利看作无法接受的灾难，都拼尽全力放手一搏。此次大选争斗空前激烈，两党基础选民倾巢而出，投票率创历史新高。选情异常焦灼，并出现争议。
（一）选举结果犹如"夹生饭"
如果看选举结果，我认为这个结果如同"夹生饭"。对于民主党来说，虽然夺得了美国总统的宝座，但这是一场"惨胜"。在普选票上，拜登并没有如同选举前美国主流媒体预测的那样获得压倒性胜利，拜登与特朗普分别获得约8000 万张和7400万张普选票。两者非常接近。尽管2020年美国大选的投票率非常高，但这个结构与2016年选举结果差别不大，基本上仍是3%~4%的差距。202O年美国大选最特殊的场景是新冠肺炎大流行，在这场疫情中美国是世界上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特朗普肯定应当承担责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结果还呈现这样的比例，说明这个结构是非常稳定的政治结构。
再看参众两院的选举，民主党在本次国会选举中的斩获并不理想。在众议院方面，选举结果显示，民主党对共和党的领先优势没有扩大，而是在缩小。在州长选举方面，共和党因为再次赢得了蒙大拿州州长，从而在全美50个州中占据了27个州的州长职位，比选举前增加了一席，而民主党退守为23个州。这样的结果表明，此次大选对于民主党而言是惨胜，对于共和党来说是小败，这是一种"夹生饭"的格局。这种格局对于拜登政府今后的执政会产生很多影响。现在有一个说法，"拜登时代"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时代。"夹生饭"的选举结果对于未来拜登政府内外施政都会形成比前几次政党轮替更大的掣肘。这是我对选举的基本判断。
（二）中美关系可能得到有限改善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态势不会因为这次拜登上台而发生反转式的变化，只能把趋势做一些策略性调整。中美关系难以反转回到四年前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这样几点基本因素决定的。一是两国的实力对比仍在不断接近而且新冠肺炎疫情后呈加速趋势。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约占美国经济总量的65%，疫情暴发后，由于应对得力，202O年中国经济是所有大国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而美国经济则遭遇重创。有机构预测，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跳跃式达到美国的70%，有的甚至预估达到72%。两国力量的错肩期往往是两国关系最危险的时候。原先领先的一方会变本加厉地对追赶方实施打压，否则就没有机会了。二是特朗普执政四年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已经达到难以恢复的程度，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三是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与此同时，拜登上台显然为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断崖式下跌的止跌提供了一个机会。毕竟拜登和特朗普非常不一样∶ 一个是建制派，一个是反建制派; 一个是民主党，一个是共和党。
在对华认知方面，虽然特朗普和拜登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但如何认知这种威胁，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特朗普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他的基本逻辑是美国民粹主义或本土主义的逻辑。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认识美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有一个基本逻辑，即认为美国是没有缺点的国家，美国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不能归因于美国，而是外部世界给美国带来的后果。比如，美国的工人之所以失业，不是由于美国工人不勤劳、不能干，而是由于中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采取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这不是美国工人的问题，而是其他国家的问题。又比如，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特朗普就是第一责任人，但特朗普偏偏将责任推给中国。从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逻辑出发，该怎么解决美国的问题?就是把给美国带来问题的外部世界解决了，这样美国的问题就化解了。这是特朗普对待中国的基本逻辑，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特朗普执政对中国使用狠招、邪招和怪招的原因。
但拜登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和特朗普并不一样。他基本上秉承民主党建制派对美国问题的认识，即中国的确是美国的威胁，但美国的未来、美国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中国，而是取决于美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只要美国解决了自己的问题，那么就比较容易应对中国的威胁。例如，在大选中拜登提出，解决美国特别严峻的贫富分化问题就应当向富人征税。这种认知上的差别其实也为中美关系在拜登任期内可能得到有限改善打下了基础。
另外，通过过去四年中美双方比较激烈的博弈和较量，一方面中美对对方都有了更多负面看法，但另一方面，中美双方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对方力量的限度。在较量过程中，中国能力和自信增加，而拜登新政府相对比较理性的这一派会意识到美国不可能一下子打垮中国，所以需要考虑从长计议的思路。
（三）拜登政府的政策重点
下面将从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内外政策整体走向的视角来判断未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分析拜登政府可能实行的内外政策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
