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9月25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层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J.Stapleton Roy，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Douglas H.Paal，前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史汀生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容安澜Alan D. Romberg，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的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与会。座谈会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亚洲基金会主席蓝普顿David M.Lampton主持，与会者围绕特朗普总统执政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各自给出了精辟的解析。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余东晖、郭至君：开场白
余东晖：感谢各位美国学界顶尖级中国问题专家来参加我们的思想者论坛，我认为这次论坛的时机恰逢其时，因为我们知道，就在今天同一天，华府正在举行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次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我们非常重视此次思想者论坛，尽管该品牌论坛已经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举办过很多场，但这是首次在美国举办。我的同事，中评智库基金会国际部主任专程为此次论坛来到华府，下面她将简单向在座各位专家介绍一下中评智库。
郭至君：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莅临，我们的智库是2012年诞生的，聚焦两岸关系、港澳事务、中国外交与周边国家关系，当然还有美国与亚太地区关系的研究。我们的智库虽然尚年轻，但迄今为止已经举办过多种类型的活动，其中代表性的招牌活动就是我们的思想者论坛，正如余东晖特派员刚刚介绍的那样，我们已经在中国大陆、港澳台甚至是韩国首尔举办过我们的思想者论坛，但这是第一次把论坛开到美国华府，而且刚好与特朗普政府下的首轮中美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同一天举行，我们讨论的话题也是特朗普政府下的中美关系走向，所以我认为这次的论坛非常有意义，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在今天下午畅所欲言，进行真正的对话。
蓝普顿：中美关系充满不确定性
非常感谢中评智库基金会的邀请，使得我和我的同僚们能聚集在这次思想者论坛上彼此畅谈。我认为这个论坛是非常应景的，因为同一天的下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刚好在华府率团出席美国新政府下的首次中美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而且6月20日特朗普总统也在其推特上表示，他知道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尽力了，尽管结果是失败的。这便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以后特朗普的政策再如此不起作用的话，他会多大程度改变对朝鲜、对台湾、甚至贸易方面的政策？现在分析中美关系走向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我想先提出几个疑问，希望在座的我的同僚们能够根据自己的观点进行一些阐述。
首先我想分析下两个国家现在的国内状况（Domestic context）是怎样的。现在的中国首当其冲的是希望能够弄清楚中美关系究竟如何，而美国则是认为首先美国人本身应该清楚自身的政策，同时让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理解美国的一些做法（American behavior）。
在我看来，我们新政府的政治进程（policy process）还在进行中，不仅在机构设置上不甚妥当，而且也没有足够合适且关键的人选来执行政策，尽管有些人夸大了现在的状况，但要说美国新政府是不是完全在对华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准备好了呢？我不是很确定。
也许在座有些人与我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还是想听大家说说对现在美国政治进程的状态的判断。至于中国，中国的十九大马上就要举行，中国政府将会有人事变更以及机构设置的革新，这似乎很能够影响很多中国的对外政策包括中国对美政策，因此，我很感兴趣中国的国内因素会怎样影响未来的中美关系走向，也很好奇我的同僚们会对此有怎样的理解。
第二，我不知道各位同僚同不同意，不过特朗普总统的政策与最初相比正在逐渐变得温和。例如对于朝核问题，他认为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且中国能够在这方面帮助美国，所以他在对华贸易、“一中原则”以及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没有什么冲突，但是如果像他昨天在社交媒体上所讲的那样，中国并不能够在朝核问题上给予他希望看到的积极结果时，我认为他会变得再度现实起来。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会回到他刚刚当选时候对这些政策的表态？有些人会这样认为。所以，我们新政府的政策究竟有多稳定（stable）？这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
第三，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同僚同不同意，但事实上，特朗普上台之后对中美关系的做法与其在竞选之时的言辞大相径庭，他目前的行为让人觉得中美关系正在一帆风顺地继续发展，不存在什么问题。但事实上，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现在的情况就比马英九担任地区领导人的时候负面了许多。大陆方面减少了陆客赴台旅游，中止了两岸的官方沟通对话，最近两个台湾的“邦交国”又先后与其断交……可以说，中美关系中重要的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并且在向着并不合意的方向发展（less desirable direction）。
最后，对于我来讲，我认为现在美国人最担心的是其在亚洲的影响力问题。我刚刚从中国边境的两个国家出差回来，我发现中国不仅在东南亚，在南亚、中亚以及东亚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都在扩大，可谓改头换面，但是美国在这些地区却没有参与，美国公司在我去的两个国家的基建建设中可以说是近乎隐形的，我们在当地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参与相关事务。
我认为，在新的环境下需要认识到亚洲的潜力。总结来说，在当前这种对亚洲缺乏关切和并不将其置于优先地位的情况下，美国很难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发挥其有建设性的作用，中美关系也难以推进。
