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宪法》实施70周年之际宣称，将在2020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之年实行新宪法。安倍为长期执政，最终实现修宪政治目标，决定于2017年10月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并获胜。围绕修宪问题，日本各种政治势力将继续较量，总体形势对安倍更为有利。安倍意在通过修宪或制定新宪法，最终在历史问题、天皇地位、自卫队运用、靖国神社、国旗国歌、国内统治等问题上，彻底瓦解体现日本战后和平进步势力所有主张的国内法基础，为根本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确立国家根本大法。尽管日本修宪未必会马上导致军国主义复活，但修宪后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及其对亚洲安全带来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关 键 词：日本大选  日本国宪法  安倍晋三  修改宪法  中日关系

2017年5月3日，是《日本国宪法》施行7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安倍晋三作为日本首相，为日本右翼修宪团体组织的修宪造势活动发表了约九分钟的视频致辞。①安倍在致辞中首次宣布，要从举行东京奥运会的2020年起实行新宪法。②作为日本首相公开宣布修宪时间表，这还是第一次。这表明，安倍决心在2018年9月连选连任自民党总裁，从而执政到2021年9月，并在任内实现其修宪政治目标。

安倍晋三曾吐露心声：“我以为，建立新国家、国家样态、国家理想，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宪法。我要亲手改写宪法。”③2017年6月24日，安倍首相又在神户市发表演讲称：“希望在日本宪法施行70年的本年内，由我党站在前头，迈出历史性的第一步。”关于宪法第九条，安倍重申将在“保留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同时，讨论宪法中自卫队的意义和作用的修正案”。④

然而，安倍的上述修宪主张一公布，便遭到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等自民党内一些政要的抵制与抨击。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在2017年7月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惨败。安倍内阁支持率因“森友学园”低价购地丑闻、“加计学园”违规新设兽医系事件曝光而大幅下滑。于是，安倍为巩固执政地位，进而实现修宪，于同年8月改组内阁，一个月后又宣布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并于10月22日赢得第48届大选的压倒性胜利。大选刚一获胜安倍即表示，要与第二大在野党“希望之党”联手，就修宪问题不分朝野，努力形成广泛共识。

安倍任内取得大选三连胜，这在自民党的历史上还属首次。未来四年，日本仍将是自民党当政的时代。如果安倍2018年连选连任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势将孤注一掷，全力推进修宪。安倍的修宪政治进程，以2020年为目标已开始倒计时，并随时可能进入冲刺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讲，安倍的修宪政治是在运筹一盘统筹当代日本内政外交的大棋。因此，我们不能轻言日本无战略，或许只能说安倍谋划和推行的是一项与亚洲邻国愿望相反的大战略。因此，如果试图从战略角度研究日本，就不能不全面深入研究安倍的修宪政治。

外交不仅是内政的延伸，而且可以为内政服务。日本修改宪法不仅将决定日本的国家走向，而且会深刻地影响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当前和未来的中日关系，就不能不深入了解日本的修宪问题。关于本次大选，日本国内外已有诸多分析，本文不拟赘述。本文研究论述的重点是，安倍修宪政治的目的何在?其实质和动因是什么?安倍修宪政治目标的“理据”是否成立?自民党修宪草案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2017年10月日本大选后安倍实现修宪政治目标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是什么?一旦安倍实现战后以来首次修宪，将对未来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国家样态)、内政外交及中日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也值得继续关注。

一、日本修宪动向为何备受关注

世界各国大都根据本国国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或修改本国的宪法。这无论从政治学或宪法学角度看，都不足为奇。许多国家宪法的修改，并未引起国内长期的政治争论及国际社会的关注。

然而，日本修改宪法问题则完全不同。这是由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决定了或反映了近代以来日本的国体与政体，代表着日本不同的国家战略模式。迄今，日本有两部宪法，恰恰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背景，书写了两部不同的日本历史，给日本带来截然相反的命运，对亚洲邻国造成迥然不同的影响。如今，由于安倍晋三首相提出了修宪的明确时间表，围绕战后日本宪法是否修改及如何修改的问题，已超出以往日本国内右翼保守势力与左翼和平势力较量的范畴，正成为日本全体国民都必须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重要的现实问题。这自然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日本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

(一)日本宪法的重要性与战后以来修宪与护宪之争

日本第一部宪法，是1889年2月由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率领起草、明治天皇钦定、1890年11月施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其中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正是在这部明治宪法下，日本形成军国主义的天皇制国体和政体，不断对外侵略扩张，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最终战败投降。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半个世纪中华大地的血雨腥风、生灵涂炭，都是在明治宪法下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暴行造成的。而近代日本则是在明治宪法下，从崛起壮大，加害邻国，走向惨败崩溃的。

日本第二部宪法，是二战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于1946年8月在日本国会通过、同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的《日本国宪法》。因其中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等，故又被称为“和平宪法”。这部宪法是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战败投降后，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简称盟军总部，GHQ)起草的宪法草案基础上，立足于反省战争的和平理念形成的。它彻底否定了明治宪法规定的日本天皇制统治，强调尊重基本人权、主权在民，不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以及政教分离等理念。正是在这部世界公认的和平宪法下，二战后日本才走上和平发展道路，重新回归国际社会并与邻国建立起外交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保留了天皇家族的象征性存在，从这一点上看日本的国体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战后日本的政体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日本历来奉行对外结盟的外交模式，但结盟未必都会导致对外侵略或战争。关键在于日本是在什么样的宪法下奉行结盟政策。正是在明治宪法下，日本先后两次参与甚至挑起世界大战，而且都与结盟有关。例如，1902年的日英结盟后发生日俄战争，以及1940年结成德日意法西斯同盟导致太平洋战争。二战后，在和平宪法下的日美同盟则没有导致日本对外发动战争。战后以来，日本在和平宪法框架内走和平发展道路，避免了在动荡的世界重蹈战争覆辙。未来的问题是，一旦和平宪法被颠覆，在新宪法下的日美同盟及日本的结盟政策会否令日本再度变为亚洲邻国的加害国。

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多起局部战争和政权更迭的“颜色革命”。美国的北约盟国积极参战。继之，中东地区国际恐怖主义泛滥，“伊斯兰国”出现，难民潮袭扰欧洲各国。参战的美国、北约盟国沦为国际恐怖袭击的重灾区。近年来，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国恶性恐袭事件频仍。然而，同样是美国盟国的日本则得以偏安一隅。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得益于和平宪法而没有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直接参与美国发动的各场局部战争。据日本共同社2017年4月29日问卷舆论调查显示，关于日本战后为何没有在海外使用武力的原因，有75％的受访者认为是“因为有宪法第九条”。正因如此，和平宪法深得民心，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引以为豪，70年来没有修改。

这部和平宪法也是战后日本对国际社会所做的一种承诺。正是在此基础上，中日两国结束了战争状态，妥善处理了台湾问题，搁置了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争议，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确立了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的信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在客观上也构成中日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之一。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来，每当中方出现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担心，日本友人都会向中方表示，日本有和平宪法，绝不会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这曾经令中方许多人感到放心，增进了相互信任。然而，未来这些则可能伴随日本修改宪法而消失。

二战结束以来，在日本主张维护和修改和平宪法的斗争持续至今。各种争论不仅在日本朝野、社会各界不断展开，而且在执政的自民党内部也时有发生。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与和平进步势力及有识之士，都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文章，表达各自关于修宪与护宪的主张。这实质上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与和平进步势力之间的一场长期的政治较量。较量的核心问题涉及日本如何对待历史和未来走什么道路。

尽管安倍首相称修宪是自民党成立的初衷，一些日本首相也持有修宪主张，但除了鸠山一郎和安倍晋三以外，大多都表示自己任内不修宪。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和主流民意对和平宪法表示认可和遵守。包括明仁天皇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和国民统一的象征，也对战后和平宪法表示尊重与恪守。不少日本民众对宪法第九条限制日本参与战争的规定可能被修改，深表忧虑。2005年以来，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等有识之士组成护宪的“九条会”，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敬一等人组成“日中友好九条之会”，还有“科学家九条会”和“女性九条会”等，积极开展市民护宪活动。因而，尽管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执著地推动修宪，但日本国内长期以来难以形成修宪共识，这部宪法也一直未做修改。

安倍强调修宪是自民党建党以来的一贯主张，其实不然。战后以来，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围绕宪法问题大体有四派主张：一是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亲美反共尊宪派”；二是以鸠山一郎为代表的“脱美自立修宪派”；三是以岸信介为代表的“亲美反共修宪派”；四是以中曾根康弘为首的“亲美友华修宪派”。在野的日本共产党和前社会党则堪称“脱美和平护宪派”。从1955年至1980年，被称为自民党“保守本流”的吉田茂路线，在遵守宪法第九条的同时坚持《日美安全条约》，这两点在一些日本学者看来，是包含内在矛盾的“战后日本外交两大基轴”。⑤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日本经济实力增强和大国主义抬头，主张“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吉田茂路线受到冲击，被以中曾根康弘为代表的“亲美友华修宪派”所取代。冷战后，伴随日本政治右倾化泛滥，以岸信介政治传人为首的“亲美反共修宪派”开始得势。例如，21世纪以来，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先后掌握了日本党政大权和在国会中的“独大”地位。安倍所属的“清和会”(现任会长细田博之)现有国会议员在众议院占58席，在参议院占37席，是目前自民党内最大派系。安倍晋三2013年再度执政后便把修宪作为志在必得的最大政治目标，修宪被纳入《自民党2014年度运动方针》。安倍内阁一方面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国会内支持修宪的势力，另一方面要确保国民投票能获得过半数赞成修宪。这堪称当前乃至今后两年安倍施政的重点和日本政治较量的焦点。

(二)安倍修宪意图的根子与历史认知问题有关

日本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决策，追根溯源，说到底还是由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决定的。例如，如何认识上次大战的性质，一直决定着日本安全保障政策领域的判断与走向。修改宪法也不例外。包括“战后70年谈话”在内，安倍首相一直回避明确表示过去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他曾宣称“侵略定义在国际上还未确定”，关于战争的性质主张交由专家判断。因为其内心对殖民统治、侵略等用语并不认同，是持“否认论”的。⑥这必然会影响其修宪动机和修宪方式。