首先一个大的判断是，拜登上台以后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国内问题。非常急迫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是疫情。美国现在经历二次疫情，如何应对是拜登政府上台以后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第二是经济。美国经济由于疫情封锁可能会再次遭受重创，经济是一个大问题。第三是种族矛盾和选后的社会撕裂。他要回应选民诉求，例如，解决黑人面临的种族主义问题，以及特朗普背后数量相当的拥趸。第四是气候变化问题，这是民主党的传统。
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首先，民主党在应对疫情的问题上会强调国际合作。拜登在竞选时曾表示，如果他当上总统，第一天就会提出让美国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这种应对疫情的方式是国际合作的应对方式，会为中美在这个领域开展合作留下可能性。
其次在经济方面，拜登在竞选时提出2.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而且这个计划的重点会是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民主党一般强调大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经验比共和党丰富。美国开展大基建对于改善中美关系可能有利，这与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相关。当今美国基本上是服务业主导的经济，除了军工与高科技外，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制造业了，而中国擅长基础设施建设，这其实为中美经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潜在的机会。与此同时，拜登又强调强势美元政策，这是回归美国处理经济问题的主流看法，因为美国经济的主体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服务业、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和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娱乐业，这些行业可以从强势美元中获取更高的利润。而强势美元对美国传统制造业不利，对所谓的制造业回流不利，使得美国仍需要从外部大量输入一般制成品，这对维持相对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至少从理论上说是有利的。
最后是气候变化问题。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共同推动《巴黎协议》的签署。气候变化、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原本就是中美合作的领域。这就会比过去特朗普时代只有冲突、没有合作的关系有所改善，以合作形成对冲，这种对冲的形成能够阻止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断崖式下跌。另外，拜登作为建制派的代表，会讲究国家之间最基本的礼节。如果恢复正常的沟通和交往，中美关系可能会有所改善。
拜登外交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增强，但调整将是缓慢和渐进的
傅梦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拜登政府可能是一个过渡性政府，在外交上会更多听取一些主流智库的意见。目前判断其外交政策还只能基于他之前的一些理念和表述，其外交政策尚未出笼和定型。但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政策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增强。在对华外交上，由于对华强硬在美国国内两党有基本的共识，因此，我们没必要抱不切实际的期望，其对华外交仍然可能具有"告别特朗普但具有特朗普主义色彩"的特点，这是一个总体看法。
（一）建制派的回归
新一届美国政府不具备特色鲜明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主导的色彩。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很多政要，包括基辛格，都支持民主党的拜登。一个大的背景是，在大变局的时代，国际引领的角色模糊，国际诉求多元，矛盾和挑战很多，区域主义、全球主义相互交织，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严重。特别是美国还处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过程中，防控疫情、重启经济需要时间，所以我认为美国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将是缓慢和渐进的过程。
从以往的经历看，拜登忠于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其内政外交经验丰富，处事手段灵活，善于协调，行动积极但不偏激。这个团队对美国的力量、影响和短板也有充分的认识。特朗普与拜登的主要区别在于特朗普非主流、非传统和非建制的色彩。我认为，拜登大体上会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寻求某种适当的平衡，更多地回归美国的外交传统主流，可以说是一种建制派的回归。
（二）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重点
拜登政府今后的主要工作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重新塑造美国的领导声誉与地位，即"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盟友仍是其重建美国地位所倚重的主要力量。但特朗普政府这几年，美国与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较多贸易摩擦，与盟友的关系并不顺畅。特朗普被认为是美国近代以来最大的政治颠覆者。拜登肯定会努力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包括美国与欧洲的关系、美国与北约的关系，以及减少日本、韩国对美国的怨气。
二是重视多边主义，即通过谈判引领世界议程，整体上会重回多边主义路线，通过构建国际秩序来领导世界。拜登团队基本上都是多边主义的信徒。现在美国国内有不少关于重塑多边主义的建议，相关建议论述如何恢复美国的信誉、重塑多边主义和与盟友合作，以及如何积极利用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中美在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新能源等领域确实有合作的前景。拜登在当美国副总统的时候就去天津看过一些新能源合作项目，因为气候变化涉及对新能源的需求，需要减少油气的消耗。美国对多边秩序的重建也是分层次的，盟国处于核心地位，虽然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但不排除与中国在上述方面进行合作。
