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一股政治与社会思潮，第三波民粹主义席卷欧美发达国家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除了经济因素，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第三波民粹主义在欧美兴盛的原因。在选举政治中，移民、少数族裔、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等议题成为欧美国家选民的重要关切，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在充分发展的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民主制度里，民粹主义取得了完全的影响力。民粹主义同民族分离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等极端思潮存在合流趋势，影响着各国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给世界政治局势带来不确定性。第三波民粹主义既是对精英政治的反叛，又是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它表现了人们对普世价值的疑虑，代表人民力量的回归，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

关 键 词：民粹主义  全球化  激进思潮  人民主权  人民力量　　populism  globalization  radical ideology  popular sovereignty  people's power

19世纪60年代，俄国民粹派和美国人民党引发了第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从此以后，民粹主义犹如“幽灵”[1]1一般，从未缺席世界政治舞台。20世纪50年代，同民族独立运动相呼应，拉美地区兴起了第二波民粹主义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出现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民粹主义右翼政党与主流右翼政党联合执政[2]，多数欧洲国家议会有民粹主义政党代表[3]。在近半个世纪里，在欧洲各国选举和欧盟议会选举中，民粹主义政党获得平均选票从5.1%上升到13.2%，所得席位从3.8%上升到12.8%[4]2。近几年，民粹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特朗普问鼎白宫是最好的证明。

民粹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政治表现，其社会基础和政治诉求多有变化。最近的民粹主义往往同民族(国家)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激进政治右派、文化孤立主义相联系，与各国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纠缠在一起，尤其对代议民主制度和精英治国理念构成挑战。民粹主义容易被贴上各种政治标签，被视为导致社会动荡和民族国家分裂的社会政治力量。我们很少听到有关它的积极评价，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的政治话语中更是如此。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剖析解读民粹主义的三个要素，探讨第三波民粹主义的产生原因，揭示社会文化因素在其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评估民粹主义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从“人民力量的回归”高度来评估其在当代政治实践中的地位。

一、解读民粹主义的三个要素：人民、精英和民意

正如政治学许多概念一样，“民粹主义”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在《民粹主义》的开头便指出，民粹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在概念上令人尴尬的“不确定性”[5]1。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也指出，定义民粹主义会陷入“寻找定义→对不同国家案例进行研究→案例间细节存在根本性差异→放弃界定”的陷阱之中[6]145。这一点在1969年吉塔·艾尼斯(Ghita Lonescu)和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尝试中得到了充分表现。他们联合43位民粹主义专家编撰了一本论文集Populism: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却没有得到关于民粹主义的普适定义。这是因为民粹主义是“弱核心的”(thin-centred)[7]主义，它可以被任何主义附着，被任何议题激起。“哪里有普遍怨恨，那里就有民粹主义。”[8]100

尽管如此，民粹主义的内涵是明确的。它是关于人民的学说，人民、精英和民意是解读民粹主义的三个核心要素。

1.人民是民粹主义的首要核心要素。在政治运动史上，民粹主义跨越时间、地域和意识形态分野频频掀起波浪，引发争议，在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实践中展示出巨大力量。它在政治倾向上时而激进，时而保守，在不同历史阶段承载着不同使命。但民粹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不可动摇的，它就是“人民性”或“草根性”。

民粹主义有一种乌托邦的“人民观”，人民是“一群充满美德并内部同质的人”[5]70。它将“人民”限定在一个“中心地区”内，这一中心地区在过去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在现代政治中容易被人民的敌人无视和掩盖。民粹主义领袖的任务就是将主权还给人民，为这一中心地区重建“自然秩序”[9]5。在理念上，民粹主义“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10]102，具有天然的道德优越地位。除了“人民”，其他都是腐败的精英和危险的他者。任何行动只要被赋予“人民的名义”，就可以大行其道。谁质疑行动的合理性，谁就背离人民。这使得民粹主义容易沦为政治家权力游戏的工具。