其突出表现形式之一，是安倍晋三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执著。尽管他强烈地意识到可能遭到亚洲邻国反对，但仍在2013年12月26日参拜了靖国神社，而后每年都以总理大臣身份献供品等方式变相参拜。安倍任命的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2016年12月访美后也立即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昭惠作为首相夫人不仅公开参拜靖国神社，还参与“森友学园”幼儿园和小学教育活动，卷入协助低价购地丑闻。2017年3月，安倍晋三和稻田朋美还表示，可以在教材中恢复使用日本战前的“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是与明治宪法同年颁布实施的明治教育大纲，它在宣扬孝道的幌子下灌输“为皇室永存而献身”的思想，战后被日本国会决议禁止使用。

这说明，日本右翼势力掌权后开始从娃娃抓起，竭力通过控制日本教育和媒体，全方位灌输其错误而危险的历史观、战争观、领土观、邻国观。这些与安倍推动的日本修宪进程同时发生，相互支撑，绝非偶然。其意图与明治时期伊藤博文内阁相仿，就是要从精神层面塑造和培养未来忠实执行日本新宪法的新国民，打造以“天皇为中心”并可以对外交战的国家。

安倍晋三曾表示：“中国动辄反对日本总理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原本一国领导人对殉国的人表示崇敬之念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与信仰自由相关的话题，并不是外国可以干涉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条、第三条写有不干涉内政原则……更令人吃惊的是，有一种意见认为‘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化的象征，违反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公告)’。对此我很难苟同。日本由于缔结1951年《旧金山和约》而恢复独立。如果拿该和约说事还可以，当然参拜靖国神社并不违反该和约，而援引终战时的波茨坦公告为例就真是可笑了。”安倍还对日本国内坚持遵守《波茨坦公告》的人讽刺说：“这个逻辑本身就是战败国民悲哀的典型……这种以波茨坦公告进行追究就像是向胜利者献媚的小丑一样滑稽。”⑦

安倍的这种立场，既是对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的公然违背，也是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精神的严重歪曲。必须指出的是，日本首相参拜把甲级战犯亡灵合为“英灵”的靖国神社，绝不是日本的内政问题，而是直接涉及日本领导人是否遵守战后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承诺遵守的国际法渊源——《波茨坦公告》的国际关心事项。从国际法角度看，安倍作为日本政要居然无视《波茨坦公告》，企图以中国并未参与并坚决反对的《旧金山和约》取代《波茨坦公告》才是令人感到滑稽可笑的。

(三)安倍修宪动因之一来源于其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基因

安倍晋三曾毫不掩饰其继承了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基因，而修改战后宪法正是岸信介的夙愿。岸信介堪称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鼻祖。⑧他原姓佐藤，后过继给岸氏家族，改姓岸。岸信介1937年任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1939年3月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同年10月回国后在内阁担任商工省次官，1941年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在28个日本甲级战犯名单中排第23位。战后初期岸信介曾被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受到美军关押，因其亲美反共，1948年获释。其后积极从事政党活动，1955年任自民党干事长。1957年他接替因病辞职的石桥湛山首相，在美国扶植下得以成为日本首相。任内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对华采取“政经分离”做法，反共“亲台”，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搞“一中一台”。1960年修订《日美安全条约》后在国内反对声中辞职。从1957年成立宪法调查会开始，岸信介一直积极推动修宪和修改教科书，企图美化侵略历史，成为日本政界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

岸信介有根深蒂固的右翼反共思想体系。日本学者指出，岸信介有一种对欧美嫉妒而对亚洲蔑视的价值观。他当年的国家战略构想就是建立对美妥协而对亚侵略的所谓“自给自足的国家”。战后以来，日本政界美化侵略历史的政治右倾化思潮，正是始自岸信介内阁。1960年岸信介下野后，一直热衷于推动日本修宪。“可以认为，安倍首相的历史认知在骨子里酷似岸信介的思维方式。”⑨安倍对其外祖父缺乏正确认识，妨碍了其正确历史观、战争观的形成，因此他执政后必然执著地带领日本向右猛拐，走历史的回头路。

安倍认为，战后以来自民党历届内阁面临两大使命：一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二是摆脱“战后”或“占领体制”，修改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前者在池田勇人内阁时期得以完成。安倍外祖父岸信介的目标则是修宪或制定“自主宪法”，但因当年其精力被修订《日美安全条约》所耗尽而未能实现修宪夙愿。安倍认为其外祖父当年未能完成的修宪使命，是自己这一代日本政治家必须完成的。⑩

安倍意欲通过修宪进程，彰显其山口县(长州藩)政治强人的决心与意志。他表示：“当今时代的日本人满怀制定新宪法的愿望和心态是建立新时代所需要的……修宪不是只部分地改写现行宪法，而要从头重新起草。换句话说，就是从一张白纸入手制定新宪法。”针对一些人指责他是“与一张温和的娃娃脸不符的鹰派”，安倍答道：“如果叫我鹰派那就叫好啦。我被称为鹰派也无所谓。”(11)2013年9月，安倍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又强调，日本宪法存在局限，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为了把日本打造成一个“积极和平主义”国家。他还不点名地指责中国国防费不透明，每年增长10％，而强调日本防卫费只增长0.8％。然后，他接着说：“因此，如果各位想说我是右翼军国主义者，那就请便吧。”(12)其骨子里是出身于日本山口县政客的自负。他心中的英雄与政治偶像，正是原籍山口县的吉田松阴、伊藤博文、乃木希典等日本历史名人。

(四)安倍修宪的要害是改变国内战后体制和国际秩序

在修宪问题上，从岸信介到安倍晋三可谓一脉相承，企图实现战后日本的否定之否定，以利“摆脱战后体制”与国际秩序，恢复类似明治时期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和历史传统。即，对内彻底否定战后的《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以新宪法取而代之；对外彻底否定《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以《旧金山和约》取而代之。这两个“否定之否定”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2006年9月，安倍晋三首次执政，便提出“摆脱战后体制”的主张。他在《迈向美丽的国家》一书中强调，日本战后体制就是美军占领时代形成的日本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他把修宪视为“扫除占领时代的残渣，从精神方面终结占领”。(13)在安倍的心中，这部《日本国宪法》从1951年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以后就应修改或废止。其实质，是对战前明治宪法及日本对外扩张历史的肯定，以及对战后日本宪法和国内体制的否定。

二战结束时，东亚地区国际法体系是以规定日本战败投降及战后领土划分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国际法基础的。1945年9月日本签署的投降书、同年10月生效的《联合国宪章》，以及1946年2月开始起草的《日本国宪法》，都是建立在这一国际法基础之上的，从而使日本国内法与国际法具有整体上的一致性。伴随《联合国宪章》的诞生，在这一法律体系框架内，形成了战后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

然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受到美国冷战政策的影响而产生了新的矛盾。在没有中国、苏联和朝鲜半岛任何一方参与的情况下，1951年美国等国片面地与日本缔结了《旧金山和约》。该和约并未使日本加入联合国，回归国际社会，而只是结束了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状态。日本必须根据《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精神与原则，同中国等国进行恢复邦交及和平条约的谈判，而不能以《旧金山和约》来涵盖一切。这就是战后以来日本必须面对的国际秩序。中日之间在约40年前举行谈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日本同俄罗斯之间的和约则因领土问题迟迟未能签署。

《波茨坦公告》第六条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4)而《开罗宣言》规定：“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15)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的投降书承诺：“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继承者忠实实行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文。”鉴此，与日本修宪相关的国际法问题自然应包括日本是否继续遵守《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是否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安倍一方面否认《波茨坦公告》，另一方面单方面曲解《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确认了“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更何况，日本和平宪法第98条明确规定：“1.本宪法为国家的最高法规，与本宪法条款相违反的法律、命令、诏敕以及有关国务的其他行为的全部或一部，一律无效。2.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必须诚实遵守之。”这一条在目前的修宪草案中也得到保留。

既然如此，国际社会当然有权要求日本政府守约践诺，而不得无视、篡改、曲解战后国际法体系，不得有违日本政府承诺遵守的国际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安倍推动修宪与在国际法方面突破战后制约，则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正因如此，尽管修宪是日本内政，但仍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当然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各国的关切。

二、安倍修宪政治目标的“理据”是否成立

《日本国宪法》70年来没有修改，这是为什么?一种看法认为，因为日本修宪门槛太高，需要日本众参两院各自2/3以上赞成，还需要国民投票时有效票的过半数赞成。也有人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世界多数国家修宪的门槛都是这么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南非、韩国和中国等，都需要最高立法机构2/3以上赞成方可修宪。这些修宪要件的规定并没有影响这些国家修宪，而为什么单单是日本的和平宪法却迄今未做修改呢?其中的必然性，也许还要从这部宪法的精神和内容是否符合日本的国情与世界的期待中去寻找。

其实，围绕日本和平宪法的争论早在这部宪法起草之初就一直存在。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自民党内修宪派，也有自己一套系统的思考、主张和所谓理据。问题在于，这些主张和理据是否正确，安倍修宪政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一)战后日本宪法并非GHQ单方面强加给日本

早在1957年，岸信介内阁成立的宪法调查会便开始强调战后宪法是日本被占领时期美国强加的，所以必须修改。如今，安倍晋三仍强调：“现行昭和宪法的制定过程有问题，是在GHQ等的一些对宪法外行的年轻领导在很短时间内写成的。”(16)他们当时“代表美国等盟军方面的国家利益，整合了‘绝不能让日本在军事上挑战世界’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考虑和进行非常理想主义实验的理想，写下第九条”。安倍认为，关于第九条第二项“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通过解释而突破制约已达上限，应全面删除第二项，进行修改。(17)安倍的这种修宪“理由”在日本颇有市场，主要是受到右翼修宪势力观点的影响。长期以来，日本国内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日本宪法第九条究竟是美方还是日方提出的。日本一些宪法学者目前仍认为宪法第九条的内容究竟是谁先提出的还是个谜。(18)然而，事实只有一个，可信的证据来自美日双方的决策当事人。

1.时任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早在1964年撰写回忆录，对所谓战后日本宪法“强加论”予以了澄清和反驳

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到达日本，作为盟军最高统帅负责占领和管理日本。他当时认为：“日本在新时期需要民主的管理体制，为了确保民主社会的建立和正常运行，我们需要制定一套关于人民权利的明文规定，同时这套办法也须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当然不能把美国的宪法照搬过来强加给日本人，修订宪法的工作一定要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由日本人自己完成。”(19)

