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有很多人认为，应该把这段特别的历史置于更大的大历史中考察，才能看得更为透彻。

巨大的变化，一定不是突然发生的，一定有长时间的蕴积。有过海上生活经验的人，见到很大的涌浪，可以根据波高和波长判断远方风暴中心的距离。因为涌浪不是风浪，不是因本地的风而起，而是从很远的地方缓缓运动过来的。

同理，若将40年改开理解为一个持续高涨的经济和社会浪潮，那么根据浪潮的高度和可预测的长度也能够判断出，内在的伟大动量，不会仅仅来自于当代，应该是从历史深处发轫的，而且应该是逐级迭加的，相互加强的。

哈·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篇论文中说：“一个特定时刻的历史进程，不论是政治、社会或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不仅是环境，而且也是以前所有取得动量的产物。”

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国家，一个从超大的清帝国架构转型而成的现代国家，天然地内嵌着全部的传统、全部的多元、全部的历史丰富性，当然不是只有一个沿海地区，也不是只有一个儒家传统、一个近代史叙事、一个现代化。

长期以来流行一些针对这40年的简化理论解释，例如：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不成功，后来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功了；或者，过去做了不正确的判断所以走了弯路，后来做出了智慧的选择所以成功了等等；都是在前后几十年的事情里自我说明，不出当代。

有人也强调大历史，尝试把近代以来的历史结合进来，但讲来讲去其实并未走出多远，甚至把少数几个人的思想形成过程、几份报告的修改出台过程，放大成了历史运动本身。从思想资源方面看，即使追溯到源头，追到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或追到卡尔马克思出生，也不过只有二、三百年，谈不上是真正的大历史。

更大的局限性在于，源自于近代西欧的历史传递线，无论哪一条，到达中国之后的最终落脚点，其实不是整个中国，而只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回顾这40年，那些“先行先试”地区，一系列突破性的做法，一些重要的会议、重要的决策，都出自东部沿海地区，也主要落实在这个地区。学者们的各种调研考察、总结经验、形成结论，其观察样本和直接经验，也都在这个范围内。而最主要的鲜活印象和感觉冲击，则大部分来自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之后的前后对比。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人们在回顾和讨论改革开放40周年时，也许一直就有视野和格局上的偏差——空间范围偏向于东部沿海地区，历史尺度偏向于近代和当代，有时只集中在近40年。

与之相对，则是另一个更大的空间和时间视野。人们一旦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进入广阔的中西部，中国这个超大国家的空间广度和历史深度就会充分展现出来，用另一个声音告诉人们“何为中国”。

例如在新疆，描述历史不大会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和同年问世的瓦特蒸汽机说起，人们更多地会感觉到从1757年平定准噶尔到1877年左宗棠收复南疆以来的这一条历史延长线，而这条延长线不出新疆范围即可以一直上溯到两千年前的张骞通西域甚至三千年前的周穆王西征。

再看西藏。这块足足有5个英国大的地区，今天能够牢牢保持在中国版图之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清政府当年一系列治藏措施的历史承续。从1653年对达赖五世的册封、1709年派遣驻藏大臣、1713年确立班禅大师地位、1751年设立噶厦政府等政策开始，直到1951年和平解放、1965年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历史的延长线曲折跌宕，但并没有中断。

走进了中西部，不仅是走进了更完整的中国，超大版图的中国，也走进了真正的大历史，长达5000年的历史。

担任过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孔飞力九十年代写《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全书第一句话就是也深刻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一种“中国的过程”？

不能把超大版图当作想当然

如果在清朝末期哪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向未来展望，不大会有人对于日后的现代中国拥有大部分清帝国的版图具有完全的信心。且不说一战之前帝国主义列强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围猎，“瓜分豆剖局面已成”，实际上中国内部汉人与非汉人、汉地与边疆地区之间的四分五裂，也同时在加剧进行。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武昌首义打出的旗帜是铁血十八星旗，只代表“晚明汉地十八省人民”。随着清王朝的倒台，这个超大帝国本来的三层政治结构——中国本部、鞑靼中国、册封属国，也名存实亡。

