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浙江大学传媒和国际文化学院，为纪念其前身杭州大学新闻系创办六十周年，邀约十多位教师和有关人士，口述所知道的该系历史情况，汇编出版了《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口述史》。该书由何扬鸣教授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2018年又经补充修订、刊发于浙江大学传媒学院的微信公众号。本人应约接受了前后两次访谈，下面是经我重新校阅修订后的访谈记录，现作为最后文本刊发于此】
何：我们杭大新闻系是1988年正式恢复的，请你谈谈你所知道的情况，好吗？
张：好的。上世纪50年代，全国只有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两所大学设有新闻系，因为1952年全国实行院系大调整，颇有历史的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都被停办了。前者，改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后来并入了1955年设立的人民大学；后者，并入了1929年创立的复旦大学新闻系。
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教育系统也要大干快上，于是杭州大学、南京大学、江西大学等地方院校也纷纷办起了新闻系。据我所知，当时复旦大学就有三位教师被调到杭州大学支援建系工作，他们是胡其安（副教授）、朱振华（讲师）、陈裕祥（助教），另外分配来新闻系应届毕业生华祝考、丁沂（女）两人。
1958年以后不久，大跃进出了问题，还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和整顿的方针，许多建设项目纷纷下马，教育战线也大规模收缩和精简。杭州大学的新闻系因此也在1961年停办。
“文革”结束以后，全面拨乱反正，新时期开始，整个国家把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这个情况下，杭州大学就同南京大学、江西大学一样，重新把新闻系恢复起来。当然这里有一个过程。一般先是在中文系里设立新闻专业，我们杭大中文系的新闻专业是由俞月亭、邬武耀老师负责的。后来俞月亭调去福建电视台任台长去了，张大芝老师接替他的职务，这时就在酝酿恢复新闻系，并着手积极筹备。所以，杭大新闻系的上马、下马和复办，都要放在全国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待。
何：你刚才提到，杭大新闻系建系的时候，复旦新闻系来了五个人支援我们。你也是复旦新闻系出来的，你对这五位老师熟悉吗？
张：是的，这五位老师我都认识，我一个一个地介绍一下。
胡其安，当时是副教授。他是留英的政治学博士，1950年前后回国，在复旦大学任教，当时给新闻系开的是政治学概论，主要是讲国体、政体、法律等知识。我在复旦时他并不属于新闻系的编制。记得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新闻系教师思想改造活动时，新闻专业课的教师有王中、余家宏、赵敏恒、舒宗侨、曹亨闻、杜月村、朱振华、张四维，非专业课的老师有教文艺学的蒋孔扬、教教育学的曹孚，另外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望道也参加新闻系的学习。所以胡其安老师可能是1953年以后转入新闻系的。他是国际政治方面的专家，著作颇多，调到杭大新闻系来似乎并不对口，后来调到北京去做外事工作，担任过外交部某司司长，这也是顺利成章的事。当年他是青年才俊，很得学生尊敬，后来和我班女同学刘真芬结为伉俪。上世纪90年代移居美国，在加州大学任教。我2003年去美国时还同他通过电话。
朱振华，当时是讲师，后改名正华。他40年代毕业于复旦新闻系，在校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常和时任新闻系主任的陈望道教授联系，所以他们之间比较熟悉。毕业以后长期在美国人创办、舒宗侨主编的上海《联合画报》社工作。上海解放后在其他报社工作过，后来任教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主讲新闻编辑学，又任《复旦大学校刊》主编（当时的校刊还没有被党委接管，编辑完全自主的），所以他是新闻专业真正的行家。在复旦新闻系，他是和学生最为接近、交往最多的教师，他把许多热爱专业的学生吸收到校刊社来工作，我当时也正是在那里学到了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校对等等的实际操作本领。朱老师为人耿直，个性内向，不善交际，当年杭大新闻系下马就被送到浙江师范学院去，实在可惜。我调到杭大以后，他曾来我处做客小住。
陈裕祥，当时是助教。他比我低一班，与丁淦林、陈韵昭、徐培汀等人同班，毕业后一起留校任助教的。留校任教，一般来说都是学业较好的，1958年调来支援杭大，应该是个新秀。但他的命运不如上述几位同班同学，后来不知怎么又调去上海，据说到某中学教书去了。
1958届毕业生华祝考、丁沂。他俩都是调干生，所以届别虽晚，年龄不小。华祝考我本不认识，朱振华老师来杭州时，同他见过一面，知道他在中医学院编中医杂志，心想做这件事也不容易。丁沂是我同班同学夏鼎铭的夫人，他们是师生之恋，育有一子一女。她在杭大时间不长，大概想尽量离家近一点，就调到嘉兴去教中学了，“文革”以后调入复旦从事教学管理。我去复旦时总会去看望他们夫妇，很不幸她2016年患了绝症辞世了。
以上是五位杭大新闻系的开拓者和初创者，如今除了华祝考外，都已作古，我这里对他们作些介绍，向这几位师友表示由衷的怀念，也希望在杭大新闻系的史册上记下他们的名字和简况。
何：对，我们新闻系要永远记住他们。好，现在再来谈谈你，你是怎么想到要来杭州大学的呢？
张：这也有个大的背景情况。我在1953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后来又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工作，说起来这是组织上经过再三挑选严格审查而后做出的决定。不过我这个人喜欢想问题，1957年中共开展整风运动，并且号召各界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可是，不久就来个反右，把许多积极提意见的人打成了右派。我就想不通了，在党的会议上汇报了我的想法。结果就被说成“为右派鸣冤叫屈”、是“右派的一丘之貉”。下乡“劳动改造”几年后，摘掉了“帽子”，又被发配到江西的中学教书。“文革”结束，1979年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我的事情也被“改正”了，说是“错划”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我并不指望有什么国家赔偿啊，精神抚慰啊，我只希望两点：一是回到我原来出生成长的地方，我祖籍江苏，我的父母亲人都在上海，他们已经年迈，需要我的照顾；二是回归我的专业，让我学以致用。
