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就学之路：从杭州西湖之畔到巴黎塞纳河左岸

十年“文革”，损失大者，莫过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百废待兴的中国，恢复高考成为最为迫切的事情。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决定，高等院校停止推荐上大学，当年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春季与秋季连招两届学生，足见当时最高领导层对于人才的重视和渴求。1975年初我高中毕业，先后在农村、工厂锻炼已近三年，报名参加1977年的高考成为我自然的选择，但当时我的父亲身患绝症已经两年多，正在他工作的上海瑞金医院进行治疗，需要我陪护。在父亲的病房里边照顾他边开始我的高考复习。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非常不稳定，在这种压力下，我的复习也是断断续续，时常难以为继。1977年11月2日父亲还是离我们而去，极度的悲痛使我心灰意冷，我放弃了高考复习，高考于我一下子变得十分遥远。但是，时间总是能抚平一切，丧父的悲痛在一个多月后慢慢得以缓解，多年渴望的大学梦又重新燃起，我又果断地捡起复习书再次开始复习。

当时全民崇尚自然科学，向科学进军、读理工科是青年学子的首选，但我情况特殊，时间又紧，觉得考理工科把握不大，而文科考试更注重于平时的阅读和积累，需要突进复习准备的内容相对少一些，权衡之下，我报考了文科（近年来经济学成为显学，入学分数线高于理工科，是始料未及的）。仓促之间，凭借平时喜欢阅读有所积累的底子，我终于顺利通过考试，榜上有名。1978年春天我有幸迈入杭州大学的校门，成为骄傲的“77级”，那年我20岁。

大学四年之后，我被分配到一地级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工作分配还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考生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的本科专业是经济学，但是法院以成立经济法庭为由，将我挖走。这一不按常规招人的行为，却又一次丰富了我的经历：两年法官生涯。1982年至1984年我国正好经历了“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我并没有去经济法庭，而是走马上任，成为刑庭的助理审判员，开始独立办理刑事审判案子。刑事审判工作对我来讲，不仅专业不对口，也发挥不了我的特长，因此我萌生了考研继续深造的念头。当时与我同窗四年的未婚妻毕业之后被分配在浙江省委工作，与她相聚是我1984年考研的重要动力。

1984年我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开始硕士研究生学习，师从宋承先教授。当时的复旦大学经济系经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和多年建设，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聚集了一批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学科门类众多，人才培养不拘一格。我们学生戏称复旦经济学院是“寡头垄断”，而不像有些高校经济学院是“独家垄断”，往往在一名太师爷的根须上发展壮大，我们较少近亲繁殖的现象。“资本论”研究早年有漆琪生教授，后来有张薰华教授，他的《资本论解读》很具个人特色，一部《资本论》，由他的“圆圈的圆圈”框架来概括。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有蒋学模等教授，蒋先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发行数量之多、影响之广，是同时代其他政治经济学教材难以企及的。西方经济学方面有吴斐丹教授和宋承先教授。吴斐丹教授后面转到人口经济学方面，创办了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宋承先教授在文革最为艰难的时期，也没有放弃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他跟踪现代经济学的前沿文献，尤其在经济增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福利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为我们学生开的专题课基本集中在这四个方面，他的研究生也大都在这四个领域选取硕士和博士论文的题目。更难能可贵的是，宋教授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他曾经写过一本《资本论解读（四）》，即对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经济学说史部分进行解读。除此之外，复旦大学还有世界经济研究方面的洪文达教授，货币银行学研究方面的陈观烈教授，他们也都各具风采，在各自的领域建树颇丰。

1960年之后，在复旦大学经济系的基础上孕育出了其他经济学系科和研究所。如世界经济研究所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建立的，专注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鼎盛时期有100多位研究员。后来慢慢衍生出美国经济研究中心、欧共体经济研究中心、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结构。之后又陆续成立了世界经济系、国际金融系。1985年在这些系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下属有经济学系，世界经济系，国际金融系，世界经济研究所等，包括之后陆续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保险系和公共经济学系。我作为1984年进入复旦大学经济系的默默无闻的硕士研究生，20年之后，即2004年起执掌这个具有丰厚学术和文化底蕴的学院十余年，是我在学生时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1984年我在复旦经济学系这样一个学术氛围浓厚、人才辈出的地方开始我的西方经济学硕士阶段学习。我的本科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一部《资本论》带我进入经济学的研究和思考。《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其副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即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写成，总结了当时马克思能够接触到的主要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对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加图等重要经济思想家的学说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总结，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建剩余价值理论。