尽管对人民的看法很一致，但民粹主义对人民与敌人边界的划分却展现出了多样性，并不是单纯地表现为“人民”和“精英”的对抗。这一点在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传统意义上，民粹主义的“人民”是指在国家内部与精英相对抗的群体，他们在政治权力、财富积累和文化水平上都处于劣势地位。人民有别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这种分野的主要诉求是左翼的，要求国家重视人民权利，在利益分配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其次，第二种划分人民和他者的边界在于是否处于社会主流阶层，即所谓的“普通民众”[11]9。这里的人民指社会主流阶层的人，带有种族和文化差异意味，是在普通人民内部进行二次区分，而不是相对于精英的人民，他们处于大体一致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享有某种相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他们代表这个国家的传统形象，比如在美国，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男性是“最美国”的美国人。这就使得民粹主义会具有反对多元文化的特征，打破传统的政治正确，重新讨论性向、宗教或种族等方面的议题。主流之外的其他种族及其文化和宗教受到排挤而成为“他者”，后者在现实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比如在美国，亚裔和非裔族群与白人相比，往往处于他者地位。第三，人民还可能以民族或国家为单位区别于其他民族或国家，比如所谓“苏格兰人”和“英国人”。它在民粹主义诉求中体现为分离主义或排外主义，在欧洲表现为现在十分流行的疑欧主义。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已经超越“人民”与“精英”的简单二分，具有不同的政治诉求，但以民众对当权精英的反叛为基本注脚。因此，民粹主义所谓的“人民”是一个“空洞且漂浮的符号”[12]38，依对立面不同而表现出不同内涵。

2.民粹主义以矛盾的态度对待精英统治。民粹主义以矛盾态度对待精英，既在总体上反对精英阶层，甚至存在反智主义倾向，又有所选择地追捧个别精英。民粹主义者对当权精英抱有强烈不信任感，认为精英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是一个骗局，掌握权力、财富和知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无法获知民意，无法为民意发声。民粹主义者只相信普通民众的道德与智慧，崇尚公民创制、全民公投等直接民主做法，推崇简洁、质朴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方式。民粹主义者排斥精英，甚至存在反智主义倾向，给人以非理性或无修养的印象。但在实际运作中，民粹主义者偏爱魅力型领袖，推崇个别精英人物，最终沦为精英人物操控民意的工具，沦为“富有魅力的领袖通过赢得无组织追随者直接的非制度化的支持以获取政府权力”[13]14的工具。实践的民粹主义同其“人民主权”初衷相悖离，比精英主义更偏爱精英。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有损自由，存在滑向威权和独裁的危险。但是，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民粹主义必定被非掌权精英利用作为获得权力的工具，民粹主义的潜在风险不能掩盖其反抗建制派精英的本意。“民粹主义对它选民的平凡和领导者的卓越的同时的赞美”[5]138表现出其对精英统治怀有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3.民粹主义反映人民的意愿或民意。多元式民主认为民意是多元的。与之不同，民粹主义认为，民意可以统一，多元民主和多元民意代表不了统一的民意。民粹主义继承卢梭的“公意”(general will)理论，认为公意代表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它是可以形成的并且永远是公正的。人民绝不会被腐蚀，只会被欺骗[14]35。民粹主义者自诩代表这种公共利益，是真正的民主信奉者。一旦建制派精英没有反映或遵循民意，他们就开展大众的反叛，重新将民意注入民主政治中。因此，民粹主义不仅强调“主权在民”理念，而且在实践中实现这一理念。民粹主义和直接民主有着天然联系。区别于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实践——代议制民主，“民粹主义有时被描述成几乎与直接民主是一回事”[5]104。其区分在于权力获得过程：前者倾向于通过制度运作和中间群体获得权力，后者要求更加直接和无保留地获得政治权力[15]131。由此引发人们对民粹主义实践陷入直接民主这一弊端的担忧。

综上所述，民粹主义涉及三个核心概念：人民、精英和民意。精英无视人民的诉求或民意，最终导致人民对精英的反抗。为了考察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对民粹主义概念的把握还需明确其左右翼的划分标准。结合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对政治光谱中左与右的划分[16]65和民粹主义实际，笔者对民粹主义左右翼做出如下界定：右翼民粹主义将矛头指向在政治上“被偏爱”的群体如宗教、种族与性向少数派群体，在价值取向上允许存在社会差异和不平等，并强调这些差异，与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福利沙文主义等概念息息相关；左翼民粹主义则怪罪于经济获益者如大企业和寡头，倾向于缩小和消除人为造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带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一切可能造成贫富差异的因素。