芮效俭：美中关系的战略问题——美中战略竞争与合作
对于中国，美国应该从长远考虑。从大的历史层面上来讲，我们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变革。众所周知，冷战已经结束，现在的世界格局进入到了后冷战时代（post cold war）,目前已经没有了单一霸权的超级大国，而是有了一些世界性非常重要的主要大国和一些发挥很多作用的有影响力的国家以及等等其他小国。问题是，如何共处？
从历史上来讲，美国更擅长应对黑白分明（black and white）的状况，即清楚地知道谁是自己的敌人以及谁是自己的伙伴，但是在现在权力制衡（balance of power）的状况下，有着许多不确定性（shades of grey），所以美国必须时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确保权力的平衡不会改变，但美国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好的经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正是现在多极世界中的一部分，目前，由于区域的政策错误，欧洲的影响力已经削弱。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已成为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主要竞争对手。即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放缓，但仍然呈上升趋势，当然，中国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还能持续多久是未知数。另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这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和广度，自2013年第三次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展甚微。由于中国现代经济的改革和更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以及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也面临着现代化政治体制的挑战。无论如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是实打实的，这使得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是基础性的改变而不是行为模式（behavior patterns）的改变。
与此同时，美国在冷战后的世界里的主导地位已经有所下降。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美国在中东地区成本昂贵的军事干预措施使得美国的预算资源紧张、美国社会两极化、美国的基础设施恶化，使我们陷入了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新兴政治危机。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困难，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和经过考验的军事力量、创新和生产性经济、高等教育，以及在所有其他可能性已经耗尽的情况下迎接挑战的能力。显然，美中关系应该是我们外交政策关注的核心。
从政治学角度来讲，人人都应该对美中关系感兴趣，因为美中关系其实在检验着一些非常基础的政治学概念。首先要提及的就是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这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我不认为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会冲突，因为就人性层面来讲，个人之间、家族之间、家族部分成员之间都会起冲突，而这也适用于国际关系的层面，概括来说，产生这样冲突的原因就是守成大国担忧且妒忌新兴大国的崛起，且我认为，现在一些国家领导人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印证了这一点，关键是，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
中国是反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概念，习近平主席早就提出了中美之间应建立一种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前国务卿蒂勒森首次访问北京时，也重述并尊重了这一概念。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也呼吁应该在中美关系的合作与竞争中保持平衡，且合作是主导因素。尽管说辞不错，但是事实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并没有减少，反倒在增加，而我们的前一任政府对此没有任何作为。
2012年，中国十八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应该发展与国际地位匹配的强大的军事能力，美军当然也不愿意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西太平洋地区获得的空中和海上霸权拱手相让，因此，两个国家都在增长军费开支。这么看来，中美两国在说辞与行为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而这样的差距会在未来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谈新型大国关系是无用的。
当然中美关系还有其他问题值得关注。比如，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冲突是否会发生在美中关系中？按理说是有可能发生的。中国有足够的核武能力来对抗美国，冷战的时候美苏之间就存在核竞争，这样的话，我们更不应该轻率地谈论中美之间的战争。任何经历过战争的人都会希望战争不要重演，因为美中两国根本无法从战事中受益。至少我们应该问：中国和美国两个核能力大国之间是否有值得我们彼此之间直接冲突的议题呢？台湾问题可能算是一个，但在近几十年来，台海局势都维持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态势，且依据我的判断，美国在今后也不太可能改变本身已有的“一中政策”，刚刚当选之时的特朗普在“一中政策”上的小动作其实显示了他完全对美中关系的发展不甚瞭解，不过在后来他以及他的团队的表现已经证明他们瞭解了“一中政策”是中美之间沟通的基础，目前来讲这已经不是美中关系的一个问题。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增加军费以努力在无限期的未来保持应对中国的海空军事力量？而对于中国，这个问题也是适用的，如果中国军队的能力不仅仅是为了防御需要，而是要与国际地位有关，那么多少才足够呢？我们又应当如何处理当中国的军事力量对邻国构成威胁时出现的安全防务上的困境（defense dilemma）呢？中国目前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具体的表态，但这个问题在将来确实会导致相当大的危险。如果我们想要中美之间存在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两国是否应该探索在军事层面上保持平衡以及和平共处的可行性？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个讲得非常好，但是要如何诉诸实践？