1979年平反时，我已经在江西财经学院（现江西财经大学）教英语。我给上海原单位的领导提出，我并不指望回归原来的单位，我只要求把我收回上海，工作问题我自己会想办法。因为那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也急需补充力量，曾经被错划为右派的王中教授，已经回到新闻系重新担任系主任，我的老师余家宏教授是王中的助手，我的同班同学夏鼎铭、葛迟胤，低一班的同学丁淦林、陈韵昭、徐培汀等人都在母系任教，他们对我的人品和学识十分了解。余家宏教授明确说，只要你原单位把你调进上海，来复旦工作没问题。因为在那个年代，户籍问题是调动的最大障碍，有些上海急需的人才就是因为户口问题解决不了，因而调不进来。作为原单位，既然承认右派划错了，那么，从道理上讲应该全力解决这个问题，把错误发配出去的人收回来。可是，迁延多时，毫无进展，原单位最后说：上海户口问题太紧张了，几十万知识青年都要回来，实在没办法。而且后来中央也强调平反对象尽量就地安排，于是原单位也就一推了之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把目标转向南京或杭州。南京大学新闻专业有个女老师负责该系的复办筹备工作，我在某次开会时认识了她，她很想把我调过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郑旷也热情帮我推荐，但是以后听说也是卡在户口问题上。后来老同学夏鼎铭帮我出主意，并陪我去请王中教授助我一臂之力，因为王中在江浙新闻界不乏熟人。一打听，他正好有个山东《大众日报》的老战友于冠西，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王中教授二话没说，当即给我写了个便函，让我去找于部长。
我在杭州竹竿巷77号一座小楼里，见到了于冠西部长。这是个很清静素雅的住处，一进门就感到主人是个文人。于部长很热情，说王中是他在山东《大众日报》时的同事，是他的老大哥。他答应给杭州大学的黄逸宾书记打个电话，谈谈这件事，只要他们确有需要就好办。但是他没有给我写什么条子，我也没有要他写什么书面的东西。过了几天，我直接去找了这个书记。他说：“对这个事情要研究研究。”
当时，我已知道系友俞月亭正在主持新闻专业的工作，他比我晚几届，相互之间原来并不认识。但是经人介绍，大家一见如故，我同他谈了想要调来杭大的事情。他很热心，答应通过中文系领导向学校党委提出，我们新闻专业需要这样的人来任教。不过，一直到秋季开学后，才接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上告诉我，党委书记黄逸宾竟然以年龄为借口，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说什么：快50的人了，调进来还能干几年？老俞愤愤然地写道，此人60多了，还不想退位，人家还没到50，就嫌老了，岂有此理! ……这件事情就这样搁下来了。
王中教授亲笔推荐信
何：那么，你后来怎么终于有缘杭大的呢？
张：说来话长，不过也算是一种缘分吧。我当时回江浙地区有困难，就先在江西归队，从江西财经学院调到了江西大学新闻系。在那里教外国新闻事业史、传播学和新闻英语。江西大学新闻系也是“文革”后恢复的，上述课程都是“文革”后新开设的，根本没有人教，而我在这方面有些基础，也乐意开拓和钻研，于是便接下了。
当时新闻教育界和全国文化界一样，摆脱了极“左”路线的桎梏，思想活跃，积极性高涨。新成立的新闻教育学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接连召开了几次研讨会，比如1985年的南京会议、1986年的成都会议等，几位新闻学界的泰斗如复旦大学的王中教授、人民大学的甘惜分教授、陕西社科院的何微教授等相继出席，和大家一起议论新闻教育和整个新闻事业的改革和走向。何微当时担任陕西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他有意南下开辟新的教育科研基地，一度同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商定，前往武大加强新闻系的力量、兴建新闻研究所、出版一套新闻学丛书。当时刘道玉在武汉大学有许多改革措施，比如实行学分制、分设必修课和选修课、学生入学后可以转系等，做出了很多成绩，得到学界的肯定和拥戴。大约在1986年，何微和当时还在西北大学任教的桑义燐老师正式调往武汉大学，何微还担任了武大新闻研究所的所长。但是，不久以后他们的计划有所改变。由于武大校领导的变动，刘道玉离开了武大，这就影响了他们原有抱负的施展，正好杭州大学有意复办新闻系，他们便同张大芝老师联系，准备转移到杭大来共同创业。我当时在江西大学新闻系任教，并担任新闻史论教研室主任，作为江西大学新闻系的代表参加过新闻教育界的上述一些会议。在成都会议上，认识了复旦1960届毕业的系友桑义燐和张大芝。又经桑义燐的介绍，我同何微见了面，交谈以后彼此感到有许多共同的理念，于是也入围于他们的安排之中。先是打算一起去武汉，后来不行了，就准备转移到浙江的杭州大学来。
从那以后情况就有了改变。因为这是个整体的计划，牵涉到复建杭大新闻系的整体安排。这时杭大的领导班子已经换届（黄逸宾已下台），新班子决心尽快复建新闻系，当时俞月亭已调走，学校确定由张大芝老师负责筹备复办新闻系的工作。在张大芝的建议下，杭大校方决定把何微、桑义燐和我一起要过来。那个时候杭大管这件事的是金锵副校长。张大芝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那么，我爱人的事情怎么办呢？我爱人是教建筑的，杭大没有建筑系，城规系有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又没有人员编制。那个时候进人都有户口、编制的问题。后来学校决定把她先放在教务处，同时在城规系兼课。
杭州大学这边的问题解决了，江西大学那边却不肯放我。江西大学的新闻系刚刚复办不久，他们当然不愿意我走，学校的领导也不愿意我走，想不到当年的臭老九，竟然成了香饽饽了。当时我已经评了副教授，在系里也是个台柱，他们的态度可以理解。但是我毕竟在江西干了20多年，考虑到我的经历和遭遇，考虑到彻底落实政策，也应该让我回归家乡。再加上我爱人所在的单位江西工学院先同意放人，她的档案已到达了杭州大学并被接受了。我爱人来杭州了，那么大的年纪，总不能再弄得两地分居吧！就这样好说歹说，终于说通了江西大学领导，他们还是同意放我走了。
1988年2月，两个集装箱把我们的家搬到了杭州。不过话是这么说，实际搬家并不是那么简单。2月10日，我们在南昌上了火车，第二天清早一家三口到了杭州，但是集装箱走的是货运，还没有到达，我们只好暂住在学校招待所。2月12日去看了体育场路的宿舍。又过了两天货物才到，来回跑了几次，才办好接货手续。当时学校已经放假，没法派车，只好花钱请火车货运站派车，但是他们汽车安排十分紧张，直到2月16日除夕那天才安排到我们。当家具运到体育场路时，没有装卸工，是邬武耀老师张罗着帮忙一件件搬上了五楼宿舍。忙碌了一天，还没办法自己弄饭，于是我们就在招待所过了个农历年，记得张大芝夫妇还特意炖了一只鸡，到招待所来看望我们。
