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对外来政治学概念的翻译引介。政治学概念的译介不仅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政治实践进步，还为中外政治学交流提供了平台。但同时译介及其本土化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译介差异导致概念使用混乱、本土化程度偏低、本土化中的功利主义倾向等。要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准确介绍引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找准引入概念和中国现实需求的结合点。
关 键 词：政治学概念 翻译 引介 本土化
一、政治学概念译介的基本情况与本土化问题的提出
政治学概念是对政治活动的规律性总结，它应当对政治现实及发展规律有解释力。然而纵观当今政治学概念，源自中国本土原创概念较少，而且对现实的解释力也落后于发展的需要，这与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路径有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当代中国政治学起步于对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翻译和阐释。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政治学研究最主要的工作是翻译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西方现代政治学名著和西方经典著作翻译及重译等。各大出版社纷纷推出了“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二十世纪文库”、“政治学丛书”、“汉译经典译丛”、“海外中国系列”、“政治理论译丛”等译介系列。译介的繁荣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中国学者所用的概念、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沿用于西方。政治学进入中国一开始就是以这种“输入”的方式进行的，以致于一段时间内政治学者“言必称西方”。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主流政治学界基本不讨论中国学者提出的问题，这种反差凸显了中国政治学的不足——“没有能力与西方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更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语系”①。1995年，许纪霖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上发出“学术的本土化与世界化”的追问，指出“本土化，不仅指用西方的学理回应本土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社会科学学理本身的本土化，逐渐建立起中国的社会科学分析架构”②。
2000年以后，中国政治学界开始大规模地讨论本土化建设的问题。中国政治学界以中国现实为基础，提出了“压力型体制”、“增量民主”、“差序政府信任”等一系列本土化的政治学概念。但是实现政治学本土化在该阶段还仅仅停留在讨论中。“有学者统计了2000-2004年CSSCI收录的政治学文献，分析发现：被引用文献的语种，中文占全部的55.3%，而外文文献加译文文献则占约45%，比例大大超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外文文献平均被引率(约33%)；在被引用10次以上的期刊论文中，不仅前5名全都是外文论文，而且大部分都是外文论文，占比超过2/3。”③
一个国家的政治学发展应以该国的政治实践发展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急剧变化为学界构建本土政治学话语奠定了实践基础；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让中国政治发展有了“道路自信”，也给中国政治学概念本土化以“理论自信”。因此，主张“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并不是主张夜郎自大、闭门造车，而是批判地吸收、创造性地思考。
二、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概念译介及其本土化的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译介引入的政治学概念繁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全球化、风险社会、依附理论、社会资本、市民社会、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电子民主、共识民主、第三条道路、公域私域、法团主义、新制度主义、预算民主化、政府过程、政治文化、法治、治理、回应(责任)型政府等。国内政治学者在引进这些概念的同时，努力使之本土化，并创建新的政治学概念与术语。这些政治学概念不仅推动了政治学自身的发展和中国政治实践发展与进步，同时，还为中外政治学交流、外交实践提供了共享性概念和话语。
首先，增加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存量。政治学概念是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是政治学研究与叙事的基本单元，我们不可能抛开概念来从事政治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引入的政治学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观念或思想，同时，它们的产生背景、演变过程及影响，都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又是对这些活动的归纳与提炼。因此，国内政治学者在翻译、使用这些政治学概念时，首先对这些概念的背景进行了梳理。另外，以政治学概念为主题的学术译丛相继出版，丰富了国内学术界的知识存量，既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政治学的最新知识与研究进展提供了基本索引，又为政治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新视角。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以译介引入的政治学概念为视角分析中国政治现象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就用译介的新权威主义概念解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社会发展，“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④。目前仍有学者在使用引入的“韧性权威主义”、“脆性权威主义”等概念分析中国的政治发展。如果说以译介引入的国外政治学概念为视角研究中国政治，仅仅是应用型的新进展，那么在应用过程中，学者们发现这些源自西方的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观察或解释中国政治现象时，就不得不去创造更为适合的新概念新理论，这就是政治学概念的本土化。比如有学者发现“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就不能完全涵盖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与特征。至少从起源上来看，当代中国国家建设既不是国家中心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中心主义的，而是政党中心主义的。因此，当代中国呈现出来的是“政党—国家—社会”关系，这与西方的“国家—社会”关系二分法有重大区别。这类在吸收译介政治学概念基础上的原创性概念与理论，体现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努力的初步成果。