大学本科期间，我较少读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而是反反复复地阅读《资本论》原著，可以说是《资本论》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并用《资本论》的方法去体悟各类社会现象。也是自1984年，我开始接触全新的西方经济学。那个时期我们学习经济学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因为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在国内还处于空白状态，而接触外国各种经典理论和前沿理论的机会又不多。我的大部分时间穿梭于复旦的教室、图书馆和资料室之间，中文书籍看得较少，而是阅读大量的英文原版著作。好在当时世界经济研究所书库和阅览室里有许多国外研究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赠送的图书。通过孜孜不倦地研读国内外各种经济学典籍，提出问题，不断地比对中国的经济现实进行深度探索和分析，学习很有成效。

在此期间，在茫茫的外文书海之中，一本由法国经济学家让·巴斯卡尔·贝纳西教授写的著作《市场非均衡经济学》深深地吸引了我。真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深感于这一理论对于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的中国的深刻意义，我准备用西方非均衡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我在撰写硕士论文的同时，翻译了贝纳西的《市场非均衡经济学》，此书后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借此书的出版，我写信给贝纳西教授，一是请求他写个中文版序言，二是希望硕士毕业之后去法国学习，跟随他继续非均衡经济理论的学习。

1987年我硕士毕业，当时的复旦经济学系领导希望我能留校工作，但考虑到我的夫人在杭州工作，将来调动方便，他建议我也可以考虑继续在复旦直升读博（正好我硕士阶段学习成绩符合直升博士的条件）。1987年硕士毕业后我就进入西方经济学博士阶段学习。1988年初，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伍贻康教授带队的代表团访问法国人文科学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接待他们的贝纳西教授和后来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吉尼翁教授向他们打听我的情况。代表团成员、精通法语的谢荣康教授回上海后专门约我去他宛平路的家，向我转达法国两位著名教授对我的关心，我听完欣喜无比：出国留学梦或许成真？

1988年我争取到国家教委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名额，应贝纳西教授的邀请，负笈法国巴黎，注册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cole de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实际在巴黎最好的大学之一——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的“DELTA”经济研究所（即今天的“巴黎经济学院”）——工作。那里聚集了一批法国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除非均衡经济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贝纳西教授之外，还有后来撰写《21世纪资本论》的皮凯蒂的老师、公共经济学领域的盖讷勒教授，后来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吉尼翁教授，法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马兰沃教授等。联合培养博士生计划只给我在巴黎一年的学习时间和经费，但是我十分珍惜这样的求学机会，渴望能够在巴黎完成博士学业。在贝纳西教授、布吉尼翁教授和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副主任让多夫人的帮助下，我终于拿到一份稳定的法国国家奖学金，使我能够安下心来专注于学问。

我主攻方向仍然是非均衡经济学。改革开放之初，关于改革的参照模式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和经济学界也有很多探讨和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即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和匈牙利模式。1986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时洛阳纸贵、影响很大。书中“投资饥渴、扩张冲动、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等词语把当时的经济问题刻画得入木三分，一下就成了那个时代经济学界的流行语。这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供给不足、物质短缺？科尔奈继承了哈耶克的传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必然存在政府和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政府部分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最终导致供给扭曲和不足。这种解释的必然推论是，“短缺经济”是与公有制相联系的、根本的制度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基因缺陷，难以解决。但是，科尔奈的短缺经济理论更多地是一种特殊情况的研究，缺乏系统性论证，业缺乏对更多非均衡情况的考虑。对此，非瓦尔拉均衡的分析框架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广、也更好的分析视角。非均衡理论源于凯恩斯的《通论》，后经帕廷金、克洛尔、巴罗和格罗斯曼等人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相当的发展和影响。1980年代初，让·巴斯卡尔·贝纳西成为这个领域的集大成者，前文所说1987年我翻译的贝纳西教授的《市场非均衡经济学》一书，正是这一学派经过近20年发展的集大成之作，1988年我赴法留学时也非常有幸在贝纳西等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和领会非瓦尔拉均衡分析的精髓。