据麦克阿瑟回忆录记载：“总有人指责我通过个人命令的形式将‘非战’条款强加给日本政府，甚至一些了解内情的人也随声附和。这实在是不实之词。日本宪法的‘非战’条款实际上是这样诞生的……币原(时任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1946年1月24日正午来到我的办公室……提议在新宪法最终稿中加入‘非战’条款。他同时还表示，希望宪法能禁止日本建立任何形式的军事机构。这样既可以消除旧式军国主义集团再次夺取政权，又可以向世界表明日本不再发动战争的决心。他还指出，现在日本已经耗尽了财力，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把资源浪费在军事战备上……对于币原首相的提议我当然举双手赞成……我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我对战争的体会比任何人更为深切。我一直认为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形式早已过时，应予以摒弃和废除。原子弹的蘑菇云则将我的厌战情绪推上顶峰。”(20)

据麦克阿瑟回忆，币原听罢感到很惊讶，告辞时泪流满面地对他说：“或许全世界的人都会嘲笑我们，说我们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但百年之后他们就会说我们是先知先觉。”麦克阿瑟认为，尽管《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招来了一些激进主义分子、愤世嫉俗之徒的抨击，但“这正是当时盟国希望日本做的承诺。盟国在波茨坦会议前后都表达了类似的意愿。根据我收到的指令，‘日本不得拥有海陆军部队、秘密警察和发展民用航空业’，现在无须战胜国采取强制手段，日本人自己就完成了这一壮举”(21)。这才是美日之间就宪法第九条达成的最早共识，并不存在美方的强加。

1946年4月日本普选前应通过新宪法。但是，以松本蒸治为首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经过三个月内部争论，于同年1月提交的新宪法草案与明治宪法大同小异。例如，对天皇的权力丝毫也未削弱，只是改写为“天皇是至高无上而不可侵犯的”(22)。美方意识到，这等于为军国主义势力的余孽留下余地，好让他们有朝一日控制国会，这是不能允许的。

因此，麦克阿瑟才于1946年2月3日就战后日本宪法问题，向GHQ民政局提出了三项原则：一是保留天皇制，但其权力必须受到宪法的限制并从属于人民的最高意志；二是永远放弃战争和战争准备；三是废除日本国内现存的一切封建制度。(23)第二项原则是麦克阿瑟与币原首相达成的共识，也是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原始雏形。GHQ民政局成员包括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等律师出身的美国军官。他们接受了高野岩三郎、铃木安藏等七人组成的宪法研究会提交的宪法草案，并于同年2月12日起草了GHQ宪法草案。(24)

当时，苏联在远东委员会有否决权。美国既要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报复美国，又要防止苏联介入日本。1946年2月13日，盟军总部民政局局长曾向日方表示，如果不接受盟军总部提出的宪法草案，昭和天皇的安全恐难保障，而日本宪法的和平性质可阻止战后苏联介入日本和共产主义对日渗透。同年2月23日，美方又向修宪担当国务大臣松本蒸治表示，美方草案等于“为日本提供了获得世界道义领导权的机会”(25)。

于是，日本政府根据盟军总部制定的宪法草案又起草了《帝国宪法修改草案纲要》。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于1946年6月26日表示：“关于放弃战争的本草案规定里虽然没有直接否定自卫权，但第九条第二项不承认一切军备和交战权，其实就是放弃根据自卫权而发动的战争和交战权。”(26)但是，日本内部对此也有不同主张。几经修改的“芦田均修正案”在第九条第二项“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这句话的前面，又加上了半句话作为限定，即“为达到前项目的”。言外之意，也可解释为允许日本拥有和行使自卫力量。麦克阿瑟认可此点，他认为宪法第九条的目的是禁止发动侵略战争，并不妨碍日本遭受攻击时的自卫。(27)

总之，这期间日方对美方起草的宪法草案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最终形成《日本国宪法》，并于1946年8月24日在日本众议院大会以412票赞成、8票反对的绝对优势获得通过。由此可见，战后日本宪法草案并非几个美国年轻的外行就能仓促完成的，它充分反映了当时美国的对日政策基调和日本国内和平主义的民主诉求。尽管美国后来从冷战政策出发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但由于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的主导地位未变，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未变，所以日本和平宪法延续至今而未修改。

直到1964年，麦克阿瑟撰写的回忆录仍强调，战后日本宪法一直没有任何修改，是因为“这部宪法将自由赋予日本人民，让他们享有从未有过的权利。新宪法的制定或许是占领当局最杰出的成就”(28)。

2.时任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也坚称，战后日本宪法制定是他下定的决心，绝非美国“强加”

除麦克阿瑟以外，最重要的当事人是时任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1951年币原撰写的回忆录《外交五十年》与麦克阿瑟的记载基本一致。

币原是20世纪初步入日本外交界的职业外交官，曾任日本驻美大使和外相，尽管他也曾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辩护，但因主张与英美协调和具有反战倾向而在1931年被解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经裕仁天皇与麦克阿瑟认可，币原成为日本首相。币原目睹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民众对政府欺骗他们支持战争的极度不满和失落，并决心绝不能让子孙后代再被迫参与违反自己意愿的战争。他认为，要重建日本，最重要的是制定一部新宪法。币原认为，“对于丧失世界信任的日本来说，明确向世界宣布放弃战争才是日本可以取得世界信任的唯一自豪”(29)。

币原一上任便坚定地认为，战后“宪法中一定要使未来永远避免战争，改变政治的做法”。他在回忆录中称，这种信念“就像一种魔力、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我的大脑”。币原的基本想法是，“只维持少量的军队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与其拥有不管用的军备，不如积极地全面废除军队，放弃战争，才是最切实有效的方法。与拥有军队相比更强有力的是国民的团结一致……作为日本的生存之道，比军队和其他更为重要的是追求正义，诉诸天下公论，舍此别无他路”。币原明确指出：“常听人议论说，美国人到日本来，这次的新宪法违反日本人的意思，是被盟军总司令部强加的。这在我相关的范围内并非如此。绝非任何人强加的。”(30)

关于战后宪法对天皇的法律定位，币原认为使用“象征”二字非常妥帖。英国女王在法律上的定位就是英联邦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主权国家的象征，币原承认作为日本天皇的“象征”地位是从这之中受到启发。(31)他的想法得到了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的赞同。

2016年，日本86岁的宪法研究专家、记者铃木昭典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了1957年宪法调查会讨论修宪的录音史料。其中包括币原喜重郎生前证言，明确承认是他向麦克阿瑟提出战后日本国宪法应放弃战争，这些建议最终成为宪法第九条的内容。(32)另外，时任日本众议员平野三郎1951年2月采访币原的记录，也系统记录了币原关于制定战后日本宪法的和平思想。币原认为，核时代必须而且能够制止战争，日本应接受历史教训而放弃战争，与各国共谋安全。(33)遗憾的是，上述基本事实长期被日本右翼修宪势力的政治谎言所掩盖或任意歪曲，并构成安倍修宪政治的理论前提。

(二)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并未过时

日本和平宪法前文称，日本国民期望持久的和平，深知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

1.安倍的修宪逻辑有内在矛盾

目前，尽管自民党、公明党及部分主张修宪的在野党已获得国会众参两院2/3以上多数，但修宪需要国民投票的过半数赞成。因此，安倍强调，自民党要比以往更加努力开展各种活动，促进对修宪的理解和国民各阶层广泛的共识，突出宣传所谓和平宪法“过时论”。

安倍以时代变化为由提出，战后宪法诞生70年来已经出现明显不合时代要求的部分，包括宪法前文和第九条。(34)2017年5月3日，他通过视频致辞强调，日本“国民对自卫队的信赖已超过九成，而在许多宪法学者和政党中现在仍存在违宪的议论”。鉴于多数日本民众，特别是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反对修改现行宪法第九条，安倍只好表示：“可以考虑在保留宪法第九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基础上，增加明确认可自卫队存在的条文。”(35)

然而，安倍可能忽视了如今大多数日本国民信赖自卫队的前提之一，是因为日本有宪法第九条的制约。尽管日本国内有各种议论，但既然九成的日本国民都信赖自卫队，反而说明日本宪法第九条实际上并未妨碍自卫队的存在。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理由非要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因此，安倍的上述说法难以自圆其说。

2.日本坚持和平宪法才符合其国家利益

从当今世界潮流看，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堪称日本继续免遭战祸的“护身符”。21世纪以来世界有两股潮流：一是和平的多边主义，通过经济合作、安全对话，谋求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二是暴力的多边主义，通过军事集团或多国部队行使武力，谋求部分国家的绝对安全和主宰地位。前者带来的是和平发展，后者招致的是战争冲突。

日本的和平宪法可以确保本国成为和平多边主义的积极贡献者而免于被卷入暴力多边主义害人害己，所以和平宪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是日本当前和未来最需要的。相反，和平宪法一旦被修改，日本注定会积极参与和助长暴力的多边主义，并从此失去对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时不被卷入的法律“盾牌”。那不仅将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损害，而且很可能使日本及其在海外的目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而在劫难逃。

从日本所处的历史关头看，战后和平宪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可称为确保未来日本继续与邻国和平相处的“定心丸”。相关战略思考需要从日本有宪法以来的三个70年来观察：第一，日本明治维新后不到六年便于1874年首次出兵台湾。从那时起至1945年战败投降的70年，在1890年生效的明治宪法下经历了殖民统治朝鲜半岛，侵略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战争，整个日本民族险些灭亡。第二，二战后日本于1947年实施和平宪法至今70年，日本人民享受了三代人的和平，同朝鲜半岛、中国、东南亚各国和平相处，并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科技与文化成果。这期间，日本同邻国的摩擦与经济下滑的政治根源，与主张修宪的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不无关联。第三，未来70年日本的前途很可能与战后和平宪法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2020年日本施行新宪法，结果必然会在下一个70年抛掉本国安全的“护身符”和亚洲和平的“定心丸”。因此，安倍的和平宪法“过时论”，听上去就像袈裟掩盖下的铠甲日趋膨胀而不得不换成合身的战袍一样，难免令人不安。

(三)安倍的修宪目的并非彻底摆脱美国，而是要摆脱“战后体制”

战后和平宪法在防止日本重蹈战争覆辙，走和平发展道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安倍则认为，战后初期在美军占领下形成的宪法枷锁必须清除。对于安倍来说，“摆脱”军国主义被废除的战后体制与“摆脱”美国是两码事。安倍作为日本“亲美反共修宪派”的代表人物，绝不是要在战略上彻底摆脱美国，而是要摆脱战后初期美国为实现日本的民主化改革、防止军国主义复活而与日本共同缔造的和平宪法制约，以利在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的幌子下，为安倍认定的所谓“国益”服务。