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对两个经济体相对优势的评估。同样重要的是，中美两军有可能在军事力量上寻找平衡点吗？有可能的话，要如何寻找？为了概念上的目的，我将定义一个这样的平衡，即其中每一方都具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止另一方使用武力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同。但是由于彼此之间都不是对方的主宰者，所以彼此的意图在对方眼里看来都会被解读为具有进攻性的，就美国本身的例子而言，也应该考虑到要继续保持同盟国家对美国的信心。如果一方或双方都选择不探讨这个问题，军事预算的竞争将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各方都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应地增加利益。
显然，在这样的竞争中，相对经济实力的趋势线（trend-lines）将是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这不仅要考虑国内生产总值，还要考虑军事和非军事以及国内外等诸多问题。这样的竞争也不应该被视为美中两国严格的双边竞争，双方能够以一定的军事实力和意愿来支持朋友和盟友的能力将是一个重要的考虑，不过对于盟友这个概念，相比美国一直在这方面存在的优势来讲，中国则是试图纠正并走向非传统性的盟友道路。
处理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但忽略这个问题并不会使它消失，我们不应该气馁。中国和美国已经证明，当他们坚持这样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在困难的安全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已经在两军之间达成协议以减少在海上和空中发生事故的风险，并且还能互相提前通知军事演习。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在网路安全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很有限，但是未来还是有更多可能性的。
这只是中国快速崛起中的一个例子，我们需要对上述问题表示关切，而让我比较困扰的是，目前两国政府似乎并没有在考虑当前中美关系中的一些基本因素。显然，两国智库将需要加强向决策者提供有用的建议意见以稳定中美关系，减少战略竞争。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包道格：中美两国之间的安全因素的挑战
芮效俭大使已经很清楚地阐明了中美两国存在的战略竞争和如何互相包容的问题，那么谈到具体的地区安全挑战方面，我们在亚太有多个盟友关系处于不同的修复状况中。目前美国和日本关系相当强劲，正在朝着健康方向且以不让日本邻国感到担忧的步骤发展，尽管对于安倍政府的一些做法有关切，但在我看来，目前安倍政府在应对日本安全挑战上稳定应用的政策和资源，并非该地区不稳定的源头。
对于朝鲜半岛问题，我们则面临不同的环境。朝鲜半岛经常发生影响力巨大的角色为政治事件所驱动的事情，带来巨大的不可预见性，而产生非常大的后果。比如在韩国，朴槿惠总统被弹劾，而现在很快由新政府取代，尚不完全清楚韩国新政府想怎么做。我们有突出的朝鲜半岛问题，“独立”于美韩日同盟问题之外，需要进行深入具体的讨论。因为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口头愿望与达成愿望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的差距已经达到最大化的程度。明年我们或许会面临一个考验，即朝鲜可能展示有能力将核武器发射到美国，这虽然不会改变基本形势，但是会相当情绪化地改变讨论中的政治性。
在东南亚方面，美国的声望正受到严重打击，美国以一种我认为是反效果的方式展示着我们对中国岛屿建设以及如何施加自由航行权利的受挫感。如果美国未来的目标是希望与中国处理好该地区关于领土主权以及其他问题的纠纷的话，我们必须在双方之间找到可以冷静对话的方式。对于前一届菲律宾政府，我们曾经非常雄心勃勃地让他们为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却没有投入合适的资源。对于泰国的军事政变，美国做出过度反应。这样就把菲律宾和泰国推向中国的怀抱。至于马来西亚，美国与纳吉政府有过整整8年不错的关系，却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起诉纳吉的人，而没有从战略上考虑，也迫使他向中国靠近。
至于台湾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有能力在很长的时间内进行管控，而不产生重大的破坏。两岸之间僵局和官方联系中断还会持续下去，但从另一面看，不得不承认尽管蔡英文政府不支持“九二共识”，但她有意生存于两岸关系冷冻和非官方来往的状态下。她在民进党内算保守的领导人，这不足以让北京感到满意，他们可能还会有更糟糕的事情。我不太瞭解巴拿马与台湾断交的整个过程，为什么选这个时间点以及是什么原因，我希望能够瞭解更多，这个事件某种程度上警示我们，在国民党试图重振旗鼓时，北京对与民进党打交道有多少耐心？
还有，中国已经开始建造海外基地，比如在吉布提。在美方看来，海外基地一定与军事硬体有关，而且这样的行为是试图挑战或者想主导地区秩序。中国在吉布提的基地其实更多聚焦于后勤保障设施上，这有些像美国19世纪时在西太平洋的做法，而且他们在那里建基地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船只更多出现在那里，需要储备燃料等。现在有太多的声音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在挑衅，而不是一种现实的描述。随着中国的利益走得更远，在那里的利益更密集，我们必须预期中国会这么做。利比亚2011年时爆发内战，中国领导人当时可能并不知道有3.7万中国人正在那里工作，突然间需要撤出。现在中国对此更有警觉和准备，所以去年在也门南部内战中得以及时撤走在那里的中国人。我们应该预期中国会在这种事情上做更多。
美国可以选择是以敌对的方式还是以更多合作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的行动，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在红海和亚丁湾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行动，中国海军轮替舰只到那里驻防，虽然没有被整合进由北约主导的150特别行动 (CTF-150)，但他们起到补充作用，进行着相当有效的配合。以后如果非洲和印度洋等地出现危机影响我们共同利益时，也可采取这种模式。中国可以在区域和全球安全议程中扮演这种补充的角色，而不是与美国冲突的角色。
最后要说的是，美中之间在战略武器方面存在竞争。中国在量子卫星通讯方面的建设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美国，这未来可能引起美国的极大不安。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使得中国处于做决定的边缘，即是否有必要从最小限度的核威慑力转向反制核威慑力，我们看到这种辩论正在悄悄进行中。在这点上我们必须与中国继续沟通。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俄罗斯违反中程核能力条约 (INF)，试射中程巡航导弹，而中国也在部署与美苏INF条约限制的一样的导弹。我们现在寻求保护我们在西太平洋的基地，凭藉实力以挑战来应对挑战的思维，可能导致美国撤出INF条约。美方内部也在就此进行非常活跃的辩论。如果这个问题在美国大选中提出，美国政治家要处理这个问题会很困难，如何保持美国一直想保持的优势？如果美国认真对待包容的说法，会有很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能够以互相威慑的实力共处但又不明说威胁对方。
