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因为这个学期课特别多，比较忙乱，在郑惠姨和凌敏、李盈三位同学分别打电话来希望对我作一个采访的时候，我虽然不好拂却她们的热情同意接受她们的采访，但建议三位同学一起过来，就大家感兴趣的主题聊聊。不意同学们也很忙，时间上很难凑到一起，于是先是郑惠姨同学抓住一天下午课后的时间访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是2018年10月25日凌敏和李盈两位同学来到我的办公室法学院303室访谈了近两个小时。我原以为两次会谈得大同小异，不会有什么特异之处。但我没有想到，虽然两次谈话有一些重叠之处，但是她们提问的重心其实有很大区别，因此形成了两次不同性质的交谈。如果说，郑惠姨同学的重心放在我的人生经历上，那么凌敏和李盈两位同学则放在改革开放上。我在谈论的过程中，随着她们的引导随意畅谈，于是形成了重点相对不同的两个文本。郑惠姨同学的访谈文本以《让人生的阅历转化为思想的洞见》为题，现在凌敏和李盈两位同学的访谈文本以《改革开放、国家形象重塑与现代中国学术重建》。面对摆在自己面前的这两个文本，虽然还很粗糙，但也是我们师生之间的心血凝聚而成，因此亦是弥足珍贵，于是以敝帚自珍之心态而存之。再次谢谢郑惠姨同学！谢谢凌敏和李盈同学！

——魏敦友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2018－11－13

凌敏、李盈：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问改革开放使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魏敦友：谢谢你们的采访！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一般是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由邓小平领导的新时期。我是一九六五年出生的，改革开放正好是我进入成年的时期，所以改革开放当然对我有重大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比较僵化的社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强有力的管制，改革开放是对此前这个僵化社会的否定，所以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新中国的一个新阶段。中国的高考制度重新启动，高考恢复从七七年开始，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是从七八年开始，一大批年轻人希望通过这个新体制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所以我亲眼见到大哥哥大姐姐们通过考试进入大学，这对我们这些学弟学妹来讲，是个很大的鼓舞，整个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吧。之所以称这个时期为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可以简单约地讲一下。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一晃快七十年了。我觉得有三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七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及其内在机理，第一个是新中国这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新时期，第三个概念是新时代。新中国是现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其重要性在于它结束了我们以前山河破碎、国家分裂的这样一个局面，终于建立了一个比较权威统一的国家，结束了以前破碎割据的状态，虽然当时港澳台还没有回来，但是国家已经基本统一了，这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的伟大贡献。所以，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发展得挺快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我们的社会生活不断地向一个比较僵化的方向在走，特别是到了七十年代末，我们的社会变得非常僵化，社会生活几乎没有什么活力了，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牢牢地控制在国家的手中。第二个概念是新时期，新时期是邓小平领导的，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主要领导人物，开创了新中国的一个新时期，我觉得新时期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国家不断给社会释放活力，从而使我们的社会生活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现代宪制的演变中寻找到端倪。我们知道，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宪法，1982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是在此前的1978年中国重新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四年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中央领导人逐步认识到我们的社会要有活力，此前我们的社会是缺乏活力的，因此1982年宪法是在此前1978年宪法的基础上的一个重新立宪吧。我们知道，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部宪法，它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宪制结构。但此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坎坷不平，相继有1975年宪法及1978年宪法，总的来讲这两部宪法深深地打上了文革的烙印，比较僵化，过于强调中央权威、国家权威，对民众生活限制过多。1978年是新时期来临的一个标志，同年制定了一部宪法，但是它还受到1975年宪法的强烈影响，所以1982年又对1978宪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这就形成了我国的现行宪法。1982年之后又经过了5次修改，前四次分别是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今年2018年是第五次修改宪法。1982年宪法及其修改是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秩序生成的一个历史起点。我最近有一个基本判断，我认为前四次即1988、1993、1999、2004年的宪法修改其内在使命就是为了解放捆绑在我们民众身上还有社会经济身上的枷锁，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等新经济形式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社会生活恢复了它的活力，这是新时期的一个很大的特点。