1.安倍推行的是利用、诱导美国的战略，而非简单的追随或自立

二战后70多年来，日本领导人在对美关系方面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追随并利用美国的“反共亲美派”，如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等人；二是在坚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谋求自立派”，如鸠山一郎、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等人；三是利用并诱导美国的“日本优先派”，即安倍晋三。安倍这一派在本质上与“反共亲美派”并无多少区别，但伴随日美两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变动引起的对外政策调整，造成日本不愿或难以完全追随美国的局面，而只能根据日本决策层对“国益”的判断行事，并通过特殊的“人脉”关系，从下到上地诱导美国按日本的意志行事。

安倍在日美政策协调方面，有三大问题的处理颇具代表性：第一，竭力诱导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直至美国总统，就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问题逐级表态。尽管奥巴马总统已两次公开就此表态，但安倍还利用访美等日美首脑会晤之机，促使特朗普总统做同样表态。第二，在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并未追随美国，而是积极活动，在推进TPP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第三，特朗普政府放弃“亚太再平衡战略”提法后，日本继续同越南等国加强所谓南海安全合作，欲做领头羊，并强化日本同印度的关系，推行所谓“印太战略”。很显然，安倍这些做法并非谋求脱离美国，而是要利用和诱使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继续牵制和威慑中国。

2.安倍要巩固政权，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如果安倍修宪目的真为谋求独立于美国，为何还在压冲绳继续接受美军基地的“县内搬迁计划”?为何在修宪草案中反而制定了更有利于实施日美联合军事行动的规定?为何美国政府不仅不明确反对日本修宪，反而支持安倍政权?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安倍推动修宪是为冲破和平宪法的藩篱，解除阻碍日本配合美军作战的枷锁，进一步加强和利用日美同盟威慑中国，并恢复交战权。

与此相关的更深层次问题是自民党内最有代表性的两大派系的不同命运：对华友好的田中角荣派的要员无论多有实力，最终却纷纷由于“金权政治”丑闻等黯然下台，大权旁落甚至锒铛入狱。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亲美的岸信介派政治传人，从岸信介、佐藤荣作到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都实现了长期执政。难道他们就真的是出淤泥而不染、两袖清风吗?未必如此。其中的缘由，在日本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尽管安倍内心并不愿看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但为建立与美国新政府特别是与特朗普个人的紧密关系，安倍首相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但尚未正式就职前便迫不及待地登门拜访。安倍首相在2017年1月20日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重申：“无论是以往、现在还是未来，日美同盟才是我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轴。这是不变的原则……希望进一步加强同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关系。”(36)同年11月上旬，安倍内阁邀请特朗普总统访日，旨在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四)安倍的修宪政治目标并非要成为所谓“正常国家”

所谓“正常国家”一词的语源，出自1993年时任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日语原文为“普通の国”，即“普通国家”，主张日本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但并不包括全面修宪及参拜靖国神社等内容。其核心思想是，日本也可以像其他国家一样向联合国派遣自卫队，作为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发挥作用，这与日本国宪法精神相一致。“普通の国”当年被翻译为英语的“normal country”，然后又被翻译为中文“正常国家”。

那么，日本究竟有没有所谓旨在修宪的“国家正常化”战略?在笔者查阅的范围内，日本政府从未使用所谓“普通国家”或“正常国家”来描述日本的国家战略。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日本领导人和官方文献也未提及所谓“正常国家”或“国家正常化”战略，甚至连“普通国家”首倡者小泽一郎本人也早已不再使用这个语义不清的概念。

对于中、韩两国某些研究者和媒体评论经常把日本国家战略概括为“正常国家”，日本国际政治学者、庆应大学教授添谷芳秀曾多次提出异议。他指出，小泽一郎1993年提出的“普通国家”并不是作为外交战略提出的，并没有主张日本走向军事化道路或参与国际权力政治角逐。日本几乎没有人明确提出那种主张。实际上，日本已经终止了“普通国家”或“正常国家”的议论，而周边国家的“正常国家论”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化，这与日本人的想法完全不同。“周边国家所意识到的那种正常国家论，大多数日本人从来就没有提出过。”(37)这种提示值得重视和参考。

2006年，小泽一郎作为日本民主党干事长出版《小泽主义》一书。该书虽然提及13年前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但并未重提“普通国家”论。小泽在书中主要是强调，当下日本“更要遵守日本国宪法精神”，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和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反对日本追随美国参与伊拉克战争；坚持日中友好等。(38)这完全是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人的政策思想唱反调。

因此，如果把安倍修宪说成是为实现小泽当年提出的“普通国家”目标，或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战略，那的确是一大误解。其实，安倍等“亲美修宪派”绝不是要使日本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而是要废除战后宪法并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堪称是一条右倾化大国路线，而非正常国家应走的道路。

三、自民党修宪草案的六个要点

与日本是否修宪相比，更重要的是日本将如何修宪。在自民党推动下，2005年，日本众议院设立了以前外务大臣中山太郎任委员长的“关于日本国宪法的调查特别委员会”。同年10月，该委员会提出所谓新宪法草案，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拥有“自卫军”。2009年，日本自民党设立了“修改宪法推进本部”(39)，前文部大臣保利耕辅任本部长；2011年末又成立“日本修改宪法推进本部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是前防卫大臣中谷元(40)。该委员会在2005年新宪法草案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于2012年4月27日完成了《日本国宪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修宪草案)。

该草案公布后，立即遭到日本共产党、社民党及“九条会”等护宪势力的反对和批判。尽管日本政府正式提交国会审议的修宪法案可能有所调整，但从现有的这份修宪草案已可看出安倍修宪政治目标的端倪。为保持研究的客观性，笔者尽量避免受到日本国内左右两方面观点的影响，对该草案内容做出独立的判断，发现该宪法草案中至少有以下六个要点值得关注。

(一)阐明立法理念和宗旨的宪法前言明显不同

宪法前言是个纲，是整个宪法的基调，就像一部乐曲的第一个音符。和平宪法的基调是：“日本国民决心，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中的代表而行动，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确保与各国人民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和自由带给我们全国的恩惠，消除因政府行为而再次发生战祸，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制定本宪法。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这是人类普遍的原理，本宪法即以此原理为根据。凡与此相反的一切宪法、法律、法令和诏敕，我们均将排除之。”宪法前言是这部结束日本侵略历史的国家大法之开篇。这部宪法开启了日本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然而，安倍晋三则主张全面重新改写。因为他认为，和平宪法的前文“只是作为战败国向盟军道歉的文字承诺……好似为政者宣布放弃责任的内容”。结果，是在宪法全文被修改后重写了宪法前言，使其与新宪法全文保持一致。(41)全面改写的宪法前言侧重强调：“日本是有悠久历史和固有文化、拥戴国民统一象征天皇的国家，在国民主权下，根据立法、行政及司法三权分立进行统治”，“日本国民为继承优良传统和我们国家的永续，兹制定本宪法”。(42)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在提及天皇时并未对日本战前与战后加以历史阶段的切割，而只是笼统地提及拥戴天皇的概念，并与“悠久历史”联系在一起。其中只写入日本是“拥戴国民统一象征天皇的国家”，意在强调日本国体的历史一贯性与国家向心力。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宣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43)这两者在思想体系上是一致的。

尽管战后以来根据和平宪法，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和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但在1868年至1945年之间的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则并非日本国民的象征，而是日本最高统治者，甚至被奉为“神”而非人。如何解释这一事实，正视不同历史时期天皇制的本质区别，以及日本国民对天皇的认知差异，在修宪草案中找不到答案，似乎被刻意地模糊化了。

修宪草案的前言显然弱化了和平宪法中主权在民的宗旨，而突出了明治宪法中“天皇万世一系”这一日本国歌《君之代》的中心思想。其无形中肯定了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至1945年之间给日本国民和亚洲邻国带来灾难的天皇制，间接地使历代天皇都成为值得日本国民拥戴和敬仰的对象而“神圣不可侵犯”。

修宪草案起草者们辩称，现行宪法的前文好像是翻译的译文，听上去不太自然。另外，现行宪法前文称，日本国民信任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维护我们的安全与生存，而现实并非如此，例如朝鲜导弹试射等冒险行为等，所以“必须正视风险，面对现实，重写宪法前文”。(44)

这听上去似有道理，但实际上日本一些人一直对和平宪法中自我约束的和平宗旨感到压抑而耿耿于怀，必欲除之而后快。很显然，修宪草案中前言的重点不再是接受历史教训，防止重走战争老路，而是对所谓日本历史传统的眷恋与传承，其中当然包括明治维新至1945年的这段历史。如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历史观和战争观就可能被巧妙而隐晦地镶嵌到修宪草案的前言之中。

(二)关于天皇定位和对国旗国歌的规定不同

和平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而对战前传承至今的国旗国歌未作规定。

明治宪法赋予日本天皇的地位是世袭的实质国家元首，而根据和平宪法规定，战后的昭和天皇、明仁天皇处于政治学意义上的虚位元首地位。世界上类似的虚位元首，还包括英国女王、荷兰女王、挪威国王、丹麦国王等，而绝非日本一国之特例。一般情况下，虚位元首大多为世袭，只具有代表国家与国民的象征意义，而不掌握和行使国家大权。这出现于议会君主立宪制而非民主共和制国家。

明仁天皇对和平宪法欣然接受，秉持坚守立场。面对安倍首相强势推动修宪，大有推出“平成宪法”之势，明仁天皇以身体原因表达退位意愿。2017年6月9日，日本参议院通过《关于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作为特例允许明仁天皇生前退位。这是自光格天皇(1771-1840年)1817年禅位给皇太子以来约200年的第一次。明仁天皇最迟在2020年6月前退位，届时皇太子德仁亲王将正式继位，日本将采用新年号。

关于未来天皇的法律定位，根据2012年自民党修宪草案，将恢复明治宪法有关“天皇是日本国之元首”的规定，同时保留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的提法，而没有完全恢复明治宪法关于天皇“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统率陆海军”等规定。由此可见，即使日本宪法修改后，日本天皇究竟是实质元首还是虚位元首，仍有不同解释的空间。从总体上看，日本的议会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政体尚不至于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将会得到强化。就这一点而言，比较符合安倍心中的日本国家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修宪草案还新增了一项规定：“国旗是日章旗，国歌是君之代。日本国民必须尊重国旗国歌。”(45)言外之意是，今后若再有人在学校或公共场合升太阳旗时不起立或拒绝合唱国歌，便可能被指责为涉嫌违宪。由此可见，其修宪倾向是恢复天皇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威性，淡化其象征性；从法律上规定每个日本人都必须尊重日本的太阳旗和宣扬天皇“万世永存”的《君之代》国歌。(46)历史上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使用的国旗、军旗和国歌至今未变，这一点与德国不同。因此，尽管战后70多年来日本国旗国歌已得到日本社会的接受，但日本一些反战和平人士对“太阳旗”仍有所抵触。不难想象，一旦安倍如期实现修宪，2020年东京奥运会期间伴随日本选手获得金牌，日本的“太阳旗”和《君之代》国歌会格外夸张地通过各种媒体冲击世人的视觉和听觉。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可能被重新点燃并得到凝聚和加强。这或许就是安倍所期待的新日本的出发点，但难免使人联想起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及其后果。