还有一个问题是，加强美国传统武器能力的讨论价值，随着五角大楼高层的变化在下降，但这个问题与战略核能力不可区分，即美国有以非战略能力，如深度打击、轰炸机等等，来威胁中国战略核能力的愿望。如果我们不就此进行讨论的话，将更可能成为不稳定的源头。
容安澜：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因素
不管是在正常化之前还是那之后，台湾本身的所作所为以及台湾的政治生态一直都有可能使它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潜在的问题。现在，蔡英文政府上台且不承认九二共识或是任何一种形式的“一个中国”，也让大陆方面感到怀疑。从美国方面的某种程度来讲，其对台湾的理解与大陆不同，而这种不同似乎在近年来将台湾置于了中美双边关系之上，不过至今看来，这并没有导致地区的主要安全冲突更加加剧，而我认为，也不太可能会。但是这还是基于两岸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大陆那方如何评估并实施其相应的政策。
自从蔡英文在2016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且国民党越来越颓势的情况下，大陆一直试图在使得美国方面做两件事情。 首先是让美国避免发出“错误的信号”，即美国应该对台湾低调走向台独表示不赞同或至少不表态。第二，美国应该积极地与蔡政府和民进党踊跃沟通，使得他们重新思考两岸关系并接受九二共识。前者，不发出“错误的信号”，特别针对的是对台军售，同时也还包括了美国与台湾“非正式”关系行为的高层接触和任何可能的改变。我的意思是，北京方面明白对台军售会持续下去，但是它特别关注的是先进的武器系统以及较新武器对台的大量销售。
大陆方面早在1990年代李登辉政府的时候就对美台之间政府级别的官员会面感到十分关切。大陆政府对蔡英文并不信任，且认为她是陈水扁任上时候一些危险的让台湾走向“独立”的行为的始作俑者（instigator），大陆方面特别担心美国会被蔡英文带入她不明显的挑衅行为之中。尽管大陆认为蔡英文不太可能直白地讲出“台独”，但她有可能偷偷摸摸地巩固台湾实际上的“独立”性（de facto independence），或说是两岸的和平分离的局面（peaceful separation），或者至少为未来的台独打下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蔡英文正式上任，北京方面已经认为她的一些行为，例如她的“宪法”论述，已经不是单纯的软性台独，而是法理台独（de jure independence）。不必说，“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在蔡英文以及其进一步的一些意图方面得到了强化。
为了对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或是任何形式的两岸同属一中，大陆政府已经中止了两岸官方的对话管道、封锁了台湾参加国际大会的可能性、拿走了台湾的“外交”伙伴并让其他邦交国降级台湾的非正式代表权、对台湾的非政府组织施加更大的压力，在台湾希望提升与其他国家经济关系的努力的时候施加阻力。而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为台湾公民进一步开阔空间，促进他们在内地生活、工作和学习的能力，近来特别重视的是通过两岸的经济和社会一体化来赢得台湾人民的心，而不是通过马英九时期的两岸新协议机制来达到心灵契合。
美国在多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两岸双方有责任为和平的两岸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是对于蔡英文上任之后的一些做法以及她是否真的不会在将来挑衅大陆当局，美国还是有所担心的。需要坦率地说，大多数美国人——至少与我接触过这些问题的美国人，已经相信蔡英文会坚持不挑衅的政策。虽然她没有清楚表示过承认“一中原则”，但是她目前的所作所为与前任政府相比并不大相径庭。即使不赞同，但蔡英文没有直接在国际社会上就主权问题挑战大陆方面，也没有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她也没有再在公开的场合中表达“‘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这样的立场。而她对于“中华民国宪法”秩序（有时候她只称“宪法”）的立场以及她尊重1992年以来的会议成果一般都是完整的。
尽管马英九的讲话是反向的，但美国从来没有赞同过九二共识或任何其他关于现在或将来两岸关系性质的言论。但是，它明确表示赞赏在九二共识的支持下双方取得的进展，无论是否在这一框架下，美国都强烈希望在和平与稳定的气氛中继续保持这种进步。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大陆政府目前对蔡政府施加的一些压力是无益的，只要蔡政府没有出格的举动，有人就会不满大陆政府的所作所为，而这种做法也被认为是惩罚性和适得其反的，其实这样做比蔡英文的行为还要更加挑战两岸关系的稳定。特别要一提的是，美国专家们瞭解北京方面关于蔡政府摧毁两岸“共同政治基础”的观点，但专家们倾向于看待她的实际政策，而不是她的一些口头表达，而他们所得到的结论是：她基本上是尊重现状的。
当然，最近的一些不稳定一开始是因为特朗普总统试图用“一个中国”原则作为杠杆来与大陆政府商谈对于他来讲非常重要的朝核以及贸易方面的问题。特朗普总统现在已经放弃了用一中原则作为施加压力的筹码，在我看来，这也许是北京方面已经给了一些他想要的东西。所以说北京方面在“一中原则”上谈判是不太恰当的，在这点上也不能否认特朗普确实做出了一些努力。
尽管目前岛内对美国政策的可靠性感到非常的焦虑（我质疑北京政府也存在这种焦虑），但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中国”政策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适用于其基础。美国有一俚语，叫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编者注：不要弄巧成拙的意思）。尽管有些人不同意，但美国对“一中政策”的要求具有一定程度的细微差别和灵活性，但其基本原则并没有被破坏。当然有美国人希望看到美国对台政策有一些重大变化。有些人会表示，我们在与大陆政府的双边关系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在于我们继续甚至深化与台湾的关系，无论是在军事方面——包括不限制地对台军售，还是经济方面帮助台湾争取更多地参与国际以抵抗来自大陆的压力。这些人认为，如果美国默认大陆政府的立场，不要对台湾太多地“施加援手”，那么处理起中美关系来会更加容易，所以从“战略”角度上来讲，这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大幅调低对台湾的关系。
当然也有其他一些人认为应该继续这样与台湾进行接触，在美国，只有一少部分人支持或承认台独，而且在我看来，这是一些少数极端且被边缘化的分子。很多人认为，美国在官方接触、有限制地对台军售甚至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等举动，已经能够很好地扩大与台北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关系。坦白讲，我不知道去年秋天特朗普和蔡英文的通话中说了什么，台湾方面对那次通话感到高兴也感到担忧，他们担心这一次小小的“胜利”给日后的两岸关系带来更大的、他们不想看到的对抗，所以他们才说“那次通话没有反映出任何政策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我认为是这样的。