其实来杭大之前，我已经在这里上过课了。那时还是杭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外国新闻史没有专人讲授，张英华老师曾经讲过一些，好像不是系统地讲，那时俞月亭和邬武耀主持新闻专业，请我来讲过几次课。我还记得在讲课之前，俞月亭和邬武耀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我的情景。后来俞月亭调走了，在我整个调动过程中，是张大芝在主持的。我2月中旬来到杭大，凑合着过了年，匆匆忙忙安了家，一开学马上就上课。安排的是传播学和外国新闻事业史的课程。
这年的5月份，在东一教学楼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杭大新闻系的牌子正式打了出来，正式复建新闻系。我和桑义燐两个是外地引进的专职教师。学校内部其他系调来了王兴华、张梦新、张英华老师。还聘请了三个兼职教授，一个是何微，陕西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一个是陆灏，上海《文汇报》的原总编，另外一个是中宣部新闻局的处长洪一龙。成立会议上，我、桑义燐与三位兼职教授都跟大家见了面的。后来三位兼职教授还给学生做了学术报告。
何：张老师，请你谈谈新闻系复办后的机构设置和教学科研情况。
张：新闻系复办后，设有三个教研室，一个是新闻史论教研室，由我负责；一个是新闻业务教研室，桑义燐负责；另外一个广播电视教研室，是后来分出来的。新闻业务教研室里，桑义燐教新闻通讯写作，沈爱国教新闻采访与写作，王兴华教评论写作，徐忠民教新闻摄影，邬武耀新闻采访和编辑都教过。另外有个实验室，就刘文奕老师一个人。
我们史论教研室人数不多：我本人教传播学和外国新闻事业史（也在成人教育中讲新闻学概论）；吴工圣教中国新闻事业史，他是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后来转到省办的《农村信息报》去了，他的课由何扬鸣接手；还有黄旦，他教新闻学概论，后来调复旦去了，他是杭大毕业的。当然，系主任张大芝，也是教新闻理论的。张英华参与讲授外国新闻事业史，主讲苏联、俄罗斯部分（她的主要工作还是管全系的党务和政工）。史论教研室还先后来过两位年轻的教师：一个是刘清。他是学英语的，我想今后外国新闻史就交给他了，可是没多久他去广州了。另一个是毕玲嫱。她是中文系毕业，硕士读外国文学史。有人认为学外国文学史就可以教外国新闻事业史。其实外国文学史同外国新闻史实在差得很远。据说她也不太不愿意在这里，没多久也走了。外国新闻史的教师进进出出，我都一概不知情，反正没有一个合适的人来接班。
上世纪80年代末，新闻系设立了硕士点，我任硕士生导师，主讲研究生课程“外国新闻理论和实践”。不久后评了教授。我在1996年退休，以后在历次研究生班继续讲授“外国新闻理论和实践”课程，直至2001年（要补充说一下，我退休以后，宁波新成立的万里学院新闻系要我去任教，一直教到2003年，那年我才完全退出了教学岗位）。我退休以后杭大新闻系的机构和人员变动，当然就不在这里谈说了。
从新闻系复办到20世纪末，在新闻史论方面，除了正常完成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外，我和室内的教师还从事了一系列教材建设和新闻史论的科学研究。新闻系复办之初，史论课程都没有正式教材，一般都是教师自己编写讲义或讲课提纲，打印后发给学生。上课时教师还要补充讲解、学生还要边听边记。当时学校的教材科有专门的打字员，一年到头忙着打印教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后期、正式教材陆续出版后才有改观。至于科研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省、校的科研课题（当时的机会很少）；教师自己撰写的论文或专著（当时出版书籍很困难）；另外还有一些学术会议，通常都要提交论文和学界交流。
根据我的记忆，截止21世纪初，我们系在新闻史论方面的出版物有：
《西方新闻事业概述》，张允若编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3月。
《新闻理论基本问题》，张大芝（署名张达芝）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2月。
《宣传学引论》，王兴华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
《新闻传播学》，黄旦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
《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张允若、高宁远著，这是丁淦林教授主编的高校新闻专业系列教材中的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
《外国新闻事业史》（全国自学考试教材），张允若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外国新闻事业史》同步练习册，这是同自考教材配套使用的复习材料。张允若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张允若编著，高教出版社，2003年12月。
《张允若新闻传播文集》，这是我退休后出版的自选集，香港凌天出版社，2006年3月。
我系复办后在新闻史论方面发表的论文很多，但没有做全面统计。截止21世纪初，我本人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有150多篇，后来把主要部分收集在《张允若新闻传播文集》中。下面是我本人出版的部分著作的照片。
何：你在外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请谈谈我们系在这方面的情况。
张：我始终认为外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和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各国的新闻史有着共同的规律，值得好好研究；外国近代的新闻事业又比我国产生得早，多年来一直走在我们前面，他们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中国新闻史重要，外国新闻史也重要。新闻理论要研究新闻规律、新闻事业发展规律、新闻工作运作规律，对这些规律的认识从哪里得来？一个是总结当今的实践，一个是总结历史的实践。研究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没有史的基础，理论研究怎么深入得下去，怎么研究得好？理论研究不好，整个新闻事业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怎么能搞得好？总之，搞新闻工作，既要懂得新闻实务也要懂得新闻理论，而新闻史、包括外国新闻史的知识，是整个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的重要的基础，不能没有。