现在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一方面社会生活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但是你们别忘了另一个方面，在我们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使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矛盾也日趋激烈，社会公正问题日益突显，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权威、政府权威和党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2018年宪法修改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的根本旨趣乃在于恢复或者重建国家权威、政府权威和党的权威。所以，我们从2018年宪法修改中所看到的加强党的领导，以及包括监察委的设置等等，我觉得在根本上都是要重建国家、政府和党的权威，这就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似乎可以说新时代是新中国与新时期的合题。作为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主要受益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因为如果没有大学，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机会进入大学，我们的人生当然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我的家乡在湖北仙桃乡下，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我们得以进入大学，得以接触到新文化、科学，接触到现代学术。所以我今天能在大学里当老师当教授，改革开放对我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新时期的社会背景之下思考人生、思考社会、思考国家、思考人类的基本状况及其未来。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对我的影响和我的同代人一样，是深且巨的。改革开放完全改变了中国近世以来积弱积贫的悲惨格局。有这样一个说法我完全同意，新中国使我们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使我们富起来了，新时代使我们强起来了。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亲眼见证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古老国家在现代主权体系中地位的改变。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时段，中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算是一个比较太平的时期，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个时代都情不自禁地由衷赞美。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当然也包括今天的大学。虽然今天的大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大学是一个知识的传授平台，也是各种思想传播的一个平台，更是一个展示创造力的平台。我是1984年上的大学，那时候的大学和今天的大学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时能考上大学的人是很少的，大约百分之八左右，应该属于精英教育，现在估计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吧，应该属于大众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今天的大学是符合现代人文精神的，在原先大学的精英化教育基础上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标志着我们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今天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提升大众化的大学教育的层次，真正起到现代大学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

凌敏、李盈：老师，您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的教育模式有何不同？

魏敦友：严格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大学教育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中国的大学教育是从晚清开始的，戊戌变法时建立了京师大学堂，可以说京师大学堂是近现代中国大学的开始，现在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就是在京师大学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的改革成果，逐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现代大学制度及知识制度，特别是经过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近现代大学基本成型。但是1949年之后，民国时的大学体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改革开放之前的大学在知识的传播，在培养人才方面，受“左”的影响比较重。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前的大学不具有现代大学的特征，因为知识传播被终止了，创造性被强烈遏止，特别强调大学的技术性特征，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学中的人文社会科学之类的专业都受到了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比如说我们的法学专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学校都撤了，只有北大和吉林大学这样一些重要的大学还保留着。我们要知道，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的活动及其内在机理的，因此具有反思性或反身性特征。比如，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到法律制度乃至于知识制度，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当然也包括法律学者进行研究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比自然科学更重要，根本就在于它的反思性特征或反身性特征。但是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前这些都受到了打击，改革开放之前的大学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比较强调技术性，工农结合，上山下乡。