即使从美方的宣导者来讲也感到欣喜，但是他们比台湾同行更不满意通话之后的效果，那之后大陆方面做出的一些列反应以及四月初的海湖庄园会晤让一些人可能会重新思考一下战术，如果不一定是要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为总体目标的话。在两岸关系中，影响美国人判断大陆与台湾两方谁是好的和谁是坏的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是：大陆没有十分考虑到台湾人民的体面感（the sense of dignity）。我记得马英九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提到了给予台湾更大的国际空间，他也强调不仅需要台湾人民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也强调了尊重尊严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他希望北京方面明白，即使想自然避免“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或“两个中国”的局面，大陆“公平合理的安排”也必须考虑到尊严的因素。
至于我自己判断，特别是过去一年，即使是在马英九还在任上的时候，北京方面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足够的考虑。所以无论大陆做了什么，在台湾看来都是惩罚性的、让他们愤慨的行为。我认为大陆政府应该有更长远的视角，否则会违背中国长期以来和平统一的目标。而且，虽然美国不倾向于“选边站”或是深陷两岸关系的角力中，但我认为在国会上强烈支持扩大与台湾的接触，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且尽管大陆方面有反对意见，但美国还是应该提高这种参与的可见度。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不是故意激怒大陆政府，尽管的确有这样的声音存在。当然，中国各方面的政策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我认为，促进与台湾的更紧密的关系是美国大多数人的看法，台湾理应变得更好，而美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更好且适当的作用。
杜大伟：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分析
我想，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有十年左右了。在相似的规模下，中国有着美国四倍的人口但目前只有美国四分之一的生产力，不过未来我们可能会面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情况，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最大贸易国而且它正在快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体，我们看到，中国很多投资公司来到美国，美国是中国最优先选择的目的地，“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其中之一。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所有发展中国家的70%到80%，有趣的是，直到现在，中国更多的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而不是在东亚投资，这些很重要但都不是万亿美元的项目，不过，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体，不同类型的资本对于中国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来源，这反映了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走向。
对于美国而言，这是挑战，但论结果，双方是可能达到双赢（win-win）的局面的。随着贸易量和投资量的增大，中国正在崛起，这就是潜在的双赢，美国已经与中国有了很多的经济接触，也从中获得了很多利益，但美国一直抱怨中国不按规则进行（play by rules），但是这事实上来讲是不太公平的指控，中国已经签署了很多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行为规范上的协定，也越来越多地在履行其承诺。中国在过去五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同一般，令人惊讶，但美国开始担心中国还只是一个部分开放的经济体：例如中国在汽车业方面有25%的关税，农业贸易方面也有很多限制，让美国认为中国最不符合规则的就是在大多数新兴服务行业方面禁止外资。不过中国没有在这方面签署任何协议，所以不能说中国是在“破坏规则”，考虑到改革投资的因素，中国的这些限制不像是印度或者巴西等国那样单纯的保护主义，而是比印度、巴西或者其他G20国家有着更多的限制。
这便是美中关系的一个大问题。现在很多中国资本流入美国，占据市场位置，但美国的公司却不能在中国占据同样的位置。我认为，中国这个部分开放的模式做得不错，但我也认为它正在失去动力（running out of steam），过于简单化是其风险（oversimplification），中国的一些服务行业面临的低竞争力、低生产率甚至倒闭的风险，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变得缓慢，这对中国以及美国都会产生直接以及间接的影响。
如果从战略层面思考的话，根本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接纳全球性的经济机制？是否会因为一些具体的规则而表达自己的意见？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主要支持者，提供了很多融资管道（financing vehicle）而且即将成为IMF的第二大股东，美国应该就此表示欢迎。我个人倾向于交易透明化，所以在我看来，美中之间经济贸易方面如果要有更深层次的接触的话，双方谈判的时候应该付诸战略层面上的努力，中国和美国都应该受到全球性规则和系统的影响，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才是能获得双赢结果的最佳方式。
当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企图改变以及引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一种表现，但我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我同意中国认为世界银行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的作用正在减弱的这个观点，所以中国便建立了这样一个由80个成员国组成的亚投行，它在成立最初的两年贷款了25亿美元，这不是什么太令人振奋的数字，且其项目有四分之三和已存在的发展银行有所重复。亚投行对世界秩序的确有影响，但是并不会扰乱世界秩序（upsetting the global system）。