多边主义的层次性还表现在对不同议题进行分类。从大的层面上讲，有的是全球性议题，比如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防止核扩散和抑制传染病。但是在某些方面，美国可能会基于"民主价值观"的理念，希望通过联合具有共同价值观（或者说"志同道合"）的国家向中国施压，让中国"遵守"贸易规则和一些国际行为规范。还有一些是功能性的议题，比如在朝鲜核问题上，美国和西方国家还是希望中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三是制定符合中产阶级利益的外交政策，在外交与内政关系上适度平衡。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国内民粹主义的压力会牵制拜登政府的精力。由于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持续至2021年底，所以尽快推动广泛使用新冠疫苗、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持续造成伤害是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经济好坏甚至可能决定拜登的执政前景，接下来两年如果美国经济不好，拜登将难有良好的执政成绩单。在特朗普时期，美国经济持续增长，道琼斯指数上升至3000点，这次大选特朗普获得约7400万张选票，这些表明他确实也有相当多的支持者。拜登政府会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国内问题，并且需要争取良好的成绩。因此，外交议题不可能处于最优先的地位。
四是应对经贸摩擦。美国与欧洲国家有贸易摩擦，美欧之间的矛盾不易化解，例如，钢铁和数字税问题。美国与日本、韩国和印度之间同样有贸易问题。美国新政府不会很快取消对中国加征关税，当然也难以再增加新关税。美国需要努力应对各类经贸摩擦。
拜登执政初期会重新评估内政外交政策，一般大致需要3~6个月，而且还存在疫情因素。因此，拜登政府调整政策将是渐进式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
（三）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
第一，维持对华强硬的政策基调。过去拜登对中国的态度相对比较温和，但竞选期间他表示要对中国强硬。这不完全是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为什么中国总成为美国大选炒作的议题?这里面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偏保守的美国国内政治而言，这是基本的"政治正确"。特别是美国国内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内在对待中国的政策上有一定共识，拜登认为中国代表一个"特殊的挑战"，因此总体上需要对中国态度强硬。
第二，强调战略与价值竞争。拜登视中国为最大的对手，但不是敌人。拜登政府会继续将中国视作竞争对手，同时，与特朗普政府相较而言，民主党可能会更加强调价值观因素，在相关议题方面对中国的攻击性可能更加厉害。拜登表示会始终如一地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其倡导的民主同盟可能有更多针对中国的意味。
第三，在中美脱钩方面有所缓和。从奥巴马政府时期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排除中国来看，美国民主党政府也有孤立中国的意图。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曾经引导的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特征的全球化基本上处于怠速状态，美国引导的意愿也已下降。新兴国家崛起后，全球化的动能发生了变化，可谓是新型的全球化。拜登的多边主义立场可能使其在重建全球化问题上比特朗普积极。全球化可能分化为中国和美国的两股驱动，也可能形成一种两元并立的体系，但并非完全分开，即两条轨道各有特色，不完全并列，也存在着交叉，这是一个二元并存交叉的体系。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影响广泛。总体上中国应当冷静观察美国新政府对华立场和倾向。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2020年大选中势均力敌，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很复杂，社会矛盾多元，在国际上也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可谓内外挑战都会制约新政府步伐的迈开。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应当保持冷静，对面临的竞争和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坚持原则，寻求转圜，尽快建立中美高级别沟通对话机制，清晰表明立场，管控分歧，寻求在有共识的领域进行合作。
中美大战略博弈的成分将明显上升，未来比过去具有更大的开放性
唐永胜（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教授、少将）
过去四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下行通道，甚至出现了所谓断崖式下降，特朗普开启了以全政府之力对中国施压的进程。拜登的当选不可能完全改变中美关系现状，但是中美竞争的形式和方法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如果说特朗普使用更多的是乱拳，一招接着一招，那么拜登则会更多使用民主党建制派的做法，竞争中大战略博弈的分量会明显上升。一段时期以来中美之间的张力很大，但接下来的时间，战略的重要性将凸显和提升。
然而无论如何，中美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基于这两个非常有特点的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不同而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的发展变化。中美两个国家确实都太大，谁都不可能被主导;两个国家又太特殊，谁都不可能被改变。这种特点如此明显，伴随两国关系发展到现在，其中霸权国家美国的战略焦虑越来越上升，而中国作为追赶者，某种程度上的急迫性也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不可避免，结构性矛盾在较长时期仍将处在上升通道。再加上特朗普的刻意夸大，将美国国内矛盾转移至中国，中美关系出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谷。因此，最基本的决定要素还是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结构性矛盾上升，但前面提到的两个特点或条件也从反面对这一矛盾起到了约束作用。由于中美两国都太大，谁都不能被主导，那就只好不去主导。中美两国太特殊，谁都不能被改变，那最后就只能不去改变。结果就是，中美都需要面对现实∶不论美国力量有多大，但运用起来也有限度;不管中国有多大的雄心，但也需要经过岁月的砥砺。即使中美关系在某些领域接近冷战，但仍然可能实现总体可控。何况维护大国战略稳定的基础依然存在，双方都具有必要的战略能力来保持大国关系稳定。这个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最终还是要回归必要的合作。中国与美国虽然在特定技术领域可以脱钩，但不可能被完全割裂。