留学期间我意识到，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一直坚守着“假定所有的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的瓦尔拉模型”，但同时人们都不得不承认，非均衡是市场的常态现象。基于我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思考，感受到非均衡现象对于处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体系而言是长期存在的，中国经济中的许多价格曾经是固定的，失业状态和某些重要市场的短缺曾长期并存，而且在当时迅速展开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双轨制经济体系的推行使得非均衡的现象呈现出更加独有的特征。1993年，在贝纳西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我完成博士论文：《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论文答辩通过后我回到复旦大学，先后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复旦大学经济系工作。1994年，我出版了《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1997年本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我的治学之路：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升华为理论

留学期间和回国伊始，我的脑袋里始终装着两本书：一本是西方经典的经济理论，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另一本是中国丰富的经济现实，融到血液里的、属于中国人的经验和感悟。五年求学，通过思学相长、融会贯通、上下求索的过程，我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应该能有助于理解中国问题、探索中国实践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感觉终于可以为国效力了。

1、非均衡理论与中国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1990年代中后期）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一直是我关心和研究的重点。1990年代中叶起，追求经济受益最大的微观经济组织再造，都必然导致原来处于隐形失业状态的劳动力大量被释放，成为显性失业人群。当失业问题在中国日益严峻时，我逐步把精力放在失业问题的理论和对策研究上。宏观经济非均衡模型主要研究三大非均衡：凯恩斯失业均衡；抑制性通货膨胀（即短缺经济）均衡和古典失业均衡。尽管三种非均衡状态的基本前提是固定价格假定，但是形成机制不一：古典失业是由价格机制僵化而导致的；凯恩斯失业由总需求普遍不足所导致；抑制性通货膨胀则是供给不足所引起，具体如科尔奈所描述的经济主体软预算约束所导致。但是，中国经济很难完全对应于这三种非均衡状态中的一种。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是一个失业经济，7亿5千万劳动力，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启动总需求扩张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但是，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不能完全替代的情况下，那么启动总需求也无助于经济水平的提高，资本短缺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同时，由于计划经济带来的制度扭曲，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十分严重，瓶颈产品到处存在。1995年正是由于总需求的过分扩张，经济增长动力重启，导致经济过热，引发两位数的高速通货膨胀。一般说来，一个存在大量失业的经济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通货膨胀的。面对中国宏观经济错综复杂的状态，非均衡理论经过适当修正可以很好用来描述和揭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根本问题，从而提出对策性建议。

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原理是：第一，做对激励，做对价格信号；第二，大规模引进FDI（外国直接投资）和将高比例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第三，在不同阶段启动总需求中极为重要的消费需求（食品、轻工业产品、家用电器、汽车和住房）；第四，融入全球化，出口导向推动经济增长。这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开始显性化，工人大规模下岗，农村劳动力进一步涌入城市，多元劳动力市场开始在中国形成，失业问题一时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如何分析当时失业的各种成因，形成促进就业的对策，需要我们很好地进行研究。1997年我完成《失业经济学》一书，与我的学生们一起合作完成《隐性失业论》和《中国就业制度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关于中国劳动就业问题的三部曲。同时，我也在《经济研究》等杂志发表很多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问题的文章。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1999年3月，复旦大学和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成立了 “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我担任了该中心的主任。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问题在中国宏观经济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因独生子女政策而导致的人口结构改变，带来一系列新问题：2004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劳工短缺，工资迅速上升；家庭的低抚养率导致高储蓄，消费不足；旺盛的投资推动着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投资效率并不高；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老龄化加剧导致养老保险帐户不能平衡；等等。2000年前后，我将宏观经济研究转向消费、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动态有效等问题的讨论，以及对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体系的研究。2001年9月至2002年7月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一年，使我有机会将养老保险重要文献进行系统的研读。

如果说对就业问题的研究是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话，那么对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问题则是从人口结构、储蓄率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我的研究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出现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并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具体机制，那就是：未来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必将通过利率或养老保障的代际转移总额来影响第一代人退休以后的消费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储蓄率，而中国未来劳动力数量的下降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由于内需和创新的不足，金融市场改革的滞后，中国居民的储蓄并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个人最优储蓄率也就偏离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律。人口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解决未来中国养老保险可持续的关键，而不是单纯将养老保险体系从现收现付制转向个人基金制就能够解决这个难题。2000年前后我的这些观点多次在《经济研究》和其他杂志上发表，2005年由我主编的 《养老保险经济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修订版在中信出版社再次出版。