至于美国，我想说，即使全球化这个进程很顺利，对美国来讲也是个大挑战。因为全球化就意味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也会成为世界系统的一分‘子，这对美国经济来讲是有一定损伤的。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工人成为大赢家，而半熟练工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制造业工人的数量也会减少，现在有很多工人其实没有本科四年的学历，这其实对经济进步没有正向影响，而产生这样情况的原因也和全球化有关。如果美国想继续支持国际开放体系的话，应当在投资教育、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安全网路甚至是一些国内议题上做得更好。现在的美国政府似乎更看重交易性（transactional）。它的一些经济行为，包括进口牛肉、乳制品到中国市场，在中国可以使用美国信用卡等，尽管这些都是好的，但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如果七月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可以有较大的突破的话，我个人会感到非常欣喜，且我认为这也是符合中方利益的。不过，我的确不太看好今年就会有很大成果，因为十九大很快就要召开，让我们关注十九大以后未来一到两年的发展，看看会发生什么。
那么，特朗普会在经贸方面重新回到他在竞选之时所阐述的一些政策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特朗普现在可能不会这么做因为当前时机不好，尽管他曾表示要对中国收取高达45%的关税，但我不认为美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会支持他这么做，但可能会有钢铁行业的反补贴税等一些小动作。我认为，其实美国不愿意在交易行为中处理一些中国的诉求，所以多年来一些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我不认为美国会真的有全面的保护主义，因为政治方面不会对此表示支持，但这确实会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一些小小的烦恼，但重要的是，这不会导致双方在战略层面的大矛盾。中美之间应试图建立彼此都能支持的、都遵循其规则的全球经济体制，这样不仅可以使得双方在经济层面受益，也可以建立更好的基础以避免一些政治和军事议题上可能引发的冲突。
自由讨论：
蓝普顿：刚才大家都讲了很多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等大的方面的事情，但我想我们的自由讨论环节可以更加聚焦到细节问题上来。最近，朝核问题成为了美中关系的一个主要议题，这也是我们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存在极大潜在威胁性的因素。特朗普政府此前希望中国能和美国一起施压解决朝核问题的策略失败了，至少是不起效果，他本人在社交媒体上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我比较想知道的是，各位同僚怎么看待或者评估这个后果？美国会不会因为这次政策的失败而将其对朝政策改成纯粹性的威慑？根据我的判断，朝鲜的任何举动都是想显示生存的渴望，所以其一些行为是不可阻挡的。美国应该对此进行相对应的施压政策，也许我们会签署和平协议，但是一些声音也期望正常化必须伴随着发展。那么大家认为这个方向是可行的吗？美国会对此有什么反应？这样的政策是耐用且合宜的吗？
芮效俭：对于蓝普顿先生问题中提到的施压的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之前与他人探讨的时候，也有提到施压以及遏制方面的问题，不过我首先想说的是，美国现在有着不利的大背景，即我们已经失去了核垄断地位，从历史上苏联开始发展核武的时候，我们的家园就开始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目标，中国也在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成为核力量的拥有国。美俄互相都想在核武方面抢占先机，这便导致了非常冒险且不合法的结果。朝核问题是需要多方参与的，不是一次性的打击就可以解决的，朝鲜随时可以通过拥有的核武器“自杀”，除非可以更换一位更加理性的领导人。我认为，冷战结束已经25年，在冷战那段时期成长起来的人们知道什么是威慑，但是随着时间的进程，这样的人越来越少，甚至我认为已经快不存在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经常有人在战略上很容易就提起威慑这个词。
容安澜：我想先回应的是，刚刚提问中问的特朗普接下来会在对朝政策上怎么做的问题，我想我们不应该仅凭一条推特来判断特朗普之后的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包道格：我不知道他的那条推特想表达什么。
容安澜：特朗普推特上说的意思我不认为是真的，其实看看海湖庄园会晤的时候特朗普以及其他高层官员的表述，就知道是有比起“让中国来解决这个事情吧！”更为实际的方法，中国的确是对朝核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但它并不能独自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特朗普推特中的重点是“至少中国尝试了”。最近中国开始积极面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双暂停”和“双轨并行”的无核化策略，是因为中国担心美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军事化，纵观现在时局，战争是有可能的，而如果开战对中国会有很深远的不利影响，它的国家安全也会变得不可预测。不过中国在确认美国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武的情况之后放松了很多，我想我们也不应该逼迫朝鲜动武。我认为，只有美国确认朝鲜的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真正可以威胁到美国本土的情况下，我们之间才会有冲突，现在中国、美国、韩国还有其他相关国家，特别是中美两国需要做的就是通过战略框架来确保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不过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耐久的，因为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到，朝鲜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不会停止，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朝鲜洲际导弹的发展，如果真的发展到最坏的情况，我相信美国领导人是能够花时间来做下决定的，但显然，中国并不希望那一瞬间的到来。现在我们应该和中国一起做的是，不仅是要治愈这个问题，也要发现其它方式努力防止事情进一步恶化。
芮效俭：我同意。美国对叙利亚政府发动军事攻击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就在美国，这应该对其对朝政策的思路有所触动。因为这样做是特朗普在证明美国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朝核问题比叙利亚的情况复杂得多。
包道格：我想，美方现在对朝的目标还是要其无核化而不是寻求过渡到威慑阶段，这是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据。