中美关系是世界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在世界变局的大背景下分析中美关系的走向。虽然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不论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在世界变局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也要在这一变局中寻找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简要地说，世界变局总体上是性质之变、结构之变，而不是历史的简单的周期性循环。世界已经回不到过去，那么中美关系的未来就比过去具有更大的开放性。
关于"回不到过去"，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难以逆转权力转移趋势，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从西方到东方，还存在更广泛的权力转移。二是霸权从顶峰滑落，这是一个事实，对滑落速度可能有争议，但霸权确实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处于饱和状态。不论是军事手段还是金融工具，几乎都触及了天花板。三是全球性问题增多。新冠肺炎疫情也是一个全球性、跨国性的威胁，没有大国之间协调合作就难以解决疫情问题。还有新科技发展带来的冲击。科技发展不仅改变了生产力，更主要的是改变了生产关系。比如区块链技术，对国家发展、国际关系的发展都会带来重大影响。
在世界变局中，危机就在于旧世界已经死亡，而新世界无法诞生，在这样一个过渡期各种病态症状会层出不穷。这种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危险越是显著，对国际安全治理就会提出更多需求。没有大国之间必要的协调合作就难以应对任何全球性挑战。当然我们也看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美国不仅没有采取更多的国际协作，反而借助更多的单边主义做法，这实际上背离了目前局势发展的基本需求，加剧了国际治理的缺失。大国的特殊性已出现下降趋势，未来的世界不可能为美国维护霸权提供其过去曾拥有的有利条件，也不可能为中国提供使其成长为美国式霸权的特定条件。任何国家都要被历史大趋势所裹挟，中国和美国都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面对如此深刻变化的世界，中美关系受到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至少在中短期里，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上升的一面还将显现。因为在世界变局中，美国的忧虑仍将持续，中国的步伐也难以放缓，彼此间的张力甚至可能有所增加。但另一方面，就中长期而言，中美双方都面临日益增多的约束。上述提到的世界变局的几个方面，都将对权力集中进行限制，结构性矛盾会有条件地得到缓解。
中美竞争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复杂性和全域性。未来中短期里，"难"和"险"将向中国更多汇集;但在中长期，只要应对得当，世界政治的"时"和"势"也将逐步向中国倾斜。其中关键还是在于，敏锐洞察世界政治的可能走势，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推进与世界更加积极的战略互动，因势利导进退有据，以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对冲美国的战略挤压，牵引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塑造有利战略态势，获取战略主动。其中尤其需要创新和完善国家发展模式，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并以此为基础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不断提升结构性权力，为全球持续发展和战略稳定做出积极的重要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博弈首先在大战略层面展开，如果战略指导能力出现偏差，势必失去应有的主动。大国战略竞争比的是境界、比的是视野、比的是远见，在世界范围内权力扩散引发的复杂变局中争取主动和寻求突破，这也是中国一直把握得很好的战略传统和基础性优势。权力扩散的大势意味着霸权政治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前途也绝不是成长为新的霸权。对于中美竞争，总体上应坚持长期博弈，该斗争的时候坚决斗争，需周旋的时候巧妙周旋，能合作的时候尽量合作，不断积累和拓展战略主动。
中美竞争无疑将是一场持久博弈。如果对未来中美力量消长和竞争态势进行展望，那么关键还是在于谁能在变化的世界中找到发展的方向，和解决好国家治理能力问题。可以认为主要存在两种基本的可能前景。一种前景是，尽管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但中国进退有据，审时守度，尤其能够通过内外兼修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此基础上就更有条件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到21世纪中叶终将成长为与美国实力相当的世界大国，国际关系终将实现进化。而另外一种前景是，中国受困于金融资本和霸权护持的反噬，尤其是自身治理能力创新不足，没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增长潜力就会受到严重抑制;虽然经济规模仍然可能超过美国，但自主积累能力丧失，无法切实提升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长期处于"大而不强"的地位，甚至可能掉入美国预设的战略陷阱之中。基于上述评估，可以得出结论∶中美关系发展至今确实已经进入历史关节点，中国必须争取也有能力实现第一种前景，避免第二种前景的出现，有效化解这一重大战略风险。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何不利之有?