2、中国经济增长机制和经济转型的研究（2000年代）

在研究了失业和社会保障等宏观经济问题之后，我开始逐渐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机制及其对国民福利的影响。我发现，在繁荣的宏观经济运行的背后，存在着许多严峻的结构性矛盾，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机制上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果不通过进一步改革加以解决，会演变成经济发展中随时爆发的危机。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毫无疑问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的成因可以由两个供给因素和一个需求因素来解释。

首先，中国的人口红利和1990年代中后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造就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的比较优势。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和廉价的劳动成本吸引了大量FDI进入，使得中国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与国际资本和技术相结合，爆发出巨大的生产能力。FDI的流入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资本积累，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使得本国的企业通过“干中学”的方式迅速与国际前沿生产技术接轨，对中国经济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呈上升趋势。

其次，在人口红利时期，由于家庭负担下降和家庭储蓄率上升，高额储蓄通过金融体系转化为投资资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与资本形成率长期维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原因。而开放带来的信息流入，使得中国可以迅速吸收国外技术，并结合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在有些领域甚至实现弯道超车。

第三，从需求方面看，中国拥有13亿人口，7.5亿劳动力，在劳动生产率增长背景下的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市场容量是其他经济体所不可比的。在很多产业的发展上，可以迅速发挥规模效应，如家用电器、汽车、移动通信设备、房地产、互联网购物与支付等。伴随着中国快速工业化、全球化而发生的快速城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住房改革释放了居民的住房需求以及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进一步推动了内需的增长，带来中国工业从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的转换。前面两点的因素是供给侧的，第三点是需求侧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供给侧改革需要与需求侧扩张相对应。

供给与需求的有机配合使得中国经济在2001年后迎来了长达七年之久的高速增长。消费是总需求的重要部分，从理论上说，消费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注重消费对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历程中，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阶段上，正是中国居民的消费增长打开了供给侧投资的空间。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许多改革措施从供给侧着手，为此后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在需求侧打开了居民消费增长的新空间。这些改革包含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改革；1998年的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清理和股份制改革以及中国坚定不移地加入WTO。

这些改革的完成，使得中国经济再一次充分发挥制度红利。分税制改革助推了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展开的区域竞争；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催生了民营企业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城市住房产权制度改革与交易为居民消费升级、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打开了新通道；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呆账坏账的清理，为后面金融机构的轻装上阵以及金融扩张做好了准备；最重要的是加入WTO之后，我们迎来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和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工业企业充分融入全球产业链，带来投资的大量增长和TFP的提高。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为我们带来了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此后外汇储备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重要的资产端来源，最高时外汇储备达到4万亿之巨，为日后的基础货币发行及其金融扩展打下结实的基础。外汇储备的增加，一方面体现了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力的大幅增强，导致人民币经历了长期和持续的升值。汽车和住房的消费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建设，使得中国产业从轻工业到重化工业的结构型转变。

另外，随着2000年以后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户籍制度的松动，住房建设、土地拍卖、城市交通和环境改善在市场机制下产生良性的互动，既满足了人民对住房和环境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又通过土地拍卖筹集到城市建设的资金，由此构成住房建设、城市交通和环境建设的投资高潮。而住房、城市交通和环境建设又进一步引发对钢铁、水泥及其他建材等重化工的投资，形成中国此后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从需求看，2001-2008年经济增长的推动是汽车和住房的需求增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重化工投资的增长，外贸出口的增长。从供给侧看，是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土地红利、赶超红利和结构红利等诸多红利的又一次充分释放。

但是，在经济迅猛发展的背后，潜在的矛盾也在悄然积聚，原来适应经济形势所制定的政策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也逐渐衍生出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经济体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和全球经济的非均衡运行。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由于全球产业链与全球分工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价格的差异导致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出口贸易迅速增加，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成为世界工厂，外需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此全球化的结果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贸易逆差的巨额积累，而中国则是贸易顺差的巨额积累，形成可观的外汇储备。这其实是全球经济非均衡的表现，长期而言，是不可持续的。供求非平衡源于深刻的全球分配问题，全球化尽管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它引致了地区的分化、国家的分化以及阶层的分化。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都只是在金融领域采用量化宽松的办法进行治理，这样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全球资产的泡沫、资产收入和劳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引发全球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危机。所以，当中国经济增长到一定规模时，内需必须上升，增长的需求动力必须要得到转换。