二、民粹主义的新诱因：底层的文化与社会焦虑

追溯第三波民粹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原因，“习惯解释”[3]往往强调全球化和经济衰退等经济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精英阶层从中大获其利，但普通民众没有获得多少好处。以美国为例，美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在2015年达到0.048[17]，最富有的0.1%的美国家庭占据22%的美国财富总量[18]。所谓“全球化将令所有人获益”[19]13的说法只是一个讽刺，全球化的弊端加之接二连三的经济危机造就了衰败的中产阶级和境遇悲惨的蓝领阶层，民粹主义正好迎合了他们的诉求。2011年9月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抢眼表现，表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缺陷带来的负面效应是第三波民粹主义的直接原因。

尽管如此，本文认为，诱发第三波民粹主义的主因是底层的文化与社会焦虑。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主导因素发生了变化，社会文化因素的政治化[9]219而非单纯经济因素造就了此轮民粹主义。从经济因素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化，不仅源于各政党的经济政策选择有限而趋同，而且源于社会文化因素加剧了经济因素造成的焦虑和不安，最终导致社会群体更加深刻的分裂。原本共同抵抗“精英”的“人民”以性向、宗教和种族等社会文化为维度形成新的对立与分野，出现了“人民”与“人民”的对抗。有些民众属于主流和多数裔，与国家社会文化的基本传统价值保持一致，被喻为“国家真正的灵魂”[5]125。由于先前的长期沉默，当有人为他们发声时，他们在响应和参与上显得分外卖力。这种民粹主义在政治光谱上属于“右翼”，与排外主义、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疑欧主义等思潮密切相关。因此，右翼民粹主义是第三波民粹主义主流。这种底层对文化和社会的焦虑具体表现为对如下议题的关切：

第一，白人身份认同。在欧美国家的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中，无论受文化多元主义影响还是出于政治正确考量，对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有色人种等少数裔群体利益的维护偏好至少在说辞上受到鼓励。主流政党和社会价值观对少数裔群体的关心带来白人的失落感。信仰基督教的男性白人被要求收敛起他们的优越感，尊重其他少数裔群体的利益。尤其在经济不景气年代，他们自己的日子不好过，却被要求去同情他人。右翼民粹主义抓住机会，为这种心理发声。尽管事实远非如此，但他们仍然认为“少数裔群体被过分溺爱和赋予有限地位，他们从沉默的、受苦的大多数群体中获得了过多资源”[20]32，结果造成少数裔和多数群体的分裂。民粹主义及其支持者呼吁重视尊重传统价值观念，恢复对主流群体的重视和尊重，建立白人身份认同。一旦“政治正确”不再流行，民粹主义得到中下阶层白人支持，就会形成前所未有的社会力量，将改变一个国家甚至多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第二，移民危机。移民导致欧美国家白人数量相对下降而其他肤色人种和持有不同信仰的人数不断上升。冲击欧美国家人口结构的移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受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影响形成的移民，另一部分是由于西方国家干预造成的西亚和北非等受到战争困扰而流离失所的国际难民。以美国为例，2015年8月，美国共有4 210万移民，占总人口的13.3%，达到105年来的最高点[21]。这些移民既带来经济问题，加剧中下层劳动者就业困境，又挑战福利国家体系，导致犯罪率不断上升，引发社区治安问题。移民和原居民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性等文化层面存在冲突。移民加剧了在经济上原本就困顿的中下白人阶层的不满，形成了右翼民粹主义中“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与“福利沙文主义”议题。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一个口号是“非法移民必须滚蛋”，他甚至提出针对非法移民的五个具体措施。欧盟也没有比美国宽容到哪里去，对穆斯林的态度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头巾问题上，欧盟多国先后禁止妇女在公共场所戴头巾，法国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就因为拒绝佩戴头巾而取消了与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的见面[22]。