毛主席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类的。有的大学都已经不招生了，国家也陷入到内乱之中，所以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人文社会科学开始恢复，比如说社会学、法学等都得到了恢复。很快我们新时期的大学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的，可以说是亲身见证了新时期大学的欣欣向荣，思想争论、文化热相继兴起，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一些大学完成了现代转型，大学不应该仅仅研究科学，更应该研究人类、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的社会生活如何比较良善的建立起来，怎么来建立一个好的生活秩序，或者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才是好的。我们要向西方学习，八十年代更多的是批判传统，希望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这是我们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德先生”与“赛先生”，所以我所进入大学的八十年代，被人们称为第二次文化热，这个文化热对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大学的设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大学重新招生，使流落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关怀社会的青年们，来到大学探讨国家和人类命运，成为了新时期中国思想的主力。所以现在很多有名望的学者都是当时流落在乡间的，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对自己对国家对社会的忧思，所以他们一旦进入大学之后就如鱼得水，很快就有了深刻的思想，引起了关于国家命运的讨论。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学生关心关心个人命运，关心国家命运，关心人类命运，这样一来，原先大学的技术化特征一下子被大学的人文性特征所取代了。大学到底应该是什么呀？大学难道仅仅是传授技术吗？仅仅是传授知识吗？不是的，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与技术，更要思考人生和社会，思考国家的命运，甚至要思考人类的命运。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学，是恢复现代大学本性的一个历史性时刻，所以，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我们各个大学学科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包括同学们所在的广西大学。广西大学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才有今天的成就，广西大学作为广西最好的一所大学，它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恢复一些大学的学科，包括人文的，社会科学的，比如我们法学学科。虽然今天的大学还有很多方面不尽如人意，如“钱学森之问”今天象巨石一样沉沉地压在大学里面一些有识之士的心底，但是终究格局已成，我相信中国的大学一定会有光辉的前途的。因此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学是中国重新恢复大学的本性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期。当年蔡元培先生倡导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吸取的。今天的大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要齐头并进地发展，现代大学必然会在现代人类的社会发展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这与传统社会是有显著的区别的。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和技术，还要弘扬精神，开启人类智慧，要引领社会向更良善的方向发展。用一句话说，原先的大学更强调技术性方面，现在的大学更强调创造性方面。总而言之，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传授科学，同时还要追求人类的智慧。智慧是比知识更高的一个层次，智慧是我们思考国家，思考人类，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这方面讲的话，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处于一个更高的层面，这也就是我觉得现代大学应该起到引领社会、引领国家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原因，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角色的一个根本转换，是中国大学转进成为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时刻。

凌敏、李盈问：改革开放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魏敦友：这个问题非常好，它使我回溯自己的人生历程。从我自己来说，我们这代人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学建制的重新恢复。如果中国没有重新恢复大学建制的话，今天象我这样的一些人都不知道在哪里流浪了。我经常想起我的一个武汉大学的大师兄，现在在同济大学当教授的著名哲学家陈家琪。有一次我到上海的时候，我的另一个师兄、在复旦大学任教授的邓安庆，带我去见陈家琪。后来我们三个人到一家酒店喝酒。喝着喝着，陈家琪教授突然感叹道，我们这些人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在官场上、商场上混，如果没有大学的话，我们这些人真不知道该怎么活着！他的言外之意就是，幸好有大学接纳了我们这些爱智慧、追求知识、思考人类社会的这样一些人，能在大学里面立足，大学正好为我们这些人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因为我们这些人不适合在官场上勾心斗角，也不适合在商场上老奸巨猾，所以我们这些人体现了人类本性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追求知识、追求智慧。在陈家琪教授看来，我们这些人的性格与大学的本性是刚好重合的。所以今天我回溯我自己的人生也是，我觉得幸好有大学，大学成为了我生活的一个平台，在大学这样一个平台上面我思考人生，去追求智慧。从我自己来讲，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34年过去了，从这34年的人生阅历来讲，我觉得一步一步都跟改革开放的大潮相呼应。我自己从一个小乡下走出来，从大学开始，辗转到过不少重要的地方，也见过不少重要的人物，也亲历过不少重要的事件。总体来说，最早在北京待过八年，后来在武汉待过七年，现在在广西大学，一展眼在南宁待了二十年了。