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命运，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历史和实践已经充分确证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的方向、改革开放的次序、改革开放的秩序、改革开放的本质及其功能、改革开放的成效、改革开放的确定不确定，决定着中国命运。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确确实实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我们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推动了“民族复兴”。它使中国共产党由大党走向强党，使国家由脆弱走向富强，使人民由精神上的被动走向主动，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由低潮走向振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一定意义上的“辩护性”走向内生意义上的“主体性”。这就从历史、实践上充分确证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一  改革开放的方向决定中国命运

方向决定命运。方向错了，就会犯颠覆性错误。这里的方向主要包括改革开放的目标、道路及性质。苏联曾经强调改革新思维，这种新思维改革之结果，就是动摇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动摇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指导地位，最终使苏共丢失了执政党地位，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了，把马克思主义抛弃了，从而也使苏联解体了。

改革伊始，中国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就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清醒的、自觉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如此。邓小平同志还把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我们党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四十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今天，我们党更加明确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我们不仅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强调要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强调党要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革命，加强全面从严治党；我们不仅强调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强调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不仅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不仅强调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强调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仅强调改革过时的体制机制弊端，而且更加强调改革就是使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了成功之路，也使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

二  改革开放的次序决定中国命运

改革开放的次序，指的是改革开放先解决什么问题、后解决什么问题，先实现什么目标、后实现什么目标，是指随着历史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改革开放的重点。改革开放的次序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因为如果本该先解决的问题没有去解决，本该后解决的问题却要先去解决，本该先实现的目标没有去实现，本该后实现的目标却要先去实现，这样既会导致改革开放出现“夹生饭”现象，满足不了人们的“饥饿”急需，也会使人们在改革开放中表现出“消化不良”的症状，导致改革开放秩序的错乱。

当年苏联的解体就与改革次序颠倒有一定关系。 20世纪80年代左右，整个苏联的“民生”问题没有完全、真正解决好，是一个严重的短板。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曾强调：人首先要生活，然后才去从事生产。人要生活，就首先要满足其“衣食住行”等肉体组织的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必须去从事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劳动。他们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因此，要避免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情况，当时苏联的执政者就应当首先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解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整个苏联物质产品供给短缺的问题。然而，当时苏联的执政者并没有去着力解决人民的物质需要，反而超越了解决“民生问题”而大讲特讲西方所谓的民主。从历史发展次序上看，“民生”显然是高于“民主”的。“人只有吃饱肚子才会有力气讲话”。如果不先去解决“民生”，而过度、过急、过速、过高地大讲特讲“民主”，结果就会导致一些人用所谓的民主大棒来打击“民生”这个短板。因为“民主”意味着“要表达诉求”“敢讲话”“重参与”，会激发人们的“批判”情绪。当苏联的“民生”问题没有解决好时，一些苏联人就会产生不满和批判情绪，即对“民生”的不满和批判。由于受当时西方“文化攻心”或“意识形态渗透”的影响，一些苏联人就认为，这是苏联共产党领导有问题，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有问题。于是，一些苏联人就把不满和批判的情绪转移到对苏联共产党、转移到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批判上。这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就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中国的改革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与时俱进地进行的。也就是说，是按照历史发展次序来进行的。1978年，邓小平明确阐述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而强调改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落后的社会生产，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而，我党实现工作重心的大转移，由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了“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三步走”战略。要言之，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是把解决以“温饱”“小康”为核心内容的“民生”作为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的。所以，当时我们党改革的首要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过程中也有些人不着力讲“民生”而讲“民主”，甚至出现了当时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这种倾向就超越了先着重解决“民生”、再与时俱进地解决“民主”的历史次序，具有激进、过急的倾向，因而也激发了当时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批判。这时，我们党果断且有智慧地直面这种倾向，妥善并有效地解决了当时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党把“民生”和“民主”统一起来，既强调要着力解决“温饱”和“小康”问题，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时在实践上，我们党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根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强调改革首先要着重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把解决“温饱”“小康”作为当务之急。当人民群众的“温饱”“小康”问题总体解决后，党的十九大报告与时俱进地把包括“民主法治”等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作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先着力解决“民生”、再与时俱进地进一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改革次序，促进了中国发展，并使中国走向了成功，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三  改革开放的秩序决定中国命运

改革开放的秩序也决定中国命运。这里所讲的改革秩序，主要是指要把改革纳入法治德治的框架和轨道内，避免改革的“任性”，解决“一放就乱”的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强调“放开”，因为只有“放开”才能“搞活”。这里的“放开”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放开”在实践中进一步演进和发展，就走向了“放活”，即鼓励人们创新，焕发活力，力求使人们都“活”起来、“动”起来。这里的“放活”，在总体上也具有积极意义。没有“放开”“放活”，哪来的创新活力？“放活”在实践中的进一步演进，由于当时的法治和德治都没有完全跟进，就在一些人身上发生变异，即出现了“放松”，就是“总开关”放松了，放松了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改造。于是，有些人就走向了犯罪。“放松”在实践中进一步演变，结果在某些人身上就发生了质变，出现了“放任”，即“有权就任性”“有钱就任性”“有嘴就任性”。“放任”在实践中进一步发生演变，还是由于法治和德治没有完全跟进，结果在有的人身上发生了严重变异，即出现了“放肆”或“放纵”。“放肆”或“放纵”就导致了大量腐败和丑恶现象的滋生。

