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 “特殊利益集团”打开了世人的眼界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那时的“中苏论战”令这一概念灼热起来。在著名的“九评”中，揭露了当时的苏共高层，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特权官僚阶层，集团成员实际操控与享受的财富量其数字大得惊人，完全背离了名义工资。他们犹如一个“王朝”对待国家财富，无疑是把公共权力变成了特权阶层的资本。毛泽东从他的忧心出发在晚年振耳发馈地发问道：“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剑指他称之为的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事实上，许多同仁都在思考中国的特权阶层问题。我与我的同事(刘佑成，原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为南京一大型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郑世明，原西北政法学院经济学副教授)，在1970年代在渭北一个煤矿，曾经写有在私下流传的手抄本《论权力资本的规定》，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曾对权力资本阶层进行过最初的探讨。后者，我将自己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以《权力资本四分析》为题公开发表(1992，当代经济研究)。

“特殊利益集团”打开了世人的眼界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那时的“中苏论战”令这一概念灼热起来。在著名的“九评”中，揭露了当时的苏共高层，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特权官僚阶层，集团成员实际操控与享受的财富量其数字大得惊人，完全背离了名义工资。他们犹如一个“王朝”对待国家财富，无疑是把公共权力变成了特权阶层的资本。毛泽东从他的忧心出发在晚年振耳发馈地发问道：“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剑指他称之为的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事实上，许多同仁都在思考中国的特权阶层问题。我与我的同事(刘佑成，原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为南京一大型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郑世明，原西北政法学院经济学副教授)，在1970年代在渭北一个煤矿，曾经写有在私下流传的手抄本《论权力资本的规定》，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曾对权力资本阶层进行过最初的探讨。后者，我将自己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以《权力资本四分析》为题公开发表(1992，当代经济研究)。

所以此番我想说，其实特殊利益集团是一个传统的老概念，它通常用以表达倚仗特权谋取利益的社会群体。学者们的表达虽然不大相同，有人称之为特权(利益)集团，有人称之为特权阶层，有人称之为官僚特权阶层，如此等等。但是，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通体行文与全局表达，抽象出他们的共同理论认识。

当然，任何概念、范畴都会与时俱进地丰富内涵。现今官方给出的解读是，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即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攫取大量社会财富的利益集团。这既有传承性，也有创新性。本文权且以此为基准进行讨论。

浏览各种媒体可以发现，许多人都在议论这个该咒骂的特殊利益集团。然而许多说法，却是感性义愤多于理性分析。

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种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阶层)，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然而特殊利益集团却令人惊怪。特殊利益集团之所以与众不同，之所以有它的过人之处，之所以特殊，并不在于它是一个“集团”。集团抑或阶层，只是个别与群体层次上的抽象，只表明这不是一个个体、个别概念，而是一个群体、聚众概念。进一步解析，也不在于一个集团(阶层)的“利益”。任何集团都有利益取向，都有利益诉求，都有利益追逐。那末，特殊利益集团究竟与其它利益集团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令人惊怪之处？

问题就出在这个“特殊”之上。它不是一般的利益集团，它是特殊利益集团。特殊，不是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就是置身于法律法规约束之外；特殊，就是谋取利益不是利用正常资源、通过正常渠道、遵循正常规则获取；特殊，就是这群人并非草民凡人，并非普通群众。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殊之处不在别处，就在特殊的权力之中，就在于公共权力成为其谋取利益的资本。换句话说，权力资本，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本质，是其跳跃的灵魂，是其手中可以通杀通吃的王牌。公共权力转化为商品再转化为资本从而“羽化”权力资本，与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相媾合，最终衍生出五花八门的特殊利益集团。反过来讲也一样，任何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权力资本介入，其中没有权钱交易，决不会演变成为特殊利益集团。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将所谓特殊利益集团称之为“权力资本利益集团”或曰特权利益集团(阶层)。

作为利益集团，不可能仅仅限于经济利益，还可能包括政治利益，甚至教育利益，文化利益等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短期与长远的社会利益。其实，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解读，任何形式的恩惠、好处如果以其利益形式表达，一定可能通约为经济利益。如果说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那末教育利益、文化利益等各种社会利益也一定会正相关地通过经济利益得以表现。难怪古谚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大白话道出大道理。

“特殊利益集团”的表现可真是触目惊心，它从各个角度向世人一再证明：特殊利益集团之所以特殊，就在于权力资本。

单位所有制，是当代中国最大也是最富于欺骗性的特殊利益集团，这就是此前我说的公权“公卖私益”现象。单位所有制，是权力资本的一个新变种，它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它是指以单位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财产所有权体制。这里所说的“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地方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之类的“经济单位”；科研、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群团组织、行业协会、民主党派之类的“事业单位”；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单位”；以及各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利益单位”。这些单位，还可以从经济性质上抽象为三类：公有单位，私有单位，混合所有单位。单位所有制在中国，是一个事实所有制，即现实存在的财产所有权。一个公有制单位的全部财产，名义上是国有即全民所有的，但在现实中却是单位所有。李金华在审计中遭遇的对象是公有单位的那种单位所有制。单位所有制是万恶之源。国家审计署上半年对32个部门单位审计中发现的诸如转移挪用或挤占财政资金、虚报多领预算资金、私设账外账和“小金库”、乱收费等问题，作为年复一年的老问题不断花样翻新地再现江湖，从经济关系、经济机制的角度透视，都是单位所有制惹的祸。这些花样，都是对法律法规的违反违犯，都是对作为政府管理部门职责的背离背叛，都是对作为公有财产的侵蚀侵吞。必须揭露，单位所有制就是最为虚伪的彻底的私利制。单位所有制无论它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无论它怎样标榜自己，它的底线就是为单位成员谋私利。什么单位所有，就是单位中一个个的私人所有。说穿了，就是对外由公有单位的“公”顶着，利益落实时则是不折不扣的“私”。