第三，恐怖主义威胁。与移民问题相互作用而加剧社会群体间对立的是西方普通民众对恐怖主义威胁的焦虑。恐怖主义在“9·11”事件之后并没有随着西方国家屡次境外军事打击而得到控制，伊斯兰国(IS)等极端恐怖组织仍然是欧美民众头上高悬的利剑，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西方文明和穆斯林的博弈不仅体现在战争区域的冲突中，而且伴随移民和难民的涌入出现在了欧美国家本土上。自2015年初法国《查理周刊》遭到恐袭之后，比利时、美国、法国、英国等相继遭受了影响恶劣的恐怖主义袭击。2016年6月12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发生枪击案，是“9·11”事件后美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恐怖袭击事件。当时还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多少有些沾沾自喜地在其推特(Tiwtter)上发文指出：“我在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问题上预测准确!但我不需要祝贺，我想要强硬与警惕。”[23]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忘记了奥兰多枪手并非移民而是出生在纽约的美国公民。可是没有人计较这一漏洞，因为特朗普准确抓住了美国民众脆弱的安全感和希望发泄怨气的心理。不仅境外穆斯林，而且境内穆斯林及其后裔，甚至与基督教白人所持信仰或肤色不同的人，都可能被视作有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特朗普一上台就颁布“禁穆令”，要求未来90天内，禁止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等七国公民入境美国。和移民危机一样，对恐怖主义威胁的焦虑激发了排外、种族歧视、信仰歧视等议题。

第四，全球化的消极后果与分离主义的暗流涌动。在民粹主义浪潮中，“疑欧主义”(euroscepticism)、“再民族国家化”(renationalization)[24]224、“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体现为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个人对本国民族认同和国家利益的维护。民粹主义与上述思潮相融合，在层次上超越主权国家内部的群体对立，呈现为对国家和超国家权力(包括联盟和组织)的反抗。20世纪90年代，与民粹主义和全球化一同出现的，是欧洲一体化的加速推进。欧盟诞生，形成了超越国家界限的政治经济高度关联的超国家组织。在这一政治设计中，国家主权部分让渡给超民族国家，国家概念伴随人员、资本、货物的自由流动出现了淡化趋势。但是，欧洲一体化没有给欧盟各国带来相同的发展机会，反而造成了新的民族矛盾和国家利益冲突。在欧洲经济危机背景下，国家自身利益和欧盟利益的冲突日益显著，个别国家开始对欧盟这一制度设计产生怀疑，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回归，英国2016年脱欧公投是疑欧主义思潮的很好证明。脱欧呼声鲜明地表现在中东欧国家左翼民粹主义诉求中。由于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经历了债务危机，欧盟对希腊、西班牙等国采取苛刻的财政紧缩政策，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沦落为欧盟的“二等公民”。对他们而言，与其勒紧裤腰带，痛苦地寻求融入欧共体，不如重拾民族自尊。他们宁愿背弃和欧盟的结盟，也要重新获得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与自信。2016年圣诞节前夕，在已经超过预算的情况下，希腊总理、激进左派领袖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仍然宣布向低收入养老金领取者发放6.17亿欧元节日费，兑现其2015年竞选成功时向希腊民众许下的“摆脱屈辱和痛苦”[25]的诺言。齐普拉斯表示，“希腊通过牺牲自己的人民帮助欧洲应对移民和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是时候让欧洲认清这个事实了”。在整个欧盟，疑欧甚至脱欧的情绪普遍蔓延，民粹主义政党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是很好的印证。2014年5月26日法国地区欧洲议会大选结果出炉，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77个席位中的24个。意大利五星运动党(Five Star)获得21%的支持率，英国独立党(UKIP)获得27%，希腊激进左翼政党联盟(Syriza)则获得26%。极端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站稳了脚跟，法国总统奥朗德称之为“一个打击，一场地震”，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格(Nigel Farage)则欢呼“欧洲一体化的大势在今晚结束”[26]。

当然，第三波民粹主义的出现不仅展现了社会文化因素的主导作用，还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媒体的推波助澜。在政治上，代议制民主软弱无力，民主赤字严重。左右翼政党政策趋同，主流政治精英不能有效回应选民诉求，欧洲选民投票率在过去20年间下降明显。主流政党将大部分精力花在党派斗争上，政治极化日益严峻，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妥协与共识被“否决政治”(vetocracy)取代。建制派精英漠视公民诉求，热衷“权力游戏”，普通民众对政府和政客表示强烈不信任。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将此概括为“政治的终结”[27]50。全民公投在各国频繁使用，是代议制民主有效性存疑的有力佐证。除了国家层面代议制民主普遍存在的民主困境，在国际层面，由于超国家共同体和跨国组织兴起，主权国家的部分权力被让渡出去，诸如欧盟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超国家力量从政党官员手中获得权力，以处理类似边境控制、货币政策等问题，导致所谓“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政治的出现。政客们总是宣称他们对欧盟的责任超过了对选民需求的回应，这会造成民众的不满。从这个角度说，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不是由于其本身有多精明，而是由于传统建制派精英的无能。