第三，促进了中国政治学话语范式转换。政治学概念是构建政治学专业话语与学科体系的基本元素，政治学者们在政治概念、理论、话语体系上达成的基本共识为政治学学科体系提供了合法性支撑。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建立了以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概念为基础的传统政治话语体系，改革开放前建立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概念的政治话语体系，都难以称之为政治学学科体系。而且这两种政治话语体系取代甚至是消灭了政治学应有的独立学术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学术话语体系。改革开放后西方政治学概念的大量译介引入，本身就是改革开放过程的一部分，也体现了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专业化和自主性。
第四，政治学概念译介及其本土化推动了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概念不仅是表述性的，还是建设性和分析性的，换言之，政治学概念不仅能帮助我们解释世界，还可以帮助我们改造世界。有些译介引入的政治学概念已被国家法律或各级政府法规、政策文件所引用，实现了从学术话语到国家话语或思维的转变。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治理”这一概念，其最早适用对象主要指自然环境，其含义也主要沿袭汉语中关于“治理”传统的含义，即统治与管理，它与以“Governance”为内涵的政治学中的治理概念有较大区别。但随着学术意义上的治理概念及其相关含义的译介引入，国家治理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学术意义上治理话语的某些元素或背后蕴含的思维。执政者在吸收政治学意义上的治理概念含义的基础上，根据本土需要创造出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概念，并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第五，为中外政治学者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必要的介质或议题。政治学概念和理论的译介、引入，为国内学者参与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些问题的交流、对话和研究提供了共享性认知路径和讨论场域，避免了中外学术交流中“鸭同鸡讲”的问题。政治学学术概念和知识具有共通性，因此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而为人类所共享。另外，政治学概念的译介引入也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对话中掌握主动话语权提供了可能。如前所述，国内学者从治理、善治等外来概念中受到启发，结合本土传统与实际，创新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等概念，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例如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开始讨论‘国家治理’这一概念，世界银行副行长也专门到北京找中国专家咨询以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⑤这一方面说明，译介引入的政治学概念要结合、整合中国经验，加以修正和本土化，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政治学者应该依据中国本土实际，提出中国政治学的新概念，让中国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舞台发出声音。
三、政治学概念译介及本土化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政治学中很多概念、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都来自西方，同时很多热门话题也由西方学者提出，如“协商民主”、“中产阶级”、“合法性”等。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得益于对西方理论、概念的译介，但同时也正是因为政治学属于“舶来品”，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问题。王绍光曾指出，“政治学本土化的要求无非是三条：批判的吸收、创造性的思考、平等的交流”⑥。然而从目前政治学概念译介及本土化情况来看，真正达到这三条标准的却不多。问题存在于翻译过程中、本土化过程中以及实践过程中，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政治学概念本土化的一个含义就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讲中国的概念。但本土化绝不意味着自说自话，而是有一套逻辑自洽，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体系中，某些概念可能是独有的，但是产生概念的学术逻辑却是共通的。近年来中国政治学也产生了一些好的概念，比如“压力型体制”、“抗争性社会”等概念就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认同。但是，总体而言，中国政治学所使用的很多概念都来自西方，西方学术界却甚少使用中国学者提出的概念来分析中国。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西方的学术霸权地位，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程度还比较低。
(一)译介差异导致概念使用混乱
中西语境差异巨大，一个英文单词可能有多种中文译法，但是在中文语境下，这些译法的含义不尽相同，这就导致很多学者明明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大家却在使用不同的词汇。比如，“civil society”一词，“在翻译的时候有‘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等几种译法，但在中文语境中，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别。‘市民社会’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中译名，它建立在社会两分法之上，传统上一直把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民间社会’这一称谓比较广泛，但在不少学者特别是在政府官员眼中，它具有边缘化的色彩。‘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引入的对‘civil society’的新译名，它建立在社会三分法之上，强调‘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即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⑦。众所周知，只有规范的学科核心概念才能引导学科向纵深方向发展，如果在关键概念的理解方面，大家看法不一致，那么彼此之间很难就该问题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讨论，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利于学术进步的。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在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时，应该对英文中关于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详细地解释，在此基础上寻求最恰当的中文表述。