我来杭州大学之后，在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和研究领域，参与了相关的开拓活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外国新闻事业史是“文革”后新开设的课程，当时大家都没有教材，连统一的教学大纲也没有。上课时教师讲、学生记，最多发给学生一点打印的讲授提纲或简单的资料汇编。早在1985年时，全国新闻教育学会曾在黄山召开了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座谈会。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教授主持了会议。座谈会委托我起草了一个会议纪要，里面就外国新闻史教学的基本要求、基本内容以及教学重点等等，提出了详细的建议。1990年，在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组织下，由暨南大学梁洪浩教授任主编、我任副主编，复旦、人大、北广、杭大、云大等六所学校的老师参与，集体编写了一本外国新闻史自考教材。几年后因形势发展需要更新教材，就由我负责在2000年重新编写并出版了新的自学考试教材，在全国通用。这个自考教材，实际上也为不少全日制高校所使用,对当时的外新史教学起了某种引领作用。除了编写教材之外，我们还编写了供复习用的练习册，配套使用。当时各科自考教材，都有统一的封面和格式。我们还在自考委员会的领导下组成命题组，搞了个题库，出了500套题目。每年的自学考试，都是从当中抽取题目，组合成一套试题。所以，2000年以后，我每年都要到北京去主持外国新闻事业史课程的自学考试的命题（2007年我因去美国探亲，不再参加这项工作，以后改由黑龙江大学的郑亚楠教授主持）。进入新世纪后，高教出版社推出一套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我编撰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被列入其中，于2003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的，到现在已经印刷了十几次了，2016年又作了修订，修订版已在2017年面世。（见前面所列的著作照片）
一起参与自考教材编写的同行们
外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师一直想要搞一个外国新闻史的学会，作为学术交流的机构。但是搞一个新的学会，要经过民政部的审批，比较麻烦。后来就打算在中国新闻史学会下面设立一个分会，因为是中国的新闻史学嘛，中国的新闻史学既包括中国的新闻史，也包括外国新闻史的研究。
有一次在广州暨南大学参加面向21世纪新闻传播学讨论会，遇到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他建议我把外国新闻史学分会的担子挑起来。我回来后还跟邵培仁老师谈起过这个事。当时史学会提出的要求的不高，希望主办学校提供一个办公室、一部电话、一个做具体工作的秘书长人选，还要有点经费。邵培仁说办公室、电话都好办，但是想来想去，谁来具体管这个事呢？赵玉明同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年轻教师刘清已经走了，毕玲蔷也不打算长期在杭大待下去，所以没有合适的办事人选。还有个小插曲：暨南大学有个很优秀的外国新闻史的年轻教师吴非，他愿意承担秘书长的职务，说我们一起来干。我说也好，我来牵个头，具体的事情你秘书长来做，外国新闻史分会就放在你们暨南大学。后来大家觉得会长在这边、秘书长在那边总不方便，这个事情就没有谈下去。几年以后，还是北京的几个学校经过协商组建了这个分会。
何：张老师，请你谈谈你来到杭大后参加过的学术会议好吗？
张：我回归新闻教育队伍后，教学和科研的重点是在传播学和外国新闻事业史这两个方面。在江西时期如此，来到杭大后仍然如此。传播学从引进中国时开始我就关注了。引进传播学的先行者、我的复旦系友陈韵昭教授，八十年代在珠海创立了中国首家应用传播学研究所，曾经邀我到珠海共事，但当时珠海还不发达，我的家属工作难于安排，所以未能实现。但是我还是同她合作做了一些编译工作。我编写了自成体系的传播学概论教材，但是未能及时出版。至于外国新闻史的教学和研究，总算有一些看得见的成果。从1989年出版的《西方新闻事业概述》，到2003年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这些在前面已经说了。
上述两个方面，都属于新闻教学科研的新兴领域，全国性的学术讨论活动是比较多的。我在外面参与的这类学术交流，当然也是我们杭大新闻系对外活动的一个部分，也是系史的一个侧面。关于传播学，基本上每两年开一次会。这种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始于上世纪80年代之初，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持的，每次由一个地方院校承办，也就是社科院和地方院校合办。我从第三次开始参加，一直参加到第七次。后来这个研讨会终止了，原因是研究活动走向多元化，各个学校都自行组织和召集会议，不再是某一个权威机构在办了。我们系呢，那时邵培仁老师还没有来，传播学一直是我在教，这些会议都要我去。每次去都要带论文，这也促使我必须要积极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另外，新闻理论和新闻史也有一些会议，因为我在外面交流比较多了，人家有活动总会来邀请我。所以，相对而言，我是系里出去开会比较多的、学术活动比较多的人。在会议上，如果人家要我发言或讲话，总说是杭州大学某某老师，这也是在外面扩展我们系的影响。人家对我们系还是比较重视的。下面我简要回顾一下所参加过的学术会议，并展示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一、1992年10月，北京有个规格比较高的会议，叫做“亚太地区报刊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主办单位是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中国特稿社、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为大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为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惠永正、吴阶平、邓楠为副主席，国内外名人陈香梅、赵浩生（资深美籍报人）、蔡孑民（台盟主席）等为顾问，组委会包括国家科委、中国科协、中国记协、中国新闻社、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等单位负责人，学术委员会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负责人组成。