暴利高人、完税侏儒的房地产业，一直以来都被揭与权力资本关系暧昧。圈地，开发商遭遇第一次与权力资本的温情交际；报建，是开发商与政府的房地产开发管理部门公权“感情走私”的盛行场所；施工监理、预售，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从来都没有客气过；工程验收，更是房地产开发生命周期的“黄昏恋”；而且自始至终，银行更像是“双性恋”的扮演者，它一手托两家：一手把钱给开发商去盖楼，一手把钱给消费者做买房按揭，人们会发问，这仅仅有政策允许够吗？说这其间没有权力资本“插足”给鬼去说都不信。可见，以建房为基础，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特殊利益集团。正是他们，必须为远远背离了价值的高房价负上责任。

中国垄断行业，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从来都没有给出资者有过相应的回报，“全民”从中究竟获得过多少红利？实在令人心存大疑。垄断行业凭什么在产品的价格上消费者说了不算，凭什么在这个领域“霸王条款”频频显眼，又凭什么该行业的职工待遇往往高于其它行业数倍乃至十数倍？凭什么垄断行业的企业能够长期享受国家优惠经济政策，就是公共权力在帮局部利益的忙，在帮眼前利益的忙。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一种权钱交易，因为这里看上去并不是公权与私利的交换。本质上分析，这是一种典型的公权公卖，直接令局部受益，最终为每位行业员工私人受益。权力资本在这里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在某种意义上讲，与公权与私利的交换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是一种政策违规，公权犯罪。

买官卖官，是当今中国权钱交易最典型的也最普遍的形式。在这个交易链条上，有公共权力的掌控者，这是一个多级别的卖官小集团；再就是买官群体，一支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大小官僚，他们同样具有多级别；再就是为提高买卖成交率、成功率、互信度的中间服务群体，他们通常以“说客”、掮客、担保者面目出现；最后还有一个特别群体，即“埋单”者，因为通常买官者不会自己出钱，而是由他们代理的经济团体出面行贿。很少有人注意买官卖官是一个利益集团，以为只是一小撮互不联系的人从事的阴暗勾当。其实不然，这是一个特殊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上涌济着利益熏心、志得意满的人。这种“特殊利益集团”通常就是这样进行赤裸裸地钱权交易，催生着集体腐败或组织性腐败，甚至通过控制某些地方官员，谋取着本集团的非法利益。

教育产业化，各种公共教育资源进入市场，教育愈益成为特殊利益集团聚财谋利的“掠夺之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当权力资本参预教育产业化运作时，便出现教育腐败，教育腐败将教育收费质变为私肥小集团利益对受教育者的“掠夺之手”。大学收费，没有异议。但是收费之高，却令人不解。(《中国高教何以成为“掠夺之手”》，《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6月29日)从根本上来说，公民纳税形成的国家财政，国家财政养育并支撑着教育，那末教育本应为公共产品。而将公共产品商品化甚至资本化，这无异于将公共权力商品化、资本化，因而，在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腐败，即教育腐败。在教育腐败的氛围中，教育不再是对每个受教育者的“扶持之手”，而变成对受教育者的“掠夺之手”。于是，追求单位(实为特殊利益集团)经济效益，成为办大学的一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任何一位熟悉高校的人士都知道，长期以来大学中的院系大都利用自己手上的公共教育资源开辟聚财门路，为小集团即特殊利益集团谋利益。用公共教育资源为小圈子谋私利，就是公权小集团化、私利化。

医疗改革，最终没有能够实现高管部门当年的庄严承诺，而将公共医疗卫生变为医疗医药单位向伤残病老者的挣钱机器，榨取来的大量钱财，大都流入围绕医疗而结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小金库中。为什么医疗改革令人失望的变为小集团利益的敛财途径？这皆因权力资本的介入，换句话说，公共权力被利用成为帮凶。诸如药品的定价，医药保健品的管制，定点医保，药费报销比例规定、项目规定、药品规定等，药品采购导向，无不成为不同特殊利益小集团的寻利场。医改被指失败并被社会公众愤怒批判后，利益相关的管理部门曾有一度沉默，但不久便反攻倒算地重为医改歌功颂德，此间疑似利益相关的国外机构居然也写文章出面为之擦脂抹粉。然而它太声名狼藉了，医改上的出格事件、医疗恶例被一再揭发出来，并不断有新案例涌现，医改失败渐成共识。在权力资本参预特殊利益集团的敛财活动中，医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几乎可以这样说，权力资本在这里为一个个特殊利益集团鸣锣开道，为一个个特殊利益集团保驾护航。

特殊利益集团而今在中国，真可谓臭名昭著。它引发的社会灾难，足以败坏执政信任，激化社会尖锐矛盾，造成社会的震荡，带来改革与发展危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社会的各阶层都应获得公平公正的利益，体现公平合理的竞争；政府将主要靠制度和民主程序来协调利益关系、调控利益矛盾，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行政府职能的转变，让政府担当“仲裁者”“服务者”“监管者”角色，防止其成为任何局部狭隘利益的代言人。这为我们打击、防范、治理特殊利益集团提出了明晰的要求。

既然权力资本是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基础，是罪恶的渊薮，一切违法违规利益的孳生源，那末防范、治理特殊利益集团衍生，就是防范、治理权力资本进入市场，防范、治理权钱交易，就是防范、治理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