(二)已有的词义和外来词义的混用
在对西方概念的译介中，可能会出现翻译的某一个概念恰好和中国政治生活中已经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某一概念重合。这就导致，一来人们会用已有的认知来理解新的概念，造成对西方概念的误解；二来彼此共用一个概念的学者，很难在一个平台展开对话。这既不利于对西方概念的理解，也不利于对中国现状的解释。比如“bureaucracy”一词，有译者将其译为“官僚制”。在中国的语境下，提到官僚，总会和“官僚主义”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正如王亚南指出的，“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官与民对立的社会身份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⑧。而“bureaucracy”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从理想类型的角度提出的概念。“它是指组织内部职位分层、权力分等、分科设层、各司其职的结构模式和管理方式。它是一种以正式规则为主体的管理方式，也是现代社会组织管理的典型方式。”⑨显然，原生的“官僚制”和外来的“官僚制”在含义上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不能对两个概念进行有效的辨析，很难想象使用同一概念的学者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讨论问题。
(三)本土化后不能与原概念对话
有一些从西方翻译引进的政治学概念原本在国内学术界是不存在的，但是当这些概念传入并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由于最初的使用者没有解释清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可能造成人们在使用过程中忽略了概念的本质含义，而只关注其表面的一些形式。最典型的如“community”一词，人们以为对应的翻译就是“社区”，可是中文的社区与英文“community”语域不完全一致导致了翻译时常带来误解。由于中国社会转型打破了以往精神共同体常常与地域共同体合一的传统格局，汉语译名“社区”和“community”两者之间的裂隙日益扩大。⑩“community”最先由滕尼斯提出，表示由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于人情味的社会群体。(11)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共同的文化意识以及亲密无间的关系才是社区的精髓。总之，这个概念更侧重强调文化意义。然而，国内现在使用的“社区”比“community”内涵要狭隘，更强调的是社区的地域性含义，即地理社区。这就造成当中文为母语的人在阅读外文时，会感觉“community”使用得更加频繁和广泛。
(四)本土化中的功利主义倾向
毋庸置疑，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实践以及政治学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无论是出于国家对外形象的构建，还是出于对外学术交流传播的目的，中国都急需一套完备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的发展。这套理论当然可能有别于西方，但是这并不是说就要完全与西方撇清关系。近年来，部分研究人员创造出一些“生僻的词汇”来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另辟蹊径。这实际上是一种功利性的行为，更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每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其特殊性，但是特殊性需寓以普遍性中才有生命力。为突出特殊性而忽略普遍性只能是一种从功利出发的奢望，完全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因此，应该抑制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扎实推进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研究。
(五)对国外政治学概念过分意识形态化倾向
学术概念是规律的总结，是知识积累的起点，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从西方引入政治学概念是为了增加我们的知识存量，也是为更好地看待中国的实践，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奠定基础。诚然，这些概念源于西方的实践，不一定都适合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些西方概念，将学术概念意识形态化。学术概念意识形态化，就意味着将政治因素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那么这样一来，就很难有公正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了，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只接受两种形式的批判，一是逻辑批判，一是经验批判。在此之外的所谓批评，只能被认为是对学术讨论的干扰。所以，在引介国外政治学概念中，应该警惕学术概念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四、推进国际通行政治学概念本土化的几点建议
如前文所述，中国政治学乃至中国政治话语发展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对外来政治学概念、政治术语的翻译引介。在翻译引介外来政治学的同时，中国政治学者和执政者也在不断地解释、转述和创造，政治实践在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经验相互碰撞中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翻译引介国际政治概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正视这些问题，可以使我们在继续前行的路上更为清醒，少走弯路。
第一，中国政治学界要对国外政治学概念和政治学理论继续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更加积极地翻译引介国际通行政治学概念。可以说没有对国外政治学的翻译引进，就没有现代中国政治学。对国外政治学概念的翻译引介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政治实践的发展，使得中国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体系里有了一席之地，中国政治学者有了与世界政治学者对话的可能。世界文明包括政治文明在内是有共性的，尽管政治学比较容易受意识形态影响，容易掺杂各种偏见，但它仍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一些政治学概念之所以国际通用，不仅在于其来源于强势话语体系，也在于它本身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所以将这些概念引进才能辨别真伪，才能在国际上拥有和别人一样的话语权。