在媒体层面，新媒体发展对民粹主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解决了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问题。互联网、电视、社交媒体的发展使政治家们的主张可以被迅速传播和讨论，人们可以相互交流，形成支持或反对的合意。民粹主义的基础是一群“同质”的人民，媒体的发展给了他们线上讨论、线下开展运动的联合媒介。新媒体也给民粹主义政客提供了宣传自己思想的平台。民粹主义很多话语打破了传统的政治正确，简单直白，具有爆炸性、博人眼球和简单深刻的特征。这一点与媒体对信息的需求不谋而合。“媒体共谋”强调媒体和民粹主义“供需关系”的互惠性，无论是否出自媒体本意，二者相辅相成，一些打破传统政治正确观念的言论得以快速传播。特朗普利用推特等社交媒体传播其思想，甚至在执政后仍然“推特治国”就是例证。

综上所述，第三波民粹主义的原因相对复杂。除了经济、政治和媒体层面的因素，需要引起广泛注意的是此轮民粹主义诱因中“文化冲击”[4]的力量。对少数裔、移民、难民、恐怖主义、欧盟一体化等身份认同和安全议题的态度成了吸引民众、分化选票的新主导因素。民粹主义“中心地带”的分野由此显得更加丰富，不仅表现为左翼对“人民”与“精英”对立的强调，也表现为右翼在“人民”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当我们惊呼民粹主义“两极化”并存，特朗普和桑德斯在美国同时流行时，我们需要明白，社会文化问题的政治化和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了右左翼民粹主义。而前者的上台表明主导因素出现了社会文化因素的转向。断定民粹主义是全球化失败者的反抗，不仅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是一种误导。

三、民粹主义再评价：人民力量的回归

区别于以往两次民粹主义浪潮，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展现出了诸多新的特征，包括社会基础、决定因素的变化，在不同权力层次都有展现，与其他极端思潮合流，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民粹主义在理论上仍然可以在民主政治概念下得到解读。

第一，第三波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已有所变化，体现了不同的社会立场和政治价值取向。社会文化因素政治化及“中心地区”多样化使民粹主义呈现出“右”的一面，与“草根”抵抗“精英”的左翼民粹主义相比，其内涵更加丰富。虽然对任何一股政治思潮的性质判断是必要的，但非左即右之类的简单政治判断难以囊括民粹主义的内涵。在前两波浪潮中，民粹主义更多表现出左的一面，对“中心地带”的划分简单依靠经济因素，形成“草根”和“精英”的对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反抗。第三波民粹主义开始出现向“右”转的趋势，不再局限于经济议题，而同种族、性向、宗教等议题联系在一起，在民众之间引发进一步分裂，形成新的“中心政治议题”[5]128。民粹主义在本轮中存在左右翼同时爆发的现象，且其中右翼势力迅速扩张，影响力并未随着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完结而衰退。英国本土2017年上半年发生的多次恐怖主义袭击和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等极端右翼力量的兴起，彰显了民粹主义社会基础的变化与价值取向的转变。右翼民粹主义正在以社会阵痛的方式发声，并且其影响力日益彰显。

第二，第三波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展现了社会文化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对当代政治走向的影响力。欧美国家主流社会对白人身份认同的诉求，对移民和恐怖主义的恐惧，加剧了社会群体间的对立。对抗双方的主体从单纯的“草根”与“精英”扩展到“多数裔”和“少数裔”，同质的民众在内部进一步分裂为“大部分的主流民众”和“少部分的非主流民众”。由社会文化而非经济凝聚起来的“人民”内部更小的“共同体”具有更多想象的成分。不同的社会文化塑造了不同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充满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些情绪与先前经济困顿带来的不满、焦虑相结合，表现得更加极端，造成的社会裂痕也更加深刻。人们开始忽略同性恋、妇女权利和环保问题，更仇视和恐惧身边其他肤色人群或其他信仰持有者。正如罗蒂预言的那样：“很可能，美国黑人、棕色人种和同性恋在过去的40年里赢得的所有权益将丧失殆尽。拿妇女打趣和蔑视妇女的现象将重新抬头。‘黑鬼’和‘犹太佬’这两个词将重新出现在工作场所。”[28]66罗蒂没有预见到的是，人们还对伊斯兰教和来自伊斯兰地区的人群充满敌意。社会文化因素比经济因素更多地散播了仇恨并造成了社会分裂。