容安澜：问题是，朝鲜是不是真的有兴趣探讨冻结核武？如果朝鲜决意要用核武来对付美国，那么探讨让他们冻结是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包道格：有一种说法称，未来六到九个月内，朝鲜会以美国阿拉斯加水域为目标发射洲际导弹，就是要让美国明白他们有这种能力，那时美国会怎么应对？可能比我们讨论的情况更糟。
芮效俭：这个问题有意思，我认为，需要确定的是威慑的确对朝鲜有用。
包道格：我们在对朝政策的评估以及试图将其放在优先位置上的举动都有点急躁。
蓝普顿：相当明显的是，美国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威慑最小化，这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而且在问题在大家面前都清晰前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总是好的，美国愿意在朝核问题上签署和平协议，也希望能够稳定传统局面，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合作，对此制定一个正面的政策而不是任由危机摆布我们。
容安澜：尽管我喜欢这个提议，但从政治角度来讲我觉得它不太可能。
芮效俭：我同意容安澜先生说的，尽管我们不想放弃但必须承认现状。特朗普那条推特展示了美中在这个问题合作上是积极的，如果朝鲜继续开发洲际导弹以用其对付美国，那么就会发生误判而导致最大的危机，所以中美才应该合作起来应对，而实际上，中国在海湖庄园会晤之后就已经这么做了。中国官方也已经表态会为了阻止朝核继续发展而施加压力，美国则不应该移走那些压力。如果没有试图阻止事情的发生，就直接跳到威慑的步骤，那将会是十分困难的。
包道格：一直以来，朝鲜有抵制情绪是因为我们对他回到谈判桌上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放弃核武，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它是可以回到谈判桌与其他几方谈判的。现在美国的策略是极限施压和合理接触，这是一个能够被理解和支持的政策，中国对此也没有批评。
芮效俭：正是。中国在这方面现状上的表态是一贯的。
容安澜：我对和平协议有一个疑虑，虽然我认为无核化可以和谈判和平协议中的条款一起进行，但我却不能设想签署一份针对朝核问题的和平协议，这超越了美国应该且可以做的范畴，我们的政策界与国会应该也不会支持，我也不确定中国目前怎么想。
芮效俭：我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我想如果我们更多地考虑阶段性的决定的话，这个问题会更加可操作一些，短期内，我们想要冻结朝核，但是也并没有放弃无核化的目标，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冻结”，这样才会有可能在朝鲜无核化的问题上有所进程。伊朗就是个例子，它愿意减缓发展核武的意愿，是为了与国际社会有更多的接触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蓝普顿：我认为这是合理的，但这是特朗普政府的方向吗？我对此有点疑问。
芮效俭：在我看来，我觉得现在国务院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都没有在对朝政策收到白宫方面的任何建议，特朗普政府对此没有明智的政策审阅是因为他们没有需要的人参与其中。如果没有总统团队中的人瞭解细节但又涉及到很高层次的话，特别是谈到协议方面的时候，领导人往往只瞭解一个要怎么做的概念但并不瞭解细节，但“魔鬼在于细节”。但是我们目前不论是在国务院、国防部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没有合适的、瞭解细节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才停滞不前，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再犯错误了。
蓝普顿：正是。
芮效俭：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我认为还不错，在海湖庄园会晤的时候，我觉得尤为不错，因为他没有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海湖庄园会晤之后，双方在多个方面达成框架协议并一步步推进，而且两国领导人之间也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这对于特朗普政府管控分歧是必要的。不过问题是，双方依然在最基础的方面互相缺乏瞭解，所以针对朝鲜的不当的推特或是政策起了更加负面的作用，人们也会对此有所批评。
容安澜：我不是很清楚朝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且我也不认为中国对朝的大框架策略改变了，中国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看到战争和混乱，如果可以避免的话，他们也不希望看到韩朝统一，不想对朝鲜施压太大，不想看到统一后的韩朝是以美国为指导而存在的。
包道格：实际上，我上周听了一个中国学者颇有说服力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统一后的朝鲜半岛由美国控制的话，比实际上现在朝鲜对中国的危险还要大。
容安澜：我同意这个说法。
芮效俭：我的想法有些许不同，我认为问题关键是韩朝是否真能统一且不受到西方体系的影响？实际上像是六方会谈的机制已经在预处理这个问题了，日本希望确定韩、朝不会向中国靠拢，而中国希望确定韩、朝不会向西方社会靠拢，因为中国本身很肯定可以处理好与朝鲜政权的关系，但却不能保证能与美国的同盟国有很舒适的关系。不过按照现在状况来看，向这个方向发展是不可能的。
容安澜：中国和美国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与韩国沟通，没人希望韩国那么做因为它并不是核拥有国，如果要那样做的话，必须考虑好之后应该怎么做。
蓝普顿：我认为中国对这样的对话是比较具有抵抗性的，因为这可能对朝鲜是一种信号。各位觉得这是准确的吗？
芮效俭：谈到朝鲜，一定会讨论到政权更替问题，但我们现在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所以要把这个问题先放到一边，我们应该假设届时半岛会统一，那么美国和中国要一起来解决什么样的战略问题？
包道格：我觉得中国领导人，至少是现在看来，是不会愿意提出这个议题的，除非美国领导人首先在公开场合提出这个议题。
蓝普顿：我们现在不妨从更大的战略角度讨论一下美国同盟的议题，我们与韩国、泰国、菲律宾等都有同盟关系，这也是美军在亚太的三大枢纽。我们应该怎么维持尼克森曾经说过的和平结构？
包道格：与对半岛问题一样，特朗普政府目前逐渐意识到美国与亚太特别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同盟的关系需要重新投资，所以特朗普也与新加坡、菲律宾的领导人通了电话，建立了联系。
容安澜：首先我想说越南在这个议题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美国应该在与越南的关系上多注意。其次日本目前似乎并没有完全扮演着同盟者的角色，这个值得我们，甚至是中国关注。南海问题比东海问题总是更热一些，每次安倍希望在南海施做更多动作的时候，中国都会有所反应，我们应该考虑这点且美国也应该对此表态。我质疑美国现在是默许安倍做所有的这些事情。
包道格：我不太清楚，因为消息有些混乱。美国国内对于我们是否要管控南海问题意见不一，我个人认为美国都没有完全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为什么还要插手中日关系呢？