第二，在引入概念的过程中，应吃透本土文献，力图准确、全面介绍概念内涵和外延，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读。翻译和引介国际政治学概念的过程，是一个知识转化和生产的过程，是一个自由讨论、自由竞争的过程。对同一个引进的政治学概念，出现不同的翻译和解释是自然的，也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但是学术自由与学术严谨应该同时遵循。在引入概念的过程中，应本着学术严谨的精神，首先要对所引入的概念进行系统研究，吃透其本土文献，避免以讹传讹。其次，要力图准确、全面地介绍概念的内涵、外延，概念产生的背景、使用的情境等。翻译的时候要找到最合适的译文，在中文语境中使用的时候，要找到最适合的表达方式。如果直译会损害原意，就宁可意译，如果翻译过来与中文原有概念冲突和混淆，要尽量避免。
第三，关注当前政治学和政治实践发展的需要，找准引入概念和中国现实需求的结合点。政治学概念的翻译引介的需求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构建中国现代政治学体系的需要。当前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还不能说是完整的，当前要重点翻译引进国外政治学中最体现政治科学精神、最能反映政治运行规律的概念体系和方法论。就像当年引入西方经济学体系那样引入国外政治学，目标是建立起完整的，逻辑严密、方法科学、有统一评价标准的政治学体系。其二是解释和分析当前中国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也积累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政治经验。但是我们发现原有的理论和方法不能充分解释这些成就背后的原因。相比于国内政治理论的单一化和政治概念的陈旧，国际政治理论百花齐放，其中不乏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解释我国经验的东西，甚至有很多直接研究中国经验的学术成果，比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得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此时翻译和引介这些概念和成果(例如海外中国学)，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其三是研究国际共同问题的需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益提高。一些共同的国际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反恐问题、人口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的参与。然而由于中国长期专注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上述国际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积累明显不足，需要大量翻译引介这方面的知识，并在引进的同时构建中国的国际问题知识体系。综上所述，在引介国际通行政治学概念时，要找准其与中国现实问题的结合点，尤其要注意引介一些具有一定普适性，又对中国现实问题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和概念。
第四，加强本土问题国际化的研究，推进政治学概念的本土化。政治学概念本土化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在翻译引进的时候要对概念进行情境化的转换，使得翻译引进的国际通行政治学概念可以被理解、被接受并且不被误解，甚至使之融入国内原有的政治知识体系；其次是引用这些概念及其背后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使得中国问题能被解释、能被国外学术界理解和接受。在中国国际地位日益上升的当下，中国的成就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但是其经验还远远没有得到世界的重视和理解，这正是中央提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和对外传播的背景。加强本土问题研究，就要尽量避免把一些国际通行的政治学概念意识形态化，用学术的眼光和学术的方法来研究和引进国外政治学概念；也要避免在政治学研究上过分功利主义，沉溺于闭门造车和自说自话。加强本土问题国际化研究，就要善于用国际通行的政治学概念来解释、分析中国经验，构建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这种体系必须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第五，应鼓励权威的专业的翻译机构定期发布重要政治术语的标准译文。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政治术语翻译中有意无意的错译误译屡见不鲜。那些不准确的翻译引介一方面妨碍了国际间准确的知识传播，另一方面有些翻译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严重的误导，给国家利益带来了严重损害。为此，政府和相关管理机构应该鼓励一些权威翻译机构对重要政治术语的翻译开展专项的研究并定期发布权威译文。如原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在发布中央文献重要术语翻译方面就已经开始了可贵的探索。
①黄杰：《双轨政治：对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一种尝试性解释》，《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5期。
②许纪霖：《学术的本土化与世界化》，《读书》，1995年第3期。
③娄成武、蒋龙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12期。
④王邦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和发展路径》，《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6期。
⑤杨光斌：《用国家治理引领时代的话语权——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世界政治意义》，《乡音》，2014年第10期。
⑥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⑦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12期。
⑧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第四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14页。
⑨郑杭生：《社会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⑩李莹莹：《使用语料库初探“community”与“社区”的含义》，《神州》，2012年第4期。
(11)翁卫军、杨张乔：《建设现代和谐社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