美国国内全面分裂加剧，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增强相互依赖网络中的博弈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特点
王 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从当前来看，美国政府的权力交接已经正式开始，大局已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内部的分裂到此为止。2020年美国选情表明，美国国内的全面分裂在加剧。拜登的对华政策走向受到几大因素的影响∶一是处理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效果，特别是疫情控制效果与疫苗的作用;二是经济恢复性增长，包括经济救助计划通过与实施情况;三是缩小政治极化，减少政党政治，未来拜登政府在人事任免与立法等方面将受到国会共和党势力的制约;四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应，亚太地区和欧洲国家对于美国政策的反应尤其重要;五是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
（一）中国在下一阶段与美国的竞争中位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拜登政府的政策将受到当前内外环境很大的影响，它将决定议程优先顺序的选择。这方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国内问题优先，拜登可能还是要优先解决国内的三大危机，包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经济增长、减少政治极化以建立国内共识。拜登在挑选新政府组成人员时也在物色共和党相关人选，试图组建跨党派政府，这很值得关注。他致力于表明要做全体美国人的总统，选择一些共和党人入阁来缓解共和党对他的牵制。拜登未来获得的政策支持程度仍主要取决于其经济政策的效果，特别是美国经济的表现。
另一种观点认为，拜登会将克服国内危机与实行国际战略齐头并进。从目前情况看，拜登团队有可能率先修复美欧关系，把修复美欧关系作为克服国内外种种危机和挑战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为了有效应对中国的挑战。本人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中优先顺序的选择。
本人通过与美国主要智库和中国问题专家的网上对话发现，即使是所谓的对华温和派和知华派，也是对中国不满，对中国政策和举措挑剔，要求中国让步。因此，中国不能寄希望于拜登上台以后中美关系会有非常大的调整，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但是，通过综合考察，我认为现在的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与四年前相比已经有较大的不同。中美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美国推动对中国强硬的竞争政策也会受到其自身国力减退的影响，美国国内分裂加剧，国际声誉大减。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展示了综合实力，特别是动员能力、科技能力、制造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在下一阶段展开与美国的竞争中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
（二）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将成为制约和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方向的重要因素
经济全球化带来人类经济的巨大发展，但是利益分配极不平衡。美国是过去三十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同时又是反全球化势力最集中的地方。中国加入全球化，美国有两个没有预计到的结果。一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上的攀升比想象的速度要快。过去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中国开放市场主要是寄希望于中国将长时间停留在全球供应链的中下端，但现在中国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以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确实构成了对美国技术霸权的挑战。二是在政治方面，中国没有发生它们所期望的"和平演变"或政权更迭，中国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些国家现在倾向于认为中国构成巨大的意识形态挑战。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分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分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裂;上层和中下层之间的分裂。2020年美国大选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分裂。这三个分裂某种程度上是全球化受益者和输家之间的分裂。贸易战本身反映了美国国内的撕裂，全球化输家和赢家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反映的是资本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贸易战是一定程度的"阶级战"。美国特殊的政治体制无法调和当前的社会政治分裂与矛盾，主要原因是金钱政治、政治献金、资本集团对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大肆渗透，美国70%以上的公众认为美国公共政策受到权势集团过大的影响。美国要解决当前的分裂、平息民众的不满还需要走很长的路。美国的统计数字表明，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民众对于美国制度和美国运营方式比较满意，2019年民众满意程度是49%，但是2020年由于疫情的原因民众满意程度只有19%。
解决美国体制性不公正与政治社会分裂的问题，在美国当前的体制之下非常困难。实际上，拜登能不能改变美国当前分裂状况取决于他的执政能力和对资源的动员能力，取决于其能否有效推动各种利益、各种人群之间相对平衡的政策，在维护大资本利益的同时也能使美国的中下层、中小企业受益。如果其政策最终还是仅使大资本受益，那么就难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分裂可能会继续加重，我们必须警惕中国可能会成为美国权力精英转移国内视线、消除国内分裂"最方便的敌人"，他们可能会以中国为借口转移国内的视线，中国可能成为促进美国国内团结的一个理由。特朗普把贸易和技术政治化、安全化和武器化，这是从大国竞争的视角考虑的，显然，特朗普及其团队在中国问题上试图用国家间战略竞争的叙事来压倒"国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叙事，这反映了美国内部一些战略家的思考。拜登没有遵循这个思路，但不排除民主党内存在这样一些人会继续推动这样的叙事方式，或拜登政府逐渐受到共和党右派的影响，最终接受中美战略竞争转移国内阶级矛盾的叙事。