芮效俭：我觉得我们应该解放思想。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新安全合作机制，这和我们对欧洲的概念是一样的，而且他并没有说过要改变现有的同盟状态。2005年9月19日的时候，六方会谈机制发表了首份《共同声明》，那是我们开始合作的一种尝试，后来美国便开始拒绝这样做。但我的问题是，试图拓宽安全机制使其置于现有范围之上的缺点是什么？
包道格：相比缺点，我倒是看到了更多对立点。想要让亚洲地区建立类似欧洲的机制是十分困难的，弄不好便会导致国家甚至地区的不稳定，我们要先搞清楚目标和价值观，至少现在国防部长和国务卿没有这么做，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地区安全机制，如果只是仅仅给我们的盟友提供一个庇护的地方是不够的，这和我们的概念是有冲突的，我倾向于比较主动的姿态，那样我们才可以与中国处理一些权力平衡的问题。
容安澜：我觉得问题大概是他们觉得美国这个概念的优势不再了，盟友们会对破坏了一些同盟体系安全感的行为有所考虑。
芮效俭：中国主张的安全合作机制会遇到阻碍，但这个想法听起来是不坏的。不过，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美国会支持中国这样做吗？答案是不，因为日本会自动将其视为错误的举动。第二，美、中、日会共同提出这种倡议吗？答案还是不。是否可以由东盟为领导，得到美国和中国批准的一个机制？
容安澜：我还是怀疑的，东盟作为领导是形式上而不是实际上的。在这个阶段还没有足够的信任为任何国家投资这样一个安排来取代现有机制。
芮效俭：不，我不同意“取代”这个词，中国提出了个有用的概念，欧洲领导人赞同这个概念认为这有利于发展地区稳定，我们也不应该一上来就否定。
蓝普顿：美中两国都面临各自国内的政治环境，无论是经济方面也好还是战略方面也好，各位同僚认为中美关系有机会看到可行性且有意义的进展吗？各位怎么看我们这两个社会在未来继续为地区稳定继续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在政治上的可行性，尤其在特朗普政府人员还不齐的情况下？
容安澜：实际上，中美两国政府目前在一些方面很难合作，比如气候变化，尽管之前有一些成果。一些声音认为美国可能会继续“退缩”。另一个是南海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和美国都要互相搞清楚彼此在这个地区的目标，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是比较棘手的，应该努力沟通、互相理解。
芮效俭：我想从冷战时期的一些经验再说一下，当时美苏之间频繁接触以商讨两国之间最基本的战略平衡问题，很多人认为这个方法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但我认为他们错了。如果领导人们能直接这么做，那么其他副手也会跟着这样开始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在太平洋地区的平衡问题，美中两个国家的人们应该开始审视这个问题。目前来看特朗普对这个没什么兴趣，但这是必须的，如果我们想解决彼此之间的大问题，我们必须从小问题着手，然后再看两方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基础可以深入讨论。这是一个必须开始的长时间的进程，但我现在担忧的是我们似乎不能开始这个进程，同时我们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厉害了。
蓝普顿：对的。当下特朗普政府无法展开这个进程。
杜大伟：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因为不能在双边投资协定等方面与特朗普政府的谈判取得进展而感到失望。我建议中国可以先和欧盟达成交易。
包道格：中美在阿富汗方面有着很好的情报方面的合作，中美两国也应该在针对朝鲜核武器等特别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蓝普顿：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还是有积极面的，双方应该交换更多的治理经验，地方级领导也应该更多地来往，使得中美关系以建设性的方式继续向前行。
美方专家简介:
芮效俭（J. Stapleton Roy）：美国外交家，1991年至1995年间任美国驻华大使。出生于南京，成长于成都，是当今美国外交界和学术界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芮效俭在美国先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56年毕业后考入美国国务院，任情报分析员。1978年，芮效俭被派往北京，任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是主任伍德科克的主要助手，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全过程。2001年从美国国务院退休后，加入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活跃在美国各大主流智库。
蓝普顿（David M. Lampton）：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担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亚洲基金会主席。1988年至1997年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1998年至2006年在尼克森中心（现在的国家利益中心）做中国研究专案，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曾担任奥巴马的中国政策高级顾问。
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美国政治人物、外交人员。曾在1986年至1993年间，担任美国总统隆纳.雷根与乔治.赫伯特.华克.布什的国家安全局职员、总统行政办公室特别助理。亦曾在2002年至2006年间，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容安澜（Alan D. Romberg）：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和涉台研究学者。他曾任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政策规划委员会首席副主任以及公共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在国务院对亚洲事务上工作长达27年。
杜大伟（David Dollar）：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专案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发展专案的资深研究员，是中国经济以及中美经济关系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2009年至2013年间，杜大伟曾任职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在任期间他推动了中美之间有关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对话，包括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美国财政部和中国经济决策者间各个层面的频繁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