尽管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时”爆发，中国分裂成为奥斯曼帝国第二的前景没有在20世纪初成为现实，但是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仍有两次陷入濒临亡国的危险——三四十年代日本的全面侵华，六七十年代美苏两霸对中国的南北夹击。而这两次亡国危险，中国都是靠依托广阔的中西部腹地这个战略纵深，才最终转危为安。

抗日战争那一次不必多说了，今天很多人对于1964年启动的“三线建设”了解不够。回过头来看，1964年在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同时面对着北方边境苏联的大军压境和南方边境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诞生不过十几年的新中国，随时可能面对一次“外科手术式”的全面核打击。从那一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并不是西部大开发，而是在“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下，将当时仅有的国防科技和工业基础，转移到最后的战略防御线上，并进行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单纯从超大版图从清帝国向现代主权国家的传承过继这个角度看，那么这个过程，若从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开始算起，直到1972年中美实现和解、两国热战威胁解除，历经70余年才算最终惊险完成。虽然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但平心而论，满清政府、民国政府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有所贡献。整个卫国守土的过程，应该视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伟业。

今天的很多人，也许由于享受和平的时间太长了，把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领土和30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都直接当成了想当然的事。经济学家们每每提到13亿人统一大市场，提到巨大的市场规模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相关性，也不觉得这个先天条件有什么问题。其实人们应该充分地意识到，今天这个包括了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地的超大版图，这个融合了众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和它的超大规模人口，都不是现成的，而是用了长达5000年时间积累而成的。历史上的周公孔子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古以来的元明清帝国大一统，都是中华民族在版图和人口伟业中逐代接力的奠基人。

历史非自今日始，历史也非自300年前、500年前始，对于中国这个超大国家尤其是如此。

西部大开发是更大的历史任务

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那些下意识地将东部沿海等同于中国的人们来说，似乎刚刚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根据当时的规划所确定的“西部”，其实是一个面积广达68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部国土面积71.4%，包括了北自黑龙江西部、南至贵州和广西全部这一线以西全部12个省或自治区的巨大区域。

在2017年的《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中，这个大战略被表述为“是我国发展重要回旋余地和提升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巨大潜力所在，是推进东西双向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前沿，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具有优先地位。”

要不要想一想：一个经济体，可以在高速增长了20年后转而进行新的战略布局，在接近全国面积3/4的另外一块国土上重新调整地区经济结构，发挥互补优势，开拓市场空间；然后在又一个20年后，在这个超过18个日本或28个英国的广阔地区进一步挖掘发展潜力，贯通东西两个方向，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这是随便哪个经济体都可能具有的条件吗？

当新加坡政府说要“翻开每一块石头”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时，该国的官员们差不多真的是在那片袖珍国土上逐块地翻石头。而对比之下，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至少在面积上却相当于是在“翻开每一个日本”、“翻开每一个英国”地进行规划。这是随便哪个经济体都可能具有的条件吗？

大多数中小国家当然没有，只有坐拥超大版图的大国才可能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条件，只有中国才具有，与中国自身的特殊历史和国情密切相关。而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不研究这些特殊性。

根据统计资料，西部大开发虽然即将进入第三个十年，但经济指标的改善并不十分明显。东中西三部分GDP总量的大致比例仍为3:1:1，西部12省份的总量与中部六省份大致相当，两者总和只占东部地区的三分之二。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看，排在后五位的是西藏、甘肃、贵州、云南、青海，都是西部省份。

如前所述，超大版图的承接和捍卫用了70余年，那么可以认为，在这个超大版图的国土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自1970年代中期直到今天的一个历史任务。而这个历史任务，只有在整个中西部实现了崛起，赶超并接近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水平后，才能算是基本完成。改革开放40年，也许才只是一半，甚至更小的一个阶段。

习近平主席说，“中国梦”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这个梦想的实现，与“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一致，也与中华民族真正的大历史相契合。回顾总结改革开放40年，就应该在这个大历史——全部国土的全部历史——中加以考察。

本文原载于《观察者网》