我的邀请函是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转发来的，在校长那里申请了一点旅差费才去成的。到那里一看，发现国内外新闻界很多实权人物都来了，有人民日报负责人、解放日报吉林日报农民日报总编，台湾民生报经济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美国国际日报等的老总，当然还有国内外新闻院校的许多熟悉或知名的教师同行，真是济济一堂。会议最后合影的地点放在人民大会堂，政治局常委兼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也来了。会议探讨的是报刊和科技跟社会发展的关系，看来目的还在于借此加强媒体的国际交流。我当时同陈韵昭、南京政治学院的卢惠民、暨南大学的郑惠卿等在一个组。我在分组会上做了发言，题目是《报刊和社会发展》，大会的论文集和几个全国性的新闻刊物刊载了。
亚太国际研讨会合影，中坐者为时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第三排左起第三为本人。
二、1993年5月，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地点厦门，由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合办。当时社科院新闻所所长是孙旭培，传播学研究室主任是明安香。会议由明安香主持，厦门大学的校长曾到会致词。我的发言题目是：《当前传播学教学的几个问题》。后来发表在《新闻学探讨与争鸣》上。
厦门研讨会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为张隆栋教授，第二排右起第六人为本人
三、1993年10月，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闻事业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办。我提交的论文：《简论市场、受众和服务观念》，收入论文集《市场经济与新闻事业》（燕山出版社）。我记得戴元光老师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到一个问题：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那日常新闻报道中，对企业该如何报道呢？弄不好就是为某一个企业做宣传，做广告了，这个界限要好好把握。他谈的这个问题，我脑子里至今还有印象（照片略）。
四、1995年6月，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成都，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四川省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系主办。我提交的论文：《国际电视：飞越太空的跨文化传播》，以后刊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5年第8期；又收入论文集：《传播?社会?发展》（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新任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参加了这次会议。明安香作为传播学研究室的主任，仍然是会议主持人。这里顺便谈谈我同喻权域的交集。1998年，他在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发表了长篇文章《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姚福申、陈力丹（笔名李位三）、孙旭培、刘建明和我，先后在同一刊物上发文，对喻文在理论上的错误和逻辑上的混乱表示异议。这场论争涉及了新闻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新闻的定义、新闻的商品属性、党性和人民性、新闻自由、新闻体制等等，对澄清观念、明辨是非、推进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因遭到外来干预，没有能够充分展开。为什么没有充分展开呢？据《新闻大学》主编事后告知本人，当时中宣部阅评组发话认为《新闻大学》是在围攻喻权域，是在传播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宣扬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要求停止《新闻大学》的出版。因为《新闻大学》是教育部门主管的刊物，此事被转到了复旦大学党委，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亲自阅读了刊物的讨论文章，认为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存在所谓“围攻”或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因而没有理由停止该刊的出版。作为妥协，建议《新闻大学》不再发文继续进行这场争论。
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合影，第三排左第一人为本人
五、1996年11月，广州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暨南大学新闻学系主办。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吴文虎主持会议，香港浸会学院俞旭教授等参加了会议。俞旭是复旦第一届博士生，当年我们在上海见过，后来他到美国深造去了，再后来又到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是那里的负责人。四川大学的黄绿萍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她是搞中国新闻史的。我提交的论文：《国际新闻传播的历史走向》，收入《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研讨会上，左三为吴文虎教授，左四为本人，左六为俞旭教授