中途也到上海待过两年，到过百色待过近两年。现在想起来，我人生的经历和思想的进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北京阶段，第二个是武汉阶段，第三个是南宁阶段。北京阶段的八年是我学术人生的一个成长期、积累期。在北京八年里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本科读了四年，在当时北京的顺义县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工作了一年多。1989年又回到北师大读研究生，92年毕业，同年就到武汉读湖北大学。在北京的这八年里，是我人生起步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如果没有这八年的时间，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我将自己的这八年称之为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读了很多的书，见到了很多的人，也遇到了很多事，从而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从师友的关系来讲，我遇到了很多师友，以北师大为平台我见到了很多当时著名的学者。当时八十年代嘛，思想很活跃，北京是第二次文化热的中心，所以许许多多的著名学者都来北师大演讲，作为学生也是天天争论。那时总的基调主要是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表现为批判传统社会，接受西方的文化，追求科学的思维方式。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近几年偶尔写的一些文章，提到了当时的师友们，如我的硕士生导师杨寿堪教授，还有其他很多老师，包括后来做了中国教育部长的袁贵老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同学，相互之间关系都挺好。另外我在顺义的时候有一个人对我非常好，让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他叫王生，对我在关键时刻给予了极大帮助，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潮白河之魂》来纪念他。在得知他不幸去世之后，我很难过、伤心，所以就写了这篇文章专门来纪念他。前几年我还专门到顺义去他的陵墓前拜祭他。在北京的八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起步时期。当时社会的风气非常活跃，大家关心社会。讲到读书方面，作为一个读书人，最重要的当然是读书，接受知识，提高境界。我在北师大立志做一个“读书人”。在哲学系，读康德、读黑格尔，那是非常勤的，天天读书，早上六点起来，晚上十一点才睡，几乎在上课之外，都在自己读书，把翻译出来的黑格尔的著作都读遍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对知识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我自己作为一个二十左右的年轻人，到北京，就像刘姥姥逛大观园，追求各种学术界的大腕，当时有个叫李泽厚的哲学家影响很大，天天读他的书，同学们之间也天天讨论他。北京阶段的这八年，为我的人生、事业、学术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如果没有北京的八年的话，我的人生一定是黯淡的、浅薄的，如果没有北京的八年的话，我也很难想象今天我在南宁将会如何安身立命？所以我一直跟同学们说，你们一定要走到学术的前沿中去，在那个地方涵养若干年后，你再离开那个地方，你的境界依然是高的，不要永远处在学术的边沿地带，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你要走到中心，去看看中心它是怎样发展的，你要了解中心的思想，然后你再离开，即令到学术的最边缘也没有关系。我在北京的八年，了解了中心，认识了中心，也在中心里吸收了中心的思想，所以我现在在广西南宁并不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比在学术中心如北京的低。相反，我反倒常常觉得自己比北京学人的境界高。因为我知道的事情比他们更多，因为他们只知道北京，我不仅知道北京，我还知道周边的文化、边缘的文化。所以我希望你们到学术的中心去畅游一番，到文化中心去感受一番，到思想中心去拚搏一番。然后，再到文化的边缘地带去创造新的文化。这就是我讲的北京八年。第二个阶段，我在武汉待了七年。我1992年硕士毕业之后就到了当时武汉的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在这个所里工作我觉得很有收获。我为什么要到这个所工作呢？这个所当时的领导人是北京大学的张世英教授。因为我的硕生导师和他的关系非常好，他可以算是我硕士生导师的老师，他比我的硕生导师要年长很多。我的硕士生导师叫杨寿堪，北师大的教授。张世英教授是西南联大时代走过来的老哲学家，他在北大很重要，当年在武汉的湖北大学请他创办了一个哲学研究所，同时创办了一本杂志叫《德国哲学》。在这个所里当时有三个壮年学人，第一个是张志扬，第二个是陈家琪，第三个是朱正林，他们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我很喜欢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吧，我就到了湖北哲学研究所工作，我就认识了他们。特别是张志扬和陈家琪，印象特深，可惜的是他们很快就离开湖北大学哲学所，到海南大学创办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了。我跟他们在一起，思想很受激发。当时《德国哲学》的主编是张世英先生，副主编是刘简言先生。刘简言年纪比较大，已经七十多岁了。刘先生对我非常好，经常督促我写文章，然后就在这个杂志上发表，发表了很多。其实我自己很懒，当时刘老师经常催我，对我说你快点写文章。因为那个杂志影响很大，很多人都很难在上面发表文章，但是刘老师经常催我写文章，所以我就写了很多文章在上面发表，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我，我自己并没当回事。后来刘先生在深圳去世了，我挺难过的。我经常想念他。他去世之后我还写了一篇文章《立场问题》来悼念他。因为他希望我们年青人要团结，所以有一次他在哲学所专门要求做一次讲座，题目就是《立场问题》，暗讽我们年青人之间有些文人相轻的倾向。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好朋友江畅、戴茂堂，这两个兄长对我影响很大。这是我在湖北大学时候的情形。在武汉的另一个重大收获是1994年到1998年，我到武汉大学读博士。1994年，也就是在湖北大学工作两年之后，我考上了武汉大学的博士，师从当年著名的哲学家杨祖陶先生和邓晓芒老师，向他们问学。这一经历极大地提升了我思想品味与理论层次。可以说我到武汉大学之后就融入了武汉的学术界，以武汉大学、湖北大学作为一个平台，结交了很多武汉地区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著名学者，我的人生境界、思想境界、学术境界得到了很大提升。在武汉的七年，感受非常多，特别在武汉大学，杨祖陶先生和邓晓芒老师让我见识了思想的缜密与理论的魅力。我的人生与思想的第三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南宁阶段。