(三)围绕现行宪法第九条如何修改的争议

现行《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有两项：“1.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2.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而自民党修宪草案则在第一项规定中删除了“永远”二字，同时添加了前项规定不妨碍行使自卫权(含集体自卫权和国际机构的制裁措施)。

修宪草案对第九条第二项做出重大修改，删除了原有内容，增添了“国防军”的内容。即：“1.为了维护我国的和平与独立及国家和国民的安全，拥有以内阁总理大臣为最高指挥官的国防军。2.国防军在根据前项规定执行任务时，须依法服从国会的承认和统制。3.国防军在执行第一项规定任务的活动以外，为依法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可以从事国际协调活动及维护公共秩序，并可从事旨在保护国民生命或自由的活动。4.除第二项规定外，国防军的组织、统制及保密事项，由法律规定。5.为针对隶属国防军的军人及其他公务员的职务犯罪，或触犯有关国防军机密的犯罪进行审判，依法在国防军设立法院，在这种情况下须保证被告人申诉的权利。”

此外，第九条还增添了第三项“领土的保全等”，规定“国家为保护其主权和独立，必须与国民合作，保全领土、领海及领空，确保其资源”。(47)

这一规定无疑将为日本今后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对外使用武力奠定法律基础。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便明确表示，这一补充规定“排除了行使集体自卫权在宪法方面的制约”。根据修宪草案，未来日本的国防军可以为解救日本人而赴海外使用武力。(48)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人们没有忘记，在历史上，日本首相、大军阀山县有朋就曾经把朝鲜半岛视为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利益线”而对外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28年，日本曾与法、美、英等15国签订了《巴黎公约》，即《非战公约》。其中，第一条便规定各缔约国不以战争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第二条规定要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法文件。但是，在缔约时，法国等国提出了保留条件，以“合法自卫”为由而声明各国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诉诸战争”。英国提出在某些有特殊利益的地区，不受《非战公约》约束而“保持行动自由”；“对其政府未被所有国家承认或未能在领土内维持良好秩序和安全状态的某些国家”也不能按《非战公约》的规定行事。(49)结果，《非战公约》的约束力受到削弱。其生效后不到两年，日本便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50)

当时日本打出的旗号之一，是为保护日本侨民。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便以保护侨民为名，大举出兵朝鲜半岛。日本军部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日本政府也曾于同年9月24日、10月26日两次发表声明称，日本“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出兵是为了保护日本“正当的权利”和“臣民的安全”。(51)

更值得注意的是，修宪草案全面改写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项，使日本今后拥有可以进行战争的军队，以及国家交战权，并赋予日本首相类似美国总统那样的军队统率权。自民党的相关解释明确指出，国防军既然是军队，就可以依法行使武力。关于集体安全保障方面的制裁行动，也同样是可能的。(52)那么，日本使用武力依据的是什么法呢?

除了修宪以外，就是在此之前通过灵活解释宪法而制定的所谓“新安保法”。根据《国家安全保障基本法》，日本在本国或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别国受到外部武力攻击时便可以使用武力。按立法程序来说，本应先修改宪法，再依据宪法制定安全保障基本法。然而，正是由于日本自民党在冷战后急于突破战后禁区，1992年12月便由《读卖新闻》发起成立了“读卖宪法问题调查会”，进行研究并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第二项，把制定《安全保障基本法》作为向修宪过渡的第一步。(53)20多年后的今天，安倍内阁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修宪草案给第九条增添的第三项规定，保卫日本的领土领海领空。这主要是针对中国。修宪草案的起草负责人、日本前防卫大臣中谷元曾强调，“由于围绕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列岛，下同。——作者注)同中国的紧张，捍卫领土、领海的状况受到关注”，而修宪草案有关保卫领土的规定可以成为日本使用武器的权限依据。(54)修宪草案起草者认为，这方面需要得到国民的合作，在日本国境离岛从事生产的民间行为，也会对日本的安全做出重要贡献。(55)这预示着，未来日本有可能针对钓鱼岛列岛实施日本式的“军民联防”。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当年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通过“开拓团”协助军部统治的老套路。

正因如此，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的田中真纪子曾针对自民党谋求建立“国防军”的主张表示：“这是极其危险的思想。世界并不希望日本做这些。这是完全不懂外交的独断专行。”(56)

其实，最令安倍焦虑的并非在野党的指责，而是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的反对。因为如果失去公明党的支持，自民党便难以确保众参两院2/3以上多数赞成修宪。于是，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问题，安倍在2017年5月3日的修宪论坛视频致辞中，发表了与2012年自民党宪法修改草案完全不同的观点，表示可以考虑在保留宪法第九条现有两项规定的基础上，增加认可自卫队存在的规定。

然而，这一主张刚一发表，便遭到自民党内一些政要从不同角度提出的质疑。面对党内质疑，安倍首相的回答是，“2012年自民党修宪草案是最理想的”，但“如果不考虑与迄今的自民党修宪草案有巨大的不同，就难以获得国会2/3的赞成”。因此，他明知本党内有批判的声音，仍决心统一全党意见。(57)对于安倍首相这种态度变化，公明党和在野的日本维新会虽表示可以讨论，但除第九条外其他的自民党修宪主张也未必能得到公明党的支持。日本国会内围绕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攻防战与日本自民党内的权力之争，将相互交织，更趋激烈。

(四)关于“政教分离”规定的微妙变化与玄机

日本宪法第20条规定：“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方面的权利”，“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宪法修改草案则改为：“国家及地方自治体、其他公共团体，不得从事为特定宗教的教育和其他宗教活动，但是对于没有超越社会礼仪和习俗范围者则不受限制。”(58)

根据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曾将“不超过社会礼仪或习俗”的内容从国家和地方自治体被禁止的宗教活动的对象中排除，实际上解决了地震祭时用公费支付“玉串料”。(59)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一些政客也把参拜靖国神社说成是“日本的文化习俗”。例如，日本前防卫厅长官瓦力就曾表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包含了日本所有文化、传统、习俗的国家应有状态。”(60)因此，可以认为，这一补充规定很可能是为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合法化”预留的“后门”。

(五)修宪门槛可能将被大为降低

日本宪法第96条规定：“1.本宪法的修订，必须经各议院全体议员2/3以上的赞成，由国会创议，向国民提出，并得其承认。此种承认，必须在特别国民投票或国会规定的选举时进行的投票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2.宪法的修订在经过前项承认后，天皇立即以国民名义，作为本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布之。”

而宪法修改草案则将其改为，修宪只要分别获得众参两院过半数赞成就可在国会通过，经过国民投票中有效投票的过半数赞成就算获得国民承认。修宪门槛降低后，即使日本右翼不能一步到位地修改宪法，也可能不断推动修宪。修宪草案规定修宪通过后天皇须立即公布，但删除了“以国民名义”和“作为本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61)的限定，暗含允许彻底颠覆和平宪法而另起炉灶。

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第96条的日本政治家，很大程度上以为该条确立的修宪门槛高于其他国家，是“刚性宪法”，所以赞成把降低修宪门槛作为彻底修宪的突破口。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日本和平宪法的这一规定过于严厉，是不正常的，必须修改。

其实，日本和平宪法第96条关于修宪要件的规定，与世界各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基本相符，是很普通的情况。例如，南非修宪需要国民议会至少2/3的赞成票，以及至少六个省的赞成票，而要修改这一项规定则需要南非国民议会至少75％的赞成票。(62)俄罗斯修宪要经过宪法议会成员总数2/3的赞成票。(63)葡萄牙修宪须国会两院分别获得3/5多数通过。(64)法国修宪须国会两院联席会议3/5以上通过。德国宪法规定，修宪须获得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2/3以上赞成。意大利修宪也须议会两院2/3以上多数赞成及国民投票。美国修宪须分别得到众参两院2/3以上赞成，以及3/4以上州议会赞成。韩国修宪须国会2/3以上多数赞成，并取得选民过半数投票和投票者中过半数赞成。中国宪法规定，修宪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2/3以上多数通过。

这是由于，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为保持其稳定性、权威性和严肃性而不宜轻易修改。如需修改则一定要获得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绝大多数的赞成。如果只要国会两院过半数的简单多数赞成就可通过修宪，那在国际上反而是比较反常的情况。

(六)宪法修改草案新增加了第九章“紧急事态”

其中第98条规定：遇到外部武力攻击、因内乱等引起社会秩序混乱、地震等大规模自然灾害，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紧急事态，必要时内阁总理大臣可以依法宣布紧急事态。此举须事前或事后经国会批准。进入紧急状态期间，内阁可以制定具有法律同等效力的政令，而众议院不得解散，参议院任期和选举日可另设特例。(65)修宪草案还新增第102条“尊重拥护宪法的义务”规定，要求“所有日本国民都必须尊重宪法”。(66)

这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但结合修宪草案中“紧急事态”的规定便不难看出，这些规定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日本政府对国民和整个社会的管控，有利于日本政府在战时推行更具有强制力的国内政策。这些规定都是有假设场景而非无的放矢的。日本所谓“遇到外部武力攻击”并不意味着仅限于“专守防卫”，而可能包括其对朝鲜先发制人打击后遭到反击时的国内“紧急事态”。据《读卖新闻》报道，赞成修宪的本次大选新当选国会议员中，有69％赞成在宪法中增设“紧急事态条款”。(67)

综观修宪草案的相关新增规定，有些直接或间接涉及钓鱼岛问题。该修宪草案一旦通过并实施，有可能对中国的领土主权与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甚至潜在导致冲突与战争之虞。这是因为，日本政府把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定性为“入侵”“侵犯”所谓“日本领海”。2020年日本一旦实施新宪法，将立即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和新的五年军事装备计划，中国将成为其针对的主要对象。日本为保卫“尖阁诸岛”将建立和加强日本的海上陆战队。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指出，有关集体自卫权问题也与“尖阁诸岛”不无关系。(68)修宪草案授权日本未来的军队可以使用武力进行“单独自卫”和“集体自卫”，并参与别国的联合军事行动。