六、1997年4月，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杭州，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办。台湾学者李瞻夫妇都来了。李瞻是我国最早编撰世界新闻史的学者，是我国世界新闻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我们开始讲外国新闻史，都要参考他的书，一本厚厚的资料丰富的书。台湾还有个外国新闻史学者程之行也很有名，我曾想邀他参加会议，没有及时联系上。这一次全体会议的集体照，我没有赶上。我提交的论文：《对传播学几个基本概念的辨析》后来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并收入《新闻传播论坛》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以后有多家报刊转载，对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在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上同台湾学者李瞻夫妇（左起二、三）以及吴廷俊教授合影
七、1998年5月，“全国新闻期刊研讨会”，哈尔滨，由新闻期刊协会和《新闻传播》杂志社主办。原浙江日报总编、人民日报副总编郑梦熊参加了会议，他可能是新闻期刊协会的会长或顾问。会上我曾作即席发言（照片略）。
八、2001年10月，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讨会，南京，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合办。我们系还有李岩老师参加，我提交的论文：《关于网络传播的一些理论思考》，后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1期。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南京大学的秦州老师，他自己办了个学术性的网站，名为紫金网，颇有影响，我应邀在那里开了自己的博客，还挂了个顾问的名字（照片略）。
九、2004年4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开封，中国新闻史学会、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我提交的论文是：《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的几点看法》。会议中接受《中华新闻报》记者丁华艳采访，谈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后来连载于该报6月28日和7月5日两期。我同复旦的老师宁树藩教授、系友丁淦林教授一起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中国新闻史学会上与宁树藩教授（左三）、丁淦林教授（左一）等在一起
在南京网络传播学年会上同人民大学何梓华教授合影
十、2004年5月，“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南京，中国江苏网、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我担任论文第七组评议人并作即席发言。会议过程中同中国传媒网的主编有过交流，这是个传媒领域的学术网站，我应约在该网开设了专栏，刊登了一些论文。
十一、2005年9月，“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我提交论文：《海外华文报刊和国内政治变革》，收入大会论文集。我们系还有范志忠老师参加，他是搞电视编剧、编导的。这个会上见到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老朋友，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华文传媒和华夏文明传播国际研讨会上同新加坡新闻史学者卓南生教授在一起
十二、2013年10月，参加了天津的“新媒体·文化产业·社会发展国际传播学研讨会”，这是中国传播学会跟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合办的，参办单位还有中华传播学会。参加的除国内新闻院校学者外，还有香港和海外来的华人，另外还有一些外国学者。研讨会规模比较大，大会发言都是事先排好名单的。现任中国传播学会会长戴元光主持第一天的大会，我作为天津师大特邀的客人，本想作为观察员坐在下面轻松地听会的。谁知大会发言快结束的时候，戴元光教授突然说：“现在请浙江大学传媒学院的张允若教授发言。”他事先没有给我打招呼，来了个突然袭击。还好我一边听一边也在考虑问题，于是就上去讲了几点，讲话的内容我后来在博客中国上发了。因为比较新近，这里说一下发言的要点：
1、当前，新媒体正在我国广泛兴起和普及，我们应该重视它、爱护它，推动它更加健康有序地前进，为实现政治民主、社会公平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它参与者广泛，自由度较大，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此需要适当引导和管理。但是这种引导和管理必须适当而且合理，不要伤及信息的正常传播、不要伤害民意的正常表达、不要损害公民的民主权利。
2、管理新媒体，和管理传统媒体一样，要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应该按照民主制定的法律、法规办事，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保障信息的合法传播和流通，又要杜绝各种违法行为、保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在这方面，我们还有欠缺。我们至今还没有制订新闻出版法或者大众传播法。我们国家在联合国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后来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们政府在1998年签署了，可是15年过去，至今还没有为全国人大所批准。这些都是令人遗憾的。
3、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要面对现实，要回应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要问题。要有实务研究、方法研究，但决不能忽视重要的史论研究。不能局限于适应政治宣传或商业宣传的需要，为这种宣传提供策略、方案、方法；我们更需要研究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要面向历史和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正确的见解、建议或方略，这才有助于推动我国传播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有助于推动社会的民主和进步。这是我们传播学者应有的社会责任。