我在武汉待了七年之后，我突然感觉要产生自己的思想，这就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平台，当然也是很偶然的原因，我到了广西大学，到了南宁，这是99年8月份的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我最不应该到的地方是广西，到南宁，因为在我头脑中广西是蛮荒之地，而且我无一师友在广西，但恰恰是这样，我竟然就来到了广西。人生的吊诡真正是莫过于此啊！当然即使现在看，我二十年前来到广西还是很高兴的，当然也有不开心的地方。总的来讲，来到广西是为了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读书、思考、写作。所以我把我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概括为南宁阶段，它的主要的一个内容是我构建了我自己的思想，我把我自己的思想称之为“新道统论法哲学”，我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新的建构，这是我在南宁的一个成绩吧，或者说我在南宁这么多年的读书、思考、反思，把我在北京阶段的积累、在武汉阶段的提升，到了南宁之后完成的一个思想的新建构。从读书的角度来讲，我在南宁读的最勤最多的是钱穆先生的著作。我来广西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基本上把钱穆先生的著作通读了，有的是反反复复的读过几十遍。因为读钱穆先生的著作，我领悟到了我们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文明体是怎么完成自己的化蛹为蝶的过程。我们中国文化不管是三千年也好，还是五千年也好，它是怎么起承转合的，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过程弄清楚。我通过读钱先生的著作，深刻的领悟到了这一点。为什么我把我的思想称为“新道统法哲学”呢？这是跟钱先生有关系。我跟钱先生的著作有一面之缘其实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买过一本小书，就是钱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所以当时我知道了有钱穆先生这个人，但不了解他。后来了解了，知道他认同民国政府，四九年就从大陆到香港去了。所以大陆的文化气氛一直对他就有一种封杀的意思。北京买的那本小书就繁体字，很难读，所以基本上没有深入理解他的思想。便是到了南宁之后就不同了。在南宁，无亲无故，正好有大把的时间读钱先生的书。我猛然发现，钱穆先生是阐发中国文化、中国学术思想、中国历史乃到于中国社会政治最好的一位。钱先生真正是一个学问大家，一般人评论他学识渊博，非常博大，我认为他每本著作都写得很好，他的学问之深令我极为叹服。我在南宁对钱先生的思想进行了深度研究，我的思想重新开拓了新的境界。之前我讲到两次“文化热”基本上是批判传统文化，接受西方文化，但是我读了钱先生的著作之后我的思想就改变了。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既要吸收西方现代文明，同时也不能完全抛弃我们古老的文明传统。我们古老的文明传统需要在现代完成它新的文明建构，我们中国的文明在现代必然要获得它新的形态。我在反复研究钱先生的著作的时候，也研究钱先生的学生余英时的著作，我认为中国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中，有一个钱穆－余英时学派。我对他们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非常地赞同，我读他们的书，当然也不是完全接受他们的思想，我要推进他们的思想，然后形成了我的“新道统法哲学”思想。不过，我必须指出的是，我的所谓“新道统论法哲学”的出现有一个触发点，这就是我因缘际会结识了邓正来教授。大约2004年，邓正来教授从原先的一个民间学者在吉林大学张文显教授的引导下进入吉林大学法学院。也是在这一年，他的系列论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上连载，引发轩然大波。我因读该系列文章，受到震撼性影响。钱穆先生在八十五岁回忆他的学思历程是，曾忆起他十岁时听到钱伯圭先生论及中西文化之优劣，骤聆即感“如巨雷轰顶，全心震撼”。我初读邓老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系列论文亦有此之体验。邓老师撰著的时间一晃过去了十五年了，但我仍然认为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并没有被真正理解。从我自己的角度看，《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其要义不在于建构了什么法哲学理论，而在于它深入到概念理论的背后，展示出支配中国现代性之内在的人文秩序建构的问题意识，从而为诸多法哲学理论之建立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思想平台。近两百年的中西文化冲突表明，中国学人基本上是概念主义的讨论，在民主、科学、法治等等这样一些名词上争辩，并不能深入到这些名词概念所隐含的人文秩序问题之中去，遑论去探究人文秩序的内在机理及其多样性。所以我认为邓老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系列论文把中国现代思想砸开了一个巨大的深坑，终结了一个漫长的西方知识的引进过程，为一个中国思想的主体性时代的来临准备了条件。我的“新道统法哲学”可以说是应邓老师的召唤而出场的一种现代中国思想形态。它认为整个中华文明是一个转进的过程，这个与西方人讲的线性的历史进化论是不一样的，同时和古老文化讲的循环论也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转进论的思想范式。我读钱先生的著作，我惊讶的发现他经常使用“转进”这个词，而不用“转型”。“转型”是从A到B，从一个事物到另一个事物就是“转型”，而“转进”是从A到A+。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往前发展，获得了新的质素，但是它还是中国文化。所以我的“新道统法哲学”是想展示中国文明的一个不断转进的过程。具体来讲，中国文明是如何转进的呢？他跟西方文明有何不同呢？比如，我们中国文明的特点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道”，所以我们中国文化最高的就是道，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奠定的基础。这跟西方的文明是很不一样的，西方的核心概念是“理念”，这是西方人最高的概念，我们中国人的概念是“道”的概念。所以最近有两百年中西文化的比较，这是文化的冲突，当然这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内部。人们争论着说要接受西方的文化，要克服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这不错。但是从钱先生角度讲，我们中华文明是一个转进的过程，吸收西方的文明，包括以前吸收佛教的文明，它最终的目标乃是完成中国文化的转进，形成一个新的文明，我们中国文明从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新的形态，但它还是中国文明。我认为我们中国文化三千年或者五千年有四个阶段，道论的创立阶段，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它后面迎来了三个阶期，一个是经学时期，这个时代之后是理学时代。我认为我们当下处在一个新的中华文明的新型形态的建构，我称之为法学时代。