四、日本修宪的可能性增大但仍有不确定因素

在任内完成修宪，是安倍晋三最大的政治抱负和施政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安倍绝不孤立。他是长期以来主张修宪的日本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这股右翼保守势力目前掌控着日本的党政大权。伴随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世代交替，他们长期酝酿，精心策划，步步为营，通过一次次的选举运作，改变着日本的政治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格局，引领着日本的政治思潮，左右着日本媒体和民意走向。从一定意义上讲，日本的所谓民主政治是不讲道理而讲多数压倒一切的政治，即只要能在国会占据多数议席就可呼风唤雨。本次日本大选后，日本将进入安倍内阁推动修宪的决胜阶段，但仍有不确定因素。

(一)2017年日本大选后有利于安倍修宪的因素增多

第一，日本能否实现战后首次修宪的关键在于能否分别获得众参两院2/3以上多数的赞成票。2017年10月大选后，这一条件基本具备。安倍在任内实现修宪政治目标有了更多时间余地和可利用因素。本次大选前，在日本众议院议465个议席中，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公明党占327席，已超过2/3；在参议院242个议席中，自民党、公明党，加上赞成修宪的维新会，共占169席，也超过2/3多数。这在战后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大选后，执政联盟议席虽减少为313席，但仍超过众议院总数的2/3，其中自民党达284席，公明党为29席。令安倍窃喜的是，大选前名噪一时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创立的“希望之党”高调支持修宪，排除异己，并促使前原诚司率领的原第一大在野党民进党瓦解。小池及“希望之党”虽因此而付出代价，吓跑了不少中间选民，但也一举获得众议院50议席。据日本《读卖新闻》2017年10月26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本次大选当选的国会议员赞成修宪的达84％。(69)大选结果使安倍赢得了更多时间，得以充分利用在野党的修宪派组成涵盖日本朝野的修宪大联盟，迫使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在修宪问题上俯首听命。日本共同社调查结果也反映了这一现状：在当选议员409人中，有349人赞成修宪，占85.3％。其中63.9％赞成安倍提出的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第九条。(70)

第二，根据自民党总裁任期得以延长到九年的新规则，这次大选后只要安倍晋三能在2018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能连选连任，就可执政到2021年9月。安倍任自民党总裁的任期，与本届日本众议院的任期基本吻合。因此，安倍率领的自民党赢得2017年10月大选胜利，等于为安倍实现长期执政和修宪政治目标提前拿到决胜赛点。在这期间，安倍可以继续在众参两院选举中获得2/3以上多数议席，以自民党修宪草案为中心，包括宪法规定教育免费等，吸纳其他在野党修宪主张，甚至放低首相身段，降低修宪门槛，谋求首次修宪突破成功。这样，历经战后70多年的《日本国宪法》就很可能在安倍任内第一次被修改，甚至被所谓新宪法所彻底取代。伴随日本明仁天皇年迈隐退和日本年号的变更，一部结束战后和平宪法的日本新宪法便可能问世。这将使日本进入一个新的不确定时代。

第三，安倍2006年首次执政以来，围绕修宪政治目标，已做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前期准备。例如，2006年12月强行通过修改《教育基本法》，强调“热爱培育传统和文化的我们的国家和乡土”；2007年1月将防卫厅提升为防卫省；同年5月强行通过“修宪程序法”，即国民投票法；2013年12月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2015年7月又强行通过“新安保法”；2017年6月又以加强反恐为名强行通过“共谋罪”法案等。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自卫队出动救援，在很大程度提高了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认可度，间接地迎合了自民党修改宪法第九条第二项或增加第三项肯定自卫队存在的诉求。尽管日本和平势力强烈反对安倍内阁的上述做法，但2017年10月大选结果表明这些并未对安倍政权及政策造成多大冲击。

第四，本次大选表明，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护宪势力弱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赞成修宪的受访者就呈上升之势。21世纪以来，日本最大的右翼团体“日本会议”成为安倍首相进行社会动员的得力助手。他们与安倍相互利用，相互支持，声势在增大。“日本会议”通过成立“制定美丽日本宪法国民之会”等，大力展开宣传造势活动。据日本经济新闻社和东京电视台2017年5月3日舆论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认为宪法“维持现状即可”，45％认为“应该修改”。与2016年4月调查相比，维持现状派下降四个百分点，而支持修宪派增加五个百分点，两者差距在缩小。2017年10月大选结果也表明，日本政坛护宪势力进一步受到挤压。民进党解体后新成立的“立宪民主党”虽然一举赢得众议院55席，成为日本第一大在野党，但加上日本共产党(12席)、社民党(2席)合计仅有69席，难以与朝野的修宪势力抗衡。大选后，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不无得意地说：本次选举自民党虽减少10席，但总体占有率大为改观；所谓左翼势力跌破三成史无前例。据日本共同社在大选当日调查，日本不同年龄层支持自民党的占36％，而20岁至30岁的年轻选民支持自民党的则达40.6％，高于平均值。这反映出日本社会保守化、右倾化出现年轻化倾向。

第五，外部因素容易被安倍实现修宪政治目标所利用。首先需要指出，日本能否修宪不取决于美国等外国的意志，而取决于日本国内护宪派与修宪派之间的力量对比。但是，如何利用美国的“外部压力”等实现其国内政治目标，则是日本当政者的常用手法，即所谓“间接战略”。长期以来，美国的鹰派势力为使日本分担美国军事行动的负担而一直鼓励日本修宪。如今，面临国内外重重矛盾和难题的特朗普政府，对日本的影响力大为下降，充其量也只会说一句“这是日本的内政”。其次，安倍宣布提前举行日本大选并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充分利用了日本选民对朝鲜导弹威胁的危机意识。安倍最大限度利用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及飞跃日本上空的导弹试射，显示强硬姿态，争取国民认同。麻生太郎明确表示，这次大选修宪势力上升而左翼护宪势力将至历史新低是“托了朝鲜的福，越是到日本海沿岸做巡回演讲就越亲身感受到这一点”(71)。大选后，安倍再度把应对所谓“朝鲜威胁”列为重要议题，势将利用未来美韩联合军演和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射，强化日本媒体的修宪舆论，并向国会提交修宪法案，争取一举突破修宪瓶颈。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沿袭了岸信介当年借朝鲜战争爆发而推动修宪的套路。再次，安倍虽然可能继续表示改善日中关系，以减少来自中方在日本修宪进程中可能产生的阻力。这与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的努力不无关联。与此同时，安倍政府将继续利用日本公众对钓鱼岛为何属于中国并不真正了解，进一步强化国内共识，进而把钓鱼岛问题用来作为促使民意倒向支持修宪和加强海上控制的政治工具。2016年12月安倍内阁成立的加强海上保安体制阁僚会议，重点针对中国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等制定了应对方针。其中把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指责为“入侵”所谓日本“领海”，决定将千吨级以上的巡逻船从62艘增至68艘，在海上全面应对中方。(72)在南海，安倍内阁也一面支持同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制衡中国，一面通过媒体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强化日本国民所谓“受欺负”与“加倍偿还”的民族意识，从而跟定安倍修宪的政治步调。

(二)目前不利于修宪的因素及不确定因素

第一，日本朝野之间、执政党内部对如何修宪尚难达成共识，对安倍主导的修宪草案和修宪日程都有不同声音。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主张“加宪”，希望安倍在修改宪法第九条问题上慎重，而自民党宪法修改草案的起草者们则主张包括第九条在内全面修改日本宪法。安倍将不得不面对上述两股势力的对决，为谋求修宪政治目标的实现而在策略上对公明党的部分主张有所妥协。但这遭到过去积极推进修宪的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等人的质疑。

2017年5月11日，石破茂表示，“我根本不认为党内粗略地讨论一下就可以修宪，乘势加速修宪当然不好”，对安倍2020年完成修宪提出异议。(73)前众议院议长伊吹文明表示：“略感遗憾的是，作为有组织政党应该在党内先说好才是。正因为是总裁，所以更应遵守规则。”(74)前外相岸田文雄也曾表示，不考虑现在马上修改宪法第九条(75)，与安倍的修宪政治目标拉开了距离。岸田在修宪问题上态度慎重并非偶然。其父岸田文武与护宪派的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是广岛县同乡，岸田文雄的姑父宫泽弘是宫泽喜一的胞弟。在自民党内，他们同属池田勇人、大平正芳创立的“宏池会”派继承人。岸田文雄是现任“宏池会”会长。他并未加入安倍主导的修改宪法推进本部及相关草案起草委员会。尽管据《读卖新闻》调查本次大选新当选国会议员的84％赞成修宪，但在如何修宪的具体内容方面意见并不一致，难有共识。

第二，2017年10月大选后，安倍晋三对控制自民党的信心明显上升，但2018年自民党总裁选对安倍来说未必乐观。本次大选后，安倍所在的细田博之派减少4席，在日本众参两院共有91席(未含众参两院议长)；麻生太郎派占58席；额贺福志郎派占50席；岸田文雄派占45席；二阶俊博派占44席；石破茂派占20席；石原伸晃派占12席；另有80席属于无派系。安倍2012年末第二次执政以来，主要是靠细田派与麻生派联手，建立起“安麻体制”并得到二阶派和岸田派的支持，从而大大削弱了其主要竞争对手石破茂的挑战。

然而，未来如果岸田文雄为首的“宏池会”与其他派系联手，形成“大宏池会”，就有可能打破目前自民党内“一强多弱”格局。在修宪问题上，如果岸田派与石破派在众议院投票时反对或弃权，安倍的修宪政治目标便可能受挫。如果岸田派与麻生派、二阶派联手推举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很可能对安倍连选连任构成挑战。一旦自民党内权力之争与修宪进程交织在一起，不排除形势急转直下的可能性。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在大选后认为，安倍“修宪的环境并不完全具备。公明党态度依然慎重，不会轻易就范。我并不认为修宪的时机业已成熟。安倍若不真正慎重行事，很可能就此碰壁。”(76)

第三，自民党在2017年7月2日揭晓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遭到惨败。在127个议席中，自民党从选举前的57席降至23席，而异军突起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率领的“都民优先”阵营则一举夺得79席。其主要背景和原因是，安倍晋三夫人安倍昭惠涉嫌“森友学园”低价购地丑闻、安倍首相本人涉嫌“加计学园”违规新设兽医系事件曝光；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在选举时发表作为防卫省、自卫队、防卫大臣、自民党，希望选民投票支持等出格言论；安倍所在的自民党“细田博之派”众议员丰田真由子对秘书谩骂、施暴等丑行曝光。其背后则是安倍强行推动日本国会通过一系列令民众担忧的法案，并启动修宪进程而引发的日本社会和部分媒体日益强烈的不满。日本广播协会(NHK)2017年7月7-9日所做民意调查显示，安倍内阁的不支持率升至48％，支持率降至35％，比上次调查下降了13个百分点。(77)这与《读卖新闻》等日本各大报的民调结果相符。另据日本时事通讯社同期所做民调，安倍内阁支持率比一个月前下降了15.2个百分点，跌至29.9％，为2012年安倍再度执政以来的新低。