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充分认识到这种现象的严重危害性，因此，既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同时又及时强调要把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框架和轨道，力求使全面深化改革有法可依，使全面深化改革具有良好的秩序，从而解决“一放就乱”的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一个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主要解决我国发展的“动力问题”，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主要解决我国发展的秩序问题，它是全面建成小康所需要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可谓是“一体两翼”。正因为我们党把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统一起来，把全面深化改革纳入法治的框架和轨道，因此党的十八大以后，不仅全面深化改革良性展开和推进，而且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促进了中国的健康发展。

四  改革开放的本质及其功能决定中国命运

改革开放的本质及其功能决定中国命运。改革的本质及其功能可以用两句话来简要概括，就是：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问题倒逼改革。这就是说，改革的本质及其功能就是“解决问题”和“推进发展”。改革就是解决我国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解决了问题，就促进了发展；在进一步发展进程中又出现新的问题，依然要靠改革来解决，靠改革促进发展。如一些地方、部门、单位打着“改革”的旗帜进行他们所谓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原来存在的问题，反而“制造”出新的问题，这种“改革”就不是真正的改革，就不是好的改革，而是坏的改革，是应当避免的“改革”。

改革既要解决我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般性问题，更要解决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改革如能解决我国发展进程中出现或存在的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就能从根本上推进中国发展。那么，哪些问题是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呢？学术界、理论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完全说清楚。根据四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笔者以为，这一根本性问题主要就是体制机制的弊端。事物运行方式的背后是体制机制，体制机制的背后是结构。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是：行政权力过大，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相对较小。这种社会结构所生成的体制机制就是：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制约不力。这种体制机制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和比较优势，它可以动员和组织一切社会资源解难题、办大事、加速度，对此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且把这种积极作用和比较优势保留下来，继续发扬光大。但同时，这种体制机制也存在如下局限，即权力至上有余而能力建设不足，自上而下有余而自下而上不足，逐级管制有余而公共服务不足，人治有余而法治不足。这些局限会产生影响当代中国发展命运的三大根本性问题：因能力建设不足、自下而上不足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因公共服务不足、法治不足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容易失去平衡，因能力不足、自下而上不足、公共服务不足、法治不足而导致社会治理滞后。其实，在任何对象和事物中都普遍存在着三大根本性因素，即发展的动力、发展的平衡、发展中的治理，或者可概括为发展的动力机制、发展的平衡机制、发展的治理机制。任何事物的发展必须有动力推动，没有动力，不仅事物无法前行，而且永远达不到目标；任何事物发展也必须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失去平衡，这一事物就“跑”不快，甚至可能会“翻船”；当事物的发展缺乏动力、失去平衡，治理是关键，如果缺乏有效的治理，既解决不了事物发展的动力不足问题，也解决不了事物发展的失衡问题。我们只有紧紧抓住这三大根本因素、运用好这三大根本机制、解决好这三大根本问题，才能大大促进当代中国发展，使中国走向成功；而如果忽视这三大根本因素、运用不好这三种根本机制、解决不好这三大根本问题，就会阻碍当代中国的发展。由此，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继续充分保留中国原有体制机制的积极作用和比较优势，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同时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改造已有体制机制之历史局限，真正解决好动力问题、平衡问题和治理问题，才能真正促进当代中国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总体上就在致力于解决这三大根本性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所设计并引领的改革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在实践中还是相对侧重于通过改革着力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进而激发社会创新活力的问题；改革进行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时，在实践上，则相对侧重于通过改革着力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进而保持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上更加注重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使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使国家治理更加现代化的问题，即注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问题。

五  改革开放的成效决定中国命运

改革开放的成效决定中国命运。这里所讲的改革开放成效主要指的是：改革开放是否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改革开放是否促进了公平正义，是否增进了人民福祉；改革开放是否有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是否有助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否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是否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是否开创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苏联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改革没有达到上述所讲的某些相关成效，如既没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没有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也没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改革取得巨大的成效，不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促进了中国快速发展；而且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产生了历史性影响。具体体现在：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具体表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解决了“温饱”，从总体上达到“小康”，中国人民富裕起来。第二，改革开放增进了人民福祉。1978年以来，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等福祉不断增进。第三，改革开放有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助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完成，也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而且今天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第四，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五，改革开放解决了诸多难题，办成了许多大事。如重拳反腐败，全面从严治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第六，改革开放开创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讲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六  改革开放的确定不确定决定中国命运

改革开放的确定不确定决定着中国命运。改革开放具有不确定性，它必然打破陈旧的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进人民福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打破陈旧的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必会给人们带来某种“不确定性”。“不确定”是人们在生活世界所必然面临的常态，因为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之中。这种不确定能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事物发展。然而，只有不确定性而缺乏确定性，久而久之，也会给人们带来某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人们缺乏稳定感、安全感、秩序感、方向感。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迷失，使人心灵失序，最终也可能使一些人对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丧失信心和信仰，从而影响中国发展的命运。四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确确实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容抹杀，我们对改革开放应充满自信。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某些方面也给一些人带来了某种不确定性。比如，在改革过程中我们虽然一直强调要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也还是出现了收入差距增大的趋势，事关民生领域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也使许多人不满，社会价值导向也出现某种迷失。这些不确定会影响和扰乱人们的心灵秩序，一定程度上动摇人们的信仰。

要解决这一问题，在重视改革开放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一面的同时，一定要注重使改革开放具有确定性。即在改革开放的根本问题上，既具有坚定不移的目标和方向，也要使人们具有获得感。具体来说，要做到：第一，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等根本问题上，坚定不移、始终如一，不能摇摆。否则，就会犯颠覆性错误。第二，改革开放一定要使人民在民生、民富、民权、民主等方面具有获得感，真正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使社会运行具有良性秩序。这种确定感，会使人们真正感觉和认识到改革开放确实是强国之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