支持拜登与民主党的有三大跨国利益集团，分别是华尔街资本集团、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好莱坞的"梦工厂"，与此同时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少数族裔、妇女、环保团体等也是其重要的支持力量。支持特朗普的利益集团主要有共和党的右派、极右派、安全鹰派、军工集团、保守主义者、中下层的个体工商户、部分劳工、宗教保守势力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美国政治中，一般而言民主党主要倾向于保护主义，共和党相对来说支持开放贸易。但在过去二十年中这种情况实际上发生了颠倒，民主党内部在分化，民主党的上层实际上更加倾向于资本的利益，从克林顿、奥巴马、希拉里竞选再到拜登都是如此，民主党与工会的联系在弱化。与此同时，共和党现在慢慢变成美国中下层的代言人，与大资本的关系有些疏远。在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及其执政四年中，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共和党成为保守主义、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势力的大本营。美国存在推动中美战略竞争、遏制中国的势力，例如美国军工复合体与共和党的右派、极右派关系密切，特朗普团队中就有这部分势力的代表与代言人。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可以从利益集团政治的角度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通过加强与美国支持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相关利益集团的联系，来提升两国合作的可能性。
（三）拜登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走向
从中美关系的历史经验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商业因素，这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二是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因素，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对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立，这是导致中美分歧的重要因素。三是宗教因素，美国宗教势力对美国政治与对华政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四是利益集团政治。五是霸权因素，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获得和维护霸权地位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维护霸权动因成为当前美国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六是国际规则、国际机制的因素，中美两国在共同的国际机制里很重要，现在对于中美关系产生积极作用的很多因素都是在多边框架下存在的，这是过去四十年中美关系发展的产物，中美关系进一步国际机制化，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七是敌人因素，美国在不同阶段都在寻找和塑造外部敌人，以达到凝聚国内共识与政治团结的目的。中国现在成为了美国"最方便的敌人"。美国能否发动"新冷战"，取决于亚太地区和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八是中美沟通的质量和效率。中美的战略动机能不能被准确传达，中美之间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进行利益交换，是非常重要的。
拜登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走向可能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拜登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走向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可能出现一个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民主党内部也有强硬派，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对中国强硬。还有共和党的推动，未来共和党在议会中对拜登会产生非常大的制约。二是中美之间形成竞合关系。拜登明确表示，中国是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人。这意味着中美之间该合作的可以合作，包括气候变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竞争和合作的比例不确定，针对不确定性我们在制定对策时应当特别小心。
第二，拜登整个对华政策的基本特点有可能表现为相互依赖网络下的竞争博弈。他强调中美完全脱钩不现实，因为利益集团政治、全球化受益者在背后发生影响。中国和美国主要的共同利益是维护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保持不脱钩，但并不能排除局部的技术脱钩。拜登可能会更多地听取美国工商界的意见，包括在技术竞争方面怎么做。他在开放市场方面也会进一步加大力度，包括在多边框架下中美可能有非常多的竞争博弈。在新力量的基础之上和新的环境下，中国会更加自信，进一步扩大开放，从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到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都是中国自信的表现。而在对外经贸谈判中，无论是针对TPP还是CPTPP，拜登政府都会受到国内政治很大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主动作为，扩大开放，下先手棋，显示中国的内外治理能力在不断提升。
第三，中美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这对中国体制的灵活性、适应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美国反复讲到"对等开放"（reciprocity），这个概念在中美相互依赖网络的博弈进程中将反复出现，不仅仅局限于贸易、投资领域，还会扩大至其他领域，例如新闻出版、媒体管理、教育领域、人文交流等方面。
第四，在塑造未来中美关系过程中，高层的介入沟通是关键中的关键，高层沟通应该确定中美共同的战略利益，底线就是不发生战争。中美之间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共同的责任。中美之间是以竞争为主还是以合作为主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配比如何，需要拭目以待。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过程中，政治信任是基础。过去三十年中美有政治互信，中国选择了拥抱全球化，美国接受中国加入全球化。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中美之间缺乏政治互信，存在分裂成两个平行市场、两个供应链的危险。因此，中美需要加强政治互信。
总之，经过特朗普执政的四年，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美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美的实力对比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中国的实力提升比较明显，中国在贸易冲突和中美竞争中展示了抗压能力、动员能力和治理能力，中国现在有更多的信心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一个新的环境下，中国会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来"塑造"地区和国际环境，包括"塑造"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