第三，第三波民粹主义并不局限于社会底层，在不同权力层级都有体现，影响到了全部权力层级。在欧洲，“对欧盟的怀疑”使民粹主义超越了民族国家范畴，上升到国家和超国家权力层面。“中心政治议题”不仅在国家内部形成，在民众内部进一步细分，而且在国家权力层面高度凝聚，表现为(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超国家权力的质疑。因此，除了意识形态的左右划分，如图1所示，民粹主义也按照其所处权力层级的不同分为三个层次：下层表现为人民之间的对立(比如反伊斯兰教)，中层表现为一国之内底层人民对上层精英的反抗(要求缩小贫富差距，公平分配财富)，上层表现为国家和超国家权力之间的分离(比如疑欧主义要求脱欧)。在第三波浪潮中，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政治化同时出现，左右翼民粹主义同时勃兴，最终形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社会群体和国家、国家和超国家权力等三个层次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民粹主义。但总体而言，它的基础仍然在社会底层，是一国之内底层人民对上层精英的反抗。

图1 民粹主义的三个层次

第四，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不会在短期内走向衰落。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比以往民粹主义浪潮更有影响力，民粹主义者取得了巨大胜利，甚至成功问鼎国家最高权力，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出现和主流政治、政党融合的趋势。这一点在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an Viktor)执政六年仍维持较高支持率以及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大选中的卓越表现等现实政治中得到了印证。虽然奥地利、荷兰、法国的大选已经尘埃落定，但民粹主义的冲击令人印象深刻，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民粹主义阴影也远未消散。就算在没有出现强势民粹主义政党的国家，其主流政党也不可避免地开始采用一些民粹主义的说辞，“我们”或“人民”等词语的使用频率在上升。即使没有出现普遍融合，主流政治体系至少也存在受到民粹主义“传染”[29]的可能。现实是，在欧洲国家中甚少有单一政党可以赢得1/3以上大选的投票[3]，因此他们或多或少都与民粹主义政党进行妥协以争取执政地位，主流政党与民粹主义政党之间存在融合的趋势。如今已出现一个“民粹主义的转向，它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显著地影响政策和公众意见”[20]28。

第五，民粹主义与极端思潮关系密切，但不存在滑向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的风险。民粹主义不是孤立的政治思潮，对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关联的警告从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研究麦卡锡时代就已开始。李普塞特(Seymour M.Lipset)等在解释极端右翼政党在当代西方选举政治中爆发的原因时也强调了民粹主义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30]。班达(Julien Benda)认为，“政治激情今天都已到达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程度”，“这个世纪实质上是政治仇恨合理组织化的世纪”[31]72-73。他的判断或许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伴随世界治经济格局在近年来的深刻变化，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疑欧主义、孤立主义等极端思想在各国时有发生，它们与民粹主义一起，带来普遍怨恨情绪并最终导致不断涌现的、令人惊讶的黑天鹅事件。历史远没有终结，“我们”和“他者”的对立，不同文明的冲突将不会停歇。民粹主义只是21世纪极端思潮的冰山一角，各种兴起的极端主义相互作用，赋予彼此更持久的生命力。我们应密切关注包含民粹主义在内的所有极端政治思潮，对冲突和战争怀有警惕之心。但同时，自由、民主、平等仍然是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民粹主义能成气候，也必须在这个主流之中寻求自己的一席之地。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只是在这个主流中偶尔泛起的小股浊流或泡沫，无论如何都成不了主流。2017年8月12日，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爆发以新纳粹和三K党等为主的“白人至上主义”游行，期间发生汽车冲撞抗议者、直升机坠落的混乱。美国社会极力谴责，将此次极右翼势力制造的混乱定性为国内恐怖主义。就连一贯贴上右翼标签，依靠美国白人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这件事上遵守政治正确，极力谴责“这是一场恶名昭彰的愤怒、偏执和暴力行为”[32]。因此，主流社会仍然对自由与正义有正确把握。断定民粹主义将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联合起来，并对民粹主义走向怀有忧虑，是没有道理的。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东西[33]。