在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国际传播学研讨会全体会议上即席发言
“新媒体文化产业社会发展国际传播学研讨会”合影，前排右起第四人为本人
何：你刚才提到了媒体采访，我想问一下先后有哪些媒体采访过你？
张：本世纪初，新闻媒体曾两次就有关新闻教学和研究，对本人进行了采访。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采访，也是对我们系的教学和研究的一种关注和肯定。第一次是在2004年4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在开封举行年会暨新闻史教学研讨会，我就外新史教学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并作了宣讲。那时，《中华新闻报》派了记者丁华艳出席会议，会议间隙时，她专门就各新闻院系普遍关心的外新史教学问题采访了我。以后将全部内容分两次在该报刊发（见《中华新闻报》2004. 6.28—7.5.）第二次是2013年夏天，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复旦大学的博士生陈娜，专程来杭对我进行采访，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一个部分。采访内容除纳入项目成果外，还在当年第8期《新闻爱好者》刊物上以封面人物的方式发表。这次访谈，还促使中国传播学会和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特邀我参加了上面提到的“新媒体·文化产业·社会发展国际传播学研讨会”。
陈娜对我进行的采访，谈得比较广泛，从我的经历开始，继而谈到回归新闻教育队伍后，搞传播学、搞外国新闻事业史的一些酸甜苦辣，遇到些什么阻力，怎样在不断地前进。谈我的经历、经受的一些苦难折磨时，她用了一个小标题，“苦难就是人生的学校”，这是我的切身体会，是我的原话。第二个小标题，她也用了我的话，“终于回归了新闻专业”，她记下了我回归新闻专业的大致过程。第三个小标题，“我们面临着保守思想的阻力”，着重谈到传播学研究当中的一些阻力。传播学刚引进的时候，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而受到批判。后来勉强允许大家研究了，还处处在设卡。如果邀请外国学者来参会，会后还要把中国学者留下来“消毒”，看看是不是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第四个小标题，“绝不应该为研究而研究”，我觉得搞传播学也好，搞外国新闻史也好，搞新闻理论的研究也好，总是要紧密结合现实，要有助于解决现实的问题，推动社会的改革，推动社会的进步。要有助于这样一个目标，不要玩弄一些含含糊糊的概念或者标新立异的名词，这无益于我们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最后一个小标题是“我们做了这代人该做的事”，我们希望后来者能够很好地反思历史，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把人民的新闻事业更加推向前进。这确实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上：2004年6月《中华新闻报》发表的访谈文章
下：2013年第八期《新闻爱好者》的封面和发表的访谈
何：张老师，你认为我们新闻系复办后有哪些值得一提的特色？
张：我们新闻系复办以后，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我看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人才培养上坚持走校园记者——实习记者——正式记者之路。这是邬武耀老师当年的概括。大一的学生进校后，就在高年级同学的带领下，办学生小报，同学们分别联系某一院系或部处机关，从事新闻采访和报道工作；大二、大三的同学往往利用寒暑假，去杭州地区或家乡所在地的新闻单位从事实习和社会调查；大四的学生则要结合专业，进行为时一个学期的毕业实习。这种由浅入深、由易而难的校园记者——实习记者——正式记者的人才培养之路，符合新闻人才的培养规律，也受到广大同学和新闻单位的欢迎和好评。当年俞月亭老师发起成立的西湖通讯社，实际上就是提倡这样的成才之路，先开始做校园记者（甚至还走向社会进行采访）；到了寒暑假，分别去做实习记者。毕业以后，当正式记者就比较容易上手了，好像秧苗的返青期就不会那么长了。
第二点，我们跟新闻媒体单位联合办学，这也是一个特色。杭大新闻传播学院是中国内地最早由新闻单位与新闻教育单位联合办学的学院之一，这是新闻教育体制的一大创新。这一举措为学校争取到了媒体单位经济上的支持，也为学生提供了固定的实习基地与潜在的就业去向。在此期间，学校派老师去媒体单位挂职，而媒体也会派其业务骨干到学校讲课，老师们从新闻实践中获得了最生动的第一手的新闻教学素材和案例，为各自的教学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内容。总的来说，课堂与社会之间架起交流的桥梁，理论与实践得以更有效地结合。从时间来说，90年代，杭州大学新闻系开始与媒体单位联合办学。1993年11月25日，杭大新闻系与浙江日报社、浙江省广播电视厅、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新华社浙江分社联合成立了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院成立了董事会，其中浙江日报为董事长单位，其余四家为副董事长单位；另有浙江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晚报、浙江经济报、改革月报、经济生活报、浙江科技报、浙江工人日报、杭州日报、杭州电视台、杭州人民广播电台、宁波日报、温州日报等都作为董事单位，共同参与办学。这个联合办学便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便于建立实习的基地，也便于我们筹集一些办学的资金。