第二，伴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房地产泡沫、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环境恶化等问题明显。分税制改革后，以地方房地产发展为基础的土地财政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激励和财源，是一种典型的发展型财政。1998年的房改尽管推动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充分发展，但地方财政改革与土地市场改革的滞后在短期却引发了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升，致使房地产发展泡沫化，在中国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中埋下潜在的隐患。此外，发展型财政一味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得地方其他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供给不足，环境和能源等问题被忽略，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持续，需要未来的城市化和市民化过程进一步解决。

第三，市场化改革滞后导致服务业效率低下以及要素配置扭曲。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改革相对滞后。中国的服务业长期被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垄断，服务业效率较低，抑制了中国内需的增长。此外，中国的要素市场改革相对于产品市场相对更为落后。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扭曲严重降低了要素配置的效率。一方面，中国投融资体系将金融资源分配到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制造业过剩产能三个部分，导致房地产泡沫的高涨，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以及制造业产能过剩下的萎靡不振，金融体系无法真正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主导金融体系下的金融抑制和“政治优序融资”使得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较困难，金融没有发挥应有的配置资源的功能，从而降低了配置效率。

第四，受户籍制度、公共产品短缺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影响，农村人口不能大规模转移进入城市，以致农村劳动力不能得到完全释放，而农业的现代化经营问题又尚未解决，使得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低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新空间被严重限制。

第五，改革开放40年，政商关系日趋复杂。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农业和轻工业的产业特征相对简单，对制度的要求也低，企业家只要遵循“消费者是上帝”就可以了，全球产业链背景下的出口产品的生产，标准和规则由国际制定，也相对简单。过去四十年的改革依赖于自下而上的实验-推广，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一旦当经济发展到了本国房地产、重化工和金融等服务业为主的阶段，对制度的要求提高，权利与市场的关系变得复杂，既得利益阶层迅速形成，以往的实验-推广模式越来越难，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要获得制度红利比过去更加困难。未来，我们既需要一定的“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的牵绊继续推进改革，又需要一定的制度灵活性保持地方改革的激励与勇气。

3、资源错配、结构扭曲与金融体制改革研究（2008年至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增长速度逐渐下滑，宏观负债率不断上升，金融风险不断累积，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我对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思考和理解又有新的深化，更加关注全球经济非均衡之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分水岭。其实，在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上一轮高速增长时，许多矛盾已经显现，只不过被当时的高速增长所掩盖。在长期的供给侧因素方面，自从2004年起，中国就出现了“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开始显现，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一方面，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状态的分化拉大了国内收入差距，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消费不足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依靠出口消化，经济增长的出口依赖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1998年之后中国经济中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经济增长中的货币因素越来越重要，以至于M2占GDP的比重迅速超过200%。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国资产负债扩张“挤入”或是“挤出”两个阶段的重要分界线。1998年房改之后，随着城市住房和土地价格的上升，基于房产和土地抵押的资产负债扩张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发展的核心动力，资产负债扩张对实体经济主要发挥“挤入效应”。在融资需求受限情况下，资产价格的提升，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资产泡沫可以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入效应。但是2008年后，为应对经济增速下滑推出的包括4万亿计划在内的一系列货币与财政刺激方案，使得总需求越来越依赖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投资，制造业发展的动力不再。资产负债的持续扩张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挤出效应。金融扩张单兵突进，但是其他配套改革措施和金融监管体系建设滞后，造成各种金融乱象，金融资源被各类企业和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配置到投机领域，甚至传统的工业企业也将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作为自身利润的主要增长点。金融机构则纷纷减少商业贷款，以向房地产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表面高收益部门提供融资。而当运营现金流无法覆盖债务成本支出时，企业通过继续举新债以偿还旧债。不断累积的债务存量进一步增加偿债风险，导致金融体系融资减少和企业投资下降。

由此可见，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中资产负债的发展是在经济结构扭曲和制造业投资下降的情况下展开的，房地产业通过泡沫化成为支柱产业继续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在房地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土地财政为基础、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为杠杆，尤其以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影子银行，为逃避金融监管，继续提升杠杆率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些投资项目的实施已经在金融领域积聚起巨大的金融风险。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金融风险的积累反映了很多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性问题：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软预算约束，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发展，国家隐性担保下的刚性兑付，这些因素导致债权融资市场价格信号混乱，投机部门对价格信号的不敏感。这时，单纯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无法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更为严重的是，在虚拟经济高度发展并回报率居高不下时，在一定时期内，泡沫可以继续自行发展和实现，虚拟经济吸纳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甚至将经济中的原本可以用于实体投资资金也转移到虚拟经济获取投机利润，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困难。这时，金融风险问题已经积累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否则将会引发严重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出路，一是继续的改革，向制度要红利；二是进一步对外开放，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冲破既得利益者的堡垒；三是充分打开需求侧的空间，经济增长的空间，在增长的过程中逐步消化过去10年积累的金融风险。