2017年10月20日大选投票当天，日本多地遭大雨台风来袭，投票率仅为53.68％，属于战后第二低位。这对于执政党有组织地赢得相对多数选票有利。大选结果表明，自民党执政地位仍难撼动，但并不意味着安倍首相本人及其政策得到多数选民的认可。细川护熙指出：“很显然，安倍晋三首相企图摆脱森友、加计问题被追究，乘第一大在野党党首交替等乱局而选择了有利的选举运作”。因此，这次选举“是暴举，很可能是受到后人批判的宪政史上的污点”。(78)据《朝日新闻》2017年10月23日、24日所做的日本全国电话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自民党大胜原因是“安倍首相的政策受到好评”的受访者为26％，而认为“并非如此”的受访者达65％。对安倍政策表示“有所期待”者占29％，而表示“不安”者达54％。(79)

第四，近年来日本支持修宪的民意有所上升，但反对安倍修宪的民众和在野党也在奋起抗争。安倍对国民投票能否确保过半数尚无绝对把握。据持有护宪立场的《朝日新闻》2017年3、4月间所作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受访者的89％支持和平宪法；50％认为没有必要修宪；41％认为有必要；63％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支持者仅占29％。(80)于是，安倍有可能采取先易后难方式，再度谋求首先修改敏感度相对较低的宪法第96条，将修宪必要条件从现行宪法第96条规定的众参两院2/3以上赞成，修改放宽至过半数即可，然后再修改宪法第九条等。

但是，早在2013年5月2日《朝日新闻》民意调查便显示，反对修改宪法第96条的受访者占54％，远超过持赞成意见的38％，甚至包括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都反对修改宪法第96条。这是因为，如果修改宪法的门槛被降低到国会众参两院过半数即可，将意味着只要执政党同时获得众参两院半数以上就都可以修改宪法，从而将使日本宪法失去严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第五，外部因素对安倍修宪政治的影响也有不确定性，安倍外交不得不服从服务于修宪政治。近年来，美国对安倍修宪的态度从积极支持转向慎重。美国共和党对日政策智囊、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2012年曾表示，“日本在宪法方面的制约，对于美日同盟来说将成为更严重的问题”(81)，积极督促日本修宪。然而，2015年安倍内阁强行通过“新安保法”后，通过灵活解释宪法也可行使“集体自卫权”，于是美国希望日本彻底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愿望下降。(82)阿米蒂奇转而开始表示“现在没有任何理由修改宪法”。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约瑟夫·奈也认为，“与其为修改第九条耗费精力，不如‘释宪’”。(83)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执政后，与安倍内阁在TPP、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等问题上分歧明显。如果其针对日本修宪可能给东亚局势带来麻烦表示担忧，很可能对安倍修宪政治的狂奔暴走起到“点刹车”的作用。

安倍任内，日本同邻国的关系恶化容易改善难，安倍的修宪政治势将增大邻国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担忧。包括俄罗斯在内，日本的邻国几乎没有一个不对安倍修宪表示担忧或警惕的。据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周围人士透露：安倍要想修改宪法第九条，重要的是抑制中国为中心的周边各国的抗议。韩国新总统文在寅执政后，日韩围绕“慰安妇”等问题的矛盾重新抬头。安倍力促韩国和中国对朝鲜态度更趋强硬，向韩国做出日本同中国明显改善的样子，同时支持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以此转移韩国对安倍政权的严峻目光。安倍一方面加强同美国、印度、越南等国针对中国的所谓“安全合作”，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另一方面则企图利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缓解日中关系。2018年，安倍将一方面力争连选连任自民党总裁，在众议院通过自民党修宪方案；另一方面将在外交上利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实现安倍首相访华出席在中国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议，并争取实现习近平主席访日。(84)其如意算盘是，通过这一外交日程设计，使中方难以就日本修宪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展开对日批判与牵制。很显然，一旦安倍外交全面失败，很可能成为在野反对势力攻讦的把柄，甚至引发党内矛盾，进一步削弱日本民众对安倍内阁执政的信心。因此，安倍需要分别与各国领导人建立起“良好关系”，以显示外交成果，提升国内威望，减少对修宪不利的外部因素。与此同时，安倍将继续在日本国内利用“中国威胁论”争取民众支持修宪的心理认同。

未来东北亚局势若趋于相对缓和，安倍修宪的口实将相对减少。否则，将继续被安倍修宪政治所利用。就日本修宪的国民投票环节而言，如果是在2019年或2020年2月至4月举行，而韩国和美国在这一期间继续进行针对朝鲜的例行军演，朝鲜又针锋相对地进行核试验或导弹试射，那么朝鲜半岛必将再度出现“痉挛式紧张”。届时，安倍内阁便很可能借机渲染“朝鲜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以所谓国际安全环境恶化为由，动员国内民意赞成修宪。结果，只要投票人过半数赞成修宪便可“大功告成”。当然，这绝非韩国和朝鲜所乐见的结果。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可持续安全，如果韩国与朝鲜关系缓和，朝鲜与韩美能分阶段实现“双暂停”，即美韩暂停联合军演，朝鲜冻结核试验和导弹试射(85)，则日本国内因“朝鲜威胁”而形成的国民危机感就会相对削弱，赞成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人也可能会相应减少。问题的关键在于，朝鲜与美韩彼此怒目相视，忙于排兵布阵，他们的决策者目前似乎还缺乏洞悉安倍修宪政治的战略余光，甚至不能排除其幕后有日美之间的暗箱操作。

五、结论与前瞻

2017年8月安倍再度改组内阁，在保留“安麻体制”核心成员和政策不变的同时，意在通过更换部分阁僚提振内阁支持率，以便2018年9月连任自民党总裁。而被安倍起用的几个所谓“鸽派人物”，在2018年选举前约一年的任期内也只能按安倍既定的“鹰派政策”轨道行事。2017年10月大选后，尽管仍面临一些阻力，但日本政坛格局对安倍推动修宪更加有利，安倍在修宪内容方面可能以退为进，以利争取多数，在支持率止跌后择机提速。安倍已指示自民党“修改日本宪法推进本部起草委员会”加紧修订修宪草案，争取于年内提交临时国会审议。安倍的修宪政治目标是：努力使修宪法案在2018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在众议院表决通过；然后于2019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在参议院批准众议院通过的修宪法案，完成国会修宪的法律程序。即使在参议院没能获得2/3以上赞成票，修宪法案也未必立即成为废案，还可经过众参两院组成的协议机制进行协商争取通过。国会审议通过修宪法案后，在规定的2-6个月之内，即2020年2月前后完成国民投票，最终达成修宪目标。2020年6月之前日本新天皇将登基，日本将开始使用新年号，同年8月日本将举办东京奥运会。可以预言，安倍修宪政治目标的实现，与新天皇登基、东京奥运会召开，这三件大事如果同一年出现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安倍晋三势将为此而竭尽全力。当然，上述日本修宪进程各个时间节点的预测仍有不确定性。日本能否修宪的关键取决于内因，但外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迄今，安倍采用“糖衣裹苦药”的修宪策略，把教育免费与自卫队入宪捆绑打包，一并纳入修宪草案。尽管安倍主导的自民党修宪草案还会有所调整，但其意向十分明了。即，通过修宪或制定新宪法，最终在历史问题、天皇地位、自卫队运用、靖国神社、国旗国歌、国内统治等问题上，彻底瓦解日本战后和平进步势力所有主张的国内法基础，为根本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确立国家根本大法。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尽管日本修宪未必会马上导致军国主义复活，但修宪后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及其对亚洲安全带来的影响，仍值得密切关注。一旦日本实现修宪，有可能成为战后日本政体再度转型的分水岭。正如日本“九条会”等护宪派所指出的，日本和平宪法的重点是防止日本再度对外发动战争而成为一个和平国家，而修宪草案的重点则是使日本成为一个可以对外进行战争的国家。和平宪法重点是限制国家和政府行为，防止重蹈战争覆辙，而修宪草案则旨在给国家和政府权限和行为“松绑”，解除日本行使武力的法律桎梏，限制日本国民的人权特别是民主与自由的选择权利，给日本人民未来反战及抵制政治右倾化的行为戴上枷锁。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丸山升认为，维护宪法第九条是发展日中友好关系的基础。如果修改宪法第九条，那么将彻底改变日本的国策。(86)

安倍为实现修宪政治目标，既要避免单独同中国正面相撞又要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占据上风，就必然联合美国，推动建立以日美为核心，包括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在内的战略网络，共同进行军事训练、情报交换，从军事上威慑中国。情况显示，如果日本朝野和公众并不真正了解钓鱼岛为何是中国固有领土而非日本或古代琉球国的岛屿，上述态势在安倍晋三的修宪政治目标实现后就必定会进一步加强并得到国内民意支持，从而形成未来日本对外军事战略和行使武力的基本模式。

然而，安倍修宪政治与外交方面的两面手法能否奏效，则另当别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2018年不仅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还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以及中日之间第三个政治文件发表20周年、第四个政治文件发表10周年。因此，着眼长远，重视人民，重温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双方共识，推动中日关系“逆水前行”十分必要。但是，一旦2020年安倍修宪政治目标得以实现，中日关系可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有关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和中日关系前景，都需重新做出评估。

注释：

①这场修宪造势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是以日本最大右翼团体“日本会议”为背景成立的所谓“制定美丽的日本宪法国民之会”。其共同代表是“日本会议”现任会长田久保忠卫以及名誉会长、原最高法院院长三好达和著名右翼评论家樱井良子。该会秘书长是“日本会议”事务总长、日本青年协会会长椛岛有三，干事长是“日本会议”政策委员、日本大学教授百地章。该团体实质上是“日本会议”的外围组织，堪称动员日本民众支持安倍修宪的“别动队”。

②『朝日新聞』2017年5月4日。

③俵義文·魚住昭·佐高信·福田一『安倍晋三の本性』、金曜日株式仝社、2006年、10頁。

④「安倍首相、希望の党との連携に意欲 憲法改正(眾院選2017)」、http://www.huffing tonpost.jp/2017/10/23/abe-shinzo-hope_a_23252062/[2017-10-28]。