1998年，杭州四所高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新闻系并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但对外仍保留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名称。以后新闻系从人文学院独立出来，成立了传媒学院，分设了好几个系，但是总体上都还是搞的新闻与传播教育，应该把现在的学院看成是当年的新闻系的发展和扩大，看成是当年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发展和扩大。我希望复办初期探索出来的办学特色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何：张老师，最后想请你谈谈对王中、何微、甘惜分等几位老一代新闻教育家的印象。
张：这问题离开系史有点远了。我个人对王中、何微接触较多，心里是满怀敬重的。对甘惜分只在1985年南京会议上见过，没有多少接触。何微是1986年成都会议上认识的，以后有过一段时间交往，我认为他为人诚恳朴实，学识渊博，思想敏捷，是个值得怀念的忠厚长者。
王中教授是我进入新闻专业的启蒙老师。当年在复旦大学求学，他给我们上新闻理论课，讲得很生动很风趣，大家都喜欢听。因为他有丰富的经历，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又善于理论概括，所以讲起课来不是枯燥无味的。另外，他在新闻理论上有很多创见，有许多开拓性的见解，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头。比如说，新闻是适应读者需要而传播的、报纸是应读者需要而产生的，现在讲起来就是受众的需要，有受众的需要，这些消息才会传播，才会有人打听这些消息来传播。说到报纸，它固然有多种功能，但是首先人家要肯买肯读，它的功能才会发挥，这里就不能不承认报纸的商品性。当然报纸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是一般的商品，这个商品上还附着了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是它要进入市场，就不能不考虑它的商品性。这些见解都是有开拓性的，对于做好新闻工作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这个问题，却是犯了大忌。这种实事求是探讨规律的见解，却为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所不容。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何：张老师，你跟王中教授的关系怎样，有没有私交？
张：没有。我就是在工作调动的时候曾经求助过他，他很热心，很支持，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关心。他当然知道，作为他的学生，我们多少都在运动中受到了他的影响。何况我本人在运动中还为他的挨整抱过不平。所以从这个角度，他也很关心我的政策落实问题。另外，作为他的学生，他当然也希望我能够有一个好的、至少能够发挥我所学的合适岗位。而我呢，虽然调动的事当时没办成，但对于他的支持总是心怀感激的。这是一种正常的师生情谊。
王中教授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比较有幽默感，有时候也会开一些小玩笑。这些玩笑，在我们学生看来无所谓，在有些比较严肃的干部中，是不大认同的。比如说，反右以前他曾经是复旦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他常跟教师当中的民主人士一起开会，一起说说笑笑。其中，有一个教授叫做王恒守。有一次，大家都在一起聊天，他别出心裁地说：“我说个谜语，请大家答一个人的名字。谜面是：寡人一贯右倾。打一位在座老师的名字。”脑子灵活一点的人很快就会想到谜底是王恒守，王就是寡人，恒就是一贯，守就是保守。这个谜语弄得人家很尴尬，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人们内心对政治概念是很敏感的。这个段子，我是听某位党内干部说的，他觉得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分了。王中很能讲，有时候讲起来还很有煽动性，很有鼓动性。我记得1950年10月份，朝鲜战争的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边了，全国上下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热潮，学校里面正在动员大家参干。什么是参干呢？不是参军，是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因为部队需要一部分知识分子来充实军事干校的队伍。动员参干在这年“一二九运动”的纪念日达到了高潮。当天，全校同学聚集在大礼堂开纪念“一二九运动”的大会，王中在大会上做形势报告，当时有很多政治报告都是他来做的，因为他讲得比较生动，大家都愿意听。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介绍当年“一二九运动”经过的时候，讲到国家处于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们在大学读书的青年学子们纷纷热血沸腾地走向抗战前线。就在大家聚精会神倾听的时候，他突然提高了嗓音，抛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句话，他说：“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热血青年，现在站在你们面前，向你们挑战了。当年我们勇敢地奔赴抗战前线，现在我们这代人向你们挑战了。你们要不要应战?” “要”！”“敢不敢应战？”“敢！”会场上一片沸腾，一片响应，接下来就是一片持久不息的掌声。大会以后，报名参干的人数急剧上升。王中确实是个很有口才的演说者，尽管说的是一口山东普通话，带有很强的山东口音。
（2016年6月接受访谈并校阅记录，2018年又作了某些文字修正和补充）
个人简介：
【张允若，江苏省海门市人，1935年12月生，教授。复旦大学新闻系1953年毕业。1957年于上海市委工作时，对反右做法表示不解和异议而被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回归新闻教育队伍。先后在江西财经学院、江西大学任教。1988年1月调入杭州大学新闻系，任新闻史论教研室主任，讲授传播学、外国新闻事业史、新闻理论、外国新闻理论和实践等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出版有《西方新闻事业概述》、《外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张允若新闻传播文集》、《追梦与反思》等著作。】
附:两张同学生在一起的照片
上：同1988级本科生合影 下：同1996级研究生班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