我的这些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思考和观点，在发表于各类国内外经济学杂志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中均有体现，包括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十多篇论文和《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和《学术月刊》等杂志的百余篇论文，以及即将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资产负债扩张与实体经济增长》一书。2011年，我的研究成果《均衡与非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与转轨经济问题探索》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此外还出版了《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2014)等几部英文著作和几篇英文的论文。

胸怀天下：与时代共命运，同呼吸

我1994年成为复旦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1997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我自己还是研究生期间，就开始在复旦参加宏微观经济学的讲授，1993年回国之后，每学期都上课，从未间断。我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先后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中级和高级宏观经济学、失业经济学和非均衡经济学等课程，主编出版了《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多本教材。所独立承担的宏观经济学系列课程获得了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精品课程奖，所领衔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06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名师”，2007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我在复旦经济学院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工作人员迄今大概有百名之多，很多学生也是我多年研究工作的合作者，他们很多人在学术上已经超越我，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看到他们活跃在国内外各个领域的工作岗位上，倍感欣慰！在科研和教学之外，也担任多年系和学院的行政工作：1999-2003年担任复旦经济学系系主任，2004-2015年担任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在经济学教学和行政工作中，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变、经济学科和经济学人才队伍的建设，自然也积累了很多想法，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

另外，为政府和社会服务的决策咨询工作也是我们这一代学者所义不容辞的工作，我曾经担任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决策咨询专家，目前担任上海市决策咨询专家，福建省政府的顾问，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将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等研究所得，向政府和社会建言献策，是我们十分高兴做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在决策咨询活动中，获得大量来自实践的信息和想法，理论联系实际，也大大深化了我们的研究工作。非常荣幸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我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这是对我多年研究工作的最大奖励！

从接受教育的角度看，我们这一代人既是不幸的，又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在文革大革命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也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中小学的学业。中学毕业以后去了工厂和农村，知道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农民的艰辛。经济学需要有使命感和现实感。工厂和农村的劳动锻炼，尽管十分艰苦，但是，对于我们日后研究经济学是有好处的。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大学应该首先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哈佛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通识教育就是通过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授，告诉学生，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将来人类将走向何处，在关怀人类命运的大前提下做好自己的专业。

简而言之，“天下意识”是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的，更何况经济学家。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通识教育是从农村和工厂所经历的苦难中获得的，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远胜过于对自己个人问题的关心，这也是我们对于经济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持续的动力。同样地，作为经济学人，我们也是不幸的，因为我们是中国经济学发展非常封闭和落后的时代开始接受经济学，经济学的基础训练相当地不足。

但是，同时我们又是非常幸运的，我们跟随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一同前进，亲自参与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过程。并且进入今天看来已日益成为显学的经济学领域。一部《资本论》让我们感受到经济理论的逻辑之美，硕士研究生阶段我开始接触到现代经济学。作为一位处于中国经济学转轨和经济转轨时期的经济学者，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不足，经济学在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又是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的，因为我们经历了中国经济的转轨和中国经济学的进步。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设置实验，因此，经济学大规模做实验的机会很少。但是，中国经济转轨相当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学试验。作为一位中国经济学人，能够亲临其境，每天面对大量涌现的经济学问题，“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为解决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而不懈努力。作为经济学人，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一代幸运的经济学人。

强烈的使命感迫使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在经济学理论修养还不够丰满，经济学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掌握还不够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阵，上下求索，与时代共命运，同呼吸，胸怀经邦济世的志向，为中国经济的转轨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微博力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40年，其成就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罕见。但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面临的任务和挑战仍旧是巨大的。今年我正好60岁，作为一个学者，不敢奢望退休。很多旧问题还没有想清楚，新问题又不断涌现，古人云，活到老，学到老，前面的学术探索之路永无止境。未来我希望自己继续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同行，一路探索，一路总结，为中国经济发展献计献策，也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