第六，我们需区别作为政治逻辑和作为实践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人民力量的回归。在考察第三波民粹主义之后，我们有必要对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进行性质判别。不少研究者不习惯批评民主，但对崇尚人民价值、主权在民等民主核心观念的民粹主义存在强烈偏见，认为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相背离，具有“非理性”和“反体制性”特点，是“挥之不去的梦魇”[34]。他们断定民粹主义存在三个危险：(1)“在根本上对……既有政治体制构成威胁，从而滑向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2)“民粹主义本身不具有建设性，它通常将社会问题的解决单一化、简单化，甚至极端化，而这种解决方式往往具有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排外主义的特点，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3)“在国家决策中容易走向盲目极端化”[35]。这些评价等于从根本上否定民粹主义的积极意义。

与之不同，笔者认为，民粹主义仍然可以在民主政治概念下得到解读。从本质上而言，民粹主义是人民力量的回归。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关系是民粹主义研究的经典话题，二者紧密相关，如影随形[36]。有学者将民粹主义称为“后民主”[37]的力量、非自由的民主[38]或激进民主[7]，以表达民粹主义和民主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以往研究中，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关系被比喻成镜子和对象的关系[39]，民粹主义被视为“幽灵”[40]或“必要的恶”[41]，它既可以是民主的同行者，也可以是民主的破坏者[40]。民粹主义对民主影响的悖论实际上源自民主本身存在的悖论[42]2。一个更好的研究视角是进行反向研究，首先将民主进行定义，然后思考民粹主义对一个被限定概念——民主的作用。玛格丽特·加卡诺芬(Margaret Canovan)[36]、科恩·阿伯兹(Koen Abts)和斯蒂凡·卢门斯(Stefan Rummens)[43]等采用这一研究方法，认为民主具有两面性或存在悖论：一面是务实的和救赎性的，另一面是自由/宪政的和民主的。前者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注重法律和保护个人权利，后者则崇尚人民主权和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二者相辅相成，不断进行博弈和协商[42]2。民粹主义存在于二者张力之中，是对民主两个基石中民主的/救赎的部分的补充。当救赎性力量太弱时，民粹主义就会兴起，对实用性部分进行警示和修正。民粹主义是“对代议制民主缺乏参与的批判”，是“增加代议制民主的参与性的制度机制”[5]140，是“代议制政治的宽容性的考验标准”[5]154。如果民粹主义存在对代议制民主矫枉过正的危险，民粹主义政党在现实运作中也会因为选举制度的存在而“自我毁灭”或“主动消失”。正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所言：“民粹主义理论不是一个经验的体系。关于现实世界，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从中我们无法预期任何行为。”[44]43因此，民粹主义政党提出的简单、不切实际和短视的口号、方案一旦在其上台执政时就会显得尴尬和捉襟见肘。当民众发现民粹主义政党除了带来仇恨和分裂却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才能时，他们就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将民粹主义政党及其政治家赶下台。这“也许是民主最好的一面：它允许国家从民粹主义及其政党的错误中恢复过来”[33]43。因此，民粹主义是民主的补充。人们对民粹主义的误解源于将其作为一种具体政治运动。正如没有人会批判“民主”作为一种主权在民的政治逻辑，但是会质疑民主在现实中的运用(无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直接民主)，民粹主义强调主权在民、人民至上的政治逻辑本身无可指摘。

综上所述，重视人民及其利益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基，无视人民利益，背离人民意愿，将背离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只要存在代议制政治框架下的民主赤字、精英傲慢与知识阶层冷漠，就会出现以民粹主义为标志的人民力量的回归。民粹主义将主流政党忽视的议题提到政治台面上讨论，表现了人民对西方普世价值的疑虑，让政治家听到了人民的“痛苦呼喊”。建制派精英越远离民众，这种呼声就越有力。尽管存在天然的道德缺陷，但民粹主义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敲打将不会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