⑤参见文正仁、徐乘元：《日本复兴大战略：与日本高层战略家的深层对话》，李春福、李成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8页；添谷芳秀：《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与构想》，李成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13页。

⑥『朝日新聞』2013年5月10日。

⑦『安倍晋三対論集 日本を語る』、PHP研究所、2006年、62-64頁。

⑧参见刘江永、王新生等：《战后日本政治思潮与中日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9页。

⑨纐纈厚『集団的自衛権容認の深層—平和憲法をなきものにする狙いはなにか—』、日本評論社、2014年、21頁。

⑩『安倍晋三対論集 日本を語る』、90-91頁、47頁。

(11)野上忠興『気骨 安倍晋三のDNA』、講談社、2004年、269-273頁。

(12)参见《安倍：大家若想叫我右翼军国主义者 那请便》，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3-09/4395451.html[2017-07-20]。

(13)安倍晋三『美しい日本へ』、文芸春秋社、2006年。

(14)参见《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26日)，载《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77-78页。

(15)参见《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1943年12月1日)，载《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407页。

(16)野上忠興『気骨 安倍晋三のDNA』、268頁。

(17)『安倍晋三対論集 日本を語る』、83頁。

(18)舟槻格致「[憲法70年·上]最大のナゾ…『9』発案したのは誰?」、http://www.yomiuri.co.jp/fukayomi/ichiran/20170414-OYT8T50005.html? page_no=3[2017-10-28]。

(19)麦克阿瑟：《老兵不死：麦克阿瑟回忆录》，梁颂宇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65-266页。

(20)麦克阿瑟：《老兵不死：麦克阿瑟回忆录》，第270页。

(21)同上书，第271页。

(22)同上书，第266页。

(23)参见马晓奕：《麦克阿瑟》，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5年，第225页。

(24)鈴木昭典『日本国憲法を生んだ密室の九日間』、川文庫、2014年。2016年テレビ朝日「報道ステーション」「日本国憲法の草案はメイドインジャパン」、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PyfIDlaLGLA[2017-10-28]。

(25)猪口孝·ブルネンドラ·ジェイン編『現代日本の政治と外交1現代の日本政治』、原書房、2013年、86頁。

(26)添谷芳秀：《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第17、18页。

(27)参见麦克阿瑟：《老兵不死：麦克阿瑟回忆录》，第271页。

(28)同上书，第269页。

(29)テレビ朝日「報道ステーション」「2016年5月3日の放送 幣原の盟友·大平駒槌が幣原から直接聞いた話を記錄したノート」、http://vergil.hateblo.jp/entry/2016/07/19/215422[2017-10-28]。

(30)幣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中央公論社、1987年、230-231頁。

(31)同上书，第232-233页。

(32)「総理の祖父·岸內閣“改憲の原点”【独自】『憲法調査會』肉声を発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DlG6t5PF6xM[2017-10-28]。

(33)憲法调査会事務局『昭和三十九(1964)年二月幣原先生から聴取した戦争放棄項等の生まれた事情について—平野三郎氏記—』、http://vergil.hateblo.jp/entry/2016/07/19/215422[2017-10-28]。

(34)野上忠興『気骨 安倍晋三のDNA』、268頁。

(35)「安倍首相のメッセージ全文憲法改正を求める集会」、『朝日新聞』2017年5月4日、http://www.asahi.com/articles/DA3S12922661.html[2017-07-20]。

(36)「第百九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說」、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70120siseihousin.html[2017-07-20]。

(37)参见文正仁、徐乘元：《日本复兴大战略：与日本高层战略家的深层对话》，第11-14页。

(38)小沢一郎『小沢主義』、集英社、2006年、144-152頁、159-163頁。

(39)日本宪法修改推进本部本部长：保利耕辅；最高顾问：麻生太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森喜朗；顾问：古贺诚、中川秀直、野田毅、谷川秀善、中曽根弘文、关谷胜嗣、中山太郎、船田元、保冈兴治；副会长：石破茂、木村太郎、中谷元、平泽胜荣、古屋圭司、小坂宪次、中川雅治、沟手显正；事务局长：中谷元；事务局次长：井上治、近藤三津枝、礒崎阳辅、冈田直树。

(40)日本宪法修改推进本部起草委员会委员长：中谷元；顾问：保利耕辅、小坂宪次；干事：川口顺子、中川雅治、西田昌司；委员：井上治、石破茂、木村太郎、近藤三津枝、柴山昌彦、田村宪久、棚桥泰文、中川秀直、野田毅、平泽胜荣、古屋圭司、有村治子、礒崎阳辅、卫藤晟一、大家敏志、片山皐月、佐藤正久、中曽根弘文、藤川政人、古川俊治、丸山和也、山谷惠理子、若林健太；事务局长：礒崎阳辅、事务局次长：近藤三津枝。

(41)『安倍晋三対論集 日本を語る』、85頁、81頁。

(42)自由民主党『日本国憲法改正草案』、2012年4月24日、1頁、http://constitution.jimin.jp/draft/[2017-07-20]。

(43)『朝日新聞』2000年5月18日。

(44)石破茂『日本を、取り戾す。憲法を、取り戾す。』、PHP研究所、2013年、124頁、126頁、131頁、132頁。

(45)自由民主党『日本国憲法改正草案』、2012年4月24日、2頁、http://constitution.jimin.jp/draft/[2017-07-20]。

(46)《君之代》大意为：君王的朝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小石变成巨岩，岩石上长满藓苔。

(47)自由民主党『日本国憲法改正草案』、2012年4月24日、5頁、4頁、http://constitution.jimin.jp/draft/[2017-07-20]。

(48)石破茂『日本を、取り戾す。憲法を、取り戾す。』、136頁、145頁。

(49)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 第四卷(1917-192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466、467页。

(50)参见刘江永：《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152页。

(51)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原書房、1978年、181頁、182頁。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 第五卷(1929-193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62页。

(52)自由民主党『日本国憲法改正草案Q & A增補版』、2013年、11頁。

(53)参见刘江永：《跨世纪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新趋势》，第175、176页。

(54)石破茂『日本を、取り戾す。憲法を、取り戾す。』、123頁。

(55)自由民主党『日本国憲法改正草案Q & A增補版』、12頁。

(56)岩見隆夫『安倍内閣の研究』、每日新聞社、2013年、33頁。

(57)安倍晋三「いかに苦しくても(党を)まとめあげる決意だ」、『每日新聞』2017年5月9日。

(58)自由民主党『日本国憲法改正草案』、2012年4月24日、7頁、http://constitution.jimin.jp/draft[2017-07-20]。

(59)自由民主党『日本国憲法改正草案Q & A增補版』、18頁。

(60)转引自刘江永：《从日本宗教文化角度看靖国神社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56页。

(61)自由民主党『日本国憲法改正草案』、2012年4月24日、25頁、http://constitution.jimin.jp/draft/[2017-07-20]。

(62)参见俞可平主编：《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 南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30页。

(63)参见俞可平主编：《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 俄罗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37页。

(64)参见俞可平主编：《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 葡萄牙、西班牙》，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65)自由民主党『日本国憲法改正草案』、2012年4月24日、24-25頁、http://constitution.jimin.jp/draft/[2017-07-20]。

(66)同上书，第26页。

(67)「眾院選の当選者、改憲『賛成』84％…読売调査」、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 a=20171025-00050196-yom-pol[2017-10-28]。

(68)石破茂『日本を、取り戾す。憲法を、取り戾す。』、2013年、108-110頁。

(69)「眾院選の当选者、改憲『賛成』84％…読売调査」、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 a=20171025-00050196-yom-pol[2017-10-28]。

(70)参见《日民调：63.8％的眾院選举候选人赞成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10/11336652.html[2017-10-28]。

(71)「麻生副総理『左翼が3割切った歷史ない。北朝鮮のお陰』」、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KBV6JDNKBVUTFK014.html? ref=yahoo[2017-10-28]。

(72)「海上保安体制強化に関する関係閣僚会議決定『海上保安体制強化に関する方針について』」、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aihotaisei/dai1/siryou.pdfl[2017-10-28]。

(73)濱田理央「安倍首相『2020年の改憲目指す』石破茂氏『勢いでやったらダメ』」、http://www.huffingtonpost.jp/2017/05/11/ishiba-shigeru_n_16555648.html[2017-07-20]。

(74)伊吹文明2017年5月9日接受TBS新聞采访时的发言。参见：「安倍首相『2020年改憲』をめぐる『総ツッコミ』を振り返る」、http://bunshun.jp/articles/-/2503[2017-07-20]。

(75)岸田文雄2017年5月11日接受朝日电视新闻采访时的发言。参见：「安倍首相『2020年改憲』をめぐる『総ツッコミ』を振り返る」、http://bunshun.jp/articles/-/2503[2017-07-20]。

(76)「小池さんのおごりがもたらした結果 細川護熙さん」、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KBS4S73KBSUPQJ004.html? iref=pc_rellink[2017-10-30]。

(77)NHK2017年7月10日月例民意調查「内閣支持率35％で最低水準NHK世論調査」、http://www3.nhk.or.jp/news/html/20170710/k10011052631000.html? utm_int=detail_contents_news-related-manual_001[2017-07-20]。

(78)「小池さんのおごりがもたらした結果 細川護熙さん」、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KBS4S73KBSUPQJ004.html? iref=pc_rellink[2017-10-30]。

(79)「党で3分の2『多すぎる』51％ 朝日新聞世論調査」、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KBS3PWGKBSUZPS001.html[2017-10-28]。

(80)『朝日新聞』2017年5月2日、http://www.asahi.com/articles/DA3S12919510.html[2017-07-20]。

(81)『読売新聞』2012年7月22日。

(82)リチゃ?ド·L·ア?ミテ?ジ·ジョセフ·S·ナイ·春原剛『日米同盟vs.中国·北朝鮮』、文春新書、2010年、21頁、270-272頁。

(83)『朝日新聞』2015年7月11日。

(84)参见羽田野主：《安倍对华政策在两条路线上徘徊》，日经新闻中文网，2017年7月6日，http://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5914-2017-07-06-04-51-00.html[2017-07-20]。

(85)刘江永：《朝鲜半岛局势与东北亚可持续安全》，《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3期。

(86)参见《“日中友好九条之会”表示要阻止修改和平宪法》，中国网，2005年4月1日，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zhuanti/hpxf/txt/2005-04/01/content_5827288.htm[2017-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