我认为我们当下的文明处在理学的末梢和法学的开启这么一个节点上面，所以我的“新道统法哲学”理论主要是为新的法学时代的来临做一个思想奠基。中国文明是一个转进的过程，在这个转进的过程中，文明是连续的，它看起来有断裂，但是实际上是新形态的获取和呈现。我的“新道统法哲学”要义是推新中华文明的新转型，让中华文明在现代绽放出新的光彩。这是我学术人生的新的阶段。当然这个阶段还处在一个萌拙期。有两个著名的上海学者对我的思想有所评论。第一个是华东政法大学的童之伟教授，有一次他请我到他所在华东政法大学演讲，他把我的思想概括为“超宏观的思想”。另一个是复旦大学的孙国东博士，他在评价我的思想的时候，他认为我的思想在性质上偏人文性，属于现代中国法学思想里面的一派，他用人文法学来概括我的思想。结合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就达到这样一个思想境界。所以对我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人生进展与学问建构大概就是这么三个阶段：北京阶段的奠基，武汉阶段的提升，以及南宁阶段的建构。也正因此，我觉得在南宁这么多年经过的很多的风雨还是值得的。近二十年，我孤独地在南中国的边城南宁这里读书、思考，最终形成自己的一个思想建构，现在想起来，我认为自己这一生也算没有白过吧。

凌敏、李盈问：请问您对改革开放还有什么看法？

魏敦友：改革开放是我们的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它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国家要释放社会的活力，所以我们看到，在近四十年，社会活力真正得到极大的释放，像我们的民营经济、私营经济都得到极大发展，中国不久前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民众的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走出了饥饿状态，我们的扶贫马上就要成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是世界性的成就吧，这是一方面有目共睹的。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因为市场机制和国家体制的原因，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社会不公正，以至于民怨集聚，社会矛盾尖锐，这是当下中国的一个严重困境。你们看今天反腐败为什么那么严厉，这也跟我们十年来的发展是有关系的。那么多的贪官被清理，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冰山一角，就是社会的不公正。一方面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另外一方面社会不公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社会不公，贫富不均，今天还有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影视、环境污染等问题，我们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受到了极大挑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些困境，当然我也觉得今天我们国家也加以整治。就人文环境方面来讲，为什么那些影视明星受社会的追捧呢？你问一个小朋友将来想做什么，不是做科学家、哲学家，而是做明星，因为明星赚钱多、收益好，这严重误导了社会的正气。最近很多人对著名艺人范冰冰获得国家精神造就奖很反感，可以看成是当下文化生态扭曲的一个征象。当然，从人们反感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正义、良知还是在的。所以改革开放有正的一方面，社会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富足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像我们习总书记说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接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自然与人文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认真面对的。

凌敏、李盈：请问您对改革开放有何期待，对我们当代大学生有何希望？

魏敦友：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业，这是我们对它的一个基本的定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三个概念，新中国、新时期、新时代是现代中国建构的一个连续过程。现代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人民要富足，国家要强大，社会要活跃，民族要复兴，所以改革开放承担着一个非常伟大的任务。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青年学生，作为大学的教授，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对改革开放抱着一个积极的心态，在不同的岗位上，要致力于推进改革开放，参与改革开放。作为今天的中国大学生，要努力学习，要理解改革开放在中华民族的崛起的进程之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重新回到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是没有前途的。作为当代的大学生，要努力精进，要和改革开放一起奋力前行，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是有希望的，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人类时代才是有希望的。特别是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积弱积贫，对人类没有贡献，对近代科技没有贡献，中国人更多的是向西方学习。但是到了今天，人类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我们从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慢慢有能力引领人类向前行进了。每个时代都有一些特定的民族和国家引领人类往前行，中国人曾经对人类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今天更有责任引领人类往前走。今天中国特别强调改革开放，不能闭关锁国，特别强调全球化时代，这也是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吧。所以我想改革开放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同学们要努力精进，加入到改革开放之中。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同学们自我的价值